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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性暴力犯罪已经超越法律层面，成为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统计，在印度，每16分钟就有一名妇女被强奸。震惊世界的德里巴士强奸案发生七年后，印度的性暴力犯罪引发的社会安全危机并没有减缓的迹象。
2020年3月20日，在女儿辛格被强奸七年之后，四名强奸犯终于被执行了死刑。多年来，辛格的母亲一直与强奸和谋杀她女儿的罪犯进行着不懈的斗争和抗议，直到今年3月20日，她才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但对于广大印度妇女来说，这个案件的结束还远不能算是完全的胜利。
这一案件在当时成为全世界的头条新闻，也引发了全球的愤怒。成千上万的印度人走上街头，抗议印度糟糕的安全状况、薄弱的法律制度、有缺陷且带有偏见的执法系统，以及不堪重负的司法系统。案件发生后的数周，印度街头始终回荡着“绞死强奸犯”的呼声。
辛格案在一段时间内似乎成了一种催化剂，迫使这个长期困扰印度的社会问题发生变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修改性暴力相关法律，轮奸犯可能面临无期徒刑，惯犯可能被判处死刑。重大变化似乎就在眼前，但是变化并未真正到来。这些更严厉的法律修改并没有减少强奸的数量。事实上，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的数据，印度警方每天接到大约100起性侵案件。辛格案发生四年后的2016年，一年仍有近3.9万起涉嫌性侵的案件，比2015年增加了12%。
2016年5月的一个下午，15岁的印度女孩玛雅走进拉贾斯坦邦村庄里的商店，给她的母亲买一些洋葱。她走进商店的时候，店主关上了门并将门上了锁。玛雅意识到事情不对，她开始尖叫，想引起门外人的注意，但是店主用手捂住了她的嘴，并威胁如果她不保持安静就杀死她，然后对她实施了强奸。四个小时后，久等玛雅未归的母亲，最终把她解救了出来。玛雅向印度警方报案，控告商店店主对她实施强奸并把她锁在屋里。
2018年4月，一名8岁的儿童在印度北部查谟和克什米尔邦被下药、轮奸并被勒死。在警方进行了大规模搜查后，女孩的尸体在一片森林里被找到。警方逮捕了八名犯罪嫌疑人，之后公布的调查细节令人震惊，让该案获得了全国范围的关注，导致横跨印度的大规模的抗议。两名政府部长因参与支持部分被告的示威活动而被迫辞职。案件发生后，政府出台了延长刑期的新法律，并对强奸12岁以下女孩的嫌疑人判处死刑。
2018年12月，一名年仅3岁的女孩在印度德里被强奸，蹒跚学步的女孩的父亲在家里的地板上发现她穿着脏衣服昏迷不醒。女孩在当地医院经救治后情况稳定，一名40岁的保安兰吉特因性侵嫌疑而被调查。
根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的数据显示，2012年至2016年报告的强奸案数量攀升了56%。但伴随着犯罪数量的飙升，定罪率却并不高，截至2018年，只有27.2%的案件被定罪。性暴力犯罪不像盗窃、谋杀犯罪一样可以很快定罪，定罪率低也成为印度政府面临广泛质疑的原因之一。
民众呼吁严惩黑公交轮奸案凶手（图/网络）
强奸案的犯罪黑数也较大，大量案件仍未得到充分的报道，受害者不愿意站出来，因为她们担心调查不符合法律标准，而且如果她们报案，可能会遭到被指控的性侵者的恐吓。即使案件被送上法庭，大多数也不会最终被定罪。正如印度最高法院的律师温达·格罗弗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那样：“我们并没有以保护证人以及受害人的名义，去提供一名站在她家门前的警员。”
据人权观察研究员杰什里·巴乔里亚说：“很多时候，新的法律没有得到实施，准确来说是司法系统提供的培训没有得到实施，这就导致很多执法者还停留在原地。”他曾经撰写过一份人权观察报告，专门阐述强奸幸存者在起诉过程中面临的种种障碍。
死刑对于震慑性暴力犯罪是否足够有力仍旧存在较大的争议，反对死刑的人认为，死刑无助于威慑罪犯，也没有解决性侵导致的社会问题。德里国立法律大学的死刑專家阿努普·苏伦德拉纳特认为：“对于政府来说，用死刑来应对这些残忍的性暴力行为是非常容易的。这是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很受公众欢迎，但这根本不是解决办法。我认为每个人都清楚，这不会防止性暴力，也不会对未来防止性暴力产生任何真正的影响。”像苏伦德拉纳特这样的反对者指出了一种适得其反的趋势，即强奸犯杀害受害者以毁灭证据或者让她们保持沉默，以逃避牢狱之灾，甚至死刑。海德拉巴市妇女被轮奸案就说明了这一点，她的尸体被焚烧以防止辨认。另一起案件中的一名幸存者在去法庭指证犯罪分子的路上被人搭讪并焚烧，一天后就去世了。
为什么法律的修订没有改善印度性暴力的社会问题呢？事实上，这不仅仅是一个法律规制的问题，社会制度和文化体系也需要对此承担巨大的责任。2013年，英国谢菲尔德哈拉姆大学的学者马杜米塔·潘迪博士在她的研究中采访了印度100多名被定罪的强奸犯和杀人犯。她的发现表明，强奸犯对自己的行为明显缺乏责任感，同时还有一种权利感。在纪录片《印度的女儿》中，巴士强奸案的罪犯之一穆克什认为，在晚上9点以后外出的女人是不道德的，要对被强奸承担主要责任。至于受害人被进一步残害是因为她进行了反抗，她应该接受被施暴。而他们之所以施暴，是为了教育被害人不要在晚上9点在外闲逛。在整个采访中，穆克什没有表露出任何的悔意。英国牛津大学学者玛利亚·米斯拉认为，罪犯通过轮奸施暴行为展示对被害者的权威，施暴是罪犯对被害女性宣布并实施自己享受“暴力性行为”的权力。在印度社会中，受害者不仅是耻辱的承担者，还被主流价值观所抛弃。
巴士强奸案的辩护律师夏尔玛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强奸案件的发生是因为受害女性违反了印度的文化。他认为，印度文化中，“人格主体”只有男人。女性仅作为一种较为珍贵的物体存在，对男人的价值就是“性”。性暴力的肇事者并不是孤立的，在印度社会，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妇女要么被物化，要么被限制在家中。古老的性别规范将她们限制成为一种婴儿制造机器。对女性的征服必然会以某种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性虐待和性暴力。
如同世界上任何地方一样，正义总是主观的。对辛格的母亲来说，正义就是轮奸她女儿的罪犯死亡以祭亡灵。对其他人来说，也许又有另外的意义。但是正义永远不会容忍对妇女性暴力的继续。为了遏制这种社会问题继续恶化，印度必须从社会制度、文化价值上进行深层次的反省，理解性暴力为什么会发生，并用“刮骨疗毒”的方式真正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
编辑：薛华
巴士强奸案的催化作用
2020年3月20日，在女儿辛格被强奸七年之后，四名强奸犯终于被执行了死刑。多年来，辛格的母亲一直与强奸和谋杀她女儿的罪犯进行着不懈的斗争和抗议，直到今年3月20日，她才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但对于广大印度妇女来说，这个案件的结束还远不能算是完全的胜利。
这一案件在当时成为全世界的头条新闻，也引发了全球的愤怒。成千上万的印度人走上街头，抗议印度糟糕的安全状况、薄弱的法律制度、有缺陷且带有偏见的执法系统，以及不堪重负的司法系统。案件发生后的数周，印度街头始终回荡着“绞死强奸犯”的呼声。
辛格案在一段时间内似乎成了一种催化剂，迫使这个长期困扰印度的社会问题发生变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修改性暴力相关法律，轮奸犯可能面临无期徒刑，惯犯可能被判处死刑。重大变化似乎就在眼前，但是变化并未真正到来。这些更严厉的法律修改并没有减少强奸的数量。事实上，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的数据，印度警方每天接到大约100起性侵案件。辛格案发生四年后的2016年，一年仍有近3.9万起涉嫌性侵的案件，比2015年增加了12%。
性侵问题持续高发
2016年5月的一个下午，15岁的印度女孩玛雅走进拉贾斯坦邦村庄里的商店，给她的母亲买一些洋葱。她走进商店的时候，店主关上了门并将门上了锁。玛雅意识到事情不对，她开始尖叫，想引起门外人的注意，但是店主用手捂住了她的嘴，并威胁如果她不保持安静就杀死她，然后对她实施了强奸。四个小时后，久等玛雅未归的母亲，最终把她解救了出来。玛雅向印度警方报案，控告商店店主对她实施强奸并把她锁在屋里。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统计，在印度，每16分钟就有一名妇女被强奸。震惊世界的德里巴士强奸案发生七年后，印度的性暴力犯罪引发的社会安全危机并没有减缓的迹象。
2018年4月，一名8岁的儿童在印度北部查谟和克什米尔邦被下药、轮奸并被勒死。在警方进行了大规模搜查后，女孩的尸体在一片森林里被找到。警方逮捕了八名犯罪嫌疑人，之后公布的调查细节令人震惊，让该案获得了全国范围的关注，导致横跨印度的大规模的抗议。两名政府部长因参与支持部分被告的示威活动而被迫辞职。案件发生后，政府出台了延长刑期的新法律，并对强奸12岁以下女孩的嫌疑人判处死刑。
2018年12月，一名年仅3岁的女孩在印度德里被强奸，蹒跚学步的女孩的父亲在家里的地板上发现她穿着脏衣服昏迷不醒。女孩在当地医院经救治后情况稳定，一名40岁的保安兰吉特因性侵嫌疑而被调查。
正义往往只是补救措施的一部分
根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的数据显示，2012年至2016年报告的强奸案数量攀升了56%。但伴随着犯罪数量的飙升，定罪率却并不高，截至2018年，只有27.2%的案件被定罪。性暴力犯罪不像盗窃、谋杀犯罪一样可以很快定罪，定罪率低也成为印度政府面临广泛质疑的原因之一。
强奸案的犯罪黑数也较大，大量案件仍未得到充分的报道，受害者不愿意站出来，因为她们担心调查不符合法律标准，而且如果她们报案，可能会遭到被指控的性侵者的恐吓。即使案件被送上法庭，大多数也不会最终被定罪。正如印度最高法院的律师温达·格罗弗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那样：“我们并没有以保护证人以及受害人的名义，去提供一名站在她家门前的警员。”
据人权观察研究员杰什里·巴乔里亚说：“很多时候，新的法律没有得到实施，准确来说是司法系统提供的培训没有得到实施，这就导致很多执法者还停留在原地。”他曾经撰写过一份人权观察报告，专门阐述强奸幸存者在起诉过程中面临的种种障碍。
死刑对于震慑性暴力犯罪是否足够有力仍旧存在较大的争议，反对死刑的人认为，死刑无助于威慑罪犯，也没有解决性侵导致的社会问题。德里国立法律大学的死刑專家阿努普·苏伦德拉纳特认为：“对于政府来说，用死刑来应对这些残忍的性暴力行为是非常容易的。这是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很受公众欢迎，但这根本不是解决办法。我认为每个人都清楚，这不会防止性暴力，也不会对未来防止性暴力产生任何真正的影响。”像苏伦德拉纳特这样的反对者指出了一种适得其反的趋势，即强奸犯杀害受害者以毁灭证据或者让她们保持沉默，以逃避牢狱之灾，甚至死刑。海德拉巴市妇女被轮奸案就说明了这一点，她的尸体被焚烧以防止辨认。另一起案件中的一名幸存者在去法庭指证犯罪分子的路上被人搭讪并焚烧，一天后就去世了。
为什么法律的修订没有改善印度性暴力的社会问题呢？事实上，这不仅仅是一个法律规制的问题，社会制度和文化体系也需要对此承担巨大的责任。2013年，英国谢菲尔德哈拉姆大学的学者马杜米塔·潘迪博士在她的研究中采访了印度100多名被定罪的强奸犯和杀人犯。她的发现表明，强奸犯对自己的行为明显缺乏责任感，同时还有一种权利感。在纪录片《印度的女儿》中，巴士强奸案的罪犯之一穆克什认为，在晚上9点以后外出的女人是不道德的，要对被强奸承担主要责任。至于受害人被进一步残害是因为她进行了反抗，她应该接受被施暴。而他们之所以施暴，是为了教育被害人不要在晚上9点在外闲逛。在整个采访中，穆克什没有表露出任何的悔意。英国牛津大学学者玛利亚·米斯拉认为，罪犯通过轮奸施暴行为展示对被害者的权威，施暴是罪犯对被害女性宣布并实施自己享受“暴力性行为”的权力。在印度社会中，受害者不仅是耻辱的承担者，还被主流价值观所抛弃。
巴士强奸案的辩护律师夏尔玛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强奸案件的发生是因为受害女性违反了印度的文化。他认为，印度文化中，“人格主体”只有男人。女性仅作为一种较为珍贵的物体存在，对男人的价值就是“性”。性暴力的肇事者并不是孤立的，在印度社会，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妇女要么被物化，要么被限制在家中。古老的性别规范将她们限制成为一种婴儿制造机器。对女性的征服必然会以某种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性虐待和性暴力。
如同世界上任何地方一样，正义总是主观的。对辛格的母亲来说，正义就是轮奸她女儿的罪犯死亡以祭亡灵。对其他人来说，也许又有另外的意义。但是正义永远不会容忍对妇女性暴力的继续。为了遏制这种社会问题继续恶化，印度必须从社会制度、文化价值上进行深层次的反省，理解性暴力为什么会发生，并用“刮骨疗毒”的方式真正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
编辑：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