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奥斯卡着重的关键词是“政治正确”，目的在于最大化满足观众的期待，争取最大公约数，这与好莱坞的经营法则相一致。“政治正确”的积极正面导向固然引人向善，但是很多场合下追求标准化的“政治正确”工具化倾向明显，似成为一种为达成社会共识的“标语”，口号之下的内容空洞无力，难以成为召唤性共识。在这种情况下，好莱坞开始风向转变的实验，关切现实成为追求的目标。但与此同时，上述两个目标并不能做到完全实现，这也表明了好莱坞碰到的尴尬。

“政治正确”的传统追溯

　　“政治正确”本源于西方政党的伦理标准，表现为避免使特殊社会群体受侵犯或处于不利地位而使用的语言、政策或举措。20世纪70年代后在美国逐渐成为社会共识，因其核心理念是平等主义，与美国价值观一脉相承，成为一种美国社会公认的价值观。近半个世纪“政治正确”理念的实践也见证了美国社会平等化的显著进步。但是近年来“政治正确”日益引起美国社会强烈的不满。美国学者斯宾塞早在20世纪就敲响警钟，质疑“政治正确”话语的可行性，他认为因“政治正确”源于多元主义的身份政治诉求，背后各方势力的利益矛盾难以协调。“政治正确”是否正确，背后更深层的是美国的国家民族认同问题，即何为美国？亨廷顿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惊呼，现在已经找不到美国了！他认为文化多元主义正在侵蚀美国的独特性，威胁国家认同。《大西洋月刊》一篇题名《美国人极度厌恶政治正确文化》的报道所引用的调查显示，80%的美国人认为政治正确已经成为美国的一种问题，虽然大多数人都反对种族歧视，但是在他们看来政治正确并不是解决种族问题的建设性方式。在很多美国公众眼中，政治正确已经从一个积极的语汇演变成一个含有贬义、讽刺意味的词语，带着政客般虚伪油滑的包装，暗含某种意识形态的控制。某种意义上特朗普上台也可做这一现象的注脚。

对“政治正确”的反思和质疑

　　根据政治哲学学者周穗明的分析，对“政治正确”的极化演变包含理念和现实政策落实的错置，政治逻辑的偏离，以及深刻的哲学文化根源，“政治正确”或许不等于社会真实，失去了对社会的及时反馈和直接影响力。《绿皮书》展现的美好的愿景在现实中并未实现，当下黑人依然面临历史上长期积累的结构性不平等和制度政策难以消除的隐性歧视，弗洛伊德事件也是一个例证。而当“政治正确”越来越像政客的政治口号和宣传标语，沦为他们的竞选工具，其本身引导公众追求平等、善待他人的出发点可能因此弱化，甚至反而令民众产生反感情绪。文化层面上，虽然多元文化主义的“核心诉求是族群之间的价值平等”，但是若为求多元强调不同价值的均质化，实质上是“向具有前现代性质的绝对平均主义平等观的倒退”，且并没有解决一元与多元，“文化与权利结构之间的矛盾问题”。
　　许多人质疑2018年的奥斯卡使电影艺术的殿堂沦为政治表演的舞台，2018年奥斯卡入围影片给出了非常政治正确的名单，种族、性别和阶级问题都有涉及，但是电影艺术性差强人意。以黑人英雄为主角的超级英雄电影类型《黑豹》历史上首度入围最佳影片名单，第89届奥斯卡的最佳影片《月光男孩》涉及同性恋与黑人问题的双重覆盖，第90届的最佳影片《水形物语》聚焦对边缘个体的关注，呈现同性恋题材的《以你的名字呼唤我》为性少数人群展开细腻的情感书写。问题在于，这些影片对现实问题的关切，往往是在当问题已不是社会矛盾焦点时才搬上银幕，或是电影的问题呈现已因过于娱乐化的表达而失去了对问题本身的批判力度。随着同性恋在美国逐渐合法化，社会理解、宽容度的提高，同性恋议题已不再引发巨大的社会争议。黑人种族歧视问题向来是美国的社会痼疾，然而像《黑豹》虽然是对黑人身份的正面呈现，但是其超级英雄电影的定位无疑削减了现实意义，而2019年获得最佳影片的《绿皮书》又很大程度上是站在白人角度对历史种族问题的和解，解决的合法性与有效性都值得商榷。

2019年、2020年奥斯卡奖项的“政治正确”体现及“政治正确”的变革

　　不妨先回顾2019年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绿皮书》，这部延续“政治正确”传统的影片，聚焦种族问题，然而关于这部影片的争议也持续发酵。《绿皮书》一再强调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然而编剧却从未参考过谢利的家人的声音，完全是托尼的儿子与另一个编剧的白人单边叙述。整部影片基于友谊，可很多细节却没有真实的根基，真正的谢利博士与托尼没有超越雇主与雇员的关系，并不是终生挚友；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二人甚至没有一张合照，电影片尾的照片是后来用技术手段拼贴上去的，影片几乎是一个站在白人角度上幻想白人与黑人实现种族和解的故事。
　　戴锦华在《电影批评》中谈到《阿甘正传》借助影像还原技术：阿甘穿越战后美国的多个重大历史场景，以天真的普通人形象实现了多重和解，“成功地弥合起美国战后历史、主流文化与主流社会的纵横裂隙；为治愈社会文化心理的创伤记忆，提供了有效的想象。”同样，《绿皮书》试图采用个人愿景式的叙事实现种族和解，影片没有宏大的社会图景展现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南方，也避开了当时重大的民权运动、小石城事件等种族主义斗争历史，而是把故事安置在一个安全可控的空间，将引起政治争议的问题采用娱乐化表达，以便对社会问题进行适当处理。这种巧妙的处理方式在行业内被称为 “戏剧性潜力（dramatic potentials）”。《绿皮书》将观众引入了一个熟悉的好莱坞叙事框架之中，通过摄影、音乐、场面、情节、人物关系等电影元素使观众能够从影片提出的创伤性问题——种族主义中逃脱出來，在熟悉亲切的观影过程中与其和解。因此可以说《绿皮书》涉及的美国种族问题，本是表现美国式的“政治准确”的绝好题材，但是不当的讲述方式削减了其有效性，加之主人公形象合法性的动摇，反而削弱了政治正确的要旨。 　　2020年奥斯卡的主题体现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选取的影片不同于2019年不痛不痒的“政治正确”导向——打出种族、性别的身份政治牌，而是直接指向现实。强调阶级差距，这或许可以视作 “政治正确”视角的某种变革。“政治正确”本身没有错，关注少数群体，尊重并保障他们享有平等的权利，其目标本在于追求社会公平正义，这也是人类共有的价值观。然而问题在于“政治正确”的教条化偏离了理念的初衷。
　　同样作为近几年的“政治正确”路线的延续，2020年获奖《小丑》和《寄生虫》则又有了不同的变化，二者都传递了更为明确的现实批判性。《寄生虫》直接指向社会贫富分化的议题，巧妙地用地上地下空间的分隔象征富人和穷人的阶级隔阂，另一个线索是穷人身上的味道，不只是因他们长期居住地下的穷酸气味，更是隐喻穷人和富人之间无法消弭的阶层差距。《小丑》同样揭露了个人与社会交织在一起的现实问题，既有个人方面的心理健康障碍，畸形的单亲家庭出身，又有社会方面更复杂的贫富分化，政治腐败，枪支泛滥、恶意弥漫而正义缺失的氛围。

关切现实的转向

　　与近年大行其道的“政治正确”风可做参照的是2019年的特殊现象《小丑》。这部影片一上映就引发热议，毁誉参半。截至2019年底，该片美国国内票房达3.3亿美元，同时《小丑》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原创配乐奖，说明评审委员会认可其美学价值，支持者也肯定其对精神疾病患者复杂内心世界的发掘以及人物刻画。而在社会意义方面影片则备受争议。反对者则担心小丑这一人物给自认为遭受社会不公待遇的个体一张制造混乱、破坏秩序的通行证。小丑不仅谋杀数人，引发了暴动和混乱，影片对他的艺术呈现却美化了人物的形象，将其展现为一个发起革命的英雄。事实或许印证了批评者的立场，弗洛伊德事件引发的街头暴乱一度在美国各地蔓延，如同《小丑》中呈现的暴力在现实上演。

　　从电影出发对接现实，现实表明美国的阶级结构近年来已发生重大变化，两极化趋势日趋显著。在《新阶级社会：美国梦的终结？》一书中，三位作者通过分析得出结论，美国的新阶级体系更接近于双钻石型，而非早期阶级分析模型像蛋糕那样的层叠形态。随之而来的是阶级不平等、阶级冲突等问题日益激化。以上电影不同程度地呼应了这一问题。
　　2020年《寄生虫》《小丑》《美国工厂》获奖均反映了奥斯卡的政治敏感度和现实关切，《寄生虫》作为2020年第92届奥斯卡最大赢家，这也可视作好莱坞自我调适变革的信号，《爱尔兰人》和《好莱坞往事》以怀旧风格追溯过去的传统，或许是好莱坞影片追寻传统美国叙事的尝试。而当奥斯卡给出否定答复，首次把奖杯颁给一部外语片，它传递出一个清晰的变革信号，表明奥斯卡一方面意识到美国本土影片在美国叙事、社会现实把握环节的缺失，试图借助他者发现自我。另一方面，奥斯卡证明自己与时俱进，欢迎新的创新血液流入，为好莱坞带来新的气息，引入《寄生虫》这样带有阶级问题立场的社会现实关注，改变好莱坞影片社会批判色彩的缺乏。
　　2019年、2020年的奥斯卡展现拥抱世界性的开放格局，自觉的自我调适机制以及持续的创新意识。奥斯卡已认识到“政治正确”的不正确，提供了迂回的解决方式，引入他者的视角，帮助美国找回自身，力图把握美国社会当下贫富分化、阶级矛盾加剧的现实动向。这一方法是否有效，仍有待未来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