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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课程改革对历史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以学科核心素养代替三维目标，2017年12月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明确提出了历史学科的五大核心素养，即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家国情怀，其中历史解释是核心能力。
何为历史解释？新课标认为“历史解释是指以史料为依据，以历史理解为基础，对历史事物进行理性分析和客观评判的态度、能力与方法。”冯一下认为“历史解释是人们以史料为依据，以历史理解为基础，在一定的史观指导下进行的解释和阐释人类社会过往事物的历史思维活动”[1]。笔者认为历史解释实际上就是在用理性思维方法研读史料、准确理解历史的基础上，再对历史作出客观评价说明的能力。正确的历史理解是进行恰当历史说明的前提，是历史解释的核心。
一般来说，简单易学，学生才容易感兴趣，才能坚持，才容易取得成就，因此如何化繁为简，化难为易，是我们在教学设计上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现行教材看，教材的编写内容很多是零散的，结论是晦涩呆板的，没有教师的精心整合、逻辑归类以及相关史料的补充，学生很难真正理解其内涵，更不用说合理的评价说明。下面笔者以人教版《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一课为例加以说明。
一、找准问题，确立教学立意
浙江戴加平老师说“一节课应当有自己的灵魂”，“没有灵魂的身躯注定行之不远。人是这样，课也是这样”[2]，课的灵魂就是教学立意。目前我们的教材主要是对事实的叙述，其立意并未明确体现出来，如何确定教学立意？笔者认为首先要找准问题，然后确定主题。教学中涉及的历史事件都是人类在面临重大问题时所采取的相应对策，所以在确立每个课题的教学立意时，我们不妨回到那个时代追寻感受一下当时人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而探讨其采取的相应对策，如以人教版《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为例，本课属于思想文化史范畴，主要为解决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问题，从当时的社会背景看，汉武帝初年主要面临的问题是国家的无序状态：内忧（诸侯势力膨胀，土地兼并严重），外患（匈奴威胁）以及汉初无为而治导致的思想混乱，由此可以看出董仲舒所要解决的就是建立有序的社会价值观，解决人们的思想混乱问题，因此可以将本课的教学立意确立为“汉代有序价值观的建立”，教学围绕为什么要建立有序价值观？如何建立？效果如何？三方面展开，这样清晰有序，结构简单，易于掌握。
二、厘清逻辑，构建知识体系
梁启超认为历史研究“在于根据史料而加以间接之推理，非直接之观察也。所有历史之知识均属间接之智识，故历史之为学实属推理之科学，其方法乃一种用推理进程之间接方法也。”[3]他主张用推理的方法研究历史，这种推理就是逻辑思维，逻辑思维是一种有条理的，前后一贯的有根据的思维，在这种思维指导下，知识体系是清晰的、易于理解的。在教材《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一课中，教材依据时间顺序将内容按照“大一统”“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君权神授”“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的顺序编排，这样的编写难成系统，各要素之间难以建立密切联系，学生理解起来很不容易，相反，我们从建立有序价值观的逻辑思想出发，可以调整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宇宙观）——“大一统”、“君权神授”（国家观）——“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三纲五常”（社会观）的顺序，可以看出董仲舒的学说以“大一统”“君權神授”为核心，借助“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思想，要求人们通过“独尊儒术”“三纲五常”从内心到外在规范自己的行为，以实现建立有序社会的愿望，这样的顺序安排逻辑清楚，线索明了，容易在学生头脑中形成深刻印象。
三、借助史料，突破教学难点
一节课的教学难点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一些重要历史概念的准确理解，二是重要结论的理解。由于篇幅限制，教材对这些内容没法全面详细的阐述，所以需要教师补充必要史料帮助学生理解。在《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一课中，除了一些重要概念，就是对其背景和内容的理解，尤其是要明白“新儒学”到底“新”在何处。
1.借助史学著作等一手史料，理解时代背景
关于背景，教材主要写了政治上诸侯争权，匈奴内侵，经济上土地兼并严重，而对思想的混乱却涉及较少，只提到了“汉初统治者吸取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对其后果并没明确指出，为此，我们可以补充《汉书》的这段材料：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无）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这段材料中明确指出董仲舒实行“大一统”的原因、目的。由于百家思想盛行，人们思想混乱，统治者不能实行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其目的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现国家的大一统。
2.借助相关资料，理解重要历史概念
教材中关于“大一统”“阴阳五行学说”“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概念只是一带而过。笔者认为应补充以下资料以帮助学生理解。
“大一统”：“大一统”不同于“大统一”单纯就地域统一作为理念，更多的是指在国家政治上的整齐划一，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上的高度集中。
“阴阳五行说”：是关于宇宙观的学说，出现于先秦时期。阴阳是关于宇宙来源的学说，阴阳家认为世界在阴阳二气作用的推动下产生、发展和变化，阳处于主导地位，阴处于附属被动地位，二者关系也不是绝对不变的，但总的来说它强调一个有主导的有序世界。五行是关于宇宙结构的学说，最早在《尚书·洪范》中有记载认为构成世界的因素主要由金木水火土五种要素，但行不仅仅代表五种元素，它的本意应当是五种动因、五种活动，五行相生相克，要求人的活动要顺应自然，否则就会造成不正常的现象，如规定君王每月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如规定春天不能伐木，不能出兵，否则“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木早落，国时有恐”。他还引申到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空间的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社会关系中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以及仁义礼智信五德，身体上的五官，强调人应顺应自然。 “阳”这个字的本义是指日光，或任何与阳光相连的事物，“阴”的本义是指没有阳光的阴影或黑暗。后来，他们的含义逐渐发展成为宇宙中两种相反的力量，阳代表男性、主动、热、光明、干燥、坚毅等，阴代表女性、被动、冷、暗、湿、柔等。[4]
阴阳五行学说明显体现了一种“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思想，正是在此基础上董仲舒提出了“君权神授”的思想。
“君权神授”“天人感应”，可以补充如下材料：
天地者，万物之本也，先祖之所出也。……天出至明，众知类也，其伏无不诏也。地出至晦，星日为明不敢暗，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取之，此大礼之终也。
——《春秋繁露·观德》
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皆尊天也，虽谓受命于天亦可。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地》
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夏，乐气也，故养；冬，哀气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之，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故为人主之道，莫明于在身之与天同者而用之，使喜怒必当义而出，如寒暑之必当其时乃发也，使德之厚于刑也，如阳之多于阴也。
——《春秋繁露·阴阳义》
三段材料分别论述了“君权神授”的原因和表现：天是万物的主宰，人们要顺应天意，服从天的安排，逆天而行必会受到天的惩罚，天子代表天统治人们，所以人人都要服从天子的统治；“天人感应”是对君主的限制：天是“阳之多于阴”，所以君主也应该“使德之厚于刑也”实行仁政，顺应天道，否则上天便会降灾于他。由此可以看出，董仲舒将国家的统治纳入整个宇宙系统中，将儒学神学化，君民都要顺从天意，即人民要服从君主，和君主同呼吸共命运，确立君主的绝对权威，因此后来任何宗教在中国都没能占主导地位，没有出现西方那种政教争权和政教合一的现象，同时君主要实行仁政，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反映了作为大儒的董仲舒希望实行儒家仁政，约束限制君主的良好愿望。在这里我们明显看到他借用了阴阳家的阴阳五行说，道家的天人合一为法家君主专制提供理论支撑，同时也继承了传统儒家的仁政思想，所以人们称其为糅合各家精髓的大儒，实行外儒内法，这样新儒学的新特点自然得出。
3.借助学者著作等通俗读物，突破教学难点
新儒学是董仲舒糅合了法家、黄老之学而形成新的思想体系。……在天人观方面，先秦儒学持怀疑态度，主张敬而远之，而新儒学持肯定态度，提出“天人感應”学说。……在政治主张方面：汉初儒学的法家化……汉儒抛弃了孟子的“君轻”论、荀子的“从道不从君”论，而代之以法家的“尊君卑臣论”[5]。
由这段材料可以看出新儒学新在三方面：糅合法家、道家、阴阳家等思想宣扬“天人感应”，儒学神学化、“尊君卑臣”，外儒内法。这样的材料典型新颖，概括性强，可以大大提高课堂效率。
四、利用唯物史观，科学评价历史
唯物史观是一种科学的评价方法，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他要求我们在评价历史时能站在当时的角度客观思考问题。董仲舒的主张一方面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于加强思想统一，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促进人才的选拔，提升儒家思想的地位以及教育的发展都有很大贡献，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认识到，“天人感应”将儒学神学化，使其学说带有明显的唯心主义色彩，为后来魏晋玄学思想的盛行埋下隐患。
总之，要提高学生的历史解释能力，必须对教学设计进行优化，明确课题立意，厘清逻辑关系，构建知识网络，同时适当补充史料深刻理解知识内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提高课堂效率，减轻学生负担，使学生实现对知识的灵活迁移和运用。
【注释】
冯一下：《论历史解释的界定——“历史解释与历史教学”专题研究之一》，《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17年第2期。
戴加平：《好课三要素：故事 学法 灵魂 ——“一节好的历史课”标准之我见》，《历史教学》（上半月刊）2014年第11期。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第48页。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136页。
何俊主编：《余英时学术思想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52页。
何为历史解释？新课标认为“历史解释是指以史料为依据，以历史理解为基础，对历史事物进行理性分析和客观评判的态度、能力与方法。”冯一下认为“历史解释是人们以史料为依据，以历史理解为基础，在一定的史观指导下进行的解释和阐释人类社会过往事物的历史思维活动”[1]。笔者认为历史解释实际上就是在用理性思维方法研读史料、准确理解历史的基础上，再对历史作出客观评价说明的能力。正确的历史理解是进行恰当历史说明的前提，是历史解释的核心。
一般来说，简单易学，学生才容易感兴趣，才能坚持，才容易取得成就，因此如何化繁为简，化难为易，是我们在教学设计上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现行教材看，教材的编写内容很多是零散的，结论是晦涩呆板的，没有教师的精心整合、逻辑归类以及相关史料的补充，学生很难真正理解其内涵，更不用说合理的评价说明。下面笔者以人教版《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一课为例加以说明。
一、找准问题，确立教学立意
浙江戴加平老师说“一节课应当有自己的灵魂”，“没有灵魂的身躯注定行之不远。人是这样，课也是这样”[2]，课的灵魂就是教学立意。目前我们的教材主要是对事实的叙述，其立意并未明确体现出来，如何确定教学立意？笔者认为首先要找准问题，然后确定主题。教学中涉及的历史事件都是人类在面临重大问题时所采取的相应对策，所以在确立每个课题的教学立意时，我们不妨回到那个时代追寻感受一下当时人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而探讨其采取的相应对策，如以人教版《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为例，本课属于思想文化史范畴，主要为解决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问题，从当时的社会背景看，汉武帝初年主要面临的问题是国家的无序状态：内忧（诸侯势力膨胀，土地兼并严重），外患（匈奴威胁）以及汉初无为而治导致的思想混乱，由此可以看出董仲舒所要解决的就是建立有序的社会价值观，解决人们的思想混乱问题，因此可以将本课的教学立意确立为“汉代有序价值观的建立”，教学围绕为什么要建立有序价值观？如何建立？效果如何？三方面展开，这样清晰有序，结构简单，易于掌握。
二、厘清逻辑，构建知识体系
梁启超认为历史研究“在于根据史料而加以间接之推理，非直接之观察也。所有历史之知识均属间接之智识，故历史之为学实属推理之科学，其方法乃一种用推理进程之间接方法也。”[3]他主张用推理的方法研究历史，这种推理就是逻辑思维，逻辑思维是一种有条理的，前后一贯的有根据的思维，在这种思维指导下，知识体系是清晰的、易于理解的。在教材《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一课中，教材依据时间顺序将内容按照“大一统”“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君权神授”“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的顺序编排，这样的编写难成系统，各要素之间难以建立密切联系，学生理解起来很不容易，相反，我们从建立有序价值观的逻辑思想出发，可以调整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宇宙观）——“大一统”、“君权神授”（国家观）——“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三纲五常”（社会观）的顺序，可以看出董仲舒的学说以“大一统”“君權神授”为核心，借助“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思想，要求人们通过“独尊儒术”“三纲五常”从内心到外在规范自己的行为，以实现建立有序社会的愿望，这样的顺序安排逻辑清楚，线索明了，容易在学生头脑中形成深刻印象。
三、借助史料，突破教学难点
一节课的教学难点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一些重要历史概念的准确理解，二是重要结论的理解。由于篇幅限制，教材对这些内容没法全面详细的阐述，所以需要教师补充必要史料帮助学生理解。在《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一课中，除了一些重要概念，就是对其背景和内容的理解，尤其是要明白“新儒学”到底“新”在何处。
1.借助史学著作等一手史料，理解时代背景
关于背景，教材主要写了政治上诸侯争权，匈奴内侵，经济上土地兼并严重，而对思想的混乱却涉及较少，只提到了“汉初统治者吸取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对其后果并没明确指出，为此，我们可以补充《汉书》的这段材料：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无）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这段材料中明确指出董仲舒实行“大一统”的原因、目的。由于百家思想盛行，人们思想混乱，统治者不能实行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其目的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现国家的大一统。
2.借助相关资料，理解重要历史概念
教材中关于“大一统”“阴阳五行学说”“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概念只是一带而过。笔者认为应补充以下资料以帮助学生理解。
“大一统”：“大一统”不同于“大统一”单纯就地域统一作为理念，更多的是指在国家政治上的整齐划一，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上的高度集中。
“阴阳五行说”：是关于宇宙观的学说，出现于先秦时期。阴阳是关于宇宙来源的学说，阴阳家认为世界在阴阳二气作用的推动下产生、发展和变化，阳处于主导地位，阴处于附属被动地位，二者关系也不是绝对不变的，但总的来说它强调一个有主导的有序世界。五行是关于宇宙结构的学说，最早在《尚书·洪范》中有记载认为构成世界的因素主要由金木水火土五种要素，但行不仅仅代表五种元素，它的本意应当是五种动因、五种活动，五行相生相克，要求人的活动要顺应自然，否则就会造成不正常的现象，如规定君王每月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如规定春天不能伐木，不能出兵，否则“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木早落，国时有恐”。他还引申到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空间的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社会关系中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以及仁义礼智信五德，身体上的五官，强调人应顺应自然。 “阳”这个字的本义是指日光，或任何与阳光相连的事物，“阴”的本义是指没有阳光的阴影或黑暗。后来，他们的含义逐渐发展成为宇宙中两种相反的力量，阳代表男性、主动、热、光明、干燥、坚毅等，阴代表女性、被动、冷、暗、湿、柔等。[4]
阴阳五行学说明显体现了一种“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思想，正是在此基础上董仲舒提出了“君权神授”的思想。
“君权神授”“天人感应”，可以补充如下材料：
天地者，万物之本也，先祖之所出也。……天出至明，众知类也，其伏无不诏也。地出至晦，星日为明不敢暗，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取之，此大礼之终也。
——《春秋繁露·观德》
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皆尊天也，虽谓受命于天亦可。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地》
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夏，乐气也，故养；冬，哀气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之，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故为人主之道，莫明于在身之与天同者而用之，使喜怒必当义而出，如寒暑之必当其时乃发也，使德之厚于刑也，如阳之多于阴也。
——《春秋繁露·阴阳义》
三段材料分别论述了“君权神授”的原因和表现：天是万物的主宰，人们要顺应天意，服从天的安排，逆天而行必会受到天的惩罚，天子代表天统治人们，所以人人都要服从天子的统治；“天人感应”是对君主的限制：天是“阳之多于阴”，所以君主也应该“使德之厚于刑也”实行仁政，顺应天道，否则上天便会降灾于他。由此可以看出，董仲舒将国家的统治纳入整个宇宙系统中，将儒学神学化，君民都要顺从天意，即人民要服从君主，和君主同呼吸共命运，确立君主的绝对权威，因此后来任何宗教在中国都没能占主导地位，没有出现西方那种政教争权和政教合一的现象，同时君主要实行仁政，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反映了作为大儒的董仲舒希望实行儒家仁政，约束限制君主的良好愿望。在这里我们明显看到他借用了阴阳家的阴阳五行说，道家的天人合一为法家君主专制提供理论支撑，同时也继承了传统儒家的仁政思想，所以人们称其为糅合各家精髓的大儒，实行外儒内法，这样新儒学的新特点自然得出。
3.借助学者著作等通俗读物，突破教学难点
新儒学是董仲舒糅合了法家、黄老之学而形成新的思想体系。……在天人观方面，先秦儒学持怀疑态度，主张敬而远之，而新儒学持肯定态度，提出“天人感應”学说。……在政治主张方面：汉初儒学的法家化……汉儒抛弃了孟子的“君轻”论、荀子的“从道不从君”论，而代之以法家的“尊君卑臣论”[5]。
由这段材料可以看出新儒学新在三方面：糅合法家、道家、阴阳家等思想宣扬“天人感应”，儒学神学化、“尊君卑臣”，外儒内法。这样的材料典型新颖，概括性强，可以大大提高课堂效率。
四、利用唯物史观，科学评价历史
唯物史观是一种科学的评价方法，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他要求我们在评价历史时能站在当时的角度客观思考问题。董仲舒的主张一方面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于加强思想统一，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促进人才的选拔，提升儒家思想的地位以及教育的发展都有很大贡献，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认识到，“天人感应”将儒学神学化，使其学说带有明显的唯心主义色彩，为后来魏晋玄学思想的盛行埋下隐患。
总之，要提高学生的历史解释能力，必须对教学设计进行优化，明确课题立意，厘清逻辑关系，构建知识网络，同时适当补充史料深刻理解知识内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提高课堂效率，减轻学生负担，使学生实现对知识的灵活迁移和运用。
【注释】
冯一下：《论历史解释的界定——“历史解释与历史教学”专题研究之一》，《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17年第2期。
戴加平：《好课三要素：故事 学法 灵魂 ——“一节好的历史课”标准之我见》，《历史教学》（上半月刊）2014年第11期。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第48页。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136页。
何俊主编：《余英时学术思想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