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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家和社会而言，恐怕没有比稳定更为重要的了。我们说，发展是目标，但稳定是前提。然而，近期西方社会越来越多的社会动荡事件促使人们连连发问：民众赖以存在的社会到底怎么了，社会承载主体的民众怎么了？一系列的问题又该怎么解决？
艰难的民生滋生群起的民怨，随时都可能产生恶性暴力事件
近年来国际社会出现的许多社会动荡事件多根源于社会转型、经济波动、信仰冲突、种族歧视等，事件往往由小事引发，然后迅速扩大，直至社会崩溃。仅今年以来，先后有7月22日发生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的两次袭击事件， 8月6日从伦敦开始并蔓延至英格兰多个大城市的骚乱，还有8月16日德国柏林街头的纵火事件……
上述动荡事件的共同表现是：人们主要用游行示威、恶性袭击以及各类更为复杂和激烈的手段表达内心的不满。诸多研究发现，绝大部分的暴力事件始于随机，并无明显的宗教主张，也没有强大的反对派组织，甚至没有明显的外敌唆使。目前相关研究发现，动荡的深层原因是早已开始的社会溃退。英国发生骚乱的主要原因就是教育不平等、经济不景气、政府不关切社会底层需求等一系列问题，其闹事者基本属于被“社会剥夺”的一批人。看来，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在教育、就业、医疗、社保等诸多民生领域，随时都可能引爆能量不小的破坏性事件。
确实，国际世界从来就没有真正安稳过，尤其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复苏的步伐缓慢，在治理高通胀、高失业率等方面政策措施不力，艰难的民生滋长出群起的民怨，反政府、反社会的怨恨情绪到处弥漫，随时都可能产生一触即发的恶性暴力事件。这是一种必然。
国际社会间民众心理与社会动荡的恶性循环有许多影响因素
一般来说，民众心理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总和。在当前急剧转型的变动时期，民众心理是社会变迁的集中呈现，也是社会重构的社会心理资源与基本条件，历来被公认为是社会的“晴雨表”和“风向标”。一个社会要长久传承，没有健康的民众心理基础是无法想像的。当前的社会动荡事件，社会普遍认为是民众怨恨导致社会动荡，社会动荡再度招致民众怨恨，进而生发更强烈的社会动荡，它们互为因果，相互借力，互为前提，如此恶性循环。
当前，国际社会间民众心理与社会动荡的恶性循环有许多影响因素。正如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罗德尼对媒体所说的那样，“不论是伊朗、叙利亚还是美国、英国，世界哪个地方出现公众骚乱，政府都会说是一小撮煽动者、罪犯和恐怖分子所为，但实际上每个参与骚乱的人都可能有不同的动机，动荡根源在于社会经济和政治层面出了问题”。因此，我们不能仅仅看到暴徒，还要看到暴徒控诉的社会；不能只谈论一场暴乱，还要清醒地看到一个社会的不公，看到民众愿景失去和社会价值崩背后真正的原因。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的首部社会心态蓝皮书——《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中，揭示了许多中国社会的风险性问题。如果将该蓝皮书揭示的问题放在国际社会的大背景下来看，我们发现，至少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基本上都有诸如经济衰退、就业压力增大、社会阶层分化加剧、市场交易成本增加、政府信任度降低、社会维稳困难重重等诸多相似表现。越是如此，越需要民众心理的全面重构和社会时局的根本扭转。
事物在相互影响时，必然在恶性循环之外有良性循环的可能路向。民众心理与社会时局，迫切需要转入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而社会时局，是民众心理与社会时局这对矛盾关系中的主要方面，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民众心理也是社会时局的一部分。政府，则是重构健康向上的民众心理和扭转时局的决定因素。
纵观各种社会动荡，政府始终处在风暴的中心，它是社会问题丛生和矛盾交织的联结点。我们知道，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我国政府将其定位于搞好市场调节、经济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和实现特定的公共利益，具有重要的政治职能、经济职能、文化职能和社会公共服务职能。以政治职能为例，包括军事保卫职能、外交职能、治安职能、民主政治建设。所以，一旦出现军事失利、外交不力、治安不稳、民主政治落后等状况，政府难辞其咎，成为民怨的对象也无可厚非。
这即是说，但凡社会问题尤其是影响较大的社会问题出现，政府必然要经受民众之责。这也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情形：有问题时，有的国家公民直接找政府，有的国家公民则走上街头抗议，而政府也确实成为了所有社会问题的最终“买单人”。
只有政府真正做到善治，才能从根本上缓冲社会矛盾，修补发展漏洞
需要指出的是，有研究认为，不同文化下的怨恨承受力不同。确实，有些地方百姓示威現象不断，社会却基本保持稳定（如大部分西方国家），有些地区表面看上去稳定，但一旦爆发民众示威却势不可挡，甚至可能演变为激烈的冲突(如中东国家)。
不可否认，西方国家属开放式文化，民众有较多的怨恨宣泄途径，而中东等国家属于相对内敛的文化，宣泄途径缺乏，民愤易导致动乱。国家有别，也确实存在社会承受怨恨心态的弹性差别。但如果我们据此便认为文化因素是影响民众心理的主要因素，进而从文化角度试图改善之，则有失偏颇。因为，即使是受中庸文化影响极深的中国，近年来也多次发生地方性群体社会事件，且损失巨大。
国内该方面的很多专家学者认为，重构民众心理应当减轻民众生活压力、重视建立社会支持网络，防范社会风险、提升群众安全感，完善诚信体系、重建社会信任，致力阶层融合、消解不利的社会情绪，激励民众慈善、完善助人渠道，建立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以培育和保护公共理性，等等。应当说，这对策都是正确的。
然而，治表在先，治本为要。要从根本上创建良好的民众心理，唯有像对待伴有高烧的病人一样，先下猛药“退烧”，再调理整治具体“病情”。简言之，各国唯有针对当前骚乱后果，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采取有力措施把暴露出来的问题消解掉；再综合整治，循序渐进，打牢基础。
民生联两头：政府和民众。服务者是政府，服务的对象是民众，两者互促互进的关键只有一条：千方百计搞好服务。
既然政府和政府的服务在民众心理与社会时局间的作用如此根本，那么政府应当如何发挥好自身的作用呢？
总起来说，政府的职能繁杂，从宏观到微观都需要发挥好，比如政府必须适应行政管理现代化的要求，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政府；必须强化市场监督职能，建立现代市场监管制度；必须转变政府管理方式，实现微观管理向宏观调控的转变；必须切实加强入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社会管理职能以及加强公共服务，建设服务型的政府等。
一句话，只有政府充分发挥作用，真正做到善治，才能从根本上缓冲社会矛盾，纾解社会怨气，才能修补发展漏洞，优化社会环境。如此，民众心理才会平和健康，社会时局才会平稳有序。这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不断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要义所在。
（作者分别为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副主任、教授；中央党校研究生）
责编/马静 美编/李祥峰
艰难的民生滋生群起的民怨，随时都可能产生恶性暴力事件
近年来国际社会出现的许多社会动荡事件多根源于社会转型、经济波动、信仰冲突、种族歧视等，事件往往由小事引发，然后迅速扩大，直至社会崩溃。仅今年以来，先后有7月22日发生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的两次袭击事件， 8月6日从伦敦开始并蔓延至英格兰多个大城市的骚乱，还有8月16日德国柏林街头的纵火事件……
上述动荡事件的共同表现是：人们主要用游行示威、恶性袭击以及各类更为复杂和激烈的手段表达内心的不满。诸多研究发现，绝大部分的暴力事件始于随机，并无明显的宗教主张，也没有强大的反对派组织，甚至没有明显的外敌唆使。目前相关研究发现，动荡的深层原因是早已开始的社会溃退。英国发生骚乱的主要原因就是教育不平等、经济不景气、政府不关切社会底层需求等一系列问题，其闹事者基本属于被“社会剥夺”的一批人。看来，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在教育、就业、医疗、社保等诸多民生领域，随时都可能引爆能量不小的破坏性事件。
确实，国际世界从来就没有真正安稳过，尤其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复苏的步伐缓慢，在治理高通胀、高失业率等方面政策措施不力，艰难的民生滋长出群起的民怨，反政府、反社会的怨恨情绪到处弥漫，随时都可能产生一触即发的恶性暴力事件。这是一种必然。
国际社会间民众心理与社会动荡的恶性循环有许多影响因素
一般来说，民众心理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总和。在当前急剧转型的变动时期，民众心理是社会变迁的集中呈现，也是社会重构的社会心理资源与基本条件，历来被公认为是社会的“晴雨表”和“风向标”。一个社会要长久传承，没有健康的民众心理基础是无法想像的。当前的社会动荡事件，社会普遍认为是民众怨恨导致社会动荡，社会动荡再度招致民众怨恨，进而生发更强烈的社会动荡，它们互为因果，相互借力，互为前提，如此恶性循环。
当前，国际社会间民众心理与社会动荡的恶性循环有许多影响因素。正如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罗德尼对媒体所说的那样，“不论是伊朗、叙利亚还是美国、英国，世界哪个地方出现公众骚乱，政府都会说是一小撮煽动者、罪犯和恐怖分子所为，但实际上每个参与骚乱的人都可能有不同的动机，动荡根源在于社会经济和政治层面出了问题”。因此，我们不能仅仅看到暴徒，还要看到暴徒控诉的社会；不能只谈论一场暴乱，还要清醒地看到一个社会的不公，看到民众愿景失去和社会价值崩背后真正的原因。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的首部社会心态蓝皮书——《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中，揭示了许多中国社会的风险性问题。如果将该蓝皮书揭示的问题放在国际社会的大背景下来看，我们发现，至少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基本上都有诸如经济衰退、就业压力增大、社会阶层分化加剧、市场交易成本增加、政府信任度降低、社会维稳困难重重等诸多相似表现。越是如此，越需要民众心理的全面重构和社会时局的根本扭转。
事物在相互影响时，必然在恶性循环之外有良性循环的可能路向。民众心理与社会时局，迫切需要转入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而社会时局，是民众心理与社会时局这对矛盾关系中的主要方面，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民众心理也是社会时局的一部分。政府，则是重构健康向上的民众心理和扭转时局的决定因素。
纵观各种社会动荡，政府始终处在风暴的中心，它是社会问题丛生和矛盾交织的联结点。我们知道，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我国政府将其定位于搞好市场调节、经济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和实现特定的公共利益，具有重要的政治职能、经济职能、文化职能和社会公共服务职能。以政治职能为例，包括军事保卫职能、外交职能、治安职能、民主政治建设。所以，一旦出现军事失利、外交不力、治安不稳、民主政治落后等状况，政府难辞其咎，成为民怨的对象也无可厚非。
这即是说，但凡社会问题尤其是影响较大的社会问题出现，政府必然要经受民众之责。这也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情形：有问题时，有的国家公民直接找政府，有的国家公民则走上街头抗议，而政府也确实成为了所有社会问题的最终“买单人”。
只有政府真正做到善治，才能从根本上缓冲社会矛盾，修补发展漏洞
需要指出的是，有研究认为，不同文化下的怨恨承受力不同。确实，有些地方百姓示威現象不断，社会却基本保持稳定（如大部分西方国家），有些地区表面看上去稳定，但一旦爆发民众示威却势不可挡，甚至可能演变为激烈的冲突(如中东国家)。
不可否认，西方国家属开放式文化，民众有较多的怨恨宣泄途径，而中东等国家属于相对内敛的文化，宣泄途径缺乏，民愤易导致动乱。国家有别，也确实存在社会承受怨恨心态的弹性差别。但如果我们据此便认为文化因素是影响民众心理的主要因素，进而从文化角度试图改善之，则有失偏颇。因为，即使是受中庸文化影响极深的中国，近年来也多次发生地方性群体社会事件，且损失巨大。
国内该方面的很多专家学者认为，重构民众心理应当减轻民众生活压力、重视建立社会支持网络，防范社会风险、提升群众安全感，完善诚信体系、重建社会信任，致力阶层融合、消解不利的社会情绪，激励民众慈善、完善助人渠道，建立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以培育和保护公共理性，等等。应当说，这对策都是正确的。
然而，治表在先，治本为要。要从根本上创建良好的民众心理，唯有像对待伴有高烧的病人一样，先下猛药“退烧”，再调理整治具体“病情”。简言之，各国唯有针对当前骚乱后果，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采取有力措施把暴露出来的问题消解掉；再综合整治，循序渐进，打牢基础。
民生联两头：政府和民众。服务者是政府，服务的对象是民众，两者互促互进的关键只有一条：千方百计搞好服务。
既然政府和政府的服务在民众心理与社会时局间的作用如此根本，那么政府应当如何发挥好自身的作用呢？
总起来说，政府的职能繁杂，从宏观到微观都需要发挥好，比如政府必须适应行政管理现代化的要求，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政府；必须强化市场监督职能，建立现代市场监管制度；必须转变政府管理方式，实现微观管理向宏观调控的转变；必须切实加强入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社会管理职能以及加强公共服务，建设服务型的政府等。
一句话，只有政府充分发挥作用，真正做到善治，才能从根本上缓冲社会矛盾，纾解社会怨气，才能修补发展漏洞，优化社会环境。如此，民众心理才会平和健康，社会时局才会平稳有序。这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不断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要义所在。
（作者分别为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副主任、教授；中央党校研究生）
责编/马静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