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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胡适的孟子观中蕴涵着三对矛盾：历史判断与价值判断、外在价值与内在价值、理智与情感，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儒学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复杂性。在还原孟子“本来面目”的历史判断基础上，胡适对孟子思想进行现代价值的阐发；胡适重外在价值而轻内在价值，这同其实用主义哲学立场及中国文化“充分世界化”相关；胡适理智上想全盘西化，情感上却难以割舍中国传统文化。
【关键词】儒学传统观 胡适 孟子观 矛盾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在对待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态度上，激进主义者是彻底批判，保守主义者是全盘维护，而介于二者之间的知识群体则力求以辨析的态度对待，他们的儒学传统观因而显得更加错综复杂。本文以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文化名人胡适的孟子观为例来辨析，从中可以看出，其孟子观中蕴涵着三对矛盾。
历史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的矛盾
胡适的历史判断与价值判断统一于其“评判的态度”。在对孟子思想作历史判断时，胡适曾指出，孟子只是先秦诸子之一，同其他先秦诸子在思想史的地位上是平等的；在价值判断上，他反对把孟子看作是继孔子之后的“亚圣”，反对人为地“复活”并尊崇孟子。
民国初年，袁世凯利用政治力量试图复辟儒家思想。对此，胡适以“设问题若干”的形式表明其看法：首先，在现代应恢复曾长期遭贬低的“非儒学派”代表荀子应有的历史地位，甚至是与“孔孟并尊”；其次，胡适从历史判断与价值判断出发，反对复辟儒学以作政治工具。因此，當得知袁世凯颁布尊孔“大总统令”时，胡适即批抉其谬，不禁“掷笔一叹”，这蕴涵着鲜明的历史判断与价值判断。
在其《先秦名学史》一书中，胡适从学术角度指出，儒学在现代中国应该是学术思想资源之一，而不应该变成历史上的思想精神枷锁。首先，他认为由先秦演变到汉代，儒学已变质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治者的思想意识形态，已不可再称为“儒学”，这是历史判断；其次，书中的“枷锁”和“权威”等用语则表明他对儒学作出了价值判断；再次，他把儒学定位为“灿烂的哲学群星中的一颗明星”，这表明胡适对历史判断与价值判断又有所结合。
那么，如何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儒学呢？从“中国哲学的未来”的价值判断出发，胡适认为应该在学术上重新确立百家争鸣的局面。因此，他既赞扬“孟子的政治哲学很带有民权的意味”，又批评它“含有乐利主义的意味，这是万无可讳的”。①接着，胡适用“评判”的态度把历史判断与价值判断结合在一起。“中立的眼光，历史的观念”是历史判断，也是价值判断的基础；再用经历史判断得出的客观“效果影响”来“批评各家学说”，这就是价值判断。两者相互统一就是“评判”。他认为“孟子的知识论全是‘生知’一派”，即今天所说的先验主义认识论，这是以西方认识论哲学为参照系而做出的评价。胡适还从历史判断与价值判断相分疏的角度，赞扬吴虞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是“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②这说明，胡适本人对于历史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分疏也含有某种程度的自觉意识，其晚年时还说：“中国过去许多反动的东西，都是喜欢挂上孔子的招牌，这跟打倒孔子是两回事”。
当国民党政府要求民众膜拜孔孟儒家时，胡适就从思想解放要求来“批评孔孟”。这是从历史判断过渡到价值判断的要求出发的，是为思想启蒙之价值取向服务的。即使到了晚年，胡适还说不能改变四十多年的思想习惯。
综上所述，在还孟子“本来面目”这一历史判断基础上，胡适的孟子观又立足于时代精神的潮流，着重对孟子思想进行现代价值的阐发，胡适的孟子观力图把体现“不失真”要求的历史判断和体现“现代化”要求的价值判断统一起来。
外在价值与内在价值之间的矛盾
胡适孟子观中的价值判断，一是外在的或工具的评价标准，另一是内在的评价标准。在外在价值上，胡适侧重于对孟子政治哲学思想现代价值的阐发。
20世纪30年代，胡适在讨论人权问题时说：“权利”一词孟子说得最明白；40年代，他又说：孟子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早的自由主义思想倡导者，是中国经典里自由主义的理想人物；50年代，胡适继续发挥孟子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认为是“自由主义的教育哲学”；60年代，他更进一步说：“自由民主的教育哲学产生了健全的个人主义”③；直到去世前一年，他仍一如既往地称颂孟子的自由民主思想，他说任何专制魔王要想消灭自由思想都是办不到的。
然而，在处理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的关系上，胡适的孟子观存在矛盾。他说：“五百年来，不是孔、孟、程、朱、《四书》、《五经》的势力，乃是《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的势力”。④“势力”一词表明胡适侧重于孟子思想的外在价值，而对其内在价值有所忽视。在外在价值上，胡适对孟子的“大体”、“小体”之辩持批评看法，认为这种议论大有流弊。这表明其孟子观中存有内、外价值矛盾，从内在价值看，人的心性的“大体”和五官四肢的“小体”都有其内在价值，但仅从“大有流弊”的外在价值批评，对内在价值不无轻视。
胡适孟子观中内、外价值的矛盾，即重外在价值而轻内在价值，同其“有用即真理”的实用主义哲学立场不无关联，也与其中国文化“充分世界化”的价值取向有关。
理智与情感的纠结
与同时代诸多思想家类似，胡适早年也受过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少年时，其家门上贴着“僧、道无缘”的条子，表明这是“理学家庭的一个招牌”。⑤因此，在情感和血脉中胡适都与儒学传统有难以割断的联系和相通之处。胡适初到美国时，对西方文化怀有戒心，但浸润西方文化日久，他逐步理智地认识到西方文化有其优点，同时异质文化也可以融合。因此，从二三十年代起，胡适就提倡以一种自信开放的态度对待中西文化：首先，应虚心学习优秀的世界文化；其次，应在中西文化融通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充分世界化”的新文化。但其中西文化观常被误解，被认为是否定自身传统的“全盘西化”。这说明其孟子观中的矛盾，即情感与理智的纠结。
对包含孟子思想的儒学，胡适情感上有依恋，理智上想改造。从其个人经历看，胡适是一位从情感留恋走向理智评价的过渡性人物，这在其《日记》中已有表露：“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⑥自称“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表明情感与理智的矛盾。该《日记》还转录了傅斯年的话：“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胡适评论说：“孟真此论甚中肯”。⑦在理智上与传统决裂也许不难，但在情感“安身立命之处”能否突破传统、能突破多少，确乎其难，而这又正表明其孟子观中理智与情感的矛盾。
从时代背景看，胡适孟子观的理智与情感的矛盾不仅没得到理解，反而还遭到“鸣鼓而攻”。三十年代，地方军阀陈济棠曾当面斥责胡适对中国传统是数典忘祖，湖南军阀何键曾在1935年2月24日香港《循环日报》上说：“自胡适之倡导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煽惑无知青年，而共党乘之，毁纲灭纪，率兽食人，民族美德，始扫地荡尽。”理智与情感的矛盾贯穿于胡适一生。晚年的胡适在1958年12月9日的《台湾新生报》中说：“个人深为爱国，集七十年之经验，得到一个结论，即中国文化并不最高于世界者。”可见，胡适终其一生，并不完全反对儒家的孔子、孟子。
综上所述，胡适的孟子观中蕴涵着历史判断与价值判断、外在价值与内在价值、理智与情感的矛盾。这三对矛盾在中国现代知识群体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儒学传统与现代中国关系的复杂性，深入辨析儒学传统，至今仍然是一个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
（作者单位：广西梧州学院公共基础部；本文为2009年梧州学院院级一般科研项目“儒学传统辨析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09C023）
注释
①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14页，第217页。
②耿云志：《胡适年谱》，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7页。
③欧阳哲生：《胡适文集》（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27页。
④欧阳哲生：《胡适文集》（第1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4页。
⑤耿云志，李国彤：《胡适传记作品全编》第一卷（上册），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第31页。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胡适的日记》（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40页。
⑦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7页。
【关键词】儒学传统观 胡适 孟子观 矛盾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在对待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态度上，激进主义者是彻底批判，保守主义者是全盘维护，而介于二者之间的知识群体则力求以辨析的态度对待，他们的儒学传统观因而显得更加错综复杂。本文以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文化名人胡适的孟子观为例来辨析，从中可以看出，其孟子观中蕴涵着三对矛盾。
历史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的矛盾
胡适的历史判断与价值判断统一于其“评判的态度”。在对孟子思想作历史判断时，胡适曾指出，孟子只是先秦诸子之一，同其他先秦诸子在思想史的地位上是平等的；在价值判断上，他反对把孟子看作是继孔子之后的“亚圣”，反对人为地“复活”并尊崇孟子。
民国初年，袁世凯利用政治力量试图复辟儒家思想。对此，胡适以“设问题若干”的形式表明其看法：首先，在现代应恢复曾长期遭贬低的“非儒学派”代表荀子应有的历史地位，甚至是与“孔孟并尊”；其次，胡适从历史判断与价值判断出发，反对复辟儒学以作政治工具。因此，當得知袁世凯颁布尊孔“大总统令”时，胡适即批抉其谬，不禁“掷笔一叹”，这蕴涵着鲜明的历史判断与价值判断。
在其《先秦名学史》一书中，胡适从学术角度指出，儒学在现代中国应该是学术思想资源之一，而不应该变成历史上的思想精神枷锁。首先，他认为由先秦演变到汉代，儒学已变质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治者的思想意识形态，已不可再称为“儒学”，这是历史判断；其次，书中的“枷锁”和“权威”等用语则表明他对儒学作出了价值判断；再次，他把儒学定位为“灿烂的哲学群星中的一颗明星”，这表明胡适对历史判断与价值判断又有所结合。
那么，如何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儒学呢？从“中国哲学的未来”的价值判断出发，胡适认为应该在学术上重新确立百家争鸣的局面。因此，他既赞扬“孟子的政治哲学很带有民权的意味”，又批评它“含有乐利主义的意味，这是万无可讳的”。①接着，胡适用“评判”的态度把历史判断与价值判断结合在一起。“中立的眼光，历史的观念”是历史判断，也是价值判断的基础；再用经历史判断得出的客观“效果影响”来“批评各家学说”，这就是价值判断。两者相互统一就是“评判”。他认为“孟子的知识论全是‘生知’一派”，即今天所说的先验主义认识论，这是以西方认识论哲学为参照系而做出的评价。胡适还从历史判断与价值判断相分疏的角度，赞扬吴虞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是“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②这说明，胡适本人对于历史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分疏也含有某种程度的自觉意识，其晚年时还说：“中国过去许多反动的东西，都是喜欢挂上孔子的招牌，这跟打倒孔子是两回事”。
当国民党政府要求民众膜拜孔孟儒家时，胡适就从思想解放要求来“批评孔孟”。这是从历史判断过渡到价值判断的要求出发的，是为思想启蒙之价值取向服务的。即使到了晚年，胡适还说不能改变四十多年的思想习惯。
综上所述，在还孟子“本来面目”这一历史判断基础上，胡适的孟子观又立足于时代精神的潮流，着重对孟子思想进行现代价值的阐发，胡适的孟子观力图把体现“不失真”要求的历史判断和体现“现代化”要求的价值判断统一起来。
外在价值与内在价值之间的矛盾
胡适孟子观中的价值判断，一是外在的或工具的评价标准，另一是内在的评价标准。在外在价值上，胡适侧重于对孟子政治哲学思想现代价值的阐发。
20世纪30年代，胡适在讨论人权问题时说：“权利”一词孟子说得最明白；40年代，他又说：孟子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早的自由主义思想倡导者，是中国经典里自由主义的理想人物；50年代，胡适继续发挥孟子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认为是“自由主义的教育哲学”；60年代，他更进一步说：“自由民主的教育哲学产生了健全的个人主义”③；直到去世前一年，他仍一如既往地称颂孟子的自由民主思想，他说任何专制魔王要想消灭自由思想都是办不到的。
然而，在处理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的关系上，胡适的孟子观存在矛盾。他说：“五百年来，不是孔、孟、程、朱、《四书》、《五经》的势力，乃是《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的势力”。④“势力”一词表明胡适侧重于孟子思想的外在价值，而对其内在价值有所忽视。在外在价值上，胡适对孟子的“大体”、“小体”之辩持批评看法，认为这种议论大有流弊。这表明其孟子观中存有内、外价值矛盾，从内在价值看，人的心性的“大体”和五官四肢的“小体”都有其内在价值，但仅从“大有流弊”的外在价值批评，对内在价值不无轻视。
胡适孟子观中内、外价值的矛盾，即重外在价值而轻内在价值，同其“有用即真理”的实用主义哲学立场不无关联，也与其中国文化“充分世界化”的价值取向有关。
理智与情感的纠结
与同时代诸多思想家类似，胡适早年也受过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少年时，其家门上贴着“僧、道无缘”的条子，表明这是“理学家庭的一个招牌”。⑤因此，在情感和血脉中胡适都与儒学传统有难以割断的联系和相通之处。胡适初到美国时，对西方文化怀有戒心，但浸润西方文化日久，他逐步理智地认识到西方文化有其优点，同时异质文化也可以融合。因此，从二三十年代起，胡适就提倡以一种自信开放的态度对待中西文化：首先，应虚心学习优秀的世界文化；其次，应在中西文化融通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充分世界化”的新文化。但其中西文化观常被误解，被认为是否定自身传统的“全盘西化”。这说明其孟子观中的矛盾，即情感与理智的纠结。
对包含孟子思想的儒学，胡适情感上有依恋，理智上想改造。从其个人经历看，胡适是一位从情感留恋走向理智评价的过渡性人物，这在其《日记》中已有表露：“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⑥自称“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表明情感与理智的矛盾。该《日记》还转录了傅斯年的话：“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胡适评论说：“孟真此论甚中肯”。⑦在理智上与传统决裂也许不难，但在情感“安身立命之处”能否突破传统、能突破多少，确乎其难，而这又正表明其孟子观中理智与情感的矛盾。
从时代背景看，胡适孟子观的理智与情感的矛盾不仅没得到理解，反而还遭到“鸣鼓而攻”。三十年代，地方军阀陈济棠曾当面斥责胡适对中国传统是数典忘祖，湖南军阀何键曾在1935年2月24日香港《循环日报》上说：“自胡适之倡导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煽惑无知青年，而共党乘之，毁纲灭纪，率兽食人，民族美德，始扫地荡尽。”理智与情感的矛盾贯穿于胡适一生。晚年的胡适在1958年12月9日的《台湾新生报》中说：“个人深为爱国，集七十年之经验，得到一个结论，即中国文化并不最高于世界者。”可见，胡适终其一生，并不完全反对儒家的孔子、孟子。
综上所述，胡适的孟子观中蕴涵着历史判断与价值判断、外在价值与内在价值、理智与情感的矛盾。这三对矛盾在中国现代知识群体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儒学传统与现代中国关系的复杂性，深入辨析儒学传统，至今仍然是一个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
（作者单位：广西梧州学院公共基础部；本文为2009年梧州学院院级一般科研项目“儒学传统辨析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09C023）
注释
①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14页，第217页。
②耿云志：《胡适年谱》，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7页。
③欧阳哲生：《胡适文集》（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27页。
④欧阳哲生：《胡适文集》（第1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4页。
⑤耿云志，李国彤：《胡适传记作品全编》第一卷（上册），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第31页。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胡适的日记》（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40页。
⑦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