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二字，虽说早就有之，但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却是个不入流的行当，为人所不屑。究其实，这与人们对《论语》的误读有关。孔子确实说过“君子不器”，但也说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君子不器”的本意，并非鄙视工匠，而是说君子不能囿于一技之长，局限为单一的死板的工具，应当心怀天下、格物致知，成为通权达变、经世致用的通才。问题是，人世间不会也不需要都是通才，既要有通才，又要有专才，才能奏出完整而又和谐的旋律。
　　工匠这一称谓，既可用于手艺人，亦可用于工艺大师。其实，技艺是没有大小之分的，雕虫小技也会蕴含很高的技术含量，体现出极佳的工艺水平。1852年10月，俄罗斯作家冈察洛夫随同“巴拉达号三桅”战舰，进行了一次环球旅行。在上海停留期间，他对中国的雕刻技艺赞叹不已。他以明末学者魏子敬描述的那种“核舟”为例，感慨地说：“中国人能在核桃或者杏核上，雕刻出庙宇、屋舍、亭台、盛大的典礼或一群人物。人物栩栩如生，面容清晰可见。一颗稍大的杏核，能够刻成一只小船，船上设施一应俱全，甚至能够辨出蒲席的花纹，如此精细利落的雕工，就连德国人也做不到。”
　　在我国古代，匠人通称为“百工”。现存成书年代最早并纳入《周礼》的手工艺专著《考工记》，将社会分工概略地划分为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妇功六类，并指出，“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就是说，工匠居于王公、士大夫之后，是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能“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如果没有他们，人们的生活质量就要大打折扣。因此，《考工记》得出结论：“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用今天的眼光看，他们无疑是那个时代不可或缺的技术人才。
　　上下五千年，中国历来不乏出色的工匠。仅在庄子的笔下，就有多个出色的匠人，如运斤成风的匠石、削木为鐻的梓庆、斫轮论道的轮扁、游刃有余的庖丁、刻木为鸟的鲁班、专精铸剑的捶钩者和粘蝉若拾的承蜩者等。其中，梓庆能用木头刻削成悬挂钟磬的精美架子，见者叹为鬼斧神工。鲁侯问他，你用什么招数做成的？梓庆回答：“我不过是个工人，何术之有啊。若说有，那就是我在做工前，必定斋戒静养、凝神聚气，不敢怀有一点功名、利禄、巧拙、毁誉的念头，当我的心神达到物我两忘的境地，就走进山林，观察并选择与鐻的形体相契合的木材，然后再加工制作。”
　　概括地说，工匠精神离不开这样一些要素：敬畏自然，天人合一；术到极致，几近于道；大巧若拙，不计名利；宠辱不惊，专注忘我。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突飞猛进，对人才的要求更高了。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工匠精神并没有过时，越是精密的核心技术，越是需要专注忘我、术到极致的人才。有段广告语说得好：“世界再嘈杂，匠人的内心，绝对必须是安静、安定的。面对大自然赠予的素材，我得先成就它，它才有可能成就我。”王兆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