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政府推出“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和一系列宽松的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杠杆率(债务与GDP之比)大幅上升,逐渐形成以债务拉动经济的发展模式。目前,我国总体债务可控,但呈现出杠杆率增速较快和结构不平衡的突出特点。具体体现在:在实体部门中,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占比最高且杠杆率水平高于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政府杠杆率不高但地方政府债务和杠杆率增速较快。在金融部门中,影子银行是非金融企业和地方政府加杠杆的主要渠道,其规模快速扩张进一步推高实体部门杠杆率,随之带来的系统性风险问题备受人们关注。为防止高杠杆引发债务危机和系统性金融风险,2015年底我国政府将“去杠杆”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今年4月中央强调结构性去杠杆的重点领域是地方政府和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并重申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因此,在当前背景下,探究高杠杆引发的债务可持续性和金融风险问题,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目前,已有研究很少从影子银行角度,更多是从传统信贷业务角度研究如何降低我国整体杠杆率以及如何度量金融系统性风险。然而,这些研究很难回答:如何有效加强影子银行监管以引导资金“脱虚向实”并降低系统性风险?在影子银行加强监管的前提下,如何引导非金融企业和政府降低各自的债务风险?上述问题的研究对我国稳步推进“结构性去杠杆”具有重要意义和参考价值。本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介绍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内容和创新与不足,并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第二章分析我国金融、企业和政府部门的杠杆率现状,并从总体和结构上讨论我国经济部门杠杆率的风险状况。其余三章分别从影子银行的杠杆监管策略,非金融企业的杠杆决策机制以及政府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评估等方面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在第三章中研究金融部门影子银行的杠杆风险及其监管问题,回答了如何有效加强影子银行金融监管以降低系统性风险的问题。这章从资产管理视角出发,分别在有或无刚性兑付条件下,构建影子银行各参与主体之间行为博弈的理论模型,分析实现有效监管干预的必要条件。进一步,从理论角度探讨了刚性兑付下影子银行的监管困境和净值化管理下影子银行的监管转型问题。本文在第四章中研究基于杠杆决策模型的非金融企业风险与控制问题,回答了在影子银行加强监管下,如何宏观引导非金融企业适度调整资本结构,以降低其经营风险与系统风险的问题。该章基于资本结构动态权衡理论,构建了在宏观因子、税盾效应、委托代理成本和财务困境风险共同作用下的企业杠杆决策模型,以探究企业杠杆决策为其自身及宏观经济引入风险的机制。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实证分析了对企业杠杆决策有引导作用的宏观因子对其的作用与效力,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我国国有企业高杠杆问题的成因。本文在第五章中研究基于债务可持续性的政府部门杠杆率及其风险问题,回答了在影子银行加强监管下,如何调整财政政策以尽可能实现政府债务可持续的问题。这章在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下,从回顾性视角出发评估现有财政政策对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影响,从前瞻性视角出发预测在财政政策调整或建立财政政策规则情景下我国政府杠杆率的演化路径,以及这些政策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影响。本文研究表明,(1)在刚性兑付下监管机构只能有条件甄别出影子银行的资金去向,并通过策略性干预有条件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在无刚性兑付下,通过影子银行净值化管理实现有效监管,进而引导资金“脱虚向实”。(2)在影子银行收缩资金供给的背景下,通过宏观政策适度引导企业融资成本与盈利预期,就可以实现企业主动调整资本结构并降低其债务风险。这一结论不依赖于企业的所有制结构。(3)现有财政政策无法实现政府债务可持续,但实施以特定债务水平为目标的财政政策并辅以相关制度消除财政当局的赤字偏好,可实现政府债务可持续。在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和结构转型升级的新常态下,本文的研究结果将有助于结构性去杠杆的稳步推进,提高影子银行监管的有效性,为引导企业和政府降低债务风险的宏观政策设计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