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岁那年，正在清华大学求学的曹禺，写出了他的第一个剧本《雷雨》，也因此结识了巴金。当时，巴金在《文学季刊》任编委，曹禺起初并没把《雷雨》交给巴金，而是给了他在南开中学上学时最好的同学靳以。对此，曹禺说：“靳以也许觉得我和他太接近了，为了避嫌，把我的剧本暂时放在抽屉里。过了一段时间，他偶尔和巴金谈起，巴金从抽屉里翻出这个剧本，看完以后，主张马上发表。靳以当然同意。”巴金回忆说：“我同靳以谈起怎样把《文学季刊》办得更好，怎样组织新的稿件。他说家宝（曹禺的原名叫万家宝）写了一个剧本，放了很久了，家宝是他的好朋友，他不好意思推薦他的稿子。我要他把稿子拿来看看。我一口气在三座门大街14号的南屋里读完《雷雨》，决定发表。”于是，《雷雨》这部在中国话剧发轫初期显得过于鹤立鸡群的经典，从此成了标高。也正是从那时开始，曹禺与巴金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交往。《雷雨》从完稿到今天，已经演了80多年，被不同剧种改编，京剧、黄梅戏、芭蕾、现代舞，被译成多种语言。这一切，巴金功不可没。
　　巴金有一段与曹禺交往的美好回忆：“从《雷雨》起，我就是他作品的最初读者，他的每一本戏都是经过我和另一个朋友的手送到读者面前的。他相信我们，如人相信他的真实的朋友……我最近在作者家里过了6天安静的日子，每夜在一间楼房里，我们隔着一张写字台对面坐着，望着一盏清油灯的摇晃的微光，谈到九十点钟……”对于这6天，曹禺也很有感触：“巴金这次来江安，我们谈得太投机了，每天都谈得很晚很晚，虽然是冬天，小屋里只有清油灯的微光，但是每次想起来，总觉得那小屋里很暖很暖。”
　　后来，曹禺到了重庆，应聘在大学讲外国戏剧，教英文。他说：“在重庆时，我穷得不得了，有时一天就啃两个大烧饼，有时连烧饼也啃不上。在这种时候，我就跑到巴金家里，又吃又住。我住在他家楼上，他和爱人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他家里经常有一桌穷客人。其实他并不富裕，有时候他手头宽裕，就约我到宁波馆子去打牙祭。巴金对朋友永远是那么厚道、宽容、友爱，他永远是我的大哥，我敬重的兄长。”
　　后来曹禺调到北京，因工作关系，巴金经常到北京开各种会议，每次都要与曹禺见面。两个人都老了，话说得没有过去那么多了，似乎只要见面就好。那次，巴金住在北京饭店，曹禺去看望，两人想出去走走，就沿着王府井大街从南往北一直走到东安市场。市场门口有卖冰棍的，曹禺提议：“吃根冰棍吧。”巴金说：“好。”于是一人手里举着一根冰棍，慢慢悠悠，边走边吃，像两个孩子。后来曹禺再婚，妻子是上海京剧院院长，曹禺有很多时间待在上海，与巴金见面方便了。两个老人各自坐在沙发里，隔半天才说一句话，气氛随意而安然。再后来，两人年高体弱，曹禺住进北京医院，巴金住进华东医院，写信成了他们之间主要的来往方式。当然，有时也通通电话。
　　有一年中秋节，巴金打来电话，曹禺急切地想从沙发上站起来，但又做不到，照顾他的小伙子小白把他从沙发上拉起来，要给他戴围巾，拿帽子，可他已经等不及了：“快，快……”说着忙不迭地向门口移动，女儿万方和小白赶紧去扶，他的腿有点迈不开，脚步踉跄，在几个人的搀扶下，曹禺穿过走廊，奔向电话间，又迫不及待地一把抓起话筒：“喂，老巴吗？我是家宝！”两人互相问候，说着各自的情况，越是听不清声音就越大，“你说什么？咱们干什么？什么……好！好！咱们共吃一个月饼……”电话那头，巴金的家人被逗得哈哈大笑，因为，巴金其实说的是“咱们共有一个月亮”。巴金用他的四川口音重复了几遍，曹禺终于听清了，也笑出了声：“对呀对呀，太好啦！咱们共有一个月亮！”声音大得像在喊，隔着走廊都能听见。挂断电话之前，总是约好什么时候再见面。“春天，我去看你。”“秋天，我们在杭州见。”两个人都是信心满满。
　　更多的时候，两人是以书信交往。1996年，是曹禺在世的最后一年，他在给巴金的信中，不像以往那样长篇大论，而是简单的几十个字，巴金的信件也同样简单，但在字里行间，浸透着两个真正朋友间的深深牵挂和不舍。
　　《收获》杂志曾在2010年第6期发表了两人从1949年到1996年之间的86封来往信件。当时正是曹禺诞辰100周年，巴金逝世5周年的日子。曹禺的女儿万方回忆说：“我爸爸可不是一个有条理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个马大哈，他自己的文字极少保存，但是他居然把李伯伯（巴金）的信都有心地保存起来，可见珍惜的程度……其实我爸爸并不是一个爱交朋友的人，他真正的好朋友、一辈子的朋友只有一个——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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