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妻子是在1998年结婚的，和很多离乡别井的朋友一样：十七八岁外出打工，两三年后被父母的一个电话或一封挂号信召回，与素未谋面的异性在三五天内把终身大事定下来。我与妻子从陌生人到夫妻，仅用了6天时间。
　　婚后，我才发现我们很不适合，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想和她分手。父母告诫我，他们活了大半辈子还没见过村里哪个人一结婚就离婚，这是没良心的表现，不会有好下场的。迫于双方父母的压力和世俗眼光，经过一年的反复考虑，我还是决定把这段草率的婚姻维持下去。“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的话虽然有些夸张，但能走在一起也是缘分，既然是命运的安排，我何必逃避？来日方长，我相信通过努力，我会经营好我的家庭。
　　千禧年，我的孩子出生了，我感觉充满了力量和希望。然而，复归美好的一切在2003年彻底被击碎，而击碎这一切的人正是我的妻子。
　　2002年6月，妻子先到广东打工，而我因要在家建房子，2003年正月下旬忙完后才过去。妻子从厂里出来那一刻，我久别胜新婚的喜悦一下子被撞到九霄云外。她忧郁、沉寂。凭直觉，事有不妙。我一再追问，妻子才哭哭啼啼地道出半年来的打工经历。
　　妻子是跟她的表姐四秀出来的。四秀每次回家都说，她虽然没进过厂，却认识很多厂里的管理者，还认识一些老板，找工作实在是小菜一碟，太容易了。妻子就是被四秀这话打动的，一心想跟着四秀出来。四秀在广东有10年时间了，靠操皮肉生意过日子。我们想了想，不管四秀做什么，她总不会害自己的亲表妹吧？再说，二十五六岁的女性到广东，好找事做，四秀只是带带路而已。
　　到广东后，四秀没有帮妻子找工作，而是每天告诉妻子，厂里的工作有多辛苦，上班时间有多长，管理有多凶，老板有多黑，厂规厂纪有多少条，最要紧的是工资少得可怜。四秀说完这些，又拿出自己的时髦衣服，一部二手手机，还有几张银行卡，在妻子面前炫耀，说她挣钱多，上班自由，回家都是坐飞机（实际上从没坐过），进厂上班不如跟她干。
　　妻子又被四秀打动了，想到家里建房子欠了一万多的债，厂里上班六七百块一个月，除去吃住，什么时候才还得完？四秀一再保证，这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挣了钱就洗手不干，谁也不告诉，包括你丈夫。
　　就这样，妻子真跟着四秀去干了。四秀在家乡的风光是装的，得意也是自吹的。一到广东，四秀只不过是个下三滥。妻子被她带着混迹于低档次的小旅馆小发廊，甚至街头巷尾，没几天，就被传染了皮肤病。
　　四秀并没有因妻子染上皮肤病而叫她停止“工作”或帮助她治疗，反而催促妻子多接客，多挣钱来吃药打针。愚蠢的妻子再次听信了四秀的话，用接客的钱治病。直到年底，我打电话告诉妻子过了年就过广东，四秀害怕我找她麻烦，才劝起了妻子，说妻子的命没有她的好，挣不了这个轻松钱，只有进厂吃苦的命。我到广东时，妻子已进厂上班一周。
　　妻子到广东前后，我都叮嘱过她，若找不到工作或不适应厂里的生活，就马上回来。妻子背着我一意孤行，我很失望，很愤怒。可看着妻子从几个口袋里摸出这样那样的抗生素片，我满腔的怒火变成了无限的怜悯，这是妻子的不幸，也是我的不幸。事情已经发生了，抱怨没有用，发怒也没有用，治病要紧，一切等以后再说。
　　我曾学过几天医，看过一些医书，知道一些皮肤病没有广告说得那么夸张，不会轻意变成癌症，也不会随随便便就要人命，可很多皮肤病传染性极强。当时我也想过离婚，可我做不到。如果这个时候提出离婚，不知会引发怎样难以想象的后果。即使真要离婚，我也得等妻子身体康复了，心情平稳后。
　　到广东的第四天，我进了一家五金厂，离妻子上班的厂不远。我把行李从临时出租房搬走的时候，四秀找上门来，说要向我借300块钱，她说妻子在我来之前就向她借钱买药。我知道妻子在看病吃药，就没往别处想，把身上仅剩的300块钱给了她，我不想与这个女人再有任何瓜葛，更不想再见到这个人。
　　两个月后，我了解到某种药可能有疗效，但价钱有点贵，我告诉妻子发工资后再去买。妻子听了，就要我找四秀拿钱，她说她有5000块钱放四秀那里，让她帮忙保管。我欲哭无泪，因为我进厂那天，也就是四秀从我这里拿走300块钱后，她踪影全无。后来听同四秀一起租房的人说，四秀那两个晚上输了一万多块钱，把身上的、卡里的都输光了，还欠了一屁股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四秀。
　　我第一次埋怨妻子，埋怨她把本该用来治病的钱，给了四秀去赌博。为了买药，我们得辛苦劳作，省吃俭用。妻子的泪溢出了眼眶，我又心软了，埋怨只会加重她的心理负担，不利于治病。
　　接下来的几年，我们挣的钱大部分去了医院或药店——中药，西药，检查，化验。我们不敢回家，2002年建房欠的钱只还了一小部分，这让一向以重承诺为荣的我失信于人。直至2006年，妻子的病才基本痊愈，笼罩在头顶的阴云总算慢慢散去，三年多的压力、折磨、矛盾，终于有所缓解。我似乎又见到生活的阳光，信心在一步步恢复。我想，经历了这么多，看在夫妻的情分上，看在孩子的情分上，就把这事永远埋藏在心底吧。
　　2007年年底，我和妻子一同回家，一进村子，就感觉到了异样的目光。当天晚上，有个朋友告诉我，2004年春节四秀回去过一趟，回来的四秀比哪一次都得意，四秀把她带领妻子去挣钱，轻轻松松输掉妻子5000块钱，略施小计就骗了我300块钱做逃跑路费的事像小说一样描绘得既细致又精彩，走到一处说一次，见一个熟人说一遍，说得口沫横飞。四秀在家呆了几天，就把这事传遍了几个村子，除了我父母，人人皆知。
　　我如负大山，几乎喘不过气来。我躲在家里和孩子呆了三天，仓皇逃了出来。
　　我多次想通过法律解决这件事，但时过境迁，又不想搞得沸沸扬扬，担心妻子无法承受。转眼到了2010年，孩子已经10岁了，天真的孩子不知道这些年来，我们承受了多少痛苦。现在，妻子照样每天上下班，做家务。我清楚妻子受的伤害，也清楚她需要我的支持，需要这个家的安慰。
　　那是不堪回首却又挥之不去的阴影，就因为妻子是被骗的，所以我不忍心让她走。我了解我的妻子，她踏实、勤劳，但我过不了自己这关，过不了熟人看不起我这一关，我心里难受、发慌。看到来电显示是家乡的号码，我的手就发抖。家乡人一说要问我件事，我就几乎瘫软。7年了，我内心一直在强烈地挣扎，真的很累。
　　我想了很久，才决定把它写出来，为减轻心中的抑郁，也希望能给别人一个警示。不得不承认，在这件事上，我也有一定的责任，我不该让妻子跟一个根本不值得相信的人一起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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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编：黄素芳
　　题图：余和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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