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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县是历代基层政权,州县官员是亲民之官,民间表述中的七品芝麻官,《清朝通典》对其职责的描述为:“平赋役、听治讼、兴教化、厉风俗,凡养民、祀神、贡士、读法,皆躬亲厥职而勤理之。”可见,州县主官知县的职位之重要、责任之重大非同一般。因此,清代州县主官的选任,绝非易事。一般科甲士子,拟任州县,都要经历漫长的过程。清代咸同时期,长期任职广东地区的州县官员杜凤治,所著为官理政和修身齐家的《望凫行馆宦粤日记》,为此提供了生动素材。
清代选官渠道
清代州县主官的来源渠道主要是科举取士,并有捐纳、恩荫等各类辅助渠道。在科举取士中,以进士科为选官最优最快途径。按惯例,取得举人身份的士子,可以参加每3年在京师贡院举行的会试。因试期多在3月,所以也称春试(春闱)。会试中额各科多寡不同,一般为百余名或二三百名。会试四月放榜,中试者称贡士,其第一名称会元。此后,又举行复试和殿试,殿试名次的排列分为三甲,一甲共三名,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殿试后,继续举行进士朝考,选拔翰林院庶吉士,称馆选。馆选庶吉士入馆工作3年后,经选拔考试,部分人员可优先选任州县官,俗称“老虎班”。此外,3次会试未能中进士的举人,也可以直接参加州县官员的选任。
据研究估算,清中后期每次全国参加乡试的考生约16万人,从中选拔5000人左右成为举人,然后会试最终选出进士200~300人左右。著名清代才子郑板桥乃康熙秀才、雍正举人,至乾隆年间才中进士。因官职数量有限,历尽辛苦脱颖而出的科甲士子,选官时,仍困难重重,至乾隆年间,就有举人积30年未获选任、进士积10余年未获选任的情况发生。杜风治所在的咸同时期,战乱迭出,捐官泛滥,得官更是难上加难。
一年候选之路
《望凫行馆宦粤日记》的作者杜风治,并非进士,而是举人出身,其选官比较进士,自然更加困难。据日记记载,杜凤治获得选任州县官的资格后,在京候选竞长达10年之久。清代由举人任知县的選举方式,主要分为常规的“拣选”和“大挑”,因“大挑”属6年才有一次的非常规选拔,杜凤治所走的选官渠道主要是“拣选”。
咸丰五年(1855年),杜凤治赴京城吏部办理了拣选相关手续,开始了寓居京城的“候选”生活,入馆教书、代写笔札成为杜凤治的生计来源。这一等,整整7年,候选之路遥遥无期。同治二年(1863年),适逢京城举行“大挑”,杜凤治自然要抓机会参加。然而,“大挑”选任知县也绝非易事。根据时人描述,“大挑”之时,由皇帝委托大臣主持,候选之人20人站立一排,主要“以貌取人”,大挑官一眼望去,选得相貌魁梧者3人,以知县用。6年一次的“大挑”机会,杜凤治未能选中,遗憾之余,杜凤治因充任教习,稍有积蓄,于是下决心推进选官进度,出资托人花钱加捐,进入所谓“不积班”选官行列。在当时的州县官选任过程中,一般有“候选”“积班”“加捐花样”等形式。如果想较快获选,从具有任职资格的群体中脱颖而出,则只有加捐,才可能进入“不积班”的实选序列。
然而,选官之路仍不平坦,依惯例,“不积班”选官者一般月选1~2人,而杜风治已经在这一选拔中排到第37轮选任。如此轮选官不中,则又需要重新轮候,再等三五年。本来杜凤治在第37轮选官中排名第3,恰同班选官之人中有父母去世,照例回籍守制。由此,杜凤治以替补身份,终于获得了选任县官的机会。这一年,已经是同治四年(1865年)。
此年又逢庶常散馆,新科进士入翰林院实习3年结束,照例先选,也就是进士出身“老虎班”的优先权。为此,杜风治又等一年,直至同治五年(1866年),适逢各省“大计”,各省报京州县官员缺,岗位稍为宽裕,杜风治方选得广东省广宁县知县。至此,杜凤治寓京10年的候选之路正式结束。
拜谒京中“室友”
选定广宁知县的杜凤治,在10年候选的漫漫长路中,内心已经颇为平静,并将此归为命运,他在日记中写道:“予幸而到班有期,皆命为之,无足忧喜。”同治五年(1866年)三月二十七日,杜凤治领到上任凭照,凭照上书到任时限:“本年八月二十七日到任。”然而,杜凤治并未即时启程,而是在京做准备,其主要内容是筹钱上路和经营关系网络。
筹钱的主要渠道在当时称为“拉京债”,也就是通过各种关系寻求借贷,拿到凭照后的四五月间,杜凤治所遇直接、间接、朋友推荐等借债的十余起,多数因折扣太高、人不可靠等原因未能成行。杜凤治在日记中写道:“自选缺后,费用层出,进项毫无,假款宛转无成,贫至无名一钱,家中用度顷刻难缓,一日之间,屡次走索,甚于追呼。不谅至此,殊堪恼恨。”至此困难之时,忽然峰回路转。六月二十九日,杜凤治好友松堂来见,推荐一梁姓仆人跟随杜凤治履任,并且能为杜凤治“拉京债”。此番拉债较为顺利,杜风治顺利借款4000两,对扣实得2000两。借款到手后,还债、买船、打点行装,一应支出,2000两很快告罄。杜凤治在二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左支右绌,思之未得其宜,更觉劳之,月内决意就道,川资尚缺,殊堪焦灼。”为此,杜凤治只好再兴借贷,先后借朋友章京圃及4个仆人近2000两。有了这些钱,杜凤治得以从容置办行装,在京访师拜友等等。
在京期间,杜凤治以拜谢“座师”“荐师”之名,先后3次拜访“滇师”太子太保许慎生,5次拜访“伯寅师”督察院左副都御史潘祖荫,恭执弟子礼。此外,杜凤治更是与同辈朋友广泛交往,在京四月,轮番与朋友、同年见面、宴饮,初相识者,字号、籍贯、简历详细记录。杜凤治的努力也颇有效果,临行前,“滇师”许慎生为其书写对联,“伯寅师”潘祖荫赞其为“中流砥柱”,并表示向广东省内要员推荐杜凤治。当然,借债也是开展这些社交活动的保障。杜风治也在日记中写道:“生平何尝如此用银,做官真可危也。”
终于,各项准备工作齐备,踌躇满志的杜凤治在众多随从仆役的簇拥之下,在赴任购置的新船正中端坐,沉声下令:“添雇水手,每船两名,本船水手,另加犒赏,催促速行。”
毫无疑问,作为科举士子的杜凤治,其心中或许也曾有修齐治平的理念操守和“致君尧舜上”的人生理想,然而,在传统社会“读书”为仕进之途的大背景下,州县主官的任命并不是由基层历练而任用,而是以身资献纳获拣选;不是因谋事兴业而升迁,而是以举债拉仆求赴任。其出发点是为官而不是为民,其落脚点是唯利而不是唯义。有鉴于此,如杜凤治等州县官员,断难做好官了。
清代选官渠道
清代州县主官的来源渠道主要是科举取士,并有捐纳、恩荫等各类辅助渠道。在科举取士中,以进士科为选官最优最快途径。按惯例,取得举人身份的士子,可以参加每3年在京师贡院举行的会试。因试期多在3月,所以也称春试(春闱)。会试中额各科多寡不同,一般为百余名或二三百名。会试四月放榜,中试者称贡士,其第一名称会元。此后,又举行复试和殿试,殿试名次的排列分为三甲,一甲共三名,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殿试后,继续举行进士朝考,选拔翰林院庶吉士,称馆选。馆选庶吉士入馆工作3年后,经选拔考试,部分人员可优先选任州县官,俗称“老虎班”。此外,3次会试未能中进士的举人,也可以直接参加州县官员的选任。
据研究估算,清中后期每次全国参加乡试的考生约16万人,从中选拔5000人左右成为举人,然后会试最终选出进士200~300人左右。著名清代才子郑板桥乃康熙秀才、雍正举人,至乾隆年间才中进士。因官职数量有限,历尽辛苦脱颖而出的科甲士子,选官时,仍困难重重,至乾隆年间,就有举人积30年未获选任、进士积10余年未获选任的情况发生。杜风治所在的咸同时期,战乱迭出,捐官泛滥,得官更是难上加难。
一年候选之路
《望凫行馆宦粤日记》的作者杜风治,并非进士,而是举人出身,其选官比较进士,自然更加困难。据日记记载,杜凤治获得选任州县官的资格后,在京候选竞长达10年之久。清代由举人任知县的選举方式,主要分为常规的“拣选”和“大挑”,因“大挑”属6年才有一次的非常规选拔,杜凤治所走的选官渠道主要是“拣选”。
咸丰五年(1855年),杜凤治赴京城吏部办理了拣选相关手续,开始了寓居京城的“候选”生活,入馆教书、代写笔札成为杜凤治的生计来源。这一等,整整7年,候选之路遥遥无期。同治二年(1863年),适逢京城举行“大挑”,杜凤治自然要抓机会参加。然而,“大挑”选任知县也绝非易事。根据时人描述,“大挑”之时,由皇帝委托大臣主持,候选之人20人站立一排,主要“以貌取人”,大挑官一眼望去,选得相貌魁梧者3人,以知县用。6年一次的“大挑”机会,杜凤治未能选中,遗憾之余,杜凤治因充任教习,稍有积蓄,于是下决心推进选官进度,出资托人花钱加捐,进入所谓“不积班”选官行列。在当时的州县官选任过程中,一般有“候选”“积班”“加捐花样”等形式。如果想较快获选,从具有任职资格的群体中脱颖而出,则只有加捐,才可能进入“不积班”的实选序列。
然而,选官之路仍不平坦,依惯例,“不积班”选官者一般月选1~2人,而杜风治已经在这一选拔中排到第37轮选任。如此轮选官不中,则又需要重新轮候,再等三五年。本来杜凤治在第37轮选官中排名第3,恰同班选官之人中有父母去世,照例回籍守制。由此,杜凤治以替补身份,终于获得了选任县官的机会。这一年,已经是同治四年(1865年)。
此年又逢庶常散馆,新科进士入翰林院实习3年结束,照例先选,也就是进士出身“老虎班”的优先权。为此,杜风治又等一年,直至同治五年(1866年),适逢各省“大计”,各省报京州县官员缺,岗位稍为宽裕,杜风治方选得广东省广宁县知县。至此,杜凤治寓京10年的候选之路正式结束。
拜谒京中“室友”
选定广宁知县的杜凤治,在10年候选的漫漫长路中,内心已经颇为平静,并将此归为命运,他在日记中写道:“予幸而到班有期,皆命为之,无足忧喜。”同治五年(1866年)三月二十七日,杜凤治领到上任凭照,凭照上书到任时限:“本年八月二十七日到任。”然而,杜凤治并未即时启程,而是在京做准备,其主要内容是筹钱上路和经营关系网络。
筹钱的主要渠道在当时称为“拉京债”,也就是通过各种关系寻求借贷,拿到凭照后的四五月间,杜凤治所遇直接、间接、朋友推荐等借债的十余起,多数因折扣太高、人不可靠等原因未能成行。杜凤治在日记中写道:“自选缺后,费用层出,进项毫无,假款宛转无成,贫至无名一钱,家中用度顷刻难缓,一日之间,屡次走索,甚于追呼。不谅至此,殊堪恼恨。”至此困难之时,忽然峰回路转。六月二十九日,杜凤治好友松堂来见,推荐一梁姓仆人跟随杜凤治履任,并且能为杜凤治“拉京债”。此番拉债较为顺利,杜风治顺利借款4000两,对扣实得2000两。借款到手后,还债、买船、打点行装,一应支出,2000两很快告罄。杜凤治在二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左支右绌,思之未得其宜,更觉劳之,月内决意就道,川资尚缺,殊堪焦灼。”为此,杜凤治只好再兴借贷,先后借朋友章京圃及4个仆人近2000两。有了这些钱,杜凤治得以从容置办行装,在京访师拜友等等。
在京期间,杜凤治以拜谢“座师”“荐师”之名,先后3次拜访“滇师”太子太保许慎生,5次拜访“伯寅师”督察院左副都御史潘祖荫,恭执弟子礼。此外,杜凤治更是与同辈朋友广泛交往,在京四月,轮番与朋友、同年见面、宴饮,初相识者,字号、籍贯、简历详细记录。杜凤治的努力也颇有效果,临行前,“滇师”许慎生为其书写对联,“伯寅师”潘祖荫赞其为“中流砥柱”,并表示向广东省内要员推荐杜凤治。当然,借债也是开展这些社交活动的保障。杜风治也在日记中写道:“生平何尝如此用银,做官真可危也。”
终于,各项准备工作齐备,踌躇满志的杜凤治在众多随从仆役的簇拥之下,在赴任购置的新船正中端坐,沉声下令:“添雇水手,每船两名,本船水手,另加犒赏,催促速行。”
毫无疑问,作为科举士子的杜凤治,其心中或许也曾有修齐治平的理念操守和“致君尧舜上”的人生理想,然而,在传统社会“读书”为仕进之途的大背景下,州县主官的任命并不是由基层历练而任用,而是以身资献纳获拣选;不是因谋事兴业而升迁,而是以举债拉仆求赴任。其出发点是为官而不是为民,其落脚点是唯利而不是唯义。有鉴于此,如杜凤治等州县官员,断难做好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