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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好友唐元明君给我信息：邵燕祥先生走了，享年87岁。这世上有的人活着，长寿，人们不厌且喜，邵先生就属于这种人。青年时读邵先生诗，后又喜读其杂文，先生的诗文中有一种吸引人的精神力量。虽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心，但碍于生活的层面、地域的限阻等诸多因素，一直难有拜谒先生之机。
机会来了，2006年6月13日，“黄裳散文与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此时，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黄裳文集系列”8卷本也刚离印刷厂，作为教育社的副主编和“黄裳文集”的编辑——唐元明先生带着书邀着我直奔上海到了会场。会场上，社会名流黄宗江、谢蔚明、李济生、邵燕祥、王充闾、李辉早已英雄排座次;华师大现代文学的研究生们早已静坐，给会场带来了青春的气息和学术的氛围;那些黄裳散文的长期喜爱者和追随者，也在等待，等待着书和人。
我是第一次见邵燕祥先生：白皙、清癯、谦和、慈祥。我是第一次听先生讲话，他在众人面前说，黄裳是一颗读书的种子。
黄裳可谓天才，行事合理合规，脱尽俗情，他不参加自己的研讨会，好的、壞的、美的、丑的，任你道去，不听一言，却识天下之语。晚宴出现，举红酒致谢，脸比红酒红，话藏金口中。我的话尽在文章中，读去吧。我与元明登门拜访，见我名字，口中念念有词，夷初、夷初……我知道，他是在讲名人马叙伦。先生真是“读书破万卷”呀。其实，每一个读书人心中都有自己的读书种子。黄裳先生在1996年5月31日重写的自序中就点出了自己敬仰的读书种子：周树人、周作人、朱自清、俞平伯、郁达夫、何其芳。
“读书的种子”这样美好的词语到底出于何人之口？《明史》《明通鉴》和蔡东藩的《明史演义》都指向了一个人：僧人道衍。此何许人也？可以说，燕王朱棣在没有成为明成祖之前，道衍是燕王的第一谋士。燕王假装有病，装疯卖傻，寻机反叛，谋划起兵，找来的第一人便是和尚道衍。明惠帝派张昺、谢贵监督燕王并伺机逮捕他，不料道衍向燕王献计，反而诱捕了张昺、谢贵并加以杀害。燕王攻下南京，取得帝位，将道衍推为第一功臣，立授资善大夫、太子少师。道衍闻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脱下和尚服，穿上明官袍，立即返乡访亲问旧。人见富贵，多逢迎之，独有两人，与众不同。其姐拒不开门，道衍换回和尚服，其姐边见边语：“做了和尚，就当清净，为何重开杀戒，祸了国家，杀了好人。”另一个童年好友王宾，闭门不纳，门内高叫：“和尚错了！”道衍也算明智和尚，返京后，仍居僧寺，仍着缁衣，将皇上赐第及宫人，如数退还。，道衍和尚的俗名叫“姚广孝”。
争夺帝位是有权力靠近者的虎狼之心。朱元璋一生大智大勇，雄霸天下，临死却做了一件令他在坟墓里也想不到的事情。按照封建王朝历朝历代的惯例，帝位传给长子。朱元璋有26个儿子，大儿子朱标未过皇帝瘾而早死，四儿子朱棣想当皇帝，岂料其父却把朱标之子朱允蚊扶上王位。明惠帝朱允炆为巩固中央集权，想到了削藩，尤其是削弱四叔燕王的军事权力。朱棣本就是羊群里的虎狼，打着“清君倒”的旗号，发动靖难之役，剑指侄儿允炆的皇帝宝座。一场朱家的血战延续数年，朱姓在这里已失去原本的意义，朱家的大好河山转眼变成了血河尸山。
读书的种子就是在这乱世中诞生的。
明惠帝眼中的方孝孺和燕王眼中的道衍同样重要。《明史》载，方孝孺“及惠帝继位，召为翰林侍讲。明年迁侍讲学士，国家大政事辄咨之。帝好读书，每有疑，即召使讲解。临朝奏事，臣僚面议可否，或命孝孺就康前批答。时修《太祖实录》及《类要》诸书，孝孺皆为总裁，、更定官制，孝孺改文学博士。燕兵起，廷议讨之，诏檄皆出其手”。后来战争起，局势对惠帝不利，方孝孺提出“划江而治”，燕王不允。联想到数百年后，蒋中正先生汲取大老乡方孝孺之智慧，也提出“划江而治”，只是言如东流水。
谈到方孝孺，《明史》言：“孝孺工文章，醇深雄迈。每一篇出，海内争相传诵。”作为在野派的道衍和尚，当其时，也是闻之晓之的。对于这位惠帝重臣，名冠天下的大儒，道衍称其为“读书种子”，既是慈悲为怀、英雄相惜，也是天下大局、世态人心使然。
让我们胆颤心惊地揭开历史这悲壮的一页，看到读书的种子和强权政治者的生死对话。《明通鉴》载：“上之发北平也，道衍以孝孺为托，日：‘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上颔之。然素重孝孺名，召至，使草诏。孝孺衰经入，悲恸声彻殿陛，上降榻劳日：‘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日：‘成王安在？’上日：‘彼自焚死。’孝孺日：‘何不立成王之子？’上日：‘国赖长君。’日：‘何不立成王之弟？’上语塞，日：‘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日：‘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哭且詈日：‘死即死耳，诏不可草！’上日：‘独不畏九族乎？’孝孺日：‘便十族，奈我何！’上犹欲强之，孝孺乃索笔大书‘燕贼篡位’四字，上大怒，命磔诸市。孝孺慨然就死，作《绝命词》日‘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庶不我尤！’时年四十有六。孝孺兄孝闻，力学笃行，早卒。弟孝友，同时就戮，亦赋诗一章死。妻郑及二子中宪、中愈、先自经死，二女投秦淮河死。”孝孺、孝友兄弟同死聚宝门外，临刑时，孝孺见弟至，不觉泪如雨下，孝友明白，遂口占一绝：“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到家山”。如此惨烈，大义凛然，京人无不悲痛叹服，赞孝孺、孝友为难兄难弟。
此时的燕王朱棣已经杀红了眼睛，杀崩了神经。明惠帝的旧臣下属凡未公开投降的，他都视为敌人，见之就杀。仅方孝孺一案就株连九族，加上方孝孺的朋友和学生，凑成十族，一律杀之。据蔡东藩的《明史演义》载，前后共杀了873人。据朱增泉《战争史笔记》载，被杀者达878人。
看来，做一颗读书的种子实属不易，首先要有骨气。战乱时期，触及政治，还要搭上生命。方孝孺这颗读书的种子，属实有，也仅有。
和平年代，国运渐好，人民安居，读书人读书是自然的责任。但读书热此伏彼起，读书潮逐时浪高，任何事情万不可过于疯狂，于是见到有人读疯、读痴、读迷，不辨真伪、混淆经典，识不破鱼龙混杂、沽名钓誉，耗时耗力耗金钱。德国大哲学家亚瑟·叔本华早就看到这种现象：“文学的形式和人生毫无不同，不论任何角落，都可以看到无数卑贱的人，像苍蝇似的充斥各处，为害社会。在文学中，也有无数的坏书，像蓬勃滋生的野草，伤害五谷，使它们枯死。他们原是为贪图金钱，谋求官职而写作，却使读者浪费时间、金钱和精神，使人们不能读好书，做高尚的事情。”
读书毕竟是清流，清流是不可受污的，人们总不会忘记朱熹老先生用诗情来呼唤人类努力读书，要想“清如许”，必得“活水来”，欲要“活水来”，必须持之以恒勤读书。看到社会上有点名气的名人都在七嘴八舌地谈读书，有人认为是职业，有人认为是习惯，有人认为是修为，有人认为是宗教……都是自己心路历程的表白，都是情感灵魂的自供。
大读书人周作人看到近人叶松石《煮药漫抄》里的几句话：“少年爱绮丽，壮年爱豪放，中年爱简练，老年爱淡远。”心为之动。叶先生主张“学随年进”，他用诗品里的语词和诗境来为不同年龄段的读书人作写生。周作人先生用他那一贯的机智和幽默说了下去：“少年壮年中年老年，各有他的时代，各有他的内容，不可互相侵犯。也不可颠倒错乱。最好的办法还是顺其自然，各得其所。北京有一首儿歌说得好，可以唱给诸公一听：糖瓜祭灶，新年来到！姑娘要花，小子要炮。老头儿要顶新毡帽，老太太要件新棉袄。”
忽然又想起古希腊阿波罗神庙门楣上的那句箴言：“认识你自己。”读书也一样，需要认识自己，适应自己，读之能懂，懂而能解。学习先贤，努力地尝试着做一颗读书的种子，读书是本能，永远和生命相伴相依相随。
责任编辑 黄月梅
机会来了，2006年6月13日，“黄裳散文与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此时，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黄裳文集系列”8卷本也刚离印刷厂，作为教育社的副主编和“黄裳文集”的编辑——唐元明先生带着书邀着我直奔上海到了会场。会场上，社会名流黄宗江、谢蔚明、李济生、邵燕祥、王充闾、李辉早已英雄排座次;华师大现代文学的研究生们早已静坐，给会场带来了青春的气息和学术的氛围;那些黄裳散文的长期喜爱者和追随者，也在等待，等待着书和人。
我是第一次见邵燕祥先生：白皙、清癯、谦和、慈祥。我是第一次听先生讲话，他在众人面前说，黄裳是一颗读书的种子。
黄裳可谓天才，行事合理合规，脱尽俗情，他不参加自己的研讨会，好的、壞的、美的、丑的，任你道去，不听一言，却识天下之语。晚宴出现，举红酒致谢，脸比红酒红，话藏金口中。我的话尽在文章中，读去吧。我与元明登门拜访，见我名字，口中念念有词，夷初、夷初……我知道，他是在讲名人马叙伦。先生真是“读书破万卷”呀。其实，每一个读书人心中都有自己的读书种子。黄裳先生在1996年5月31日重写的自序中就点出了自己敬仰的读书种子：周树人、周作人、朱自清、俞平伯、郁达夫、何其芳。
“读书的种子”这样美好的词语到底出于何人之口？《明史》《明通鉴》和蔡东藩的《明史演义》都指向了一个人：僧人道衍。此何许人也？可以说，燕王朱棣在没有成为明成祖之前，道衍是燕王的第一谋士。燕王假装有病，装疯卖傻，寻机反叛，谋划起兵，找来的第一人便是和尚道衍。明惠帝派张昺、谢贵监督燕王并伺机逮捕他，不料道衍向燕王献计，反而诱捕了张昺、谢贵并加以杀害。燕王攻下南京，取得帝位，将道衍推为第一功臣，立授资善大夫、太子少师。道衍闻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脱下和尚服，穿上明官袍，立即返乡访亲问旧。人见富贵，多逢迎之，独有两人，与众不同。其姐拒不开门，道衍换回和尚服，其姐边见边语：“做了和尚，就当清净，为何重开杀戒，祸了国家，杀了好人。”另一个童年好友王宾，闭门不纳，门内高叫：“和尚错了！”道衍也算明智和尚，返京后，仍居僧寺，仍着缁衣，将皇上赐第及宫人，如数退还。，道衍和尚的俗名叫“姚广孝”。
争夺帝位是有权力靠近者的虎狼之心。朱元璋一生大智大勇，雄霸天下，临死却做了一件令他在坟墓里也想不到的事情。按照封建王朝历朝历代的惯例，帝位传给长子。朱元璋有26个儿子，大儿子朱标未过皇帝瘾而早死，四儿子朱棣想当皇帝，岂料其父却把朱标之子朱允蚊扶上王位。明惠帝朱允炆为巩固中央集权，想到了削藩，尤其是削弱四叔燕王的军事权力。朱棣本就是羊群里的虎狼，打着“清君倒”的旗号，发动靖难之役，剑指侄儿允炆的皇帝宝座。一场朱家的血战延续数年，朱姓在这里已失去原本的意义，朱家的大好河山转眼变成了血河尸山。
读书的种子就是在这乱世中诞生的。
明惠帝眼中的方孝孺和燕王眼中的道衍同样重要。《明史》载，方孝孺“及惠帝继位，召为翰林侍讲。明年迁侍讲学士，国家大政事辄咨之。帝好读书，每有疑，即召使讲解。临朝奏事，臣僚面议可否，或命孝孺就康前批答。时修《太祖实录》及《类要》诸书，孝孺皆为总裁，、更定官制，孝孺改文学博士。燕兵起，廷议讨之，诏檄皆出其手”。后来战争起，局势对惠帝不利，方孝孺提出“划江而治”，燕王不允。联想到数百年后，蒋中正先生汲取大老乡方孝孺之智慧，也提出“划江而治”，只是言如东流水。
谈到方孝孺，《明史》言：“孝孺工文章，醇深雄迈。每一篇出，海内争相传诵。”作为在野派的道衍和尚，当其时，也是闻之晓之的。对于这位惠帝重臣，名冠天下的大儒，道衍称其为“读书种子”，既是慈悲为怀、英雄相惜，也是天下大局、世态人心使然。
让我们胆颤心惊地揭开历史这悲壮的一页，看到读书的种子和强权政治者的生死对话。《明通鉴》载：“上之发北平也，道衍以孝孺为托，日：‘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上颔之。然素重孝孺名，召至，使草诏。孝孺衰经入，悲恸声彻殿陛，上降榻劳日：‘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日：‘成王安在？’上日：‘彼自焚死。’孝孺日：‘何不立成王之子？’上日：‘国赖长君。’日：‘何不立成王之弟？’上语塞，日：‘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日：‘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哭且詈日：‘死即死耳，诏不可草！’上日：‘独不畏九族乎？’孝孺日：‘便十族，奈我何！’上犹欲强之，孝孺乃索笔大书‘燕贼篡位’四字，上大怒，命磔诸市。孝孺慨然就死，作《绝命词》日‘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庶不我尤！’时年四十有六。孝孺兄孝闻，力学笃行，早卒。弟孝友，同时就戮，亦赋诗一章死。妻郑及二子中宪、中愈、先自经死，二女投秦淮河死。”孝孺、孝友兄弟同死聚宝门外，临刑时，孝孺见弟至，不觉泪如雨下，孝友明白，遂口占一绝：“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到家山”。如此惨烈，大义凛然，京人无不悲痛叹服，赞孝孺、孝友为难兄难弟。
此时的燕王朱棣已经杀红了眼睛，杀崩了神经。明惠帝的旧臣下属凡未公开投降的，他都视为敌人，见之就杀。仅方孝孺一案就株连九族，加上方孝孺的朋友和学生，凑成十族，一律杀之。据蔡东藩的《明史演义》载，前后共杀了873人。据朱增泉《战争史笔记》载，被杀者达878人。
看来，做一颗读书的种子实属不易，首先要有骨气。战乱时期，触及政治，还要搭上生命。方孝孺这颗读书的种子，属实有，也仅有。
和平年代，国运渐好，人民安居，读书人读书是自然的责任。但读书热此伏彼起，读书潮逐时浪高，任何事情万不可过于疯狂，于是见到有人读疯、读痴、读迷，不辨真伪、混淆经典，识不破鱼龙混杂、沽名钓誉，耗时耗力耗金钱。德国大哲学家亚瑟·叔本华早就看到这种现象：“文学的形式和人生毫无不同，不论任何角落，都可以看到无数卑贱的人，像苍蝇似的充斥各处，为害社会。在文学中，也有无数的坏书，像蓬勃滋生的野草，伤害五谷，使它们枯死。他们原是为贪图金钱，谋求官职而写作，却使读者浪费时间、金钱和精神，使人们不能读好书，做高尚的事情。”
读书毕竟是清流，清流是不可受污的，人们总不会忘记朱熹老先生用诗情来呼唤人类努力读书，要想“清如许”，必得“活水来”，欲要“活水来”，必须持之以恒勤读书。看到社会上有点名气的名人都在七嘴八舌地谈读书，有人认为是职业，有人认为是习惯，有人认为是修为，有人认为是宗教……都是自己心路历程的表白，都是情感灵魂的自供。
大读书人周作人看到近人叶松石《煮药漫抄》里的几句话：“少年爱绮丽，壮年爱豪放，中年爱简练，老年爱淡远。”心为之动。叶先生主张“学随年进”，他用诗品里的语词和诗境来为不同年龄段的读书人作写生。周作人先生用他那一贯的机智和幽默说了下去：“少年壮年中年老年，各有他的时代，各有他的内容，不可互相侵犯。也不可颠倒错乱。最好的办法还是顺其自然，各得其所。北京有一首儿歌说得好，可以唱给诸公一听：糖瓜祭灶，新年来到！姑娘要花，小子要炮。老头儿要顶新毡帽，老太太要件新棉袄。”
忽然又想起古希腊阿波罗神庙门楣上的那句箴言：“认识你自己。”读书也一样，需要认识自己，适应自己，读之能懂，懂而能解。学习先贤，努力地尝试着做一颗读书的种子，读书是本能，永远和生命相伴相依相随。
责任编辑 黄月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