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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刚正不阿，疾恶如仇，處理罪行昭著的贪污腐化分子一点不讲情面。
公安部挖出的大老虎
宋德贵，游民出身，原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员，1935年被红军俘虏，经过教育改造，留在了革命队伍里。他1936年入党，战争年代出生入死，身上留下七八处伤疤。1950年调任公安部行政处处仗(当时为副厅长)。可以说，宋德贵是一名老干部、老党员了，然而进城后他却腐化享受，犯下了贪污、盗窃国家资财达9亿元的重大罪行。
宋德贵的腐化堕落是从结识天津东华货栈经理赵溪桥开始的，也可以说他是被不法商人拉下水的。赵溪桥是通过公安部行政处生产科的萧顺和与宋德贵认识的，相识不久，赵溪桥就发现宋德贵“花钱大方，喜好奉承”，于是就抓住他的这一弱点，展开进攻。赵溪桥曾私下对身边的人说：“只要我把宋处长服侍好了，这一辈子享乐就不成问题了。”宋德贵喜好喝酒，赵溪桥就每天请他下馆子。为了博得宋德贵的欢心，除了请吃请喝，赵溪桥还经常给他送钱送礼。单请宋德贵吃饭一项，赵溪桥就花了1.6亿元，行贿1.3亿元以上。宋德贵在北京吃遍了最好的饭馆和最好的酒席。据查，宋德贵几乎每天都要喝一两瓶上等的白兰地，北京许多有名的饭馆都知道公安部的宋处长。宋德贵从此晕头转向，花钱做事与赵溪桥不分你我。
1951年4至9月，公安部委派宋德贵负责到东北购运木材。宋德贵利用这个机会，伙同行政处副处长刘玉泽、生产科副科长王珍以及萧顺和等人，勾结赵溪桥和北京祥利木厂老板杨生祥大肆贪污、盗窃国家资财。宋德贵让赵溪桥包运木材，照章每车皮只能装25立方米的木材，他们却装了30立方米。仅此一项，赵溪桥就从中捞取7亿元。
宋德贵认为赵溪桥、杨生祥很能干，视之为“心腹”和“好军师”，对他们言听计从。而赵溪桥、杨生祥则认为找到了“靠山”和“摇钱树”，对他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事实上，宋德贵已成为东华货栈、祥利木厂的大老板之一，东华货栈的伙计称他为“老掌柜”。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宋德贵又以奸商拖他下水的办法，拖别人下水。他以盗取来的国家财产，大批地购买了手表、钢笔、收音机、自行车、人参、鹿茸、海龙、海狗肾等到处送人，有时甚至直接送现金，把一些意志薄弱的人拖下水。在他的拉拢下，公安部行政处80％的人都有贪污受贿的问题。
宋德贵的罪行暴露后，领导反复教育，但他仍不悔悟，反而有计划地进行对抗。他曾两次和奸商赵溪桥及同案主犯刘玉泽、王珍秘密会面，商讨怎样混过这一关。在要他交清账目时，他一面以有账无错相搪塞，另一面制造假账。
这样一个贪污腐化、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又拒不坦白的堕落分子，理应受到严惩，被判处死刑。罗瑞卿在1952年1月16日公安部的斗争大会上说：“我们对宋德贵、刘玉泽、赵溪桥的犯罪行为决不能容忍。”
一个电话引起的风波
时任罗瑞卿秘书的王仲方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公安部打出一条“大老虎”叫宋德贵。此人原是公安部办公厅的行政处长、转业的红军干部，因为倒卖基建木材，贪污受贿，情节严重被判处死刑，经国务院批准，准备开公审大会执行。公审大会前一天是星期天，大家经过紧张工作好多天之后，都在休息。这天天气很好，罗瑞卿准备同家人一起带孩子去游公园，汽车停在院子里，孩子们在车旁等候上车。正在这个时候，我接到公安部一位同志的电话，说他翻阅宋德贵档案，此人在红军东征时负过伤有战功，意思是判他死刑是否考虑到这一点。这个电话使我非常作难，已经决定即将执行的事，是不该随便反映的，可是人命关天，不反映也是不应该的。于是我冒着很大风险去见罗部长，他这时从楼上下来。见到我来找，他就知道一定有什么事，我就把刚才接的电话报告给他。罗部长立刻明白是什么意思，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返身上楼，并告诉我立刻通知公安部党组的同志来开会。
我没有想到会有这种场面，赶快去打电话，因为是星期天早晨，有的同志还在睡觉就被我叫了起来。罗部长正严肃地等待着，气氛颇有些紧张，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坐定之后，罗部长说明天要开公审大会，枪毙宋德贵，党组同志还有什么意见’大家莫名其妙，说这个问题党组讨论过多次，一致同意并作了决定，且已经批准，怎么又提了出来’罗部长说，现在有人动摇，所以请大家来讨论。大家很奇怪，谁有动摇''这时打电话来的同志也在座，他没有出来说明，我只好硬着头皮说有人反映说从档案上看到宋德贵有战功，但没有说是谁反映的。这时，罗部长冲着我说，立过功怎么样?刘青山、张子善的功劳比宋德贵小吗?而且我们研究过宋德贵的历史，其罪处死，不能宽恕。党组同志都表示不应该有动摇，于是罗部长宣布散会。大家在下楼时都责怪我，你怎么这个时候反映这种意见呀!此时此刻我真是无地自容。这场风波是我引起的，干扰了党组的决定，干扰了罗部长的决心，又影响了大家的休息。我心想，我这个乱子捅得不小，看来我这个政治秘书要“砸锅”了。
第二天，公审宋德贵的大会开得很成功。又过了两天，罗部长同我在院子里散步。他批评我缺少政治经验，对各种反映缺乏判断力。
枪毙宋德贵是党组集体研究、法院按照法律判处死刑，又是经国务院批准的，你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还会听那种反映呢?那天对你的批评可能过严了些，你有什么想法?我说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我不该听这样的反映，更不该没有仔细想一想就去向您报告，干扰了您，干扰了党组，我应该检讨，接受教训。
可是我又想，如果今后再遇到这种人命关天的事，我自己又不能判断该不该反映的，我想还是要向您反映。反映不对，挨顿批评，再严厉也不要紧。万一该反映我没有反映造成损失，就成了大错了。不知道我的这个想法对不对?罗部长沉思了一会儿说，你讲的也有道理，重要的是今后要多读点书，加强锻炼，使自己成熟起来。人就是在处理各种复杂的事情上逐步成熟起来的。
邢大军据《河南法制报》、《人民政协报》佚名，文整理陈云临危受命去中央特科
在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环境下，中央特科在获取情报、保卫中共中央安全等方面功绩卓著，并且为发展党的隐蔽战线奠定了良好基础。“隐蔽战线的统帅”中央特科的创始人周恩来，家喻户晓。相较而言，另一位特科机构领导人陈云在特科的风云岁月则鲜为人知。 上海已很难继续存身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并未建立保卫自身的各种武装。因此，也未专门设立负责开展情报收集、政治保卫的机构。可以说，早期的中共中央还“不懂得情报工作”，直至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摔不及防中所酿造的惨案，才让共产党人瞬间惊醒，中央特科才由此应运而生。
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护送张国焘前往鄂豫皖根据地返回途中于武汉被捕叛变。这是中共保卫工作史上所受的一次重大挫折。顾顺章掌握中共中央核心机密，熟知中央领导人及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派驻上海的工作人员的化名及秘密住址。顾案发生后，周恩来在陈云等人的协助下果断指挥中央负责人及有关人员马上转移；中共中央、中共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机关全部搬家；顾顺章所知道的秘密工作方法立即废止。
临危受命绝地反击
1931年5月，陈云临危受命，正式担任中央特科书记。如何从顾顺章叛变的致命打击中开辟新的工作局面，成为特科新领导人陈云所面临的巨大挑战。面对这一严峻考验，他灵活机动、周密部署、绝地反击，交出一份出色的答卷。
(一)纠正观念，精简机构。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使得特科内部人员在思想上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一方面，少数革命意志不坚定的投机分子产生动摇，在敌人自首政策的诱惑下开始密谋叛变投敌；另一方面，受党内“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影响，面对敌特日益猖獗的破坏活动，相当多的战友按捺不住报仇雪恨的情绪，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盲目要求与敌人作斗争，这无异于以卵击石。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况下，向来以“冷静、沉着”著称的陈云并没有慌乱阵脚，而是首先通过细致分析当时的敌我形势，然后再决定如何行动。他强调：适当采取一些反击措施，打击特务、叛徒的嚣张气焰是必要的。但是，大家必须明确根据目前的现状，中央特科的工作重点是政治保卫，打击敌人应该服务于保卫工作。在陈云的坚强领导下，特科工作又回到了正确的路线上来。
与此同时，由于过去特科组织与工作人员在党内并没有严格隔离，陈云主持特科工作后，吸取教训并根据少而精的原则，进行内部组织的调整：首先，他将已有一定程度暴露、不宜继续做秘密工作的主要干部李强、李克农、陈赓等转移出上海；其次，撤销第四科，将通讯电台的工作移交中央秘书处，其余三个科进行精简缩编。陈云兼一科科长，潘汉年兼二科科长，康生兼三科科长。最后，采取更严密的防范措施，强调单线联系，严格限制相互之间的往来，以确保特科工作人员的身份安全。“当时特科同志之间，除相互之间有一二人的联系外，并无其他联系。”
(二)深入社会，隐秘工作。特科组织要在白色恐怖下生存和活动，就必须依靠全体党员严格执行秘密工作纪律，利用公开合法的形式来掩护特科工作，密切与群众的联系，随时防止敌人的袭击。一方面，为了扩大情报来源，争取社会支持，陈云和潘汉年等人充分利用各种关系，积极广泛地跟上海各阶层人士建立联系。这些人中有社会名流如董健吾、杨度等，也有普通店员、邮递员等。这些革命的同情者利用其合法的社会职业为中央特科的工作提供了很多便利。另一方面，陈云改变了特科的活动方式，要求一切工作人员以真实的公开职业掩护自己，从而能够深入社会活动，通过社会活动去建立起各种社会关系，以这些社会关系掩护特科的工作。在深入群众的基础上，陈云花了几千块钱，由一些同情革命的可靠人士出面，办了一二十间小商铺，分布在上海各个地区，以做买卖的形式掩护特科人员的往来接头。比如，他在上海红庙路派人开了一个木器家具店，像一个旧货商店的样子。那时在白色恐怖严重的上海，中央经常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设立或撤销某个机关。有了这个木器店，“机关搬家的时候，东西都弄到它那里去，要成立机关，没有家具又可来搬，很方便，是仓库，又做商店，又接头”。
敌人的耳朵和眼睛都失灵了
對于特科这些工作方式的变化，一个当年的国民党特务在回忆录中感慨道：“实行新的隐蔽策略之后，把我们在共党中所建立的线索，一下割断了，于是我们的耳朵又失灵了，眼睛又失明了。我们只知道共党的地下组织已经变了，但是怎样变?何人负责?机关设在哪里?一切具体情况，我们便茫然无知。”
(三)将计就计，深入敌营。顾顺章叛变后，敌人实行自首政策，妄图分化、瓦解中共中央的特科机构。陈云与潘汉年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将计就计，派特科人员以“假自首”的方式打入敌特机关，在其内部建立情报点。这个建议得到中共临时中央的批准。另一方面，为了进一步保障特科骨干的人身安全，陈云和潘汉年经过商议后决定：保卫机关的干部被捕后，如无法掩藏身份，在不帮助敌人破坏组织(抓人、破坏机关)的条件下，可以实行假自首，以便埋伏在敌人内部获取情报，或者在适当时候潜逃回部队。
“假自首”政策的实行有效地破坏了敌人的自首政策。它一方面为特科人员打入敌人内部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另一方面也减少了不必要的牺牲，为中国共产党保存了一批骨干。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绝大多数经党批准向敌人“自首”的干部在脱离敌人魔掌后，又义无反顾地投入与敌人的斗争中。更为重要的是，该政策成功地混淆了敌人的视听，对“真”“假”叛徒都心存疑虑，放慢了向特科进攻的脚步。敌人也因此对大叛徒顾顺章失去信任，将其秘密处死。
(四)保卫中央，惩凶除恶。中央特科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保卫中央机关和重要领导人的安全，设法营救被捕的战士。1932年11月，中央领导人瞿秋白因遭受敌人的秘密围捕而潜藏于鲁迅家中。中共中央为了确保他们二人的安全，特别委派陈云在一个雨夜将瞿秋白夫妇从鲁迅家中安全转移。在《一个深晚》一文中，陈云详细记述了与鲁迅会面的情景，并称赞鲁迅是“爱护我们党，爱护我们革命战士的中国共产党的最好的朋友”。此外，曾经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的“牛兰事件”中，陈云及其领导的中央特科为成功营救牛兰夫妇再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邢大军据《党史文汇》张伊丽/文整理
公安部挖出的大老虎
宋德贵，游民出身，原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员，1935年被红军俘虏，经过教育改造，留在了革命队伍里。他1936年入党，战争年代出生入死，身上留下七八处伤疤。1950年调任公安部行政处处仗(当时为副厅长)。可以说，宋德贵是一名老干部、老党员了，然而进城后他却腐化享受，犯下了贪污、盗窃国家资财达9亿元的重大罪行。
宋德贵的腐化堕落是从结识天津东华货栈经理赵溪桥开始的，也可以说他是被不法商人拉下水的。赵溪桥是通过公安部行政处生产科的萧顺和与宋德贵认识的，相识不久，赵溪桥就发现宋德贵“花钱大方，喜好奉承”，于是就抓住他的这一弱点，展开进攻。赵溪桥曾私下对身边的人说：“只要我把宋处长服侍好了，这一辈子享乐就不成问题了。”宋德贵喜好喝酒，赵溪桥就每天请他下馆子。为了博得宋德贵的欢心，除了请吃请喝，赵溪桥还经常给他送钱送礼。单请宋德贵吃饭一项，赵溪桥就花了1.6亿元，行贿1.3亿元以上。宋德贵在北京吃遍了最好的饭馆和最好的酒席。据查，宋德贵几乎每天都要喝一两瓶上等的白兰地，北京许多有名的饭馆都知道公安部的宋处长。宋德贵从此晕头转向，花钱做事与赵溪桥不分你我。
1951年4至9月，公安部委派宋德贵负责到东北购运木材。宋德贵利用这个机会，伙同行政处副处长刘玉泽、生产科副科长王珍以及萧顺和等人，勾结赵溪桥和北京祥利木厂老板杨生祥大肆贪污、盗窃国家资财。宋德贵让赵溪桥包运木材，照章每车皮只能装25立方米的木材，他们却装了30立方米。仅此一项，赵溪桥就从中捞取7亿元。
宋德贵认为赵溪桥、杨生祥很能干，视之为“心腹”和“好军师”，对他们言听计从。而赵溪桥、杨生祥则认为找到了“靠山”和“摇钱树”，对他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事实上，宋德贵已成为东华货栈、祥利木厂的大老板之一，东华货栈的伙计称他为“老掌柜”。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宋德贵又以奸商拖他下水的办法，拖别人下水。他以盗取来的国家财产，大批地购买了手表、钢笔、收音机、自行车、人参、鹿茸、海龙、海狗肾等到处送人，有时甚至直接送现金，把一些意志薄弱的人拖下水。在他的拉拢下，公安部行政处80％的人都有贪污受贿的问题。
宋德贵的罪行暴露后，领导反复教育，但他仍不悔悟，反而有计划地进行对抗。他曾两次和奸商赵溪桥及同案主犯刘玉泽、王珍秘密会面，商讨怎样混过这一关。在要他交清账目时，他一面以有账无错相搪塞，另一面制造假账。
这样一个贪污腐化、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又拒不坦白的堕落分子，理应受到严惩，被判处死刑。罗瑞卿在1952年1月16日公安部的斗争大会上说：“我们对宋德贵、刘玉泽、赵溪桥的犯罪行为决不能容忍。”
一个电话引起的风波
时任罗瑞卿秘书的王仲方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公安部打出一条“大老虎”叫宋德贵。此人原是公安部办公厅的行政处长、转业的红军干部，因为倒卖基建木材，贪污受贿，情节严重被判处死刑，经国务院批准，准备开公审大会执行。公审大会前一天是星期天，大家经过紧张工作好多天之后，都在休息。这天天气很好，罗瑞卿准备同家人一起带孩子去游公园，汽车停在院子里，孩子们在车旁等候上车。正在这个时候，我接到公安部一位同志的电话，说他翻阅宋德贵档案，此人在红军东征时负过伤有战功，意思是判他死刑是否考虑到这一点。这个电话使我非常作难，已经决定即将执行的事，是不该随便反映的，可是人命关天，不反映也是不应该的。于是我冒着很大风险去见罗部长，他这时从楼上下来。见到我来找，他就知道一定有什么事，我就把刚才接的电话报告给他。罗部长立刻明白是什么意思，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返身上楼，并告诉我立刻通知公安部党组的同志来开会。
我没有想到会有这种场面，赶快去打电话，因为是星期天早晨，有的同志还在睡觉就被我叫了起来。罗部长正严肃地等待着，气氛颇有些紧张，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坐定之后，罗部长说明天要开公审大会，枪毙宋德贵，党组同志还有什么意见’大家莫名其妙，说这个问题党组讨论过多次，一致同意并作了决定，且已经批准，怎么又提了出来’罗部长说，现在有人动摇，所以请大家来讨论。大家很奇怪，谁有动摇''这时打电话来的同志也在座，他没有出来说明，我只好硬着头皮说有人反映说从档案上看到宋德贵有战功，但没有说是谁反映的。这时，罗部长冲着我说，立过功怎么样?刘青山、张子善的功劳比宋德贵小吗?而且我们研究过宋德贵的历史，其罪处死，不能宽恕。党组同志都表示不应该有动摇，于是罗部长宣布散会。大家在下楼时都责怪我，你怎么这个时候反映这种意见呀!此时此刻我真是无地自容。这场风波是我引起的，干扰了党组的决定，干扰了罗部长的决心，又影响了大家的休息。我心想，我这个乱子捅得不小，看来我这个政治秘书要“砸锅”了。
第二天，公审宋德贵的大会开得很成功。又过了两天，罗部长同我在院子里散步。他批评我缺少政治经验，对各种反映缺乏判断力。
枪毙宋德贵是党组集体研究、法院按照法律判处死刑，又是经国务院批准的，你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还会听那种反映呢?那天对你的批评可能过严了些，你有什么想法?我说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我不该听这样的反映，更不该没有仔细想一想就去向您报告，干扰了您，干扰了党组，我应该检讨，接受教训。
可是我又想，如果今后再遇到这种人命关天的事，我自己又不能判断该不该反映的，我想还是要向您反映。反映不对，挨顿批评，再严厉也不要紧。万一该反映我没有反映造成损失，就成了大错了。不知道我的这个想法对不对?罗部长沉思了一会儿说，你讲的也有道理，重要的是今后要多读点书，加强锻炼，使自己成熟起来。人就是在处理各种复杂的事情上逐步成熟起来的。
邢大军据《河南法制报》、《人民政协报》佚名，文整理陈云临危受命去中央特科
在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环境下，中央特科在获取情报、保卫中共中央安全等方面功绩卓著，并且为发展党的隐蔽战线奠定了良好基础。“隐蔽战线的统帅”中央特科的创始人周恩来，家喻户晓。相较而言，另一位特科机构领导人陈云在特科的风云岁月则鲜为人知。 上海已很难继续存身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并未建立保卫自身的各种武装。因此，也未专门设立负责开展情报收集、政治保卫的机构。可以说，早期的中共中央还“不懂得情报工作”，直至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摔不及防中所酿造的惨案，才让共产党人瞬间惊醒，中央特科才由此应运而生。
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护送张国焘前往鄂豫皖根据地返回途中于武汉被捕叛变。这是中共保卫工作史上所受的一次重大挫折。顾顺章掌握中共中央核心机密，熟知中央领导人及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派驻上海的工作人员的化名及秘密住址。顾案发生后，周恩来在陈云等人的协助下果断指挥中央负责人及有关人员马上转移；中共中央、中共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机关全部搬家；顾顺章所知道的秘密工作方法立即废止。
临危受命绝地反击
1931年5月，陈云临危受命，正式担任中央特科书记。如何从顾顺章叛变的致命打击中开辟新的工作局面，成为特科新领导人陈云所面临的巨大挑战。面对这一严峻考验，他灵活机动、周密部署、绝地反击，交出一份出色的答卷。
(一)纠正观念，精简机构。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使得特科内部人员在思想上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一方面，少数革命意志不坚定的投机分子产生动摇，在敌人自首政策的诱惑下开始密谋叛变投敌；另一方面，受党内“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影响，面对敌特日益猖獗的破坏活动，相当多的战友按捺不住报仇雪恨的情绪，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盲目要求与敌人作斗争，这无异于以卵击石。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况下，向来以“冷静、沉着”著称的陈云并没有慌乱阵脚，而是首先通过细致分析当时的敌我形势，然后再决定如何行动。他强调：适当采取一些反击措施，打击特务、叛徒的嚣张气焰是必要的。但是，大家必须明确根据目前的现状，中央特科的工作重点是政治保卫，打击敌人应该服务于保卫工作。在陈云的坚强领导下，特科工作又回到了正确的路线上来。
与此同时，由于过去特科组织与工作人员在党内并没有严格隔离，陈云主持特科工作后，吸取教训并根据少而精的原则，进行内部组织的调整：首先，他将已有一定程度暴露、不宜继续做秘密工作的主要干部李强、李克农、陈赓等转移出上海；其次，撤销第四科，将通讯电台的工作移交中央秘书处，其余三个科进行精简缩编。陈云兼一科科长，潘汉年兼二科科长，康生兼三科科长。最后，采取更严密的防范措施，强调单线联系，严格限制相互之间的往来，以确保特科工作人员的身份安全。“当时特科同志之间，除相互之间有一二人的联系外，并无其他联系。”
(二)深入社会，隐秘工作。特科组织要在白色恐怖下生存和活动，就必须依靠全体党员严格执行秘密工作纪律，利用公开合法的形式来掩护特科工作，密切与群众的联系，随时防止敌人的袭击。一方面，为了扩大情报来源，争取社会支持，陈云和潘汉年等人充分利用各种关系，积极广泛地跟上海各阶层人士建立联系。这些人中有社会名流如董健吾、杨度等，也有普通店员、邮递员等。这些革命的同情者利用其合法的社会职业为中央特科的工作提供了很多便利。另一方面，陈云改变了特科的活动方式，要求一切工作人员以真实的公开职业掩护自己，从而能够深入社会活动，通过社会活动去建立起各种社会关系，以这些社会关系掩护特科的工作。在深入群众的基础上，陈云花了几千块钱，由一些同情革命的可靠人士出面，办了一二十间小商铺，分布在上海各个地区，以做买卖的形式掩护特科人员的往来接头。比如，他在上海红庙路派人开了一个木器家具店，像一个旧货商店的样子。那时在白色恐怖严重的上海，中央经常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设立或撤销某个机关。有了这个木器店，“机关搬家的时候，东西都弄到它那里去，要成立机关，没有家具又可来搬，很方便，是仓库，又做商店，又接头”。
敌人的耳朵和眼睛都失灵了
對于特科这些工作方式的变化，一个当年的国民党特务在回忆录中感慨道：“实行新的隐蔽策略之后，把我们在共党中所建立的线索，一下割断了，于是我们的耳朵又失灵了，眼睛又失明了。我们只知道共党的地下组织已经变了，但是怎样变?何人负责?机关设在哪里?一切具体情况，我们便茫然无知。”
(三)将计就计，深入敌营。顾顺章叛变后，敌人实行自首政策，妄图分化、瓦解中共中央的特科机构。陈云与潘汉年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将计就计，派特科人员以“假自首”的方式打入敌特机关，在其内部建立情报点。这个建议得到中共临时中央的批准。另一方面，为了进一步保障特科骨干的人身安全，陈云和潘汉年经过商议后决定：保卫机关的干部被捕后，如无法掩藏身份，在不帮助敌人破坏组织(抓人、破坏机关)的条件下，可以实行假自首，以便埋伏在敌人内部获取情报，或者在适当时候潜逃回部队。
“假自首”政策的实行有效地破坏了敌人的自首政策。它一方面为特科人员打入敌人内部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另一方面也减少了不必要的牺牲，为中国共产党保存了一批骨干。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绝大多数经党批准向敌人“自首”的干部在脱离敌人魔掌后，又义无反顾地投入与敌人的斗争中。更为重要的是，该政策成功地混淆了敌人的视听，对“真”“假”叛徒都心存疑虑，放慢了向特科进攻的脚步。敌人也因此对大叛徒顾顺章失去信任，将其秘密处死。
(四)保卫中央，惩凶除恶。中央特科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保卫中央机关和重要领导人的安全，设法营救被捕的战士。1932年11月，中央领导人瞿秋白因遭受敌人的秘密围捕而潜藏于鲁迅家中。中共中央为了确保他们二人的安全，特别委派陈云在一个雨夜将瞿秋白夫妇从鲁迅家中安全转移。在《一个深晚》一文中，陈云详细记述了与鲁迅会面的情景，并称赞鲁迅是“爱护我们党，爱护我们革命战士的中国共产党的最好的朋友”。此外，曾经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的“牛兰事件”中，陈云及其领导的中央特科为成功营救牛兰夫妇再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邢大军据《党史文汇》张伊丽/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