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暴力设置伦理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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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战刚刚结束的时候,不少人曾经以为,随着两极争端局面的不复存在,人类也进入了一个“自由民主终结”的新时代,“万世太平”不再不可以想象。然而,话音甚至尚未落下,1990年在盛产石油的海湾地区,先进飞机与舰艇云集,便上演了血火烟尘齐飞的惨烈一幕。而在其后,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接踵而来。
其他文献
在西方推广的诸多话语中,伊斯兰复兴被定性为反叛和暴力性的。这一观念似乎已经成为学界的常识。但是,综合考察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可以发现,现代伊斯兰复兴不过是伊斯兰教自身改革和调整的一个新阶段。它之所以在20世纪下半期以来呈现激进化的倾向,不仅是客观现实变化的结果,同时更是一种话语和观念演绎的结果。
独立以来俄罗斯外交主流思想流派经历了从大西洋一欧洲主义到新斯拉夫主义(民族主义)、从“近邻—远邦”流派到新欧亚主义,再到现实主义—实用主义、“稳定的弧形战略”等演变过程。实现俄罗斯国家的复兴,激活俄罗斯民族主义,重振俄罗斯的大国雄风,获得世界大国地位,是各大流派的共同实质。但各派所主张的具体方式、道路不尽相同。这些主流思潮在不同的时期对俄罗斯的外交战略与外交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将继续发挥重要的影响。
2003年10月16日至17日,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承办的第二届全国外交学学科建设暨21世纪中国外交战略研讨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隆重举行。北京大学副校长吴志攀教授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务副院长潘国华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美国新保守主义帝国战略既是“9·11”恐怖袭击事件直接催生的产物,也是冷战后美国新保守主义当权派基于其政治信仰的帝国野心的大暴露,更反映了二战后形成的美利坚帝国管制模式在新形势下的恶性发展;而所有这一切,都根源于美国独特的具有帝国倾向的联邦共和国的建制经历和治理经验。
2003年12月18日,由联合国和北京大学共同主办的“支持中东和平公共论坛”在北京好苑建国商务酒店召开。论坛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兼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袁明教授和联合国巴勒斯坦权利委员会副主席、阿富汗常驻联合国代表法哈迪先生(Arnh Ravan Farhadi)共同主持,来自中国、美国、巴勒斯坦、以色列、日本、俄罗斯、澳
2007年3月16日,北大“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在国关学院召开了一次学术研讨会,题目是“伦理与价值:当代中国外交的困惑”。召开这次研讨会的目的,是希望引起学术界对中国外交中这类问题的关注。国际政治中的伦理问题,在国内外学术界是颇受重视的,在国内也有过一些讨论。不过讨论当代中国外交中的伦理、道德与价值等等,如果没记错的话,这还是第一次。
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话题,实际上是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更具体点说,是中国如何对待国际社会的核心价值与行为规则问题。
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价值常常是一个模糊、富有争议以及内在的定义从未真正统一的概念。一方面,国际关系中由于意识形态、传统和文化的差异,什么是普世性的价值和什么应该构成价值的内涵,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历来存有争议;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的国家在政治与社会经济结构上的差异,以及由于国家类型和利益的不同,如何在具体的外交政策中反映和追求价值的方式,也相去甚远。
(一)今日之中国乃“世界之中国” 梁启超曾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三个时期,并相应地把中国的身份概括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三个阶段(梁启超:《中国史序论》,载《饮冰室文集》卷34,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25页)。无论这第三阶段始于何时(梁氏大概是以18世纪末的“海通”为开端),至少自中国的孤立状态被西方坚船利炮强行打破以后,中国就已被纳入现代国际体系,
价值判断和利益判断是国家外交理念的基础,也是制定外交政策的出发点。中国外交中较多关注价值判断,对具体的国家利益判断则表现得不甚清晰。从总体来看,中国外交并不缺乏气势宏大的战略规划,如“一边倒”理论、“双反(反美反苏)”理论、“三个世界”理论等等,怎样在规划未来的过程中有效维护现实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