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和资源所有者收入份额不断提高,而劳动者的收入份额却在不断降低。前者储蓄倾向高而消费倾向低,后者却恰恰相反。
　　
　　 温家宝总理今年在天津达沃斯会议上讲,今后要把我们的主要注意力,从短期的经济增长转向解决长期增长中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我理解,首先就是要解决我们内部失衡的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分析造成内部失衡的原因是什么?
　　 2005年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对于内部失衡的原因做过很多很深入的讨论,当时大家都认识到中国内部失衡——过高的储蓄率、过低的消费率最深层的原因,是因为增长模式或者说经济发展方式存在问题。所谓经济增长模式,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四种生产要素——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和人力资本各自在增长中的贡献有多大?结构是怎么样?
　　 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我们一直采取了一种依靠投资支持增长的经济增长方式,造成的结果是收入分配中资本所有者的收入的份额不断提高。当城市化进程加速以后,一个新的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就是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所谓旧的增长方式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自然资源和投资的增加。因为这样,所以在收入结构上就出现了一个资本和自然资源所有者收入份额不断提高,而劳动和专业劳动(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收入份额不断降低的局面。
　　 我们都知道,收入水平越高的人,主要是资本所有者和自然资源所有者,他们收入的提高主要是政府的收入和最富裕人群的收入份额提高。政府和富裕人群的储蓄倾向是高的,消费倾向是低的。对应的却是普通劳动者和专业劳动者的收入份额降低,而他们的消费倾向是高的,储蓄倾向是比较低的。这样就造成了整个经济的内部失衡,储蓄的份额变得越来越高,目前已经达到了50%的高比重。那么,一个出路就是投资,投资率我们也非常高,现在达到46%～47%,这也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
　　 还不仅如此,还存在着需求短缺、内需短缺的现象,就要找另外一个出口,就是进出口,或者说“出超”。用“出超”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这样就造成了困扰我们多年来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甚至政治问题。如果说不能改变这种经济发展的方式,我们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要从危机中走出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投资,特别是政府的投资。这就造成一种恶性循环。
　　 从2009年到今年来看,内部失衡,增长方式的转变,没有取得什么重大的成果。相反,还有一些恶化的趋势。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严重的注意,我们必须要采取措施扭转这种状况。
　　 怎么才能扭转呢?根本的途径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的模式,提高劳动特别是人力资本(专业人员)劳动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随之而来才会提高劳动者和专业人员的收入在GDP当中的比重,才能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内部失衡的状况。
　　 但是,问题来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已经提出至少28年,为什么没有能够顺利地实现呢?
　　 在制定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时候,曾经做过深入的讨论。当时明确了一点,没有实现这个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存在体制性障碍。当时列举了若干个体制性障碍,这些体制性障碍归根到底就是一条,即政府仍然保持着像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那样过大地配置资源的权力。
　　 另一方面,1992年“十四大”说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个目标没有实现,在执行十一五过程中,我们又做了总结,为什么“十一五”期间经济增长的模式有所改善,但是还是不尽如人意?
　　 是因为有利于创新,有利于创业的经济环境、法制环境没有能够建立起来。所以,从“十一五”以前的经验和执行“十一五”的经验都告诉我们,要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最根本的就是解决体制问题。
　　 怎么才能解决体制问题呢?其实很清楚,就是要推进改革,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推进经济体制和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最近闭幕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做出了很正确的决定。我想,成败在此一举。■
　　
　　[编辑 陈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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