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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3日，《人民日报》刊发题为《不孕不育成难题 代孕是否可放开》的文章引发热议。
代孕争议的本质不是医疗问题，也不是技术问题，是更深层次的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只有当女性的身体不再被等同于工具，这项讨论才有了最大程度的人性意义。 （本专题58-61页）
谁在出租子宫？
凯特37岁，事业有成，却依然单身。当有一天她发现会议室的所有同事都幻化成含着奶嘴撒娇的宝宝时，她明白，自己想要一个孩子了。不幸的是，医生告诉她：她受孕的几率只有百万分之一。按捺不住母性的凯特最终通过代孕中介找到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女人替她怀孕，为此凯特向她支付了大量的美元。
这是好莱坞片子《代孕妈妈》里的情节，电影中戏剧化的一幕正在中国悄然上演。代孕，这个词正从“婴儿交易”“肉体买卖”等臭名昭著的名称中解脱出来，出现在电视节目、报纸新闻中，呈现在公众面前。
有人怒骂“代孕意味着道德的流产”，有人呼吁“伦理最终要从人类的幸福出发”。在商业、伦理和法律之间，代孕中介尚处于灰色地带。
小孔今年32岁，离异，有一个四岁的儿子。为了赚钱她瞒着父母来到武汉，在经历了体检、移植、持续数月服用雌激素、注射孕激素后，进入孕后期的小孔独自居住在武汉的一所高层公寓里，有专用保姆陪同并照顾生活起居，按照客户的要求每天喝孕妇奶粉、听胎教音乐、散步、午休。生产之后，她会带着相当于她家庭年收入18倍的约15万元人民币“打工”所得回到家乡，与父母一起照顾儿子成长，并计划开一家家政公司。而一对来自河南的夫妇将迎来一个他们企盼十余年的孩子。小孔说：“他们好像是在银行工作的，做了十年的试管婴儿，还通过输卵管，但一直没成。”
有数据显示，我国实际不孕不育发生率超过15%。其中部分夫妻因为身体原因，无法自己怀孕。随着生殖辅助技术的发展，代孕成为解决问题的一条途径。
但也有趋势表明，新富的都市女性出于保护工作前景、害怕体形走样等目的，而找人替生孩子。
宁丽（化名）的丈夫是私企老板，她成功找到了一名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做代孕者，理由是怕疼，怕影响身材。她不愿意因为怀孕影响自己目前的工作，更何况她还有升迁的机会。
另外一种情况则出现在已经有一个孩子的新富阶层家庭。据北京某代孕网站负责人高先生透露，很多新富阶层的家庭由于还想要一个孩子，但又惮于国策，所以找人代孕，以掩人耳目。由于中国法律禁止代孕，这些有经济实力的夫妻，会转而寻求海外代孕。
从国际情况来看，不同国家、地区，文化价值观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关于代孕的政策也不尽相同。印度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国，但允许代孕，而且是商业代孕，明码标价。出生率偏低的俄羅斯也允许代孕。在欧洲，英国允许的是“亲情代孕”，如姐姐替妹妹怀孕，母亲替女儿怀孕等，这种“非营利性代孕”，机构和个人不能以此谋取利益，国家对代孕有价格指导。法国也有类似的代孕指导价。美国国内对代孕也有很大的争议，目前有26个州允许代孕，但这26个州的代孕政策也各不相同。由于在美国捐精捐卵均被允许，还可以为婴儿选择性别，不少人寻求通过胚胎基因诊断技术“定制”一个金发碧眼的婴儿。
代孕“红与黑”
1988年3月10日，中国内地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于北医三院。此后，试管婴儿技术迅速普及应用。目前，全国每个省都有生殖中心，他们能够制造的试管婴儿总量相当可观。
但是，2001年8月，卫生部出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严格禁止代孕母亲的试管生产，这项新业务胎死腹中。直到今日，它仍是医学领域的禁区，只是逐渐转向了“地下”交易。
近30年来，试管婴儿、人工授精等辅助生育技术的发展，和高达15%至20%的不孕不育率，造就了一个“婴儿市场”的发育。在中国，用互联网搜索就可以找到上百家代孕中介网站。
对于“代孕”商业行为本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德博拉·斯帕尔（DeboraL.Spar）2006年出版了一本书《婴儿生意》，专门探讨了辅助生育市场的现状。在接受采访时，她表示，最让她吃惊的是：在她所接触过的众多行业里，这是第一个很明显存在买卖双方，而且有金钱交易，但是却没有人承认他们正在从事商业交易的行业。
在AA69代孕网上，“代孕妈妈”的级别被分为A—H级：A级标准最低，初中学历，容貌一般，待遇4万，到了H级，要求有本科学历，容貌较好，待遇可以提到10万元以上。这让很多人觉得和在超市里挑选商品并无二致。
“如果经济上不困难，没有谁愿意做这个。毕竟有10个月你不能见到家人。一位山东聊城的代孕妈妈表示，她认识的大部分代孕妈妈都出于经济上的无奈。
这是一次拿身体换金钱的冒险。在这场复杂的博弈中，金钱、道德、伦理、法律、医学等一系列问题的相互纠结，考验着买卖双方的情感与理智。
广州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刘见桥表示，代孕行为属于地下交易，其操作者的专业水平、从业经验等根本无法保证，这就大大增加了手术的风险。
此外，因为代孕产生的法律纠纷和官司，也层出不穷。2015年10月，南方日报曾报道，有代孕妈妈生下双胞胎，亲子鉴定结果显示，孩子与委托代孕的夫妻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矛头指向混乱的代孕产业链，最终这对双胞胎“砸”在中介手中，无人认领，命运堪忧。
在社会伦理层面，谁才是孩子的母亲？这是代孕面临的诸多质疑中的一个。
有的国家规定“分娩者即母亲”，有的地方则承认遗传学上的母亲，而代孕婴儿的母亲的认定，既不同前者又不同后者，它更符合一个“契约上的母亲”的定义。但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任何契约都有可能是一纸空文。伦理上的混乱带来了无尽的争议。
在《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节目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研究员时统宇极力反对代孕，他认为这种明码标价的商业，是女性子宫的工具化，代孕中介暴露了赤裸裸的商业和产业目的。
即使开放如好莱坞，电影《代孕妈妈》里最后也回避了“代孕”沉重的伦理争论，编剧让故事回到了常规：代孕妈妈怀的其实是她自己的孩子，而幾乎不可能怀孕的凯特也奇迹般地产下了小孩。“代孕”在这里只是喜剧元素和商业噱头。
代孕争议的本质不是医疗问题，也不是技术问题，是更深层次的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只有当女性的身体不再被等同于工具，这项讨论才有了最大程度的人性意义。 （本专题58-61页）
谁在出租子宫？
凯特37岁，事业有成，却依然单身。当有一天她发现会议室的所有同事都幻化成含着奶嘴撒娇的宝宝时，她明白，自己想要一个孩子了。不幸的是，医生告诉她：她受孕的几率只有百万分之一。按捺不住母性的凯特最终通过代孕中介找到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女人替她怀孕，为此凯特向她支付了大量的美元。
这是好莱坞片子《代孕妈妈》里的情节，电影中戏剧化的一幕正在中国悄然上演。代孕，这个词正从“婴儿交易”“肉体买卖”等臭名昭著的名称中解脱出来，出现在电视节目、报纸新闻中，呈现在公众面前。
有人怒骂“代孕意味着道德的流产”，有人呼吁“伦理最终要从人类的幸福出发”。在商业、伦理和法律之间，代孕中介尚处于灰色地带。
小孔今年32岁，离异，有一个四岁的儿子。为了赚钱她瞒着父母来到武汉，在经历了体检、移植、持续数月服用雌激素、注射孕激素后，进入孕后期的小孔独自居住在武汉的一所高层公寓里，有专用保姆陪同并照顾生活起居，按照客户的要求每天喝孕妇奶粉、听胎教音乐、散步、午休。生产之后，她会带着相当于她家庭年收入18倍的约15万元人民币“打工”所得回到家乡，与父母一起照顾儿子成长，并计划开一家家政公司。而一对来自河南的夫妇将迎来一个他们企盼十余年的孩子。小孔说：“他们好像是在银行工作的，做了十年的试管婴儿，还通过输卵管，但一直没成。”
有数据显示，我国实际不孕不育发生率超过15%。其中部分夫妻因为身体原因，无法自己怀孕。随着生殖辅助技术的发展，代孕成为解决问题的一条途径。
但也有趋势表明，新富的都市女性出于保护工作前景、害怕体形走样等目的，而找人替生孩子。
宁丽（化名）的丈夫是私企老板，她成功找到了一名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做代孕者，理由是怕疼，怕影响身材。她不愿意因为怀孕影响自己目前的工作，更何况她还有升迁的机会。
另外一种情况则出现在已经有一个孩子的新富阶层家庭。据北京某代孕网站负责人高先生透露，很多新富阶层的家庭由于还想要一个孩子，但又惮于国策，所以找人代孕，以掩人耳目。由于中国法律禁止代孕，这些有经济实力的夫妻，会转而寻求海外代孕。
从国际情况来看，不同国家、地区，文化价值观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关于代孕的政策也不尽相同。印度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国，但允许代孕，而且是商业代孕，明码标价。出生率偏低的俄羅斯也允许代孕。在欧洲，英国允许的是“亲情代孕”，如姐姐替妹妹怀孕，母亲替女儿怀孕等，这种“非营利性代孕”，机构和个人不能以此谋取利益，国家对代孕有价格指导。法国也有类似的代孕指导价。美国国内对代孕也有很大的争议，目前有26个州允许代孕，但这26个州的代孕政策也各不相同。由于在美国捐精捐卵均被允许，还可以为婴儿选择性别，不少人寻求通过胚胎基因诊断技术“定制”一个金发碧眼的婴儿。
代孕“红与黑”
1988年3月10日，中国内地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于北医三院。此后，试管婴儿技术迅速普及应用。目前，全国每个省都有生殖中心，他们能够制造的试管婴儿总量相当可观。
但是，2001年8月，卫生部出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严格禁止代孕母亲的试管生产，这项新业务胎死腹中。直到今日，它仍是医学领域的禁区，只是逐渐转向了“地下”交易。
近30年来，试管婴儿、人工授精等辅助生育技术的发展，和高达15%至20%的不孕不育率，造就了一个“婴儿市场”的发育。在中国，用互联网搜索就可以找到上百家代孕中介网站。
对于“代孕”商业行为本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德博拉·斯帕尔（DeboraL.Spar）2006年出版了一本书《婴儿生意》，专门探讨了辅助生育市场的现状。在接受采访时，她表示，最让她吃惊的是：在她所接触过的众多行业里，这是第一个很明显存在买卖双方，而且有金钱交易，但是却没有人承认他们正在从事商业交易的行业。
在AA69代孕网上，“代孕妈妈”的级别被分为A—H级：A级标准最低，初中学历，容貌一般，待遇4万，到了H级，要求有本科学历，容貌较好，待遇可以提到10万元以上。这让很多人觉得和在超市里挑选商品并无二致。
“如果经济上不困难，没有谁愿意做这个。毕竟有10个月你不能见到家人。一位山东聊城的代孕妈妈表示，她认识的大部分代孕妈妈都出于经济上的无奈。
这是一次拿身体换金钱的冒险。在这场复杂的博弈中，金钱、道德、伦理、法律、医学等一系列问题的相互纠结，考验着买卖双方的情感与理智。
广州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刘见桥表示，代孕行为属于地下交易，其操作者的专业水平、从业经验等根本无法保证，这就大大增加了手术的风险。
此外，因为代孕产生的法律纠纷和官司，也层出不穷。2015年10月，南方日报曾报道，有代孕妈妈生下双胞胎，亲子鉴定结果显示，孩子与委托代孕的夫妻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矛头指向混乱的代孕产业链，最终这对双胞胎“砸”在中介手中，无人认领，命运堪忧。
在社会伦理层面，谁才是孩子的母亲？这是代孕面临的诸多质疑中的一个。
有的国家规定“分娩者即母亲”，有的地方则承认遗传学上的母亲，而代孕婴儿的母亲的认定，既不同前者又不同后者，它更符合一个“契约上的母亲”的定义。但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任何契约都有可能是一纸空文。伦理上的混乱带来了无尽的争议。
在《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节目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研究员时统宇极力反对代孕，他认为这种明码标价的商业，是女性子宫的工具化，代孕中介暴露了赤裸裸的商业和产业目的。
即使开放如好莱坞，电影《代孕妈妈》里最后也回避了“代孕”沉重的伦理争论，编剧让故事回到了常规：代孕妈妈怀的其实是她自己的孩子，而幾乎不可能怀孕的凯特也奇迹般地产下了小孩。“代孕”在这里只是喜剧元素和商业噱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