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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六小龄童本名章金莱，是南猴王“六龄童”章宗义的小儿子。1959年4月12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绍兴，现为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演员剧团国家一级演员。他出生于“章氏猴戏”世家，从小随父学艺。1976年6月在上海高中毕业后，考入浙江省昆剧团艺校，专攻武生，曾主演昆剧《孙悟空三借芭蕉扇》、《美猴王大闹龙宫》、《武松打店》、《三岔口》、《挑滑车》、《战马超》等，颇受观众好评。1982年初，六小龄童在杨洁导演、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联合摄制的25集大型神话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中主演孙悟空一角，该剧1988年新春在国内外播出后引起巨大反响，并荣获年度中国“飞天奖”的特别奖、“金鹰奖”最佳连续剧一等奖。六小龄童因此被评为中国第六届“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奖及第一届（新时期十年1978年至1987年）“中国电影电视十大明星”奖，同时，以123万多张选票当选为“中国第二届电视十大明星”。该剧在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及东南亚各国播出后，受到广泛好评，六小龄童从此家喻户晓、蜚声中外。
六小龄童不仅演技一流、武功高强，他写的文章同样也是非常出色，本期“星·美文”栏目，特别编发他在博客上发表过的两篇文章《我的“裸婚时代”》和《母亲的恩情》。您会发现，“猴哥”的文章风趣幽默、感人至深。
两年前，随着一部名为《裸婚时代》的电视剧热播，“没房、没车、没钻戒、没婚纱、没存款、没婚礼和没蜜月”的“裸婚”开始引起热议，一时间关于“裸婚”的争议此起彼伏，回顾我25年前结婚时的状况，其实就是纯粹的“裸婚”。
我和我的太太于虹相识于《西游记》剧组，她在剧组做场记，客串了《天竺收玉兔》中的王后一角（不是李玲玉扮演的玉兔精），1988年《西游记》前25集拍完之后，我俩自然而然地谈到了结婚，有人说我是“西天取经”的最大赢家，不仅取到了真经，也娶到了媳妇。我们结婚的日子并不是特意选取，而是根据我们的约定：我获奖的那一天，就是我们的婚期。
1988年6月12日，第六届大众电视金鹰奖举行颁奖仪式，我荣获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奖。但很不凑巧，那天我正在随中央电视台《西游记》艺术团去新加坡演出。既不能够回国领奖，也无法回国举行婚礼。怎么办呢？要么更改婚期，要么马上回国，但后者几乎不可能：《西游记》艺术团如果离开了孙悟空，还能算什么《西游记》艺术团？最后我和于虹商量决定，新加坡的演出照样参加，婚期则依然不改，唯一更改的是：婚礼不举办任何仪式。
新婚之夜，我在新加坡，于虹在北京，我们在两地，虽然不能够见面，但是我们通了国际长途电话表达各自的心情，所以并没有感到遗憾。
结婚前我随剧组住过一段招待所，结婚后我们没有房子，住在于虹父母家不到10平方米的房子里，大概三四年之后部队给她父母换了新房，腾给我们一间15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几年后单位考虑到我们的困难分给我们一套70多平方米的房子，过了几年又分给我们一套120多平米的住房……刚结婚时房子小，连堆放两人的书籍、衣服都不够用，结婚连家具都不敢购置，还要天天打地铺，我睡过很长一段时间折叠钢丝床，这张床到现在还保留着。“裸婚”的双方没有任何经济基础，只是对个人的信任、前景的憧憬，会更积极地去努力工作，如果家里父母什么都给了，就不会去努力奋斗，拍完《西游记》之后，我才通过当时的《西游记》艺术团在海内外的演出、极少的驰名商标产品的代言、少量影视剧的拍摄所赚取的演出、劳务、稿酬使生活水平慢慢提高，这种靠自己的努力、争取得来的东西夫妻双方会很
珍惜。
《西游记》前25集拍了6年，在此之前我在浙江昆剧团是每月30多元工资的学员，到了《西游记》剧组后，我的稿酬最高，每集70多元，6年的稿酬加起来不到2000元人民币，结婚时我一分钱存款都没有，于虹倒是有4000元存款，一双筷子、一个碗都是我们慢慢攒钱买起来的，于虹结婚后在拍摄新的影视剧时作场记，后来任副导演，通过自己的工作使生活水平好转。那时我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既便宜又锻炼了身体，为节省开支连公共汽车都很少坐。到现在我们床头的墙上都没有结婚照，也没有补办婚礼，更没有给她买过钻戒，每年的情人节都没有给她买过花。经常有朋友开玩笑地问我们婚礼打算拖到什么时候才办？我说也许到60岁或金婚的时候我们会象征性的举办个仪式请朋友们来参加。于虹对这些都不是很在意，一心一意踏踏实实地和我过日子，她并不是因为我当时多么出名才嫁给我。我们没有为结婚向双方的父母要过一分钱，我非常感谢热情质朴的于爸爸、于妈妈没有嫌弃我当时的一穷二白，把他们的宝贝女儿交给了我。
很多人希望遇到的潜力股是很难发现的，结婚时的我并不确定肯定会红、会赚很多钱，而且我还没完全调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很有可能两地分居，但我们一直走到了现在并且过的很好，这种结合可能会是走完两人完整的人生之路。
1988年到1991年，我几乎没有任何新的作品，我不知道自己将往哪里走，是于虹伴我度过了最为迷茫最为焦虑不安的日子。一直到了1992年，我开始拍电影《过年》。
结婚以后我由于工作关系经常要出差，有时一个月有28天在外面，于虹独自一人在家中操持家务、照顾老人、抚养孩子，但我们的感情非常稳定，虽然我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在她的心目中，我还是最完美的男人。我认为这得益于我们比较特殊的相识过程：我们相处的时间比较长，彼此了解，不属于一见钟情。这可能对我们成立家庭后的相互适应有帮助。
两口子总会有一些争争吵吵，我们也有吵架的时候。我的脾气有点急，于虹则最不喜欢我发脾气的样子；我喜欢收集一些跟猴子有关的古董，但于虹并不喜欢把自己的家变成一座“猴山”……两人会发生一些争吵，但是有一点，我们不会把这个事情拖到明天，当然我主动去解释沟通的情况多一些。有许多争吵当时觉得很重要，现在则根本想不起来了。
现在，我们有了大房子，生活富裕，孩子已经上了大学，但我们夫妻俩仍旧保持着恋爱时的浪漫和激情。每年于虹过生日的时候，我都要尽量赶到家，陪她一起过生日。遇到特殊的日子时，两人还有一些固定的“节目”，比如互赠卡片和礼物。2004年的情人节，于虹就给了我一个惊喜。年初的时候，我在商店相中了一个金猴子，但嫌贵，没舍得买，于虹便记在心里。情人节前一天，虽然于虹的腰部出了点问题，非常疼，但她仍然坚持去了那家商店，结果又发现一个比我相中的还要大的金猴子，为了买这个大的，她又特意回家取了钱，当我看到这个珍贵的礼物时，非常激动。前两天于虹还给我买了两个有猴子图案的牌子。 我爱我的妻子，她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丑娃娃，我每次出国都要给她买回各种娃娃，现在我们家里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娃娃。
2011年的6月12日是我们结婚23周年纪念日，23年前的那一幕又惊人地重现了，我要在这一天到武汉去签售，无法与妻子共度这个只属于我们的日子，于虹没有任何怨言，默默地帮我收拾好行李，送我到机场，晚上我们仍旧是电话诉衷肠，互致问候。
对于我们的婚姻，我总结了一句话：“如果我是一个风筝，她就是放风筝的人，有时候她手松一些，你就往高处飞，有时候她就会把线收回来。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两个人的感情永久地牢牢地连在一起。”
我们的女儿妞妞今年22岁了，再过几年就要谈婚论嫁，做父母的当然希望她嫁得好、一生衣食无忧，对她是否赞同“裸婚”我们不会发表任何意见，她应该有她自己的生活。
母亲的恩情
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就要到了，大家都在感恩自己的母亲的伟大和无私。在我的心目中，母亲的形象是伟大的。
母亲从小上私塾，给人的感觉就是大家闺秀。她一生没有参加过一天社会工作，解放后流行妇女去就业，政府也做了安排，但母亲没有参加。我曾问母亲，她说是因为孩子太多了，照顾不过来。在一个女人最黄金的日子里，母亲所做的就是怀孕、生孩子、再怀孕、再生孩子……直到孩子们都长大成才。
在母亲的眼里，无论父亲经历多少悲欢荣辱，永远都是她的丈夫。“文革”中父亲被打倒，“造反派”去做她的思想工作，让她“划清界限”，但母亲的脑海中根本没有“离婚”两字，她还经常带着我去牛棚看父亲。我记得给父亲送去的香烟每一支都被造反派撕开，担心藏着什么纸条，最后留给父亲的，只是一堆烟丝。母亲对父亲说：“只要你能坚强地活下去，就一切都好。”后来父亲对我说：“如果不是你母亲，那时我肯定自杀了。”
父亲进了“牛棚”后，家中的经济非常窘迫。父亲每月只有15元的工资，都寄回绍兴老家去养姥姥了。已经工作的大哥、大姐、二姐把微薄薪水中的大部分交到母亲手里。母亲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地打理着这个家。
为了增加收入，母亲带着我们糊信封。母亲还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送到寄卖店去，卖了钱就买生活必需品回来。在去寄卖东西的时候，母亲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她拿一件东西去街东头的寄卖行，店家出价3块，母亲觉得太便宜了，于是就来到西头的寄卖行，店家却只出价两块五。母亲说：“东头的店还出价3块呢。”店家板着脸说：“那你去东头卖吧。”母亲只得又回到了东头。势利、精明的老板却只愿出价2元。母亲说：“你刚才不是3块吗？”店家鼻孔朝着天上，斜着眼不屑地说：“你刚才怎么不卖呢？”
在那种情况下，母亲忍受着各种委屈，默默地坚强地操持着这个家。无论多么困难，我从来没有看到她愁眉苦脸过，哭泣过。
我和金跃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在那种困难的环境下，母亲还偏爱我们。她会花7分钱给我们买一碗粥，让我和金跃喝，同时还会给我们煮一个鸡蛋，或者松花蛋，然后拿一根线，说：“你们看好，从中间分开。”但我们还是觉得有大小，为着这两半鸡蛋的大小争起来，于是母亲就让我们轮流挑，今天你先挑，明天你后挑。
“文革”结束后，父亲平反了，国家补了两万多元工资。这在当时真是一笔巨款，母亲把这些钱用于报答那些当年帮助过我们的亲戚朋友。当年借给她三元五元，她就会给他们买一辆自行车，或者买一块手表。这两万多元钱几乎让她报答完了。她认为，情义无价，人应该知恩图报。
因为我的两个哥哥都可以说是因为练功太苦而早逝了。父亲因为演猴戏，成了文艺黑线人物了，母亲是不太支持我再去学猴戏的。在绍兴的时候，有一年冬天，下着大雪，天很冷，我知道母亲不忍心让我去练功，于是我把闹钟放在手边，一响，我醒了，马上就按了下去，然后一个人偷偷起来去练功，当时以为母亲不知道，其实她是知道的。母亲心疼我，在我睡觉之后，偷偷将闹钟停了，我开始不知道，以为是自己睡觉的时候碰到按钮才停了的，后来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她再来关我的闹钟的时候，我装着睡觉不知道，等她走了，我再悄悄调回来，仍旧天不亮就出门去了。母亲看到这样，也没有办法。其实那个时候母亲是含着眼泪看我离开家的。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父母亲十几年前就举行了金婚纪念。现在，二老的身体很健康，在绍兴老家安度晚年。
六小龄童不仅演技一流、武功高强，他写的文章同样也是非常出色，本期“星·美文”栏目，特别编发他在博客上发表过的两篇文章《我的“裸婚时代”》和《母亲的恩情》。您会发现，“猴哥”的文章风趣幽默、感人至深。
两年前，随着一部名为《裸婚时代》的电视剧热播，“没房、没车、没钻戒、没婚纱、没存款、没婚礼和没蜜月”的“裸婚”开始引起热议，一时间关于“裸婚”的争议此起彼伏，回顾我25年前结婚时的状况，其实就是纯粹的“裸婚”。
我和我的太太于虹相识于《西游记》剧组，她在剧组做场记，客串了《天竺收玉兔》中的王后一角（不是李玲玉扮演的玉兔精），1988年《西游记》前25集拍完之后，我俩自然而然地谈到了结婚，有人说我是“西天取经”的最大赢家，不仅取到了真经，也娶到了媳妇。我们结婚的日子并不是特意选取，而是根据我们的约定：我获奖的那一天，就是我们的婚期。
1988年6月12日，第六届大众电视金鹰奖举行颁奖仪式，我荣获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奖。但很不凑巧，那天我正在随中央电视台《西游记》艺术团去新加坡演出。既不能够回国领奖，也无法回国举行婚礼。怎么办呢？要么更改婚期，要么马上回国，但后者几乎不可能：《西游记》艺术团如果离开了孙悟空，还能算什么《西游记》艺术团？最后我和于虹商量决定，新加坡的演出照样参加，婚期则依然不改，唯一更改的是：婚礼不举办任何仪式。
新婚之夜，我在新加坡，于虹在北京，我们在两地，虽然不能够见面，但是我们通了国际长途电话表达各自的心情，所以并没有感到遗憾。
结婚前我随剧组住过一段招待所，结婚后我们没有房子，住在于虹父母家不到10平方米的房子里，大概三四年之后部队给她父母换了新房，腾给我们一间15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几年后单位考虑到我们的困难分给我们一套70多平方米的房子，过了几年又分给我们一套120多平米的住房……刚结婚时房子小，连堆放两人的书籍、衣服都不够用，结婚连家具都不敢购置，还要天天打地铺，我睡过很长一段时间折叠钢丝床，这张床到现在还保留着。“裸婚”的双方没有任何经济基础，只是对个人的信任、前景的憧憬，会更积极地去努力工作，如果家里父母什么都给了，就不会去努力奋斗，拍完《西游记》之后，我才通过当时的《西游记》艺术团在海内外的演出、极少的驰名商标产品的代言、少量影视剧的拍摄所赚取的演出、劳务、稿酬使生活水平慢慢提高，这种靠自己的努力、争取得来的东西夫妻双方会很
珍惜。
《西游记》前25集拍了6年，在此之前我在浙江昆剧团是每月30多元工资的学员，到了《西游记》剧组后，我的稿酬最高，每集70多元，6年的稿酬加起来不到2000元人民币，结婚时我一分钱存款都没有，于虹倒是有4000元存款，一双筷子、一个碗都是我们慢慢攒钱买起来的，于虹结婚后在拍摄新的影视剧时作场记，后来任副导演，通过自己的工作使生活水平好转。那时我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既便宜又锻炼了身体，为节省开支连公共汽车都很少坐。到现在我们床头的墙上都没有结婚照，也没有补办婚礼，更没有给她买过钻戒，每年的情人节都没有给她买过花。经常有朋友开玩笑地问我们婚礼打算拖到什么时候才办？我说也许到60岁或金婚的时候我们会象征性的举办个仪式请朋友们来参加。于虹对这些都不是很在意，一心一意踏踏实实地和我过日子，她并不是因为我当时多么出名才嫁给我。我们没有为结婚向双方的父母要过一分钱，我非常感谢热情质朴的于爸爸、于妈妈没有嫌弃我当时的一穷二白，把他们的宝贝女儿交给了我。
很多人希望遇到的潜力股是很难发现的，结婚时的我并不确定肯定会红、会赚很多钱，而且我还没完全调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很有可能两地分居，但我们一直走到了现在并且过的很好，这种结合可能会是走完两人完整的人生之路。
1988年到1991年，我几乎没有任何新的作品，我不知道自己将往哪里走，是于虹伴我度过了最为迷茫最为焦虑不安的日子。一直到了1992年，我开始拍电影《过年》。
结婚以后我由于工作关系经常要出差，有时一个月有28天在外面，于虹独自一人在家中操持家务、照顾老人、抚养孩子，但我们的感情非常稳定，虽然我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在她的心目中，我还是最完美的男人。我认为这得益于我们比较特殊的相识过程：我们相处的时间比较长，彼此了解，不属于一见钟情。这可能对我们成立家庭后的相互适应有帮助。
两口子总会有一些争争吵吵，我们也有吵架的时候。我的脾气有点急，于虹则最不喜欢我发脾气的样子；我喜欢收集一些跟猴子有关的古董，但于虹并不喜欢把自己的家变成一座“猴山”……两人会发生一些争吵，但是有一点，我们不会把这个事情拖到明天，当然我主动去解释沟通的情况多一些。有许多争吵当时觉得很重要，现在则根本想不起来了。
现在，我们有了大房子，生活富裕，孩子已经上了大学，但我们夫妻俩仍旧保持着恋爱时的浪漫和激情。每年于虹过生日的时候，我都要尽量赶到家，陪她一起过生日。遇到特殊的日子时，两人还有一些固定的“节目”，比如互赠卡片和礼物。2004年的情人节，于虹就给了我一个惊喜。年初的时候，我在商店相中了一个金猴子，但嫌贵，没舍得买，于虹便记在心里。情人节前一天，虽然于虹的腰部出了点问题，非常疼，但她仍然坚持去了那家商店，结果又发现一个比我相中的还要大的金猴子，为了买这个大的，她又特意回家取了钱，当我看到这个珍贵的礼物时，非常激动。前两天于虹还给我买了两个有猴子图案的牌子。 我爱我的妻子，她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丑娃娃，我每次出国都要给她买回各种娃娃，现在我们家里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娃娃。
2011年的6月12日是我们结婚23周年纪念日，23年前的那一幕又惊人地重现了，我要在这一天到武汉去签售，无法与妻子共度这个只属于我们的日子，于虹没有任何怨言，默默地帮我收拾好行李，送我到机场，晚上我们仍旧是电话诉衷肠，互致问候。
对于我们的婚姻，我总结了一句话：“如果我是一个风筝，她就是放风筝的人，有时候她手松一些，你就往高处飞，有时候她就会把线收回来。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两个人的感情永久地牢牢地连在一起。”
我们的女儿妞妞今年22岁了，再过几年就要谈婚论嫁，做父母的当然希望她嫁得好、一生衣食无忧，对她是否赞同“裸婚”我们不会发表任何意见，她应该有她自己的生活。
母亲的恩情
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就要到了，大家都在感恩自己的母亲的伟大和无私。在我的心目中，母亲的形象是伟大的。
母亲从小上私塾，给人的感觉就是大家闺秀。她一生没有参加过一天社会工作，解放后流行妇女去就业，政府也做了安排，但母亲没有参加。我曾问母亲，她说是因为孩子太多了，照顾不过来。在一个女人最黄金的日子里，母亲所做的就是怀孕、生孩子、再怀孕、再生孩子……直到孩子们都长大成才。
在母亲的眼里，无论父亲经历多少悲欢荣辱，永远都是她的丈夫。“文革”中父亲被打倒，“造反派”去做她的思想工作，让她“划清界限”，但母亲的脑海中根本没有“离婚”两字，她还经常带着我去牛棚看父亲。我记得给父亲送去的香烟每一支都被造反派撕开，担心藏着什么纸条，最后留给父亲的，只是一堆烟丝。母亲对父亲说：“只要你能坚强地活下去，就一切都好。”后来父亲对我说：“如果不是你母亲，那时我肯定自杀了。”
父亲进了“牛棚”后，家中的经济非常窘迫。父亲每月只有15元的工资，都寄回绍兴老家去养姥姥了。已经工作的大哥、大姐、二姐把微薄薪水中的大部分交到母亲手里。母亲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地打理着这个家。
为了增加收入，母亲带着我们糊信封。母亲还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送到寄卖店去，卖了钱就买生活必需品回来。在去寄卖东西的时候，母亲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她拿一件东西去街东头的寄卖行，店家出价3块，母亲觉得太便宜了，于是就来到西头的寄卖行，店家却只出价两块五。母亲说：“东头的店还出价3块呢。”店家板着脸说：“那你去东头卖吧。”母亲只得又回到了东头。势利、精明的老板却只愿出价2元。母亲说：“你刚才不是3块吗？”店家鼻孔朝着天上，斜着眼不屑地说：“你刚才怎么不卖呢？”
在那种情况下，母亲忍受着各种委屈，默默地坚强地操持着这个家。无论多么困难，我从来没有看到她愁眉苦脸过，哭泣过。
我和金跃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在那种困难的环境下，母亲还偏爱我们。她会花7分钱给我们买一碗粥，让我和金跃喝，同时还会给我们煮一个鸡蛋，或者松花蛋，然后拿一根线，说：“你们看好，从中间分开。”但我们还是觉得有大小，为着这两半鸡蛋的大小争起来，于是母亲就让我们轮流挑，今天你先挑，明天你后挑。
“文革”结束后，父亲平反了，国家补了两万多元工资。这在当时真是一笔巨款，母亲把这些钱用于报答那些当年帮助过我们的亲戚朋友。当年借给她三元五元，她就会给他们买一辆自行车，或者买一块手表。这两万多元钱几乎让她报答完了。她认为，情义无价，人应该知恩图报。
因为我的两个哥哥都可以说是因为练功太苦而早逝了。父亲因为演猴戏，成了文艺黑线人物了，母亲是不太支持我再去学猴戏的。在绍兴的时候，有一年冬天，下着大雪，天很冷，我知道母亲不忍心让我去练功，于是我把闹钟放在手边，一响，我醒了，马上就按了下去，然后一个人偷偷起来去练功，当时以为母亲不知道，其实她是知道的。母亲心疼我，在我睡觉之后，偷偷将闹钟停了，我开始不知道，以为是自己睡觉的时候碰到按钮才停了的，后来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她再来关我的闹钟的时候，我装着睡觉不知道，等她走了，我再悄悄调回来，仍旧天不亮就出门去了。母亲看到这样，也没有办法。其实那个时候母亲是含着眼泪看我离开家的。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父母亲十几年前就举行了金婚纪念。现在，二老的身体很健康，在绍兴老家安度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