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读着那些厚厚的专著，累了，就常常或散漫地，或定定地，凝望着书里那些作者的肖像画或照片。
　　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这几位德国古典哲学的大师——著作太厚，太不好读。字都认识啊，可说些什么实在难懂。
　　但我知道，被我凝望的这些人，他们也在凝望，他们一生都在凝望头顶上的星空，凝望人类的心灵。
　　所以，我的目光最后往往就聚焦到了他们
　　那平静、清澈，或者坚定、决绝，抑或还有忧郁，甚至游移的眼神上了。
　　当然，还有海涅所说的，我反反复复想象中的，黑格尔的那个“怪怪”的眼神……
　　不错，他们那些艰深的理论与他们鲜活乃至古怪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
　　甚至，理论只是他们的表象，而血肉情感的生命才是他们的本质。
　　作为一个“人”，他们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是什么使他们成了这样的人呢？
　　他们殚精竭虑、前赴后继地搞出来的那些文字、理论，到底要干什么呢？
　　……
　　这念頭一旦从心底升起，便久久挥之不去。

二

　　故事还是要从康德这里说起。
　　1791年春的一天，德意志哥尼斯堡小镇。
　　29岁，大学毕业后做了几年家庭教师，而且还专门给学生讲授康德哲学的费希特，来到了他心中的圣地，而且来到了他最为敬仰的康德教授的课堂上。
　　终于，可以亲耳聆听康德大师的讲授了。
　　哥尼斯堡小镇，依然安静悠闲。
　　春天的阳光透过教室的窗户，斑驳地洒在讲台前康德的身上。
　　此时的康德教授，已不是十年前刚出版《纯粹理性批判》时很少有人重视的一般学者，而是在德意志思想界、学术界众人敬仰的大师了。
　　不过，几节课下来，费希特大失所望。
　　这不像我心目中的大师呀！
　　此时已经67岁“高龄”的康德教授的课，实在无法令费希特激动起来。但是，在费希特心中，康德教授的思想是怎样的大江大河呀！
　　他决定去登门拜访这位自己心目中的大师。
　　就是在康德每天午后散步时走出的那座“康宅”里，年轻的，未来德国古典哲学的第二阶段的代表人物——费希特，终于单独见到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也就是德国古典哲学第一阶段的代表人物康德教授。
　　但是，结果也没好到哪里去。
　　大师的表情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康德，这位“疲惫的老人”，对他的“继任者”看来明显地心不在焉。整个拜见过程极其简短，康德大师对费希特“非常冷漠”。这位已经完成了“三大批判”的教授先生，对此时尚一文不名的后生学子费希特的问题，似乎没什么兴趣，或者可能干脆也没什么心思倾听吧。
　　朝圣般的费希特的内心又是一片失望。
　　好在还没有绝望。
　　从“康宅”出来这天起，费希特在他租住的简陋小旅馆里闭门奋笔疾书35天。结果，他写成了一篇长长的论文——《一切天启之批判》，也有译者把这个题目译为《试评一切天启》。在这篇论文里，他以几年来研读康德思想的思考，对被称为“天启哲学”“批判哲学”的康德哲学阐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其实也完全可以说，他相当深入地解读了康德的思想。
　　费希特把这篇论文作为拜见并向康德请教的“介绍信”。
　　附在送给康德的这篇论文前面还有他的一封短信：
　　我到哥尼斯堡来，为的是更切近地认识一位为整个欧洲所尊敬的人，然而全欧洲只有少数人像我这样敬爱他。我已经向您作了自我介绍。后来我明白了，希望认识这样一位人物而不出示任何证书，这是孟浪无礼的。我应该有一封介绍信。但是我只承认我自己写的介绍信。我此刻就把它附上。”
　　这篇论文和这封短信起了很大的作用。
　　后来的剧情，连费希特本人可能都不大敢相信。
　　读了费希特的长篇论文之后，已经“老迈”的康德教授精神大振，心情十分喜悦——自己遇到了一个思想出类拔萃，而且也确实相当懂自己的青年学人！很快，这一次是康德主动邀请费希特来家谈谈，而且还邀请费希特参加了自己晚年时经常在“康宅”举办的“令人愉快的午餐会”。而且，康德还把费希特的《一切天启
　　之批判》这篇论文推荐给了出版商。
　　关于《一切天启之批判》，以及此时费希特思想与康德思想的关系，后来的德意志观念论哲学史家拉松说得相当明白：“费希特在这本处女作中尚非完全独立，但他以此充分地证明了他能完全把握康德的体系。尤其，他首先表明的是：他像康德大师一样非常善于把握外部的框架和诠释的技巧，在此书的思想进展上，费希特还完全站在康德的系统的观点上。”
　　显然，当时的思想界，甚至康德本人都兴奋地把费希特看作是康德哲学的继承人。
　　很快，这部小书被匿名出版了。因为其思想很像康德的思想，于是，学界的很多人竟误认为这是康德的一部新著。
　　康德当然不会做那种掠人之美的事，他很快就公布了这位学界新秀的名字。结果，青年费希特声名大震，并从此走上了他那辉煌的哲学道路……
　　此后的几年里，在康德的鼓舞下，费希特的创作喷涌而出、势如破竹。先后出版了《论知识学的概念》《论学者的使命》《知识学第一导论》《对公众的呼吁》《人的使命》等等。
　　故事总是曲折的。虽然费希特拜见康德的故事已经比较曲折了，但从两人一生交往的角度讲，这只能说是曲折的开始。更后一些时候的故事，那可不是曲折，而是大逆转了。

三

　　1799年初春，费希特首次拜见康德的八年后。耶拿。
　　初春的耶拿，大地已开始复苏，但空气依然凛冽。
　　此时37岁的费希特，已经在耶拿大学做了五年哲学教授了。
　　这位此时在德国哲学界的声望已是如日中天的重要人物，遇到了他人生的一次重大挫折。 　　此时的耶拿大学，正是时光从十八世纪进入十九世纪转折点时刻的德国精神生活的中心——席勒、费希特、荷尔德林，还有德国早期浪漫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施莱格尔兄弟、诺瓦利斯、蒂克等，先后都在这里任教或者学习。可以说，此时的耶拿大学几乎聚集了当时德国文化界最精英的人物。他们生活在这片绿荫覆盖的安静校园里，畅快地交流讨论，甚至合作和翻译。当然，最令后世学人们向往、怀想的是，在这里有各种思想的热烈交锋，然后这些各式各样的新颖的观点，乃至思潮又被源源不断地推向全国各地乃至整个欧洲。
　　费希特遭受这次挫折的前一年，1798年，意气风发的天才少年哲学家，23岁的谢林经歌德介绍也来到了耶拿大学任教，这更是壮大了耶拿哲学家阵营的声势。
　　继承并不断阐发康德哲学思想的费希特，在这群人中已经是绝对的精神领袖了。谢林、荷尔德林、小施格莱尔、诺瓦利斯等，对费希特都是极为崇敬，甚至执弟子礼的。费希特的名言——“行动！行动！这就是我们的生存目的”，更是热烈地鼓舞着这一班思想者和艺术家们。诗人荷尔德林更是尊费希特为“耶拿的灵魂”。
　　还有令人振奋的事。1801年元旦一过，刚刚30岁出头的黑格尔也来到了耶拿大学，成为耶拿大学哲学系的一位讲师。
　　这种情况，很像我国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时的北京大学，群星荟萃、思想纷呈。
　　费希特的这次挫折，大体情况是这样的——
　　费希特的一个学生，在费希特主编的《哲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宗教概念的发展》的论文。该文被指责为宣扬“无神论”，当局把责任连带算在了费希特的头上。在当时的欧洲，宣扬“无神论”，那绝对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其严重程度远远超出了此时中国大清朝某人敢于明目张胆地对宋明理学进行批判。
　　以“行动哲学家”著称的费希特的火爆个性，处理此事的方式当然是抗争，也有的材料说是“极大的不理智”。总之，是与当局闹掰了。
　　结果，费希特只能是抢在被免职之前，主动提出辞职，这也勉强算是保全了一点点颜面吧。
　　这就是德国古典哲学史上十分著名的“无神论争论”事件。
　　当然，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有很多。但也不得不说，在这次事件中有一位“关键先生”，
　　这位“关键先生”也是一位世人、后人都极为景仰的大师，他就是《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浮士德》的作者，也是我这组文字的下一篇将重点讲述的人物——时任魏玛宫廷大臣的歌德先生。
　　有材料说，歌德在暗中支持有关方面对“宣传无神论”的费希特采取“强硬措施”。
　　歌德的故事当然波澜壮阔，但声名显赫的歌德先生在哲学家费希特、诗人荷尔德林被大学“辞退”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世人似也非议不少。
　　不过，从歌德自己的表述来看，一向以思想自由激进，而且乐于助人著称的歌德，在这些事情上似乎也颇多“为难”。
　　歌德后来所说的一段话颇耐人寻味：人们指责费希特，既不是因为他真诚地考察了自己的信仰，也不是因为他说出来了，而是他公开地去表达自己，不加迂回，无视法律，坦诚得让人无法忍受。他应该像其他人所做的那样，“隐蔽”自己的意图……
　　可是，以“行动哲学家”著称，脾气火爆的费希特，又怎么肯去“迂回”“隐蔽”自己的意图？
　　于是，从耶拿大学辞职，便也只能是费希特教授的唯一选择。
　　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或者也可以说，费希特教授也并不想挽回。
　　在新世纪即将到来之时，费希特辞去了耶拿大学的教席，远走柏林。
　　出走之前，这位个性十足的“行动哲学家”，一如既往地“战斗”着。他写了一封公开信，言辞十分激烈地指出了事情的“实质”：
　　“我不相信他们是在追究所谓的我的无神论;他们把我当作一个开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自己见解的自由思想家（康德的幸运在于他那晦涩的文体）和一个声名狼藉的民主主义者来加以迫害;他们害怕独立自由性，就像害怕幽灵一样，他们暗暗地感到我的哲学在唤起这种精神。”
　　不错，费希特绝对不肯“迂回”或者“隐蔽”自己的观点！
　　与其说这是费希特的性格，不如说这是费希特的原则。
　　自由，追求自由，这是费希特的原则，是费希特的生命。
　　虽然诗人海涅等很多人对歌德的“为难”之处大多表示理解，但性格倔强的费希特显然并不领情。在费希特看来，这不是世俗的做人技巧问题，而是作为一个思想者的原则问题，因为此事关涉人的自由……

四

　　后来的情况表明，对费希特而言，从耶拿大学的离去，固然颇为令人惋惜，但这还算不上太大的挫折。
　　真正的大挫折，紧接着“无神论争论”事件，没几个月就来了。
　　这一次，费希特遭受了他人生差不多是最大的一次打击。
　　这一年秋天的时候，沉寂了几年的康德教授，突然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批评费希特的理论。而且语气极为严厉，甚至也可以视作康德与他的追随者、学生费希特在学术思想上的彻底决裂——
　　我认为费希特的知识学是一个完全站不住脚的体系。因为纯粹的知識学不多不少就是纯粹的逻辑，它并不能够把自己的原则提升为认识的材料;作为纯粹的逻辑，它和认识的内容是脱离的……而且我必须指出，那种骄妄的做法，即认为我只是想提供先验哲学的一个基础准备而不是这门哲学本身的体系，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我从来都没有这样想过，因为我本人把《纯粹理性批判》里的纯粹哲学的完满体系看作这个哲学的真理的最好标志。
　　康德教授的公开声明一事，在当时的德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对费希特而言，更不啻晴天霹雳。
　　想想，作为当时二十年来德意志思想界的
　　“第一人”，对始终称自己是其学生和阐释者的德意志思想界的“第二人”的公开声明，乃至“决裂”，那是怎样的一种情形？
　　而且，原本的“学术之争”，却又因被冠以“那种骄妄的做法”之类的定性，这就把事态上升到关乎个人品质，至少是学术品质的高度了……可以想见，老师对学生的震怒，已经到了怎样的程度;也可以想见，“学生”面对“老师”的如此震怒，将是怎样的惊慌失措！ 　　想想八年前的1791年，也就是29岁的哲学青年费希特去哥尼斯堡拜见康德大师的那个场景吧——那是怎样的毕恭毕敬，怎样的欣喜若狂，结果又是怎样的师生相见甚欢呀……
　　现在，情况变了。
　　而且，变得连一直自以为最了解康德，并始终按“康德之路”奋勇前进的费希特本人也惊慌失措，措手不及。
　　可是，这一变故的主动权实在是不在费希特手中。
　　我设想了很多种可能，去理解、想象此时费希特教授的心情：震惊、懊恼、绝望？自己的体系，完全是老师康德的呀，接下来自己该怎么办？
　　遭此重击的费希特，只能慢慢地自己消化，自我疗伤。
　　或许，当他冷静下来客观地捋捋学术主张，再来想想老师康德的愤怒，似乎应该明白它们之间逻辑上的某种关联吧？
　　康德心目中的“体系”，是以“三大批判”为基础的详细展开。在康德的内心深处，“三大批判”当然是令人放心、不容置疑的基石。
　　但是在费希特的研究中，康德的那些“基石”似乎并不那么令人放心，更非不容置疑。在费希特看来，康德的体系预设了不少前提，而这些前提里有太多的不可理解、无法澄清的元素。比如，物自体（自在之物）、不可知的先验自我、心灵的结构和组成、可以思想但不能认识的理念等等。所以，费希特后来的诸多理论成果，无形中恰恰是触动了康德思想的这块“基石”。
　　是啊，老师，你的一些东西真的说不大通啊！
　　因此，费希特的理论演绎、思想前进，当然要去解决这些问题。而这种解决，自然也就得去碰康德体系本身的那些“不可知”的前提，即康德哲学那个最根本，也是最高的出发点，以及从这里出发，康德哲学的各类范畴、原理，显然应该还有更合理、更具体的科学分析……结果，费希特的“阐释”便不知不觉地湮没，或走出康德的体系了。
　　这到底是进步，还是谬误呢？
　　抑或，还是“骄妄”呢？
　　当然，以普通人的想法看来，老师与你翻脸，说到底是你先不按老师指引的路走。不仅如此，你虽然口口声声说自己是老师的学生，而且还始终坚定地自认为确实也是按着老师指引的路前进，但事实上你已经把老师理论的“基石”都动摇了，你指出老师“三大批判”中很多东西有太多不可理解、无法澄清的元素，并且你还建立了自己的知识学“理论体系”……这，你还能怪老师翻脸不认“学生”吗？
　　但是，这种“普通人的想法”，对以追求科学、追求真理为最高目标的学人而言，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否则，还说什么“真理愈辩愈明”？还说什么“发展”和“进步”？
　　费希特深深地敬爱着康德，努力地研究着康德，全心全意地阐释着康德。但不知不觉中，他已走出了康德，发展了康德，甚至他已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康德。
　　换个角度——从费希特思想演进的过程来理解“康德声明”这件事，如何？
　　或许，费希特会有些另外的感受。
　　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费希特在几年前似乎也应该预料到这一点的，或者准确些说，从他意识到康德的“一些东西真的说不大通”的那一天起，他应该就知道，自己的思想迟早会有一天可能与他敬爱的老师的思想发生“决裂”。只是那时意气风发的费希特教授，更多地还在认为自己是在更深入、更圆满地阐释康德呢。
　　在“决裂”前两年的1797年，费希特在自己的《知识学第一导论》一书的序言中，是这样表述自己与康德及康德哲学的关系的：自己是这个时代唯一了解康德哲学“实质”的人——从这也可以看到费希特的个性，就是这么鲜明，
　　就是这么张扬，张嘴就敢说自己是“唯一”——费希特说：“在他（指康德）的大量继承者之中，根本没有一个人指出他的论述的实质是什么。知识学的作者（指自己）认为自己是知道这个实质的，他决心奉献自己的一生，对这个伟大的发现做完全独立的阐述，并且将不放弃这个决定。”他接着又说：“我的体系不外就是康德的体系，也就是说，它包含着对于事物的同样观点，不过在它的阐述方式上却完全独立于康德的阐述。”
　　在这里，费希特坚定地认为，自己确实与康德不同了，只不过这个“不同”，仅仅是“阐述方式”的不同，而非“体系”“观点”的不同。
　　关于这一点，后来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第三阶段代表人物谢林写信给费希特，又从一个新的角度表达了自己对这一事件的看法，而且是完全地支持费希特：“显然，康德只知道您的知识学名称，所以他是对自己完全不理解的东西表示了非议。”
　　……
　　我相信，“决裂”之后冷静下来的费希特教授，这么一路地想下来，他的内心或许会平静一些。
　　因为，费希特应该明白，即便仅从“阐述方式”这一点来说，老师康德与自己“决裂”的“种子”，也是他自己在几年前就种下了，只是他自己当时也不那么清晰罢了。
　　所以，虽然思想上的导师和生命里的伯乐分离了，但信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费希特，应该会释然的。

五

　　费希特先放一放，再来想象一下康德大师吧——
　　这里，我有一个更大的关注：
　　康德又是基于怎样的心态来发表这个激烈的“公开声明”呢？
　　我很想知道，康德的“翻脸”，到底是因为真的“不了解”费希特的“知识学”，还是“了解”而对费希特理论的不赞同？还是因为费希特动摇，甚至推翻了自己的体系？到底是“学术体系”“思想主张”之争，还是“阐述方式”之争？到底是因为费希特对自己的“骄妄”，还是自己确实老了，而难以容忍学生对自己的超越？
　　应该说，在阐释、发扬康德哲学的同时，费希特确实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了康德，虽然费希特自己也并不那么清楚地觉察到这一点。或者说，在阐释康德哲学体系的同时，敬爱着老师的费希特按着科学自身必然的“内在理路”，已经走出了康德体系，并建立起了自己的体系。
　　哲学史公认的事实是：费希特哲学体系的建立，也正是从这次“师生反目”开始，才真正自覺起来的。 　　所以，从思想史的角度而言，如果没有这次“师生反目”，或许，康德还是康德，但费希特也只能是“康德第二”，或者只能是“康德的影子”，德国古典哲学的四大代表人物恐怕至少要减去一人了。
　　由此，我们就不难得出这样的推论了：如果没有这次超越，没有类似的更多次的超越，德国古典哲学何以“经典”？近世人类思想何以进步？
　　……
　　虽然深研经典、探究学理十分重要，但我觉得，关注创造出这些经典的大师们的创作过程，尤其是生命过程，可能更加重要。所以，我们不妨先把理论问题放一放，还是来说“过程”吧。
　　认真想想，费希特教授在哲学史上的“运气”确实差了些，甚至有些“生不逢时”的意思——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发表《纯粹理性批判》的1781年算起，到黑格尔去世的1831年，前后一共也才50年。在这短短的50年中，你看，在德意志那块小小的地盘上，竟然摩肩接踵地拥挤着四位既有传承，又各成体系的哲学大师！对费希特而言，在这一思想史上罕见的“梦幻时刻”，确实有些气喘吁吁：前有大自己38岁却又大器晚成的康德，后有小自己13岁偏又少年早慧的谢林，而且，小自己8岁的黑格尔还紧随其后，势如破竹……你看，留给费希特的时空阈值还有多大？
　　再回到康德。
　　我特别愿意相信，以一个大思想家的智慧和胸怀，面对这次“师生反目”，进入晚年的康
　　德老师一定会释然的。甚至，对已经发展和超越了自己的费希特同学，康德教授应该会十分欣慰。
　　或者，还有另外的一种可能——在康德看来，探索真理原本就该如此，所谓的“公开声明”，不过是实事求是，或者是对“对手”的尊重而已，原本也不是什么“反目”，更谈不上什么“决裂”。
　　于是，我就又想起了康德对“星空”和“内心”的那个“凝望”。
　　康德在言说“道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最后“结论”的一开头就说：“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顶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
　　这个“凝望”“思索”还被刻在了康德的墓碑上——我以为，这既是康德的生命追求，也是后人对康德一生的评价。
　　在康德这里，在德国古典哲学大师们这里，没有什么比“星空”和“内心”更重要。
　　所以，我觉得上述这个“可能”，似乎更符合康德教授的本意。

六

　　从耶拿大学出走后的费希特，日子过得很不舒畅。
　　这位一度是继康德之后德国思想界领袖人物的哲学教授，为了生计，在柏林断断续续地做了近十年的私人教师。
　　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四大代表人物中，费希特是唯一可以称得上贫寒出身的。他的父亲是一个制带匠，他的母亲是另一个制带匠的女儿。只因自小聪慧，八九岁的他受到了一位贵族的青睐，并被资助进了贵族学校，从此才接受到良好的教育。进入社会后，像他的老师康德一样，费希特也做了几年家庭教师，直到1791年拜见康德，开始了他的哲学家的生涯。
　　可能是特殊的人生经历造就了特殊的人物性格吧，费希特与康德、谢林、黑格尔很有些不同。他个性倔强、脾气火爆。在学术主张及其理想的实现上，更是表现出极强的“行动”乃至“战斗”的特征。在一些学院教授的眼里，他甚至明显有些“偏激”。比如，他认为理性就是一种精神，“唯独有精神，绝对不掺杂任何感情冲动的精神，指导着人类的事业”。而且，为了实现这种精神，他不惜“流血”——“我们流血，就是为了使这个精神能够自由地发展，能够取得独立的存在。”
　　精神的自由存在，是费希特生命的全部意义。
　　所以，诗人海涅对费希特和康德有这样一个对比性的分析：“关于康德我们只需要考察一本书就行了。但对费希特除了书以外还要观察他这个人，在这个人身上，思想和信念是統一的，并且以这种伟大的统一性作用于同时代的人。”
　　在生命的后几年里，“行动哲学家”费希特著述极少，演讲很多，他要把自己的思想真正地作用于社会变革。与他同时期的德国伟大人物谢林、黑格尔、歌德、贝多芬对拿破仑的景仰所大为不同的是，费希特多次强烈抨击拿破仑。在他看来：“拿破仑通过压制在法国革命中产生的自由思想，而把世界这份崇高的财富骗到了手。拿破仑背叛了革命事业。这是拿破仑最严重的罪过。”
　　费希特的这一点，与他同时期那位东方中国乾嘉学派的大师，也就是我在上一篇《从1724出发》里说的戴震，极为相似。
　　他们都是：从学理考据出发，把知识上升到思想，再作用于人心和社会。
　　同时——一生倔强，一生坎坷;常被误解，常被攻讦。
　　所不同的是，面对误解和攻讦，戴震以“沉默”应对，费希特以“行动”应对。
　　不错，像倔强的戴震一样，倔强的费希特和学术圈朋友们的关系也弄得乱七八糟。
　　在耶拿大学任教期间，费希特与席勒、歌德关系不睦;从耶拿大学出走的第二年，他与曾支持他的，几乎也算自己学生的谢林也分道扬镳。三年里，他又先后与昔日的学界朋友，莱因霍尔德、雅可比、尼古拉等纷纷绝交……
　　但是，也并非所有人都对费希特避之不及，相反，也有很多人对费希特的学识和为人很是尊敬。
　　1810年秋天，柏林大学创建。费希特被聘为首位哲学教授，同时还被选为首任校长。对
　　的，你没看错——费希特是今天举世闻名的柏林大学的首任校长。
　　但是，此时才48岁，本可宏图大展的费希特，却已进入生命的倒计时了。
　　三年后，他的妻子因为护理抗击拿破仑军队而负伤的伤员，染上了伤寒，他又从妻子那里传染上了此病……
　　此时的思想者费希特，与其恩师康德的“决裂”和“超越”都已结束。现在，他正在与自己的生命诀别。
　　后来的思想史证明，发生在费希特与康德大师之间的“拜”与“别”，毫无疑问，是德国古典哲学，乃至后来人类思想演进中，绝对无法绕开的一个关键环节。“行动哲学家”费希特绝非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 　　因为费希特的存在，使得德国古典哲学在凝望星空、激荡心灵的同时，又有了一抹极接地气的“行动”“战斗”的炫目色彩。
　　1814年1月17日。凌晨。
　　寒冷。柏林的大街上空无一人。
　　不满52岁，西方德国的“倔强思想者”费希特，走了。
　　此时的费希特，比东方中国的“倔强思想者”戴震走的时候还小一岁。

七

　　接下来，我们的剧情该请德国古典哲学第三阶段的代表人物——谢林，出场了。
　　谢林的剧情，从费希特被迫从耶拿大学出走这里启幕。
　　1799年春，精神领袖费希特的离去，对当时德意志精神生活的中心——耶拿大学来说，实在是个不小的损失。但是，在当时浪漫大潮正风起云涌的耶拿大学的学者、艺术家们看来，这似乎也算不了什么太大的事情。
　　因为——有谢林在！
　　费希特出走之时，24岁的青年哲学家谢林，已经与费希特同事一年了。
　　这一年里，谢林和他的同事们在费希特的旗帜下，做了不少事情。费希特走了，谢林正式接替了费希特的教授座椅，而且，还取代费希特成了耶拿大学知识圈新的精神领袖——想想，一个24岁的青年成了知识圈的精神领袖，那是一件多么令人目瞪口呆的事情！
　　在今天，这岁数的青年学人还在应付硕士生作业吧！
　　二十几岁的哲学大家，此时的谢林教授，正是风生水起、风华正茂、风流倜傥！
　　说谢林是天才少年哲学家，即使是放到整个哲学史上去看，也一点都不过分。
　　谢林，生于1775年。
　　这一年，在东方中国，是乾隆四十年。
　　已经统治中国四十年的乾隆朝，此时无论经济还是文化，均处鼎盛时刻。乾隆网罗了纪晓岚、戴震等一大批文化人，正紧锣密鼓地忙活着编修《四库全书》。同时的德国文化界，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前辈老师康德，还正在苦思冥想他的《纯粹理性批判》。
　　这一年，康德、戴震、纪晓岚都已经51岁了，费希特13岁，连德国古典哲学四大代表人物的最后一位，排在谢林之后的黑格尔也已经5岁了。而与康德、戴震、纪晓岚同年的曹雪芹，则已经去世11年了。
　　时光一瞬，15岁的谢林进入图宾根神学院学习。这在当时是要经过特别批准的，因为当时的规定是，只有年满18岁才能上大学。
　　在图宾根大学里，曾经走出了天文学家开普勒、宗教改革家梅兰希通、人文主义者罗依希林、植物学家富克斯。还有一位很著名的人物——诗人席勒。但总体上讲，图宾根大学在当时的德国文化界还算不上太有名。不过，当“图宾根三星”升起时，情况不同了，它已经享有了“诗人和哲学家的故乡”“学者共和国”等美誉。
　　谢林，就是这“图宾根三星”之一。
　　另外“两星”的名气并不比谢林小。他们就是后来更加大名鼎鼎的哲学家黑格尔和诗人荷尔德林。
　　谢林与黑格尔、荷尔德林是图宾根神学院的同学。黑格尔、荷尔德林高谢林两届，是谢林的同门师兄。谢林同学、黑格尔同学、荷尔德林同学三位在当时的图宾根神学院，那可都是风云人物。后来的谢林还特意搬进了黑格尔和荷尔德林的宿舍，于是三位校友、朋友，又成了室友。
　　“图宾根三星”这期间的一件颇为著名的
　　故事是，为庆祝法国大革命的胜利，三人相约来到校园旁的东山上一起栽了一棵树，他们把这棵树命名为“自由之树”，而且围着这棵象征了他们青春向往的“自由之树”跳起了舞……
　　我经常想象这个情景，两位未来的佶屈聱牙的大哲学家，和一位个性十足、才华横溢，后来又精神失常的大诗人，在一起舞蹈青春，跳跃理想，那是怎样的情形呢？
　　1793年，黑格尔、荷尔德林大学毕业離开了图宾根。
　　此后几年间，青春勃发的谢林开始在哲学史上发言了。
　　从1797年到1800年，谢林陆续发表了《导向自然哲学的诸概念》《自然哲学初稿》《先验唯心主义体系》和《我的哲学体系的阐述》等著作——学界渐渐公认，谢林正在以一个全新的思想家面貌，登上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第一把交椅，并以其“自然哲学”的青春思想和勃发朝气，使他的“老师”——费希特的“自我哲学”黯然失色。
　　从此，德国古典哲学进入了“谢林时代”，一个德国古典哲学新的逻辑阶段，开始了。
　　谢林的横空出世，引起了一位大人物的注意和重视。这位大人物还是前面说过的，时任魏玛公国的宫廷大臣、大诗人歌德，而魏玛公国正是耶拿大学的主办方。歌德的一封推荐信，确切地说，应该是一份“鉴定意见”，使得23岁的谢林在图宾根大学毕业不久，就成了耶拿大学的“编外教授”，成了费希特教授的同事。
　　1798年，23岁的谢林的到来，壮大了耶拿大学哲学家阵营的声势，尤其是谢林的“自然哲学”，更是为此时德意志正意气风发的浪漫派诗人们提供了新的、有力的思想资源和奋斗目标——
　　谢林哲学的一个经典命题是：以有限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无限，就是“美”。
　　这里，我们不妨比较体味一下德国古典哲学几位大师关于“美”的经典定义——先是康德提出：美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形式;后是黑格尔提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显然，这些定义更偏向于逻辑的、严格的味道，但谢林的定义，似乎想象的空间更大，更易于被激情澎湃的、感性的艺术家们理解和接受。
　　你想，在有限的物质时空限制中，能够表现出无限的精神力量——对创造者而言，这需要怎样的主体想象力，怎样的主体能动性？创造者又得具有怎样的心灵自由？
　　这个精神之大美，在召唤着创造者们。
　　这种召唤，近乎诱惑。
　　这种诱惑，令人目眩。
　　时至二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也得承认，谢林的这一看法，确实是极为了不起的，而且也是无数艺术家们终生追求所未能达到的——尽管如此，但依然“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所以，晚年康德才决绝地总结说，我一生的研究其实就是一个问题——人是什么？
　　这才是德国古典哲学对后来历史和社会的最重要的价值，也是人们经常把德国古典哲学与启蒙运动混合起来谈论的原因所在，这才是我们最该看重，最该特别“凝望”的。
　　所以，我更愿意把他们这些复杂艰深的学术推理、争论最终理解为，这些都只是他们最想表达的“人对世界应该怎样，可以怎样”这种生命主张的学理基础——就像我们做几何证明题，总是“因为”什么什么，“所以”怎样怎样，又“因为”“所以”几段，一通推导之后，终于得出“结果”……对德国古典哲学而言，上述争论类似做几何证明题的那通“推导”，上述“人的自由”则是那个最后的“结果”，“结果”最重要，“推导”同样重要，未经“推导”的“结果”立不住啊——说到底，德国古典哲学的根本，是要解决人生问题，解决如何推动、指引现实发展和进步的。
　　德国那个时代的思想者们显然有这样一个共性，他们的言说必须从理性和逻辑的合法性出发，一定要从学理的根上弄出一个完整的体系，他们的理论一定要有一个庞大的、严密的框架，这就必然创造出许多新的概念、范畴、判断，以及一整套尽可能严密的逻辑推演。然后再经过诸多环节的“推导”，提出、阐释自己对人、对社会的看法……所以，按我们那种应试的急功近利式的读书、写文章的套路来理解，你会觉得实在是难：哪哪都找不到结论，可哪哪又都藏着结论。进入这些大师的理论体系大厦，你会觉得到处是“坎”，到处都是新概念、新词语。于是，你就得往前找，他推翻的前人体系是怎么回事，他的理论是怎么来的，他们的差别在哪里……结果，对他们的概念、逻辑过程，可能我们确实记住了不少，可他们到底“要说什么”、他们的根本主张往往倒是被忽略了。
　　对了，面对“人是什么”这个大题目，“要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他们的体系中那些纯学理的逻辑推演，和在此基础上的关于自由、道德、国家与法的抽象主张，经常是极为隐秘地交织着，极难简单分辨，甚至经常整本都是只有学理论证、逻辑推演，而实在难以看到现实主张和结论。这对急欲从中找到“现实出路”的人们而言，就难免厌倦，甚至抛弃了。
　　当然，这也与我们往往更多注重“知识”，忽略“思想”有大关系。
　　你看，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的这一点，与同一时刻的中国清代乾嘉学术的“纠结”几乎完全一样：到底“义理”重要，还是“考据”重要？到底是要“尊德性”，还是要“道问学”？
　　光看到了“考据”，忽略了“义理”，出问题了。
　　好像这个“纠结”到了今天，似乎仍在纠结着：到底“知识”重要，还是“思想”重要？
　　看来，中外学术界都会面临这个同样的大题目，而身处走向“现代”的时代大变革之际的学术界，于此尤甚。只是当时无论“落后”还是“先进”的东方和西方竟然同时遇到了这个问题，而且甚至延续至今，认真想来，确实令人颇多唏嘘之感。
　　……
　　坦率地说，我还是要向各位读者表达抱歉之意，把康德、费希特、谢林各自的哲学体系及其意义和毛病，用通俗的语言讲清楚，让大家都清晰地明白，甚至还能有某种感动，对我来说，实在太难了。这一点得请各位谅解。
　　还是讲故事吧。

九

　　哲学家当然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人。而且以理智著称的大哲学家的血肉情感，
　　可能比普通人更敏感、更执拗、更奔放。
　　起初把艺术看得比理性还高，后来把宗教看得比理性还高的天才少年哲学家谢林，尤其如此。他的激情，甚至把他的理性也一并烧成了灰烬。
　　耶拿大学时期的青年哲学教授谢林，义无反顾地爱上了大自己十二岁的有夫之妇卡罗琳娜。而且，卡罗琳娜的丈夫，恰好又是谢林在耶拿的同事和朋友，即浪漫主义代表人物斯莱格尔兄弟中的哥哥。
　　即便是极为严肃的学术著作，讲到这一段时也大都承认，卡罗琳娜极有才华，却也“很不安分”。她是耶拿城里的“沙龙明星”，这当然不该受到什么指责，但问题的关键是，这位才华横溢的女士，以离间浪漫派、离间歌德与席勒、离间浪漫派与歌德和席勒、离间谢林与浪漫派为乐事……
　　但是，谢林教授就是爱上了，而且爱得不顾一切。
　　不过，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谢林与卡罗琳娜之爱，与一百多年后的德国另一位极其推崇谢林的哲学大师海德格尔和青年女哲学家阿伦特之爱不同，谢林可是要合法地白头到老的。
　　如何评价谢林和卡罗琳娜的这段爱情，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比如“卡罗琳娜是谢林的缪斯”……现在我把这些具体细节都省略掉，直接告诉大家结果吧——谢林教授因此得罪了耶拿大学的一班同事，也得罪了浪漫派的一众兄弟，也使得其间也来到耶拿大學，而且一向厌恶卡罗琳娜的黑格尔与自己逐渐疏远了。
　　此时的天才少年哲学家谢林，已经几乎没有朋友了。
　　就这样，1803年秋，在卡罗琳娜与丈夫办理了离婚手续后，谢林带着卡罗琳娜，几乎是在众叛亲离的萧瑟秋风中，一同离开了耶拿，转赴维尔茨堡任教。
　　此时的谢林，28岁。
　　据说，谢林临行的那一天，几乎没有朋友前来送行。
　　四年前，37岁的费希特离开这里时的心情也很糟糕。
　　估计，谢林这一天的心情，应该在激动和失落中交替翻腾。
　　还有资料说，在维尔茨堡，谢林也没有一个哲学家朋友。相反，他的周围多是些“充满胡思乱想”的医生、教士、头骨学家、诗人等等。
　　此后几年里，谢林出版了有限的几部影响不大的著作，再然后则是三十年未有新书出版……
　　一颗天才之星，就这么划过天空，无声无息地陨落了吗？
　　……
　　哲学史又给了谢林一次机会。
　　1841年秋，谢林从耶拿出走三十八年后。
　　这一年，是东方中国大清朝的道光二十一年。 　　这一年，康雍二帝早走了，乾嘉二帝也走了，乾隆的孙子道光执政。“康乾盛世”已成回忆。此时的东方中国，已经走进了鸦片战争的暗淡时光，大清王朝的剧情，从理想到现实，从思想到艺术，都开始全面荒腔走板，不着调了。
　　已经30年没有出版新著的谢林，重返大学讲坛。
　　这一次的讲坛，是当时德意志最重要的精神重地——柏林大学。
　　此时的谢林，接替的是十年前去世，而且数年间辉煌无比的黑格尔教授的讲席，而黑格尔接替的则是费希特教授的讲席。
　　几年前还辉煌无比的黑格尔不仅已成过去，而且此时的普鲁士当局认为黑格尔哲学并没有带来什么好处，甚至已经成了社会的负能量，所以请谢林来就是为了清除黑格尔的影响。之所以请谢林，一是因为谢林与黑格尔长期不睦且互相批判，二是谢林的后期思想更倾向于宗教和神秘主义，而这显然更加符合当时的官方需要……
　　不管什么原因吧，命运就是这样的奇妙，曾经的同学、朋友、师生、对手、论敌，几十年风雨过后，他们在各自生命的最后时刻，竟然又都站在了同一个讲台上。
　　此时的谢林，经过了对康德的批判，经过了与费希特、黑格尔的甜蜜合作，以及后来的互相批判，乃至“决裂”……当然，也经过了与妻子卡罗琳娜轰轰烈烈、饱受争议的爱情，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与同事、追随者的众叛亲离……
　　此时的谢林，曾经的天才少年哲学家，已是66岁的老人了。
　　此时的谢林，饱经风霜，重返讲台的激动也难掩一脸沧桑。
　　谢林以自己的生命故事，讲述了一个德国古典哲学不屑研究的通俗哲理：任你曾经如何青春飞扬，也都无法抵挡时光的“杀猪刀”。
　　此时，德国古典哲学四大代表人物就只剩谢林一人了——
　　康德，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第一阶段的代表人物，1724年生，1804年去世。
　　费希特，德国古典哲学第二阶段的代表人物，1762年生，1814年去世。
　　黑格尔，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第四阶段的代表人物，1770年生，1831年去世……
　　“老师”“学生”兼“论敌”们，都走了。
　　茫然四望，大师谢林已无“对手”！
　　重新站在大学讲台上的谢林，此时在想些什么呢？
　　一切都恍如隔世。
　　时光一瞬间——
　　青春带来恩怨;
　　恩怨被碾成沧桑;
　　沧桑却又凝为萧索……

十

　　但是，可能连谢林自己也不曾想到，他的再度出山受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热烈欢迎。这一情形，被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断言为：“发生在大学里的最后一个大事件”。
　　对于谢林教授重返讲坛的第一堂课，另一位哲学家齐克果是这样描述的：“在一片嘈杂声、嘘声和敲打窗户声（很多人没法从教室大门那里挤进来）中，谢林开始讲课了，面对着一个如此拥挤的大教室，拥挤得几乎要让人放弃听课，如果一直都是这样的话。……这期间我已经坚定了对于谢林的信任，并且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再去听他的课。”
　　有材料说，来听谢林课的人远不仅是些大学生，还有社会名流、政府官员、校内外的教授、专家，比如哲学家恩格斯、齐克果、斯蒂芬斯、特伦德伦堡;比如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兰克，法学家萨维尼、工人领袖拉萨尔;比如著名的洪堡……而且还有社会下层的诸多各色人等。当时有报道称，这个情形“在欧洲文化史里，是空前绝后的”。
　　不错，当时21岁的青年恩格斯，也在这些听众之中。
　　这位七年后与马克思一同写出了《共产党宣言》，四十五年后写出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思想家，对谢林教授的这次重出江湖的“报道”最为生动、全面——
　　如果你们现在在柏林这里随便问一个人，关于谁能统治德国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公众意见，就是说关于德国自身的争论战场在哪里，倘若这个人对世界之上的精神力量不是完全无知的话，他回答你们，战场就在柏林大学，确切地说是第6号大教室，谢林教授天启哲学的地方。
　　……一个有意思的、混杂的大教室成为这场斗争的见证。坐在最前面的是大学的领导和那些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都卓有成就、自成一家的教授……在他们的身后是杂乱交错的各种生活阶层、民族和宗教信仰的代表，他们偶然地聚在了一起。夹在那些情绪激动的年轻人中间，偶尔会有一个胡子灰白的军官，在他旁边是一个举止随便的志愿兵。如果在别的场合，想来他可能会在这位长官面前不知所措。那些即将庆祝自己从事学术活动数十周年纪念的老博士和教授也来听课，因为他们感到早已遗忘的青春又在他们头脑中复活了，犹太人和穆斯林也想听听，他们和基督教的天启有什么关系。
　　周围的人在说着德语、法語、英语、匈牙利语、波兰语、俄语、现代希腊语和土耳其语——突然有人示意安静下来，谢林走上了讲台。
　　这是怎样的盛况呀！
　　显然，从前来听课的五花八门的各色人等
　　的情况来看，人们来这里倾听谢林哲学，已经远远不仅是来讨论“技术推导”层面的哲学学术问题了。各种主张、各种身份的人们最热切期待的是：从曾经青春飞扬的谢林这里，找到信仰及其合法性，尤其是想找到现实的出路：
　　今天的“人”，应该怎样？
　　今天的德意志，应该怎样？
　　今天的欧洲，应该怎样？
　　……
　　不过，像“沧桑”和“萧索”一样，失望情绪还是很快就蔓延开来了——几堂课下来，几乎各种主张、各种身份的人们，都失望了。
　　在晚年谢林这里，人们没有找到他们热切期待中的，改变德意志、改变欧洲的灵丹妙药。同时，内心信仰的合法性也依然缥缈着，甚至，更缥缈了。
　　后来的日子里，谢林教授的听众愈来愈少了。
　　讲台上的谢林，也愈来愈孤独地反复讲着他的自然哲学、神话哲学，讲着他的“绝对自由”“绝对精神”。 　　曾经的青春飞扬，后来的恩怨沧桑，现在的“不被理解”……结果，就只剩下全身心的萧索了。
　　不久前的盛赞，开始被愈来愈多的抱怨和批评所取代。
　　前面表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再去听他的课”的哲学家齐克果，看法也变了：“谢林已经老得不能再讲课了，我也老得不能再听他的课了。”
　　这期间，费尔巴哈、海涅、马克思、恩格斯等“青年黑格尔派”“黑格尔左派”们，对谢林的失望更大。在谢林到来之前，他们已经厌倦了黑格尔的精神和概念世界，他们渴望“现实”，渴望能够确实指导人们如何安定自己的精神家园，如何解决现实困惑的解答。尤其是——渴望曾经提携黑格尔，后来又被黑格尔批判，而且“闭关”三十年的谢林，能把黑格尔的毛病讲深讲透，能给人们指条冲破现实的“明路”。也正因此，当谢林宣布自己的哲学已经实现了从精神到现实的转向时，他们是怎样的兴高采烈，怎样的欢喜若狂啊……
　　但是，最终他们还是看到了，听到了，也明白了，谢林哲学的“现实”，仍然是精神中的、概念中的“现实”。
　　中国有句老话用在这里绝对恰当：有多大希望，就有多大失望。
　　在25岁（1843年）的马克思博士看来，在当时由三十七个邦国组成的德意志联邦中，“谢林是第三十八位联邦成员”。马克思在这一年的10月3日写给费尔巴哈的信中说：“整个德国的警察局都站在他那边……没有任何书报检查能允许对神圣的谢林进行攻击……谢林不仅懂得同一哲学和神学，而且懂得将哲学和外交辞令同一起来。他使得哲学成为普遍的外交学，成为适合一切的外交辞令。所以，对于谢林的攻击，也就是间接地对我们整个的尤其是普鲁士政治的攻击。谢林哲学是从哲学立场看的普鲁士政治。”
　　费尔巴哈给马克思的回信更令人吃惊。费尔巴哈表示，他已经根本不把谢林放在眼里了，在谢林重返大学讲坛的两年来，他对谢林的热情已经消退了，他已开始对叔本华感兴趣了。
　　事实上，就在谢林重返大学讲坛的1841年这一年，费尔巴哈出版了他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这部被称为“使唯物主义作为哲学学说恢复了本来面目”的著作，其“解放作用”，受到了恩格斯的盛赞：“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
　　谁都看得出来，费尔巴哈的“唯物”哲学已经与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哲学，完全不同了——“唯心”的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了。
　　谢林晚年的这幕剧情的“戏剧冲突”在哪里呢？
　　我国当代的谢林研究者先刚博士是这么说的：“这一切悲剧的原因在于，谢林没有意识到，他和他所批评的黑格尔的关系，实际上比任何号称热爱黑格尔的人都要更亲密……”
　　本来是来批判黑格尔的，怎么竟然与黑格尔是一回事了呢？
　　况且，如此“更親密”的两个人，在此之前不是早已翻脸、决裂了吗？
　　是啊，这确实令人有些手足无措：两位互相批判，而且决裂了的大思想家，可能连他们本人都不曾意识到，原本他们的思想竟是如此“亲密”！

十一

　　1809年，谢林热恋的卡罗琳娜患病去世。同年，谢林的《关于人类自由的本质的哲学研究》出版。这也成了谢林生前公开发表的最后一部哲学著作。人们后来讨论的“谢林哲学”，基本上都是指的此前的十多年的“谢林前期哲学”。
　　卡罗琳娜的死，似乎使得谢林哲学也结束了。
　　其实，此后四十多年里，谢林并未停止思考，相反，他的后期哲学可能是一个更大的思想宝库。只是这个“宝库”完全被封存在他庞大的手稿堆里。
　　谢林后期哲学，主要是他花数十年时间思考、构筑的，体系极为庞大的“世界时代哲学”。一位曾经目睹的朋友说，时至今日，在慕尼黑大学的图书馆里，还保留着整整一屋子的谢林手稿！而且，仅《世界时代》第一卷《过去》就有12种内容迥异的版本……
　　不错，谢林这位成名甚早的天才少年哲学家，在其生命后四十多年的哲学思考中，用了极大的精力写作、修改他的《世界时代》的第一卷，而且每改一遍几乎都与上一稿完全不同，你甚至可以说他的每一稿都是一部新作！而且至死也无一稿正式发表。
　　……阅读谢林，经常使我想起中外历史上的那些了不起的少年天才。在我的印象中，这类人中最后能够像普通人期待、想象那样辉煌终身，终于达到应有高峰者，似乎相当罕见。而且不仅如此，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少都是在一般人开始出大成就时，竟然出现了各种各样常人所难以理解，甚至匪夷所思的挫折和变故……
　　虽然这种想法可能有些世俗，但确实令人唏嘘不已。
　　1854年8月20日，79岁的谢林教授死于瑞士的一家小旅馆里。
　　谢林的墓碑上刻着这样几个大字：纪念德国的头号思想家。

十二

　　好啦，现在，我们的剧情要开启新的一幕了。
　　终于该黑格尔正式出场了。
　　德国古典哲学第四阶段代表人物、集大成者——黑格尔的剧情，从第二阶段代表人物费希特去世不久后这里插入。
　　在这里，需要向读者做个交代：为什么前面上演谢林剧情时说黑格尔已经去世了，而现在才来正式地请黑格尔出场？
　　这是因为从时间顺序上讲，学界公认，谢林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第三阶段代表人物，黑格尔是第四阶段代表人物，而且是集大成者，虽然谢林比黑格尔多活了23年，但谢林的后三十多年没有出版任何著作，谢林晚年哲学在德国古典哲学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所以，后来学界讲德国古典哲学家时的排列，就是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这么个顺序。当然，这个排序并不是按其“重要性”排的。
　　好了，现在剧情的主角是——黑格尔。
　　1818年盛夏，48岁的黑格尔告别了海德堡，前往柏林。
　　金秋十月，黑格尔终于登上了德国最著名大学——柏林大学的讲坛。
　　年初的时候，黑格尔就接到了普鲁士邦文教部大臣阿尔腾施泰因的邀请函。此时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黑格尔，继《精神现象学》之后，又出版了他的著名的《逻辑学》。在德国思想界，此时的黑格尔教授已是顶尖人物了。同时，从年轻时就被攻讦的“口才太差”的毛病似乎也已“治愈”——黑格尔刚到海德堡大学时，课堂上只坐着四名听讲的学生，隔了半年，全校四分之一的学生都来听他的课了。 　　但是，接到邀请函的黑格尔教授，还是经过了极为周密的“物质”和“精神”两大方面的考量。
　　第一，文教部大臣表示，给黑格尔教授相当于海德堡大学两倍的薪俸，而且还允诺帮助他当选有更高薪水的科学院院士;
　　第二，当时的柏林，已是德意志的文化中心，那里有科学院、剧院、博物馆和资料丰富的图书馆。在这个德意志最大的邦的首都，自己可望拥有更多高层次的读者。何况，此时柏林大学的学术地位已经远高于其他大学，而且能够接替不久前去世的费希特的教席，那也是很
　　大的光荣。
　　考量结果，黑格尔决定接受邀请，前往柏林大学任教。
　　黑格尔的一生，基本是学术的一生，但与康德的纯粹学者生涯相比，还是坎坷、丰富得多——
　　1770年，出生。
　　1788年，18岁，进图宾根神学院读书。
　　1793年，23岁，大学毕业，去伯尔尼当家庭教师。
　　1797年，27岁，去法兰克福当家庭教师。
　　1801年，31岁，去耶拿大学做无薪俸的“编外讲师”，后做教授，开始大学授课。
　　1807年，37岁，离开耶拿，做《班贝格报》主编。
　　1808年，38岁，去纽伦堡，做文科中学校长。
　　1816年，46岁，去海德堡大学，做哲学教授。
　　1818年，48岁，去柏林大学，做哲学教授……
　　也就是说，黑格尔大师从大学毕业到当柏林大学教授前，这二十多年的职业经历是这样的——做家庭教师八年，做大学无薪俸“编外讲师”和教授六年，做报纸编辑近两年，做中学校长八年，又做大学教授两年……
　　这二十多年基本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黑格尔不断地求人介绍工作，不断地更换工作，不断地想方设法争取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不断地争取提高待遇。
　　1800年11月2日，已经做了近八年家庭教师的黑格尔，写信给他的老同学谢林，希望能在大学谋得一个教职，以安心做学问。此时风头正劲的谢林，已是耶拿大学的著名教授，而且是耶拿知识圈的精神领袖，是公认的德国哲学继康德、费希特之后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了。正是谢林的推荐，耶拿大学校方才邀请黑格尔来担任“编外讲师”。但这份工作是没有固定薪俸的，只能依靠来选他课的学生交课时费勉强维持生活。
　　一到耶拿，黑格尔就下大功夫写作并发表了一篇论文：《费希特哲学体系与谢林体系的差异》。黑格尔之所以急匆匆地发表这篇文章，是要为其“提携者”谢林教授张目的。由头是当时另一位著名人物赖因霍尔德的一个说法——哲学领域的革命已经发生过了，谢林的著作不过是重复费希特的旧观点而已。
　　黑格尔认为，这绝对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在黑格尔看来，谢林哲学是很有一些新的，而且十分重要的思想的。而且可以肯定，謝林哲学已经超越了费希特哲学。
　　结果，这篇论文影响很大。甚至连谢林自己也才真正意识到：我已经有自己的哲学了，而且还超越了费希特！
　　但能否在大学正式授课，关键还要看黑格尔能否通过教职答辩。
　　谢林教授主持了黑格尔讲师的答辩会。
　　黑格尔顺利地通过了答辩会。
　　不过，答辩会上大谢林五岁的黑格尔师兄，对谢林师弟的一番吹捧，令今天的学人们也颇有些尴尬：
　　“我请求您，世上最聪明的、最可尊敬的谢林教授先生，把我提纲中您所不同意的一切论点，在这里公开指出来，因为这次答辩就是为了向您请教。不言而喻，能够得到您的支持，使我感到多么荣幸。不是同时代人，也不是朋友们，唯独后代，唯独科学（因为它是永恒的）才配评价您的精神的高贵力量，评价您的精神能力。请允许我推崇您为一位真正的哲学家。”
　　这一天，1801年8月27日，正是黑格尔三十一岁生日。从一个家庭教师到一个大学教师，确实值得大高兴，只是肉麻得实在有些过了。
　　三年后，黑格尔讲师又开始谋求教授一职。他写信给宫廷大臣歌德，请求帮助：“……我深知必须阁下惠于多方面的关心，这个问题才能圆满解决，一个对我在大学中的专业做些有益工作的希望才能实现，这样我就可以独立活动，不必事事都仰仗于阁下的惠助;如蒙最高当局肯予考虑，使我不落他人之后，我将尽力图报……”
　　歌德帮忙了。
　　1805年初，黑格尔当上了教授，但仍无固定薪俸。
　　后来又是歌德帮忙，谋得了一份大概够一位俭朴大学生半年生活费的年俸。歌德致信黑格尔说：“我本来想多搞一点，但这只能等待来日，这只不过是开了个头……”
　　再然后，做了六年大学教师的黑格尔，为了生计，又由朋友帮忙，去当薪酬待遇不错的一家小报主编。结果，21个月后，报纸在黑格尔手里被查封关门。
　　再然后，38岁的失业报人黑格尔，又求朋友帮忙，去当了八年中学校长，这期间又谋得了市教务会的“督导”兼职，收入有所增加，生活有所改善——黑格尔心情好多了：终于可以喝上真咖啡了！
　　再然后，46岁的黑格尔，又求一位神学家帮忙，谋得了海德堡大学教授的职位……
　　黑格尔的前半生，基本就是求人、求职的大半生，虽然一把辛酸泪，但结果大多还都不错。这其中，一方面，黑格尔确实很努力，很有才能，而且还很谦恭;另一方面，各路朋友也大多帮忙。所以，黑格尔的诸多努力基本都有了比之前稍好些的结果。但是，后来在柏林大学期间有一件没有实现的事，令黑格尔至死都耿耿于怀——关于文教部大臣允诺的“院士”一职，总因科学院的某些权威人士的反对，终未如愿。
　　这样看下来，黑格尔同学与很多普通学人也没太大的区别。

十三

　　黑格尔的一生，确实与普通人差不太多，凭本事吃饭，一步一步提高。既不像康德那样平静如水，不也像费希特、谢林那样大起大落。
　　但细究起来，黑格尔的生命也确实有其前辈们所大不同处。前几位的思想主张基本是直接的、清晰的，即便是“难懂的”康德也曾多次表示要把自己的思想弄得简明易懂些，甚至为了让人能读懂其《纯粹理性批判》，还专门改写了一个“通俗版”，虽然这个版本似乎更难懂。但黑格尔则颇有不同，甚至在关键处似乎还有意使之“模棱两可”些。比如，在如何评价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到底是“支持革命”的，还是“阻挠革命”的方面，就有一个事关重大的“关节”——既尽人皆知，却又扑朔迷离，意味深长。 　　这个“大关节”绝对值得认真地记述一下。
　　1830年，黑格尔晚年的一天。
　　黑格尔十分喜爱的学生海涅来拜访黑格尔。对，就是前面已经几次提及的那位著名的诗人海涅。这时的黑格尔60岁，海涅33岁。
　　海涅说：“我对老师那句名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不大赞同。”
　　黑格尔“怪怪地”——对，就是“怪怪地”——看了海涅好一会儿，然后又笑了。他对这个极有悟性的学生说：
　　“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凡是合理的都会成为现实的。”
　　再然后，黑格尔马上又转过身来，警惕地看了看周围。结果他的心情放松了下来，因为他看到只有他的一个挚友听到了这句话，而这个人是绝对不会出卖他的……
　　关于黑格尔这个“怪怪”的眼神，以及后面的回答，都给海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三年后在他的那篇十分著名的《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专门记述了这个细节。这本书中文版名列商务印书馆“世界汉译名著”系列丛书中，薄薄的一本。
　　这个“怪怪”的眼神和回答，对如何认识黑格尔，乃至对黑格尔思想如何定性，都有极为特殊的意义。
　　这一点，连恩格斯都大为认同。
　　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问题是：
　　黑格尔哲学，到底是“支持革命”的，还是“阻挠革命”的？
　　进一步讲，黑格尔，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对于这个问题的解读，后世百多年来很多人都把它聚焦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中的那句极为著名的话上：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
　　这句话，对如何认识黑格尔哲学至关重要。
　　所以，海涅说的那个细节才意味深长。
　　对黑格尔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既然“现实的就是合理的”，那么，现实还有什么必要改变呢？“革命”自然就没必要了嘛——所以，这个命题，就是黑格尔“阻挠革命”的最大证据：黑格尔明明就是现存封建制度的卫道士！
　　黑格尔哲学生涯中有两大哲学家“死对头”。他们对黑格尔的批判力度可谓到了极点，而且与黑格尔这句话关系密切。哲学教授弗里斯说：“黑格尔的哲学毒菌不是长在科学的花园里，而是长在阿谀奉承的粪堆上。”哲学博士叔本华则直接就是破口大骂：黑格尔根本就是个“平庸、令人厌恶的一无所知的江湖骗子”！
　　不过，革命哲学家恩格斯不这么看。
　　差不多五十多年后吧，1886年初，恩格斯在他著名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开篇，就极其认真地讨论了这个问题。
　　恩格斯是这么说的：“不论哪一个哲学命题，都没有像黑格尔的这个著名命题那样引起近视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
　　然后，恩格斯经过了约500字的论证后，开始总结：“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性的，就是说，注定是不合理性的，一开始包含着不合理性;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乎理性的，就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
　　紧接着，请注意，就是恩格斯的结论了——黑格尔这句话的本意，其实是这个意思——“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
　　你看，黑格尔的这个命题具不具有革命性？
　　德国哲学就是这么“绕”，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奥妙”。这确实要求读者真得有点耐心，而且还得有些智慧——按照恩格斯的分析，黑格尔的这个命题显然是革命的。但是，恩格斯同时也特别厚道地提醒读者，黑格尔本人并没有这样清楚地做出如上的阐述，这是他的方法必然要得出的结论，但是他本人从来没有这样明确地做出这个结论……
　　黑格尔为什么不“明确地做出这个结论”呢？
　　我当然也十分关心黑格尔的这个命题，但我更关心黑格尔在表达这个命题时的心理状态，更关心黑格尔生命深处的那些何以如此的原因。
　　所以，看过了海涅的记述和恩格斯的分析之后，我的关切就变成了这样的疑问——
　　我很想知道：既然这种思想是如此先进，那么，黑格尔老师为什么不明白地说出来？为什么如此辛苦地拐着弯向喜爱的学生也只说了一半，还要警惕地“四周看看”？黑格尔那个“怪怪”眼神的背后，到底隐藏了他怎样的一种心理纠结？黑格尔害怕什么？
　　答案还在恩格斯。
　　恩格斯是这样回答这个问题的：“黑格尔是一个德国人，而且和他的同时代人歌德一样，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歌德与黑格尔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个人都没有完全摆脱德国庸人的习气。”
　　由此看来，恩格斯的这个答案不仅说清楚了黑格尔内心深处的纠结，也说清楚了歌德内心深处的纠结。按这样的逻辑看来，前面我们说到的歌德在费希特“无神论事件”上的做法和心態，确实好理解多了。
　　是啊，同为“德国人”的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人”的“庸人”品格，始终有一种坚定的认识。按照恩格斯的这种分析，我们对同时代的法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实，而提供了“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的德意志，却没有发生革命的道理，也就同样比较好理解了。
　　通过这件事，使我不禁想起了同一时期我国的一位大学者——大清王朝那位既为乾嘉学派领袖，又身为朝廷一品大员的纪晓岚。
　　你看，“庸人”黑格尔、歌德与我上一篇《从1724出发》里所说的“聪明人”纪晓岚，是不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纪晓岚和戴震都批判“存天理、去人欲”的宋明理学。戴震的批判电闪雷鸣：宋明理学“以理杀人”;而纪晓岚的批判则迂回隐蔽：宋明理学“事事空谈”——虽然都是批判，但其定性、定量、口气却都大为不同。
　　历史和现实，东方与西方，德国的思想者和中国的思想者，离得那么远，想想，却又这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