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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维新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逐步摆脱了康有为的思想束缚，倾向于革命。但自1903年赴美国考察归来，他却从思想上的迟疑不决变为坚定的将改良主义作为他的政治目标。同时可以从他对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的态度还有一些民主思想和观念的提出上看出他思想的变化。分析梁启超戊戌变法后由激进而趋于保守的思想演变轨迹，可以发现其背后有着更深层的内涵。他的回归非但不是落后，反而是对中国未来的超前思考。
【关键词】 梁启超 思想演变 历程
梁启超一直是维新派里的激进派。虽然梁启超并没有主张立即用一种民主制度来取代君主政体但是他曾严厉指责君主政体是利己主义的化身，其思想中的进取性显而易见。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但这期间从未放弃通过政治活动实现改革的愿望。期间梁启超也遇到了是改良还是革命这样一个痛苦的选择。由于当时孙中山的影响他摆脱了中国专制政体的限制，接触到更多西方近代思想，使他的“思想为之一变”，逐渐倾向于革命，背离了他的老师康有为的改良维新主张，因此梁启超在行动上自然也倾向于与革命派联合。然而不久，1899年底梁启超赴夏威夷准备在北美海外从事保皇活动。这趟夏威夷之行十分成功，而保皇会势力的大增也影响了其与孙中山的合作协议，檀香山之行后更是中断与革命派的合作。对于这种突然的变化，学界普遍认为康有为的压力是原因之一。虽然人们都无法清楚解释梁转变的深层原因，但是却揭示出梁启超在改良与革命之间来回摇摆。在梁启超思想深处一直有着革命与改良的矛盾。在他看来，维新或革命都只是一种手段，两者在反对现政府上是一致的。他还曾力劝孙中山采取灵活的现实主义态度与他合作来实现他们的共同目标。只要能求得国家独立、人民富强，采取哪种手段都可以，而且可以随时变通。
正因为在改革还是革命之间的犹豫不决使得梁启超在主张民主共和和君主立宪的选择上也摇摆不定。1903年，他带着改良与革命的矛盾心态离开日本前往加拿大和美国，目的是为寻找中国未来之路进行考察。多年以来梁启超一直撰写关于西方民主制度的文章，这次更是亲身来到美国这个重要的西方民主国家。然而结果却造成梁启超对民主共和制度的怀疑，原因是他识别出美国政治生活的阴暗面，一方面由于某些原因那些能力一流的人物往往远离政治生活；另一方面这种政治制度只是寻求公众的喝彩还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这致使梁启超离开美国后留下了民主制度与他设想中的民主制度相去甚远的印象。同时他通过对美国选举制的考察揭示了美国式民主的虚伪。他从选举的腐败看到民主社会如美国，官场也一样腐败，且其腐败正与其“民主”相关。梁启超这时已开始了对现代社会的反思，从更高的层面揭示出美国对民主自由许诺的虚无性。
1903年底，自美国返日后梁启超便热情拥护德国国家主义的政治理论转而攻击他原本提倡的西方自由主义。他写出《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表示他已经放弃了曾极为推崇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主权在民说，他得出卢梭的自由思想不管多么令人满意都不适合中国的建国目标，相应的他在德国思想家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思想中找到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梁启超对君主立宪的态度模棱两可没有像对待共和制度那样鲜明，他在《开明专制论》一文中提出对君主立宪的否定，在中国没有条件实现这一政治制度。美国之行与接触德国国家主义思想使得梁启超坚定自己的立场要与革命派分道扬镳，并作好准备与之展开论战。然而，梁启超从相信民主共和到拥护开明专制的这种转变并不是思想上的后退，事实上他的这种思想早已超越了维新改良主张，比革命派思考得更深刻、看得更远，是一次更高意义上的回归。
流亡日本对梁启超个人来说是一个不幸但同时也是他思想上发展的一个良机，在日本这几年他不断提出新的观念其中“新民”的提出更是一个突破，将西方的价值观渗透到儒家传统文化中提出一种新的价值观。梁启超将群的观念作为道德价值的核心，而不管是道德中的公德还是私德他们的价值都应是助于群体利益。1903年后梁启超在传统道德哲学方面也有了重大发展。之前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宣传民德而在1905年的《论思德》中又发展传统私德这并不矛盾，他自己也说新的民德要靠私德的配合。但是他在这两个阶段关注的重点不一样，《新民说》中梁启超强调将西方思想中的权利意识作为重点来培养中国人的公德；可之后梁启超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他开始宣扬义务重于权利，开始宣扬集体主义。总体来说梁启超是个改良主义者，他可以辩证地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
梁启超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五四”先驱，包括胡适、陈独秀、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的思想。之前他的新民思想虽然强调国家本位与“五四”有着本质的区别，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新文化运动从形式到内容与梁启超的主张有着毋庸置疑的承继关系。然而，欧洲之行后，他却逐渐拉开了与“五四”人的距离，不论是在对待民主科学还是对待中国文化的具体态度上都与五四思想有着本质区别。梁启超对于民主制度存在怀疑但是《新青年》卻对民主制度存在崇拜将民主与科学看成现代文明的标志。对于科学，梁启超的文章中并没有表现出对科学的崇拜。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上他发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重视心物调和，理性与情感调和的思想精华；而对陈独秀等人完全反传统的作法日益不满。
总之，无论是梁启超思想中在改良与革命中徘徊不定还是在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中犹豫不决，看似是他选择改良和“开明专制”是这一种倒退实际上是对中国一个更加深刻的思考。在对待传统文化上梁启超仿佛又进一步回归了传统文化，其实这也是他辩证思想的结果。梁启超的国民思想在过去半个世纪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他自己也是中国思想过渡时期的关键人物。
【参考文献】
[1] 孙晓金.名人自述[M].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2页，
[2] 梁启超.变法通议{M]，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页.
[3] 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新大陆游记及其他[M]，岳麓书社，1985年版.
【关键词】 梁启超 思想演变 历程
梁启超一直是维新派里的激进派。虽然梁启超并没有主张立即用一种民主制度来取代君主政体但是他曾严厉指责君主政体是利己主义的化身，其思想中的进取性显而易见。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但这期间从未放弃通过政治活动实现改革的愿望。期间梁启超也遇到了是改良还是革命这样一个痛苦的选择。由于当时孙中山的影响他摆脱了中国专制政体的限制，接触到更多西方近代思想，使他的“思想为之一变”，逐渐倾向于革命，背离了他的老师康有为的改良维新主张，因此梁启超在行动上自然也倾向于与革命派联合。然而不久，1899年底梁启超赴夏威夷准备在北美海外从事保皇活动。这趟夏威夷之行十分成功，而保皇会势力的大增也影响了其与孙中山的合作协议，檀香山之行后更是中断与革命派的合作。对于这种突然的变化，学界普遍认为康有为的压力是原因之一。虽然人们都无法清楚解释梁转变的深层原因，但是却揭示出梁启超在改良与革命之间来回摇摆。在梁启超思想深处一直有着革命与改良的矛盾。在他看来，维新或革命都只是一种手段，两者在反对现政府上是一致的。他还曾力劝孙中山采取灵活的现实主义态度与他合作来实现他们的共同目标。只要能求得国家独立、人民富强，采取哪种手段都可以，而且可以随时变通。
正因为在改革还是革命之间的犹豫不决使得梁启超在主张民主共和和君主立宪的选择上也摇摆不定。1903年，他带着改良与革命的矛盾心态离开日本前往加拿大和美国，目的是为寻找中国未来之路进行考察。多年以来梁启超一直撰写关于西方民主制度的文章，这次更是亲身来到美国这个重要的西方民主国家。然而结果却造成梁启超对民主共和制度的怀疑，原因是他识别出美国政治生活的阴暗面，一方面由于某些原因那些能力一流的人物往往远离政治生活；另一方面这种政治制度只是寻求公众的喝彩还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这致使梁启超离开美国后留下了民主制度与他设想中的民主制度相去甚远的印象。同时他通过对美国选举制的考察揭示了美国式民主的虚伪。他从选举的腐败看到民主社会如美国，官场也一样腐败，且其腐败正与其“民主”相关。梁启超这时已开始了对现代社会的反思，从更高的层面揭示出美国对民主自由许诺的虚无性。
1903年底，自美国返日后梁启超便热情拥护德国国家主义的政治理论转而攻击他原本提倡的西方自由主义。他写出《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表示他已经放弃了曾极为推崇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主权在民说，他得出卢梭的自由思想不管多么令人满意都不适合中国的建国目标，相应的他在德国思想家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思想中找到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梁启超对君主立宪的态度模棱两可没有像对待共和制度那样鲜明，他在《开明专制论》一文中提出对君主立宪的否定，在中国没有条件实现这一政治制度。美国之行与接触德国国家主义思想使得梁启超坚定自己的立场要与革命派分道扬镳，并作好准备与之展开论战。然而，梁启超从相信民主共和到拥护开明专制的这种转变并不是思想上的后退，事实上他的这种思想早已超越了维新改良主张，比革命派思考得更深刻、看得更远，是一次更高意义上的回归。
流亡日本对梁启超个人来说是一个不幸但同时也是他思想上发展的一个良机，在日本这几年他不断提出新的观念其中“新民”的提出更是一个突破，将西方的价值观渗透到儒家传统文化中提出一种新的价值观。梁启超将群的观念作为道德价值的核心，而不管是道德中的公德还是私德他们的价值都应是助于群体利益。1903年后梁启超在传统道德哲学方面也有了重大发展。之前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宣传民德而在1905年的《论思德》中又发展传统私德这并不矛盾，他自己也说新的民德要靠私德的配合。但是他在这两个阶段关注的重点不一样，《新民说》中梁启超强调将西方思想中的权利意识作为重点来培养中国人的公德；可之后梁启超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他开始宣扬义务重于权利，开始宣扬集体主义。总体来说梁启超是个改良主义者，他可以辩证地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
梁启超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五四”先驱，包括胡适、陈独秀、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的思想。之前他的新民思想虽然强调国家本位与“五四”有着本质的区别，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新文化运动从形式到内容与梁启超的主张有着毋庸置疑的承继关系。然而，欧洲之行后，他却逐渐拉开了与“五四”人的距离，不论是在对待民主科学还是对待中国文化的具体态度上都与五四思想有着本质区别。梁启超对于民主制度存在怀疑但是《新青年》卻对民主制度存在崇拜将民主与科学看成现代文明的标志。对于科学，梁启超的文章中并没有表现出对科学的崇拜。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上他发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重视心物调和，理性与情感调和的思想精华；而对陈独秀等人完全反传统的作法日益不满。
总之，无论是梁启超思想中在改良与革命中徘徊不定还是在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中犹豫不决，看似是他选择改良和“开明专制”是这一种倒退实际上是对中国一个更加深刻的思考。在对待传统文化上梁启超仿佛又进一步回归了传统文化，其实这也是他辩证思想的结果。梁启超的国民思想在过去半个世纪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他自己也是中国思想过渡时期的关键人物。
【参考文献】
[1] 孙晓金.名人自述[M].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2页，
[2] 梁启超.变法通议{M]，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页.
[3] 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新大陆游记及其他[M]，岳麓书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