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是乔纳森·斯宾塞的汉语名字，“景迁”二字是对英语乔纳森的音译，然而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其字面上的含义：对史家司马迁的景仰。作为治史学者，踵武司马迁似乎并不奇怪，然而在中国史的传统上，作为“史家之绝唱”的《史记》其实并非主流的治史路数。中国史学，有以阐发义理见长者，有以校雠史实见长者，而司马迁的《史记》所长之处却是飞扬的叙事文采，鲁迅称其“无韵之离骚”，也正是称赏其文采和深情。史景遷治史的特点，也恰恰承继了司马迁的这一特点，从而在整个中国史研究者中显得别树一帜，既是其为读者所喜爱传诵之处，也是为部分历史学者所诟病之处。
　　实际上，“史景迁”三字的另一层字面含义却常被人忽略：历史风景的流转变迁。在史景迁的笔下，历史像一则则电影蒙太奇的动态景象，繁华与冷落物换星移，就像古诗“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所描述的诗意。我们读他写明末文人张岱，其标题即作“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景迁”之意宛然纸上。而在他的《王氏之死》、《曹寅与康熙》、《天安门》、《太平天国》等著作中，无一不见到浓重的世态苍凉之感。而这种苍凉之感，并非来自历史与社会政治的大格局，而总是和每一个人的个体情感息息相关。
　　在他的著作《胡若望的疑问》里，这种苍凉同样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若不是史景迁的重新发掘，几乎无人能知道数百年前，一名被抛入异国文化的中国人内心的绝望与困惑。胡若望是晚清的天主教徒，他来到法国才发觉面对一切都显得格格不入，交流的障碍和文化的隔绝使得胡若望处境艰难，甚至被关进了精神病院。胡若望的处境，不但是他个人的独特经历，也隐喻着中国文化在国际交争时的基本处境，甚至也不妨被视为所有文化当面临异文化挑战时的共同处境。若将他的经历告诉法国思想家福柯，也许会为其著作《疯癫史》或《规训与惩罚》增添一个非常恰当的范例，然而在史景迁的笔下，这一则历史案卷却成为了一个荒诞而不乏悲壮的历史故事，浸染着浓重的史景迁风格。
　　以独异的个人来观照文化对比和交流，这是史景迁津津乐道的主题。在他的《利玛窦的记忆之宫》、《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等著作中，我们能看到他对这一主题的反复陈说。即使在《天安门》、《追寻现代中国》等著作里，也总能看到他热衷于探讨那些在文化的冲击中受到震荡的人们，包括洪秀全、孙中山、鲁迅，也包括成年后才学会汉语的康熙皇帝。
　　读者不难将其视为史景迁的自我陈说，毕竟这是西方汉学家所面临的普遍处境。在他的笔下，历史的风景不断地变迁流转。胡若望是一名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但也是一个普遍性的存在。史景迁在仔细勾勒这个人物个体形象的同时，也赋予其极大的象征意义。就这点而言，史景迁或许可以说超越了历史学家，而进入了诗的领域。但话说回来，历史学和诗真的有泾渭分明的界限吗？史景迁鬼魅般的笔触，与其说这是通过小人物来勾勒大时代，毋宁称是借助大时代来还原小人物，更为恰当。这里所承接的，正是司马迁在描述易水边白衣送客，垓下四面楚歌之时，笔下付诸的那种悲凉与沉痛。
　　当然，关于历史研究或者学术研究究竟应当“有情”还是“无情”，是“介入”还是“疏离”，这尚是见仁见智，没有定说的一个论题。有一则难以考证的轶事称钱锺书将史景迁称作“失败的小说家”，这是对其历史写作的调侃，还是对其作为历史家的褒奖？
　　无论如何评价，但史景迁确实在追随司马迁。而且在今天，愿意追随司马迁的学者，确实越来越少了。
　　史景迁鬼魅般的笔触，与其说这是通过小人物来勾勒大时代，毋宁称是借助大时代来还原小人物，更为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