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认知与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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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概念思维;形象思维;翻译文本;认知主体;翻译思维
  摘要:概念思维与形象思维是思维的两种主要形态,它们分别以“概念”或“形象”作为思维的单位,在各自的演进过程中显示出独特性。而基于翻译文本的复杂性,概念思维与形象思维会交互地出现于文本的理解与成文过程中,但并非对半而现,彼此间的择取是动态的,因文本类型、译者的知识结构等参数而定。因此,对翻译中这两种思维形态的认识有助于译者有效地进行翻译思维活动。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9—4474(2009)06—0017—08
  
  一、引言
  
  翻译是语言的活动,更是思维的活动,因为语言活动本身就是思维活动。语言符号只是一种代码,在主体介入意识活动之前,它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物;在既定的作者文本中,它若要转化为现实的认识对象、审美对象,发挥其有效的代码功能,亦即所指与能指功能,那么还必须求助于读者的解读活动,或者说思维活动。随着解读活动的展开、思维的运作,文本的物质性逐渐消失,转化成了读者意识中的精神实体。具体言之,这就是读者通过符号所能激发的思维机制去把握文本表现的意义、形象和观念,乃至作者的整个精神世界。从文本符号物性的消失到文本符号指示功能的实现,我们不难理解这是认知主体思维活动的结果。当然,这一过程是复杂的,因为符号的指示功能,特别是能指功能的体现,有赖于认知主体的知识结构、思维结构、语境等因素。认知主体的种种个性差异必然影响到文本符号所指与能指的延伸度。可能对有的译者来说,符号的能指则延伸到“受指”。但不管怎么看,文本的符号性往往大于它的物性存在,也就是说,作为认知对象的文本,它是由一连串具有潜势的符号组接而成的,它的物性实存往往要小于它的符号性虚存。为什么会如此呢?其因就是认知主体思维认知能动性的作用。另一方面,翻译时译者的认知内容或者认知信息抑或认知情状要通过译语的符号形式来实现,最终才能实现译语文本的物性存在。这一过程可以说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写作过程,它有别于原创,不是把作者自身的世界体验直接映射到他所要表达的语言文化文本中,而是把作者创作的文本精神世界映射到另一种语言文化文本中,简而言之,就是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的精神世界的旅行。对这一“旅行”过程的深层探究,就要落实到译者主体的思维认知情状。因此,有学者指出翻译的问题就是思维的问题,在此我们借引林语堂的观点来说明:“其实翻译上的问题,仍不外乎译者的心理及所译文字的两样关系,所以翻译的问题,就可以说是语言文字及心理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心理”是指译者的思维活动,特别是思维转换活动。本文拟以思维的两个方面即概念思维与形象思维为视角,探讨思维的认知特性及其在翻译中的表现。
  
  二、概念思维与翻译
  
  人类思维的很大一部分是依赖概念来进行思维活动的,概念使得人类的思维认知结果有序化、范畴化;同时也只有在概念形成的基础上,人类的认知活动才能进一步拓展,才能更好地认识主客观世界。从翻译的角度看,概念思维确定了逻辑作为思维的基础,没有概念思维,翻译就不可能进行。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语义概念的认知和译文词语逻辑的安排都要依靠概念思维,即便是以形象思维为主的诗性思维也同时交织着概念思维的因素。许钧曾说:“翻译思维自然离不开概念,翻译活动最根本的依据在于概念。”概念之于翻译的重要性,其实质就是指概念思维在翻译中的重要性。
  
  (一)概念之说
  概念是概念思维运作的基本要素,那么概念的本质是什么?对此问题的认识有助于我们了解翻译思维的概念表现。概念是一个历史性的、人文性的范畴,其内涵已超越传统的阐释,并呈现出系统研究的特征。
  概念研究可以追溯至中世纪的概念主义。概念主义认为“概念是一个共性物,由人的理智所创造并由自己内部使用,用来概括事物的特征”,“概念是一个知识综合体,在理智这一特定力量的作用下,能够将话语集中到有关某一事物统一的观点上来”。概念主义的基础是“神人和抽象的结合,并假设人的意识中最主要的活动就是抽象化”,也就是把感觉、知觉到的事物的共同点抽象出来,加以概括形成概念。该思想是以“内省——自我观察和直觉意识”为出发点的,这成为后来哲学探究的基础,也为心理过程、认知信息结构研究的方法论奠定了基石。在认知科学的视域下,概念被看作是“一个用来解释我们意识中心智或者心理资源单位的术语,也是对反映人的知识和经验的信息结构进行解释的术语,是记忆、心智词库、概念系统和大脑语言的操作性内容单位”。这说明概念不仅可以储存关于世界的信息及人类的经验,还具有可操作性,可以成为语言思维的操作单位。
  再看意义与概念的关系,这一问题在学界中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语言表达的意义等同于其中表达的概念;另一种观点则强调它们之间的本质不同,意义是其语义成分的总和,可以解释和预示词语在句中行为的区分特征,而概念是关于某种实质的知识,即概念内容;还有一种观点既承认概念与意义之间的同一性,也注意了它们之间的区别。最后一种观点认为概念是思维的操作单位,属于逻辑学范畴,反映的是事体(包括事物、现象等)的根本特征,而意义是语言单位,它所反映的未必是事物的最根本特征。这就引出了意义有感情色彩即感情意义而概念没有这样的区别的异议。着眼于翻译学的角度,我们基本持第三种观点,即意义和概念之间既有联系,彼此间又有差异。概念和意义都具有体验性和互动性的属性,而其体验性和互动性又意味着概念和意义是主观性、主体识解性和客观性的统一。体验哲学认为,概念和意义主要是作为主体的人在实践中对客观世界进行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离开了人,离开了人的思维认知活动,就不可能产生概念和意义。这就是概念和意义具有主观性、认知性的一面;另一方面,概念和意义作为认知的结果,其所认知的对象是事体,或者说主体所体验的对象是事体,这样,事体的自身特性及其对人类生存和生活的世界的影响就会作用于人的思维认知活动,成为思维的内容,因此概念内容和意义也就具有相对的客观性和主体识解的相对稳定性。正因为概念和意义之间的密切关系,以体验哲学为背景的认知语言学把意义等同于“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更确切地说是“体验性概念化”(EmbodiedConceptualization)。
  既然概念具有体验性的因素,那么概念体系就可以依据经验性的程度结构化为四种类型:日常概念、审美概念、哲学概念和科学概念。日常概念来自人们的日常经验,是具体明确的,是一种基本概念。审美概念形成于特定的语境中,反映了主体对审美经验的诉求。哲学概念体现的是概念的哲理 性,反映的是事物与现象的本质属性,这也可以称为逻辑概念。如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说:水是万物的基始,这里就用属差逻辑形式来定义“水”,说明“水”完全是逻辑概念互相界定的产物。而科学概念则强调概念的实证性、科学性,如水(H2O)分子的组成,此情形下的“水”就成为了科学概念。它能揭示出对象的本质属性,但不等于说它能把对象所具有的属性全部揭示出来,这是因为即便是科学概念,它与其所反映的对象的统一是一个本质上无止境的过程。从日常概念到审美概念到哲学概念再到科学概念,概念的经验性逐渐弱化,而概念性却不断强化,因此概念的不同类型会直接影响到概念思维的特征。
  
  (二)翻译中的概念思维
  以概念为媒介的概念思维就是运用概念结构和知识的过程。概念结构是贮存在人脑中的经验和知识的认知结构,是“根据经验建立的概念与概念之间的相对固定的关联模式”。概念结构知识的运用表现为生成或解释各种各样的知识结构的三种模式:“概念形成机制(conceptualizer)——产生命题信息;(2)概念合成机制(conceptualsynthesizer)——把命题信息转换成概念结构;(3)语言编码机制(linguistic coder)——给概念结构作语言编码,即用口语或书面语的概念表达方式使人脑内的概念结构外表化(externalize)。”。这三种模式概括了使语言形式和意义达到和谐统一的概念结构的调节过程。
  在翻译中,概念的形成始于文本的语符或者说文本的语言表达式,这是说译者在理解语言表达式的意义或结构时,该语言表达式作为启动译者思维的触发机制,会激活译者心智中的相关经验和概念域。而语言表达或依据其结构的差异性可能描述的是简单的概念内容,也可能是复杂的概念内容;可能揭示的是简单的概念关系,也可能是复杂的概念关系。一般而言,词语是概念接口(conceptualinterface)的最基本形式,其蕴含的概念化过程也最为基本。由词语记录和标示的概念会随着主体对对象认识的变化相应地发生变化,其内涵和外延不是恒定的。“妻子”一词在古汉语中指妻子儿女或家人,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杜甫)中的“却看妻子愁何在”;而现今的概念语义是单一的,仅指“妻子”一人。“汤”古时指“热水”,《列子·汤问》中说“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其中的“汤”便是此意(热水);而在现代汉语中,“汤”的概念语义则等同于古时的“羹”,即食物煮后所得的汁液。“粮食”一词,过去主要是指水稻、小麦、玉米等以淀粉为主的禾本科粮食作物,而现在人们对粮食这一对象的认识扩大了,它不仅指以淀粉为主的禾本科粮食作物,而且还指动物性粮食、木本油料和果类等。再看英语语词标示的概念语义变化。“silly”在古英语中表示“幸福”,到中世纪英语时期开始表示“单纯得有点傻”,而在现代英语中它则表示“愚蠢的”;“holiday”一词最初指“holy day”,即具有宗教意义的一天,现在它指代任何一个无须工作的日子;“hound”过去是“dog”的一个总称,而现在专指猎物,概念的外延缩小了。在语词具有指代概念功能基础上,语词的组合到句子的组合再到语段的组合(语篇),其表现的概念结构在复杂程度上有一种递增的态势,这是因为概念结构是“由句法模式、语义模式、语用模式、逻辑模式和社会文化模式整合而成”,是“人脑在实际环境中(in an actual environment)生成和解释语言过程中的产物”。这就说明了语言结构的复杂性与概念结构的复杂性直接关联,同时也说明了语言结构的概念化过程是动态的、实时性的,概念结构的提取必须有语境的参与。在说明概念结构的构建应有语境的介入活动时,戴炜栋和陆国强曾给出了两个典型的例证:
  (1)I could use a cold drink!
  我真想来一杯冷饮!
  (2)Boy,could I use a hot bath!
  啊,洗一个热水澡有多好呀!
  上述两句的概念化过程或概念思维过程与实时的语境相关联,其概念内容无法从结构主义的语言观中得到阐释,因为结构主义语言观认为语言的意义产生于语言单位本身,语言的意义是静态的、封闭的。相反,我们应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来动态地识解它们,把话语的概念化过程与事件的主体的经验结合起来,整合主体的语言知识图式结构(theformal schemata)(包括语用知识图式或结构)、逻辑知识图式结构(the logical schemata)和社会文化图式结构(the sociocultural schemata)。上述句中Icould与could I use从用词的互相期待(mutualexpectancy)和语义联想(semantic association)来分析,它们表现了话语者(I)的心理期待。其后的词语a cold drink和a hot bath进一步从词义的逻辑关系上表明could use a cold drink和could(I)use ahot bath在意义构建(meaning construction)上达到了形式和意义的完美融合(blending)。再从结构上看,两句话语均以感叹号(!)结尾,且第二句用了could I use这个词序倒置模式及Boy这一感叹词,更突显出话语的深层语义,揭示出话语者心里的“渴望”程度。可见,上述话语的概念思维过程是有语境依赖性的。
  当一个语词被引入语境时,该语词与其相适宜的语词之间的组合关系受制于深层的概念结构中的概念关系。一个概念的存在往往依赖于其他概念的存在,概念之间形成约束与被约束的关系。因此,要理解一个概念,就必须理解与之相应的概念结构与概念结构中的概念语义关系。如例(3)和例(4): (3) But Mrs. Norris had a spirit of activity,which could not be satisfied till she had written a longand angry letter to Fanny, to point out the folly of herconduct, and threaten her with all its possible illconsequences.
  但诺理斯夫人却不行,生性好动,有话不说,如何使得,当即长信一封,语言多忿恚,寄给范妮,指出她行事如何荒唐,并以种种不妙后果相威胁。
   (4) There is then no sympathy, but an uneasycraving after it, and a dissatisfaction which pursuesyou on the way, and in the end probably produces ill hllmor.
  这时双方之间没有了相互了解可言,有的只是苦苦寻索,只是难满人意,结果必然使你一路不快,甚至心绪恶劣。
  在例(3)的ill consequences和例(4)的 illhumor这两个概念结构中,ill的概念语义不是以其本义“生病的”而存在于此概念结构中,而是因概念结构中的consequence(后果)和humor(心绪)两个概念成分对ill的概念语义施加了限制,使其发生转义,即分别表示“不妙的”和“恶劣的”之意,以此来达到结构中语义特征的相容性、一致性。再如:
  (5)This film is vintage Chaplin,
  这部影片是卓别林的最佳代表作。
  (6)The way of defusing the Middle East crisisthrough shuttle diplomacy was vintage Kissinger,
  通过穿梭外交化解中东危机乃是基辛格别出心裁的绝招。
  上例中vintage Chaplin和vintage Kissinger所表现的概念化过程不是常规语言概念化过程,因为这里的概念语义首先形成于两个概念域的借代式映射(metonymic mapping)。在例(5)中,概念1Chaplin(指人,即影坛上赫赫有名的幽默大师卓别林)通过概念接口转换成概念2 Chaplin(指代卓别林的作品),其中概念接口vintage原指“葡萄收获季节所酿制的葡萄酒,特别是上等葡萄酒”,经概念隐喻化过程,转义为“最佳的、优秀的、经典的”。此词经隐喻化形成的概念内涵促使概念1 Chaplin到概念2 Chaplin的映射,从而生成了现时语境中vintage Chaplin这一特殊的概念结构,汉译为“卓别林的最佳代表作”。同样,在例(6)的语境中,vintage的转义也引发了概念1Kissinger(指人一基辛格)和概念2 Kissinger(指代基辛格独树一帜的外交方式)之间的映射,并经多维的概念整合(五大结构模式的整合),实现了在意义构建时语言形式和概念语义的匹配。
  下面再看一下语法层面上的概念关系:
  (7) The fact is more serious that, in spite of theliquor and high spirits, it still counts as sexualharassment when anyone with supervisory powersmakes unreciprocated overtures to a lower-rankingemployee.
  更糟的情形是,如果上司戏谑一位反应冷淡的下属,则仍会被视为性骚扰,即使这种行为是因喝酒过多或是情绪过于兴奋所致。
  例(7)中的that——从句为同位语从句,先行词fact与其相对应的从句表达的是同一概念,在逻辑上表现为概念的同一关系,即概念思维的一致性。
  运用原语概念思维对原文进行解读而建构起的概念结构在通过译语表达时,译者的思维形态发生了切换,即由原语的概念思维转换到译语的概念思维形态上,然后将思维的结果用译语符号化。这里还要指出的是,不同语言的对应语句可以表达相同的概念结构,但表达相同概念结构的语言形式可以是多样的。例如:
  (8)He gave me a headache,
  句中的概念语义可形式表征为事件概念结构:(agent)(acts)[causal relation](entity)(effect),而这个事件的概念结构对应的语言表达式可以是“他让(使/叫/我头痛/疼)”。这里,措词差异只说明承接概念的语词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它们的选择运用并没有改变该事件的概念结构。
  (9)She often knits while reading,
  她经常边看书边织毛线。
  句中She knits的语法结构即主谓式激活的概 念结构是agent、acts、patient,然而patient(受事)并没有用语言符号导引出来,而是作为原语的语义角色默认值被隐去了,这是因为原语的语言特性,其语言结构“压缩”了原概念结构。对于原语解读者而言,他能基于默认的心理认知图式与经验很容易地理解此句。若要用汉语表达此概念结构时,受事的语义角色就要通过语符来导引,即通过“织毛衣”、“织毛线”、“打毛线”等语词来体现。这是汉语语法与概念结构整合的问题,这也反映出概念结构中跨语言表达的多样性。
  当然,各种语言都有自身独特的概念结构系统,每一个概念结构系统又都有自己的特征。比如概念结构中的语义相容性问题,汉语可以说学习知识,英语则不说learn knowledge,而用acquire/obtain knowledge;汉语说享受公费医疗,英语则不说enjoyfree medical care,而用be entitled to free medicalcare,等等。
  
  三、形象思维与翻译
  
  (一)形象思维的结构性分析
  正如概念思维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思维形态一样,形象思维也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普遍存在的思维形态,但形象思维在实质上不同于概念思维,它是以形象的构建与流动来运演的。形象成了形象思维的核心因子,它不仅是形象思维的起点,还贯穿于形象思维的全过程,尤其体现在形象思维的结果上。任何体现形象思维成果的形态总具有形象性,而且较之于概念思维的概念内容,形象更具整体性、丰富性,因为概念只是对事物某个方面属性的近似反映,所以说“形象永远大于思想(概念内容)”。例如毛泽东的《十六字令三首》中对山的描写。此诗落笔一个“山”字,却带出诗人对山的无尽想象,山的形象相继而出,有的高耸入云“离天三尺三”;有的如大海波涛“倒海翻江卷巨澜”;有的如天柱挺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有的如奔腾的战马“万马战犹酣”。这些山的形象的饱满性、内涵的丰富性,远胜于直述“山高”、“山大”、“山坚”的概念内容。因此可以说,离开对象的形象,形象思维就没有存在的物质基础,也就没有形象思维的存在。形象思维的对象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还可以是情景、现象、行为过程等。这些对象的形象在认知主体的思维中可以是实存的,如客观事体,也可以是虚存的,如神话中的形象: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等。当然,这些虚构的形象究其实质还是来源于人的社会生活,是通过人的想象创造出来的,用于表达人类征服自然的意愿和斗争精神。可见,形象是经验的,是“认识或活动主体在与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感觉感官或内在体验而获得的关于各种事物之间联系的感性认识”。这种认识状态融合了心灵世界和自然世界,把主客之间的关系融通为一体。
  对文本创作来说,其艺术表现载体就是语言文 字本身。语言在文本写作中既是思维的手段,又是思维的目的,所以作者形象思维的主要诉求形式就是语言思维。在这里,形象通过语言来表现,是一种语言状态下的形象思维,简而言之,就是语言形象思维。语言形象思维指出了语言承担起对象代表物的作用。如由于词具有指物性,词就可以作为形象思维的语符工具,同时又可以通过认知主体的联想、想象把更多、更丰富的形象“填充”到词义中去,然后再以一定的艺术形式把它表现出来,营造形象的整个画面乃至整个形象体系。
  语言思维的形象表现是多方面的,既可以是直感形象的直接描绘,也可以利用事物间的联系,以另外的形象来表现所要表现的事物,造成形象之问的移动、叠加或融合,从而生成一种新的艺术形象。中国传统的诗歌写作手法“赋”、“比”、“兴”就说明了这点。赋即“敷陈其事而言之也”,比即“以彼物比此物也”,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白居易的《琵琶行》即是从文学创作的多维角度来实现语言表现艺术形象的完美性的。“枫叶荻花秋瑟瑟”,一下写出了浔阳江头秋风萧瑟的秋夜之景,映衬出诗人的惆怅心境;“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一个比喻则把琵琶的声调和弹者的心情关联起来。在描写弦音的轻重缓急高低快慢这些听觉思维符号带来的听觉效果时,诗人运用了诗性思维,形诸于文字,弥合了众多不同的物象之间的差距,塑造了许多立体多面的美的形象,以此来表达主体的内心情感。从琵琶声的听觉形象描写,又引出弹者的身世,诗人又进而抒发自己对人生境遇的慨叹,“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将赋、比、兴熔为一炉,创造出了完美的艺术形象,从而把主体的感觉形象化、诗化、情感化。
  情感性是形象思维的另一结构性特征。由于情感是认知主体对各种各样的客体的心理反应,情感也就自然与客体及其形象有着直接的联系。所谓“触物起情”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所以,形象思维的情感是一种形象化的情感,它附着于艺术形象,就是说:情感必须客观化、对象化,必须有形式,形象是情感的支配、选择的形式,必须是形象化的情感才具有感染力。而从形象方面来看,形象又是以情感为中介来进行活动。情感变化了,形象也随之变化;情感发展了,形象也随之推移。例如在小说创作中,作家之于他们所创作的人物,简直如同对待真人一样,赋予人物各种具体、细致的情感,并以情感为中介使形象进行活动,以此营造出特定的典型意境。可见形象性与情感性是形象思维的重要特征。
  
  (二)翻译中的形象思维
  既然形象性与情感性是形象思维不可或缺的因素,特别是对文学思维来说更是如此,那么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进行形象思维时,就应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对原文本解释的有效性,通过形象化语言的召唤,唤起相应的心理感觉经验来理解文本的意义,因为文学文本意义的理解对译者来说不仅仅是语言概念的理解,更主要的是对语言结构显“象”的把握,或者说是由语言思维所产生的语感形象的把握。
  翻译的形象思维过程不同于创作的形象思维过程。创作的形象思维是源于生活形象,并在表象的基础上经想象而塑造出艺术形象的思维活动,最终成果是物化在语言表达中;而翻译的形象思维则起始于语言思维,从语言中提取有关信息,由此让想象去追忆或建构蕴含在语言表达中的艺术形象,这种形象建构在个体认知心理中就是意象。 想象是促成认知主体思维转换的关键,它将语言符号塑造的“间接形象”(艺术形象)再造成主体心中的形象(意象)。在这种活动中,想象所完成的是形象的思维符号的转换,把语言符号化为意象符号,它所达到的或实现的是对形象语言或语言形象的一种感悟式的形象理解或形象把握,是用意象的思维符号来表现语言符号的形象内容或形象意义。
   (10) The sky is clear blue now the sun has flungdiamonds down on meadow and bank and wood.Beauty, the virgin, walks here quietly, quietly.Herfeet make no sound and no sign upon the immaculatesnow.The silence is dense and deep.Even thesquirrels have stopped their ribald chattering.Andfaint snowbird whisperings seem to emphasize thestillness.
  此时已是万里蓝天,太阳把颗颗光彩夺目的钻"石洒向了草原,洒向河岸,洒向树林。美丽之神悄情地、悄悄地来到了人间,她步履轻盈,既没发出一点声响,也没给洁白无瑕的雪地留下任何痕迹。四周一片寂静,寂得凝重,静得深沉,连林间的松鼠也止住了那不堪入耳的叽叽声。偶尔那隐约可闻的雪鹀的鸣叫声倒似乎更加突出了宇宙的静谧。(翻译略有改动)
   (11) … and the leafless trees that, against theleaden sky, now revealed more fully the wonderfulbeauty and intricacies of their branches. (HenryWordsworth Longfellow: The First Snow)
  叶已凋零的树木在银灰色的天穹的映衬下,此刻更显得枝桠交错,姿态万千。
  上述两例的语言表现是描写性的,而描写性的语言重在形象写意,它们都是对自然景观的描写。分别描绘出初雪的景象。原文文笔优雅,语言形象,意境悠长,而由译者经想象再现的初雪情景在译文中同样可寻、可感。
   (12) As he began sprinting down the runway,something felt wonderfully different, yet familiar.Thesurface below him felt like the country road he used todream about.Visions of the golden wheat fieldsseemed to fill his thoughts.When he took a deepbreath, it happened.He began to fly.His take-offwas effortless.Michael Stone was now flying, just likein his childhood dreams.Only this time he knew hewasn't dreaming.This was real.Everything seemed to be moving in slow motion.The air around him wasthe purest and freshest he had ever sensed. Michaelwas soaring like an eagle.
  他沿着跑道起跑冲刺,那感觉奇特无比,妙不可言,而又似曾相识。脚下的地面就好似过去常常梦见的乡间大路。金色麦田的景象映现在他的脑海中。他深深吸了一口气,于是奇迹发生了。他飞起来了。他的起跳轻松自如。迈克尔·斯通此刻就像儿时梦境中的那般在飞行。不过这一次他知道自己不是在做梦。这一次他真的在飞。周围一切都似乎在缓缓移动。他感到周围空气从未像这样纯净清新。如同一头雄鹰,迈克尔在翱翔。《大学英语(综合教程,2)》
   (13) They left me at the gate, not easily orlightly;and it was a strange sight to me to see the cartgo on, taking Peggotty away, and leaving me underthe old elm-trees looking at the house in which therewas no face to look on mine with love or liking anymore.
  我们在大门前分手,他们和我依依不舍、情谊深长地告别了。我看着车走了,载着辟果提。我独个站在老榆树下,看着那座房子,再没有人用爱我疼我的眼光来看我了。此时此刻,酸甜苦辣,齐袭心头。(翻译略有改动)
  例(12)、(13)是通过人物行为与心理过程的描写来塑造一个“活”的人物形象,读后如临其境,感同身受。译者透过语言的表象,去感悟人物的生活体验与心理活动,从而在情感上与意象人物产生共鸣:仿佛自己在赛场上冲刺起跳,仿佛自己置身于离别惆怅之境。译文与原文在表达效果上取得了最佳关联。特别要指出的是,例(12)中的something felt wondeffully,yet familiar和例(13)中的it was a strange sight to me,译者作了显化处理,将译文译为“那感觉奇特无比,妙不可言,而又似曾相识”和“此时此刻,酸甜苦辣,齐袭心头”,这一笔饱蘸着形象思维之墨。
  语言的艺术形象本身并不具有确定性,其不确定性却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读者可以去填补、充实其中的空白并品味其中的意蕴。译者要将已丰富的意象或完整的意象用译语表达时,则要考虑到译语读者的接受能力、认知能力,因为语言本身存在着显象结构的差异和读者知识结构、生活体验等方面的差异,译文在形象表达时,往往会增加语言量以体现意象的完整性。例如:
   (14) Then a gust of wind whips the dust alongthe road, chill warning of what is to come.( Glories ofthe Storm)
  接着,急风骤起,尘土飞扬,冷飕飕的,预示着即将来临的一切。
  例(14)中的“骤起”、“飞扬”尽管原文中未有相对应的语词,但全句却暗含此意,是认知图式中整个形象的部分。在译语成文时,则要将之显化,才能构成清晰、完整、流畅的画面。又如:
  (15)煮豆燃豆萁,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A kettle had beans inside,
  And stalks of the beans made a fire;
  When the beans to the brother-stalks cried,
  “We sprang from one root, why such fire”
  译文将“豆在釜中泣”译为the beans to thebrother-stalks cried,从整体上把握了原诗整体形象之神韵,尤其“brother”一词,虽貌似增词,却起到促使深层语义连贯的作用,它链接了象征体与本体之间的关系。
  当然,译文对原文中的形象预留空白进行充实时,其充实的程度应视具体情形而定;否则,过之则会变成一个纯粹的概念组和体,而丧失形象的张力。
  另外,与语言塑造的形象相伴而生的情感在原文和译文中应保持一致,否则译文只会流于原文之形,而失其神韵。例:
   ( 16)The sun is warm now, the water of the riverundisturbed. Seagulls teeter on the parapet in front ofher, boats go by. The line of trees that breaks themonotony of the pavement is laden with leaves inshades of russet,(Felici’s Journey)
  译文一:阳光明媚,河面水波不兴。海鸥在她面前的护墙上漫步,船儿轻轻从身边掠过,一行树木,枝叶繁茂,那斑驳陆离的黄褐色树叶给林荫大道平添了绚丽的色彩。
  译文二:太阳现在才暖和起来,河水非常平静。海鸥在她面前的护墙上摇摇摆摆地走着,船从她身边驶过。一行树木打破了人行道的单调,树木上长满了深浅不一的黄褐色树叶。
  景物的描写与人物的关系可能是比较客观,也可能与人物的主观世界直接相关,但当景物描写与人物的眼光结合的时候,景物描写就能衬托出人物形象的内在意识。例(16)就是通过主人公目视的几个景象,折射出一个历经人生失意、饱尝世态炎凉的流浪儿的内心情感或心理状态。原文措词朴素、句式结构简单,正切合主人公的这种心境。而译文一的华丽描写与原文的平淡描写距离甚远,且渲染的基调与氛围相悖;译文二着力于原文形象的情感因素,“以形写神、形神统一”,忠实而传神地再现了原文的意蕴和风格。
  
  四、结语
  
  概念思维与形象思维的分析性研究揭示了主体——人思维认知的不同方式,它们分别借力于“概念”与“形象”来进行思维运作,并在运作中呈现各自的优势:概念思维长于客观认识、长于事实问题的真值判断;而形象思维则更适宜于涉及主体的情感的意向性等非理性因素的认识领域。但在思维认知系统里,二者并不是完全对立、相互排斥的,而是处于一种相互关联下的对立。也就是说人在认知事物与现象时,思维过程总是渗透着这两种思维的特性,彼此之间存在着交织的过程。翻译思维活动自然也不例外,特别是在文学作品的解读和翻译中,无论是读者还是译者,其运思的过程都说明概念思维中不可能完全没有形象思维的成分,而形象思维中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概念思维的痕迹。它们互为依存,不存在二值对立的绝对现象,因为文本的产生本身就不是单一思维的结果,而是多值思维运作的结果。当然,对不同类型的文本,概念思维与形象思维在翻译活动中并非平分秋色,而是处在一个显隐的关系之中,或者说处于主辅之间的相对关系中。一般说来,文学性或诗性越强的文本,翻译思维以形象思维为主,概念思维是潜隐的;相反,文学性或诗性趋弱的文本,概念思维趋强,而形象思维会逐渐转弱,甚至会变为潜隐状态。
  显然,将思维的认知性探究引入到翻译研究中,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到译者翻译过程中的思维情状,即从原语的解文开始到译语的成文终结,译者是如何进行翻译思维活动的——如何将文本的物性存在转化为符号性存在来实现文本符号性功能,又如何将获取的认知信息物化到译语文本中,以及在不同思维认知形态下生成的译语文本究竟会存在哪些差异,有哪些变化,这些变化是否很大等等。本文的探讨旨在为翻译研究给出一个思维认知层面的视角,至于思维结构的文化差异性又将如何影响翻译思维这一问题,限于篇幅将另文专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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