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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界有不少非常著名的演讲者,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辞藻华丽,结论空泛,是他们共有的特征。我在这里不用讳言,不少演讲者缺乏辩理精神,他们演讲的内容空虚,思想贫乏,结论缺乏理由,貌似正确,却经不住道理的追问。
思想必须无畏,言说必须节制。言说触动他人的灵魂,影响他人对于世界的理解,影响他人对生活的判断。既然如此,言说怎能不严肃呢?怎能不谨小慎微呢?所以,言说要有节制,要深思熟虑,要“慎言”。 即言说有制,要得体,要符合善,要高雅、正派。言辞说出真正的道理,才是优雅得体的言辞。像我们的专家们一样,在表达自己的意见上,信口开河,一味地追求煽情,其实是不善言辭、不善表达。
善于言辞,那是一种怎样的说话风范呢?我的理解就是,语言要节制,也就是言说有度。在面对浩瀚的宇宙和至深至秘的真理,面对人性的高度、广度和深度,面对我们生活的世界的复杂和不确定,我们的语言又是那么乏力和不智慧。但是,这个世界、这个宇宙、这个人生,都需要我们去思考,去发问,去言说,我们的言说,是它们对我们显现出意义的方式,因此,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说。如果我们在言辞上肆意妄为,信口开河,那在我们泛滥的讲话中,世界、生活和人性都是被严重的扭曲的。词语破碎处,事物不存在。
一个世界如何言说才能显现其意义,是非常严肃而重要的事情。一个人如何言辞,也表现了自身之位格,表现他自身是如何建构自己的观念以及对世界的态度的,就如阿伦特所说的,言辞表达了人如何爱这个世界。我们运用怎样的言辞言说,这是个严肃的问题。我们怎样言说,世界就怎样出现在我们面前,与我们形成怎样的关系,世界就具有怎样的意义,我们就有可能以与言辞相当的方式对待世界和我们自己。我们说什么言辞,就以什么方式存在,我们如何言说,就如何生活。不是我们想把世界之事物说成这样或者那样,而是我们以虔敬、同理的方式选择合适的言辞以合适的语气,建立一种配得上我们所说之物存在方式,进行一场严肃的言辞。
运用言辞的能力或水平是一个人、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所能够达到的高度的表现。那些伟大的经典作家们都是运用言辞的高手,如尼采,他运用言辞的水平使得德语语文达到新的高度。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或一个人都可能有丰富的言辞,都有表现独特的精神高度的方式。写作应当寻求这样的精神高度,在这样的精神高度中,言辞纳入或扩展我们对世界和自我有高度的理解,才能把人带到这样的精神高度。
言辞具有教化的意义。正是在言辞中,每个人获得对于生活中重大智慧的共同理解,形成了对于生活中高贵事物的共同理解,形成了对不同经验的共同分享,形成了共通性,形成了是非、美丑、善恶的共同判断。言辞因此承担着人文(人性的培育)的承诺,承担着对于生活的引导和对于美好事物的守护,使得人类精神中美好的价值有价值,使得不朽的事物不朽,使得高贵的事物高贵,使得鄙俗的事物鄙俗。
高贵事物是生活的引导,没有言辞,就意味着没有对高贵事物的言说,也就没有理解世界和自我的更高的基础。高贵的、真实的事物也许是隐身的,是不可见的,只有言说它们才能显现它们,真理只有通过言辞才能说出。现代的教育让人们仅仅经验可感觉、可见的事物,仅仅培养的是人们占有可见事物的能力,不培养人们灵魂的视力和言辞真理的能力。所以,我们可能会说话,但是不会言辞。不会言辞,意味着我们不能真诚地以与事物相符的方式严肃地言说世界的实在。
教育的工具化不再把如何言辞作为人文的修养。我们可能没有言辞的严肃,不是言辞贫乏,就是滥用言辞,结果是语言失去了丰富感,没有了庄严感。我们用崇高的语言来指称鄙俗的事物,也用鄙俗的语词来指称高贵的事物。这是语言的污染。我们在说鄙俗的语言的时刻,我们自己就是鄙俗,当我们用难听的方式污染语言的时候,我们也就污染了我们自己。
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所崇敬的高度,就是存在的高度,语言所伸展的广度,就是精神的广度,语言所领悟的深度,就是精神的深度。在当下,我们的精神现实可以由语言来印证。人们在言说中似乎是随意的,可以把勇敢说成刚愎,把尊严说成傲慢,甚至把鲁莽说成反对权力的勇敢,把审慎的迟疑说成无用的胆小鬼,把无德说成潇洒,把性格的粗陋说成素朴与真实,把贪婪说成是理想。这其实反映了在我们的精神现实中,我们对于这些事物之间的界限失去了辨明。这意味着我们真正缺乏言辞所能到达的高度、深度或广度,言辞能力的贫瘠,使得我们无法言说我们自身,无法在语言中展现这个世界,伸展这个世界,无法在语言中拓展精神。这意味着我们与世界、与自己丧失了一个更为纯粹的、优雅地联系方式。
孔子说过:“巧言令色,鲜仁矣。”花言巧语、大话空话都是这个时代公共语言和个体语言的特征,粗俗、庸俗、不敬畏语言以及语言所指,言辞空泛,其实就是不善言辞,这是我们语言的病。缺乏言辞的时代是一个思想贫乏的时代,这意味着我们时代的思想和语言浅薄,对于真理、真相、真实、真诚不再关心和关注,对于美好、崇高、卓越等不再上心。它们在我们的说话中不再有位置,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与它们相配的语言来安顿它们,无法建立起我们与它们的确切关系。缺乏高尚的言辞,我们就是没有文化,不是一个文明的人,就是philistine(野蛮平庸的无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没有可以触及真实事物的言辞。我们的灵魂因此是失明的,尽管我们满眼看到的是实在的物品。
现代的教育是缺乏言辞的教育,因为它没有诗意,没有言辞的真实。这可以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诗意是指对于崇高和美好的勇敢而执着的追求,这意味着严肃地栖居在与崇高和美好的关联之中,让它们引导我们的自我生成。诗意的教育必须立于人性的高贵与优秀的教化,它应当把人们广阔、高贵、深沉的情感与理性表达出来。教育如果要有诗意,必须关注言辞教化,而不是知识或能力的训练,它必须把人类的情感与理性完美的结合,使得人类的最优秀的部分展示出来。
高尚的言辞是教育的方式,也是教育的基础。教育必须通过言说美好事物而进行,或者说,教育通过人类对美善事物的言说经验来实现对于人心的养育、人性的完善和生活的引导,这意味着教育要运用言辞,通过说与听,想与写,触动人们心中的对于善恶是非的共同辨别,对于美善事物的共同想象,对于美爱情感的领会和抒发,对于恶欲和放纵的节制,用高贵的言辞激励每一个人的精神,使其活跃和扩展。
一个词语,一个句子——从密码中升起
熟悉的生命,突兀的意义,
太阳驻留,天体沉默
万物向着词语聚拢。
一个词语——是闪光、是飞絮、是火,
是火焰的溅射,是星球的轨迹——,
然后又是硕大无朋的暗冥,
在虚空中环绕着世界和我。
(哥特弗里特·伯恩《一个词语》)
思想必须无畏,言说必须节制。言说触动他人的灵魂,影响他人对于世界的理解,影响他人对生活的判断。既然如此,言说怎能不严肃呢?怎能不谨小慎微呢?所以,言说要有节制,要深思熟虑,要“慎言”。 即言说有制,要得体,要符合善,要高雅、正派。言辞说出真正的道理,才是优雅得体的言辞。像我们的专家们一样,在表达自己的意见上,信口开河,一味地追求煽情,其实是不善言辭、不善表达。
善于言辞,那是一种怎样的说话风范呢?我的理解就是,语言要节制,也就是言说有度。在面对浩瀚的宇宙和至深至秘的真理,面对人性的高度、广度和深度,面对我们生活的世界的复杂和不确定,我们的语言又是那么乏力和不智慧。但是,这个世界、这个宇宙、这个人生,都需要我们去思考,去发问,去言说,我们的言说,是它们对我们显现出意义的方式,因此,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说。如果我们在言辞上肆意妄为,信口开河,那在我们泛滥的讲话中,世界、生活和人性都是被严重的扭曲的。词语破碎处,事物不存在。
一个世界如何言说才能显现其意义,是非常严肃而重要的事情。一个人如何言辞,也表现了自身之位格,表现他自身是如何建构自己的观念以及对世界的态度的,就如阿伦特所说的,言辞表达了人如何爱这个世界。我们运用怎样的言辞言说,这是个严肃的问题。我们怎样言说,世界就怎样出现在我们面前,与我们形成怎样的关系,世界就具有怎样的意义,我们就有可能以与言辞相当的方式对待世界和我们自己。我们说什么言辞,就以什么方式存在,我们如何言说,就如何生活。不是我们想把世界之事物说成这样或者那样,而是我们以虔敬、同理的方式选择合适的言辞以合适的语气,建立一种配得上我们所说之物存在方式,进行一场严肃的言辞。
运用言辞的能力或水平是一个人、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所能够达到的高度的表现。那些伟大的经典作家们都是运用言辞的高手,如尼采,他运用言辞的水平使得德语语文达到新的高度。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或一个人都可能有丰富的言辞,都有表现独特的精神高度的方式。写作应当寻求这样的精神高度,在这样的精神高度中,言辞纳入或扩展我们对世界和自我有高度的理解,才能把人带到这样的精神高度。
言辞具有教化的意义。正是在言辞中,每个人获得对于生活中重大智慧的共同理解,形成了对于生活中高贵事物的共同理解,形成了对不同经验的共同分享,形成了共通性,形成了是非、美丑、善恶的共同判断。言辞因此承担着人文(人性的培育)的承诺,承担着对于生活的引导和对于美好事物的守护,使得人类精神中美好的价值有价值,使得不朽的事物不朽,使得高贵的事物高贵,使得鄙俗的事物鄙俗。
高贵事物是生活的引导,没有言辞,就意味着没有对高贵事物的言说,也就没有理解世界和自我的更高的基础。高贵的、真实的事物也许是隐身的,是不可见的,只有言说它们才能显现它们,真理只有通过言辞才能说出。现代的教育让人们仅仅经验可感觉、可见的事物,仅仅培养的是人们占有可见事物的能力,不培养人们灵魂的视力和言辞真理的能力。所以,我们可能会说话,但是不会言辞。不会言辞,意味着我们不能真诚地以与事物相符的方式严肃地言说世界的实在。
教育的工具化不再把如何言辞作为人文的修养。我们可能没有言辞的严肃,不是言辞贫乏,就是滥用言辞,结果是语言失去了丰富感,没有了庄严感。我们用崇高的语言来指称鄙俗的事物,也用鄙俗的语词来指称高贵的事物。这是语言的污染。我们在说鄙俗的语言的时刻,我们自己就是鄙俗,当我们用难听的方式污染语言的时候,我们也就污染了我们自己。
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所崇敬的高度,就是存在的高度,语言所伸展的广度,就是精神的广度,语言所领悟的深度,就是精神的深度。在当下,我们的精神现实可以由语言来印证。人们在言说中似乎是随意的,可以把勇敢说成刚愎,把尊严说成傲慢,甚至把鲁莽说成反对权力的勇敢,把审慎的迟疑说成无用的胆小鬼,把无德说成潇洒,把性格的粗陋说成素朴与真实,把贪婪说成是理想。这其实反映了在我们的精神现实中,我们对于这些事物之间的界限失去了辨明。这意味着我们真正缺乏言辞所能到达的高度、深度或广度,言辞能力的贫瘠,使得我们无法言说我们自身,无法在语言中展现这个世界,伸展这个世界,无法在语言中拓展精神。这意味着我们与世界、与自己丧失了一个更为纯粹的、优雅地联系方式。
孔子说过:“巧言令色,鲜仁矣。”花言巧语、大话空话都是这个时代公共语言和个体语言的特征,粗俗、庸俗、不敬畏语言以及语言所指,言辞空泛,其实就是不善言辞,这是我们语言的病。缺乏言辞的时代是一个思想贫乏的时代,这意味着我们时代的思想和语言浅薄,对于真理、真相、真实、真诚不再关心和关注,对于美好、崇高、卓越等不再上心。它们在我们的说话中不再有位置,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与它们相配的语言来安顿它们,无法建立起我们与它们的确切关系。缺乏高尚的言辞,我们就是没有文化,不是一个文明的人,就是philistine(野蛮平庸的无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没有可以触及真实事物的言辞。我们的灵魂因此是失明的,尽管我们满眼看到的是实在的物品。
现代的教育是缺乏言辞的教育,因为它没有诗意,没有言辞的真实。这可以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诗意是指对于崇高和美好的勇敢而执着的追求,这意味着严肃地栖居在与崇高和美好的关联之中,让它们引导我们的自我生成。诗意的教育必须立于人性的高贵与优秀的教化,它应当把人们广阔、高贵、深沉的情感与理性表达出来。教育如果要有诗意,必须关注言辞教化,而不是知识或能力的训练,它必须把人类的情感与理性完美的结合,使得人类的最优秀的部分展示出来。
高尚的言辞是教育的方式,也是教育的基础。教育必须通过言说美好事物而进行,或者说,教育通过人类对美善事物的言说经验来实现对于人心的养育、人性的完善和生活的引导,这意味着教育要运用言辞,通过说与听,想与写,触动人们心中的对于善恶是非的共同辨别,对于美善事物的共同想象,对于美爱情感的领会和抒发,对于恶欲和放纵的节制,用高贵的言辞激励每一个人的精神,使其活跃和扩展。
一个词语,一个句子——从密码中升起
熟悉的生命,突兀的意义,
太阳驻留,天体沉默
万物向着词语聚拢。
一个词语——是闪光、是飞絮、是火,
是火焰的溅射,是星球的轨迹——,
然后又是硕大无朋的暗冥,
在虚空中环绕着世界和我。
(哥特弗里特·伯恩《一个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