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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是一个普遍且突出的现象。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迁，寻求新动能的愿望促使了地区劳动力需求从早期的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地方财政支出中民生比重的上升。那么地方政府的民生支出如何影响劳动力的区位选择呢？文章基于典型事实梳理与理论机制分析认为：人均民生财政支出更高的城市拥有更高质量的公共产品与服务，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生活中的意外风险支出，对流动劳动力存在吸引力;人均民生财政支出更高的城市会有更高的地区税负率，对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入表现出一定的阻力;劳动力在选择流入城市时会权衡两种力量做出选择，个体效用随人均民生财政支出的规模变动存在“倒U型”变化趋势。
关键词：民生支出规模;劳动力流动
一、引言
在我国，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由于地区发展不均衡，区域间的就业机会、生活条件等差距明显，越来越多的劳动力选择离开家乡外出务工，这就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及人户分离现象。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自2011年开始报告我国人户分离的人口及流动人口数量，自2011年以来，我国的流动人口规模持续增长，并在2014年达到最高点，随后人口流动的增长现象有所缓解。根据《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8年年末，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86亿人，其中流动人口2.4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20.50%和17.27%，规模之大依然不可忽视。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为开展人力资本竞争增加了其民生领域的投入规模。如图1所示，地方政府的民生财政支出规模在2007～2017年持续增加，十年间增长3.83倍。2007年我国地方政府的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共计1.38万亿元，经过十年的发展，民生财政支出规模达到了2017年的6.66万亿元。与之对应的是，民生财政支出占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的比重在十年间也总体呈现上升态势，由2007年的35.96%增长至2017年的36.48%。该项比重在2008～2010年有所下降，这可能是受到当时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即受到由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但这并不影响其在十年间的总体增长趋势。
地方政府的民生财政总支出规模不断增长，各城市的民生支出则呈现出收敛趋势。图2报告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在七年间的民生财政支出的变异系数趋势。变异系数可以在消除尺度和量纲的前提下衡量数据的离散程度。2007年各城市民生财政支出的变异系数为0.93，2013年则降至0.58，各城市的民生财政支出的变异系数逐渐下降，表明地方政府的民生支出离散程度逐渐减小，即呈现出收敛趋势。
二、文献综述
本文要探究的问题是地方政府的民生财政支出规模是否对劳动力的流向有影响作用，与这一问题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方面文献：一是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研究;二是财政支出对劳动力迁移的作用机制研究。
在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进行研究的文献中，个体效用被认为是劳动力迁移选择的决定性因素，而个体效用受到地区条件、个人因素等多方面影响，最终表现为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在理论研究层面，Lee（1966）提出“推力”与“拉力”是构成劳动力流动的原动力，流入地和流出地都具备这两种力量。Bagne （1969）进一步阐述了推拉理论，提出流入地有利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为拉力，流出地的不利条件为推力，人口的流动就由这两种力量决定。夏怡然和陆铭（2015）认为，劳动力迁移决策本质上是个人比较成本收益并追求更高效用的结果。
在实证研究方面，Krugman（1991）研究发现劳动力更趋向于从“边缘地区”向商品更加多样化、工资水平更高和就业机会更多的“中心”地区聚集。Moretti等（2004）提出，劳动力更倾向于流入人口密集度高的地方。杨云彦等（2003）基于1985～1990年的我国省级劳动力迁移状况，认为劳动力的迁移与收入或就业等经济变量显著相关。佟新华等（2014）认为促使劳动力流动最主要的因素是地区间實际收入的差异，而流动距离、各地区对劳动力流动的政策等流动成本对劳动力的流动也影响显著。
第二类研究，即财政支出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研究，最早可追溯到Oates （1969）的公共服务和税收资本化研究。Oates通过美国53个城镇的样本研究地方财产税和公共支出对地方财产价值的影响，发现地方财产价值与实际税率之间显著负相关，与公立学校的民生均支出显著正相关。Sharp（1986）通过研究美国住宅与城市发展署的数据，提出住房、教育和税率是人们考虑迁入某地的主要因素。Binet（2003）通过1987～1996年法国27个城市财政数据，发现有17个地区利用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吸引移民，有12个地区则采取的是降低税率。
在我国，许多学者基于地区数据与迁移率也进行过相关实证研究。张丽等（2011）基于第四次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省级人口迁移率数据，发现地方财政支出增加会使得迁入人数增加，其中文教、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的作用最大。杨刚强等（2016）进一步证实了政府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水平对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发现政府提供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可获得性与劳动力转移正相关。李斌等（2015）则基于中国286个城市面板数据，认为民生财政支出通过作用于公共服务加强或抑制人口向大城市迁移。
三、理论机制分析
什么决定了劳动力的流向选择？本文认为，劳动力个体做出迁移决策是由于迁入该城市能为其带来更高的效用。也就是说，将劳动力个体对于迁移城市的选择定义为：
choiceij=1 ?k≠j，E（
U）>E（ U）
0 ?k≠j，E（
U）≤E（
U）
choiceij=1表示个体样本i选择流入城市j，choiceij=0则表示个体样本i选择不流入城市j;其中，E（Uij）和E（Uik）为个体样本i选择城市j和k的期望效用。该式含义为，劳动力个体将在所有备选城市中选择个人效用Uij最高的城市作为迁移目的地。
个体i流入城市j的效用Uij受其流入城市j后的预期可支配收入y影响，即Uij= Uij（y）。但劳动力个体事先无法准确得知流入某城市后所能得到的实际收入，因此认为自己的收入水平是围绕着预期平均水平，即该城市的职工平均工资上下波动。按照持久收入假说（Friedman，1956），个体在流入城市的收入将由两部分组成，y=y1+y2。其中y1为其在流入城市获得的持久收入，比如工资;y2为其在流入城市获得的意外收入或损失。民生财政支出主要是通过y2对劳动力的可支配收入产生影响。
众所周知，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是公共服务供给的最重要保障与影响因素（Domenico，2009;贾俊雪，2011）。本文定义财政民生支出为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的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社保与就业支出的三项之和。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是重要的生活成本，不可避免地会占用个人的部分工资，从而降低劳动力个体的可支配收入。公共服务更好的城市，例如教育服务更好的城市拥有更好的师资和教学设施，使得相同费用下的孩子享受到更好的教育服务，医疗卫生服务更好的城市减少了劳动力个体在健康医疗方面的支出成本，社保与就业服务更好的城市则是为劳动力提供了更多保障，使得在岗和失业的劳动力有更好的就业机会与条件，这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减少了劳动力在这些方面的支出，间接提高了劳动力的可支配收入。因此城市的公共服务是影响劳动力可支配收入的一大因素。
基于以上提出本文第一个观点，人均民生财政支出更高的城市拥有更高质量的公共产品与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生活中的意外风险支出，增加劳动力的可支配收入，因而对流动劳动力存在吸引力。
同时，地方政府为履行其职能、实施公共政策和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需要，必然要筹集财政资金。高支出意味着高收入，税收作为我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民生财政支出的提高势必在其中有所体现，即高民生财政支出的地区往往伴随着较高的地区税负率。税收竞争是地方政府广泛使用的吸引资本的手段，目前我国地方政府间开展的税收竞争主要针对物力资本，近年也开始应用于人力资本的争夺。这是因为，缴税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义务，税额高低会影响劳动力的净工资收入，从而直接影响劳动力的可支配收入。
故此提出本文第二个观点，人均民生财政支出更高的城市会有更高的地区税负率，这直接降低了劳动力的可支配收入，因而对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入表现出一定的阻力。
综合上述分析，假定每个劳动力个体流入城市j后享受该城市的民生财政支出为plej，地区税费率为tj，在控制城市的职工平均工资w的情况下，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均值为w（1-tj）+plej。
即y～（w（1-tj）+plej，），其中σ为常数。
也就是说，特定城市的人均民生财政支出对劳动力的流入同時存在两种相反方向的力量：一种是由于人均民生财政支出提供了更好的公共服务，使得个人需支付的生活成本降低所带来的拉力，另一种是人均民生财政支出带来的高税负率所产生的阻力。综上为本文第三个观点，即劳动力在选择流入城市时会权衡两种力量做出选择，个体效用随人均民生财政支出的规模变动存在“倒U型”变化趋势。
参考文献：
[1]李斌，李拓，朱业.公共服务均等化、民生财政支出与城市化——基于中国286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动态空间计量检验[J].中国软科学，2015（06）：79-90.
[2]夏怡然，陆铭.城市间的“孟母三迁”——公共服务影响劳动力流向的经验研究[J].管理世界，2015（10）：78-90.
[3]杨刚强，孟霞，孙元元，范斐.家庭决策、公共服务差异与劳动力转移[J].宏观经济研究，2016（06）：105-117.
[4]Everett，S.L.，A Theory of Migration[J].Demography，1966，3（01）：47-57.
*本文为2019年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项目编号2019R414009）的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关键词：民生支出规模;劳动力流动
一、引言
在我国，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由于地区发展不均衡，区域间的就业机会、生活条件等差距明显，越来越多的劳动力选择离开家乡外出务工，这就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及人户分离现象。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自2011年开始报告我国人户分离的人口及流动人口数量，自2011年以来，我国的流动人口规模持续增长，并在2014年达到最高点，随后人口流动的增长现象有所缓解。根据《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8年年末，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86亿人，其中流动人口2.4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20.50%和17.27%，规模之大依然不可忽视。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为开展人力资本竞争增加了其民生领域的投入规模。如图1所示，地方政府的民生财政支出规模在2007～2017年持续增加，十年间增长3.83倍。2007年我国地方政府的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共计1.38万亿元，经过十年的发展，民生财政支出规模达到了2017年的6.66万亿元。与之对应的是，民生财政支出占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的比重在十年间也总体呈现上升态势，由2007年的35.96%增长至2017年的36.48%。该项比重在2008～2010年有所下降，这可能是受到当时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即受到由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但这并不影响其在十年间的总体增长趋势。
地方政府的民生财政总支出规模不断增长，各城市的民生支出则呈现出收敛趋势。图2报告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在七年间的民生财政支出的变异系数趋势。变异系数可以在消除尺度和量纲的前提下衡量数据的离散程度。2007年各城市民生财政支出的变异系数为0.93，2013年则降至0.58，各城市的民生财政支出的变异系数逐渐下降，表明地方政府的民生支出离散程度逐渐减小，即呈现出收敛趋势。
二、文献综述
本文要探究的问题是地方政府的民生财政支出规模是否对劳动力的流向有影响作用，与这一问题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方面文献：一是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研究;二是财政支出对劳动力迁移的作用机制研究。
在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进行研究的文献中，个体效用被认为是劳动力迁移选择的决定性因素，而个体效用受到地区条件、个人因素等多方面影响，最终表现为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在理论研究层面，Lee（1966）提出“推力”与“拉力”是构成劳动力流动的原动力，流入地和流出地都具备这两种力量。Bagne （1969）进一步阐述了推拉理论，提出流入地有利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为拉力，流出地的不利条件为推力，人口的流动就由这两种力量决定。夏怡然和陆铭（2015）认为，劳动力迁移决策本质上是个人比较成本收益并追求更高效用的结果。
在实证研究方面，Krugman（1991）研究发现劳动力更趋向于从“边缘地区”向商品更加多样化、工资水平更高和就业机会更多的“中心”地区聚集。Moretti等（2004）提出，劳动力更倾向于流入人口密集度高的地方。杨云彦等（2003）基于1985～1990年的我国省级劳动力迁移状况，认为劳动力的迁移与收入或就业等经济变量显著相关。佟新华等（2014）认为促使劳动力流动最主要的因素是地区间實际收入的差异，而流动距离、各地区对劳动力流动的政策等流动成本对劳动力的流动也影响显著。
第二类研究，即财政支出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研究，最早可追溯到Oates （1969）的公共服务和税收资本化研究。Oates通过美国53个城镇的样本研究地方财产税和公共支出对地方财产价值的影响，发现地方财产价值与实际税率之间显著负相关，与公立学校的民生均支出显著正相关。Sharp（1986）通过研究美国住宅与城市发展署的数据，提出住房、教育和税率是人们考虑迁入某地的主要因素。Binet（2003）通过1987～1996年法国27个城市财政数据，发现有17个地区利用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吸引移民，有12个地区则采取的是降低税率。
在我国，许多学者基于地区数据与迁移率也进行过相关实证研究。张丽等（2011）基于第四次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省级人口迁移率数据，发现地方财政支出增加会使得迁入人数增加，其中文教、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的作用最大。杨刚强等（2016）进一步证实了政府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水平对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发现政府提供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可获得性与劳动力转移正相关。李斌等（2015）则基于中国286个城市面板数据，认为民生财政支出通过作用于公共服务加强或抑制人口向大城市迁移。
三、理论机制分析
什么决定了劳动力的流向选择？本文认为，劳动力个体做出迁移决策是由于迁入该城市能为其带来更高的效用。也就是说，将劳动力个体对于迁移城市的选择定义为：
choiceij=1 ?k≠j，E（
U）>E（ U）
0 ?k≠j，E（
U）≤E（
U）
choiceij=1表示个体样本i选择流入城市j，choiceij=0则表示个体样本i选择不流入城市j;其中，E（Uij）和E（Uik）为个体样本i选择城市j和k的期望效用。该式含义为，劳动力个体将在所有备选城市中选择个人效用Uij最高的城市作为迁移目的地。
个体i流入城市j的效用Uij受其流入城市j后的预期可支配收入y影响，即Uij= Uij（y）。但劳动力个体事先无法准确得知流入某城市后所能得到的实际收入，因此认为自己的收入水平是围绕着预期平均水平，即该城市的职工平均工资上下波动。按照持久收入假说（Friedman，1956），个体在流入城市的收入将由两部分组成，y=y1+y2。其中y1为其在流入城市获得的持久收入，比如工资;y2为其在流入城市获得的意外收入或损失。民生财政支出主要是通过y2对劳动力的可支配收入产生影响。
众所周知，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是公共服务供给的最重要保障与影响因素（Domenico，2009;贾俊雪，2011）。本文定义财政民生支出为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的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社保与就业支出的三项之和。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是重要的生活成本，不可避免地会占用个人的部分工资，从而降低劳动力个体的可支配收入。公共服务更好的城市，例如教育服务更好的城市拥有更好的师资和教学设施，使得相同费用下的孩子享受到更好的教育服务，医疗卫生服务更好的城市减少了劳动力个体在健康医疗方面的支出成本，社保与就业服务更好的城市则是为劳动力提供了更多保障，使得在岗和失业的劳动力有更好的就业机会与条件，这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减少了劳动力在这些方面的支出，间接提高了劳动力的可支配收入。因此城市的公共服务是影响劳动力可支配收入的一大因素。
基于以上提出本文第一个观点，人均民生财政支出更高的城市拥有更高质量的公共产品与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生活中的意外风险支出，增加劳动力的可支配收入，因而对流动劳动力存在吸引力。
同时，地方政府为履行其职能、实施公共政策和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需要，必然要筹集财政资金。高支出意味着高收入，税收作为我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民生财政支出的提高势必在其中有所体现，即高民生财政支出的地区往往伴随着较高的地区税负率。税收竞争是地方政府广泛使用的吸引资本的手段，目前我国地方政府间开展的税收竞争主要针对物力资本，近年也开始应用于人力资本的争夺。这是因为，缴税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义务，税额高低会影响劳动力的净工资收入，从而直接影响劳动力的可支配收入。
故此提出本文第二个观点，人均民生财政支出更高的城市会有更高的地区税负率，这直接降低了劳动力的可支配收入，因而对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入表现出一定的阻力。
综合上述分析，假定每个劳动力个体流入城市j后享受该城市的民生财政支出为plej，地区税费率为tj，在控制城市的职工平均工资w的情况下，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均值为w（1-tj）+plej。
即y～（w（1-tj）+plej，），其中σ为常数。
也就是说，特定城市的人均民生财政支出对劳动力的流入同時存在两种相反方向的力量：一种是由于人均民生财政支出提供了更好的公共服务，使得个人需支付的生活成本降低所带来的拉力，另一种是人均民生财政支出带来的高税负率所产生的阻力。综上为本文第三个观点，即劳动力在选择流入城市时会权衡两种力量做出选择，个体效用随人均民生财政支出的规模变动存在“倒U型”变化趋势。
参考文献：
[1]李斌，李拓，朱业.公共服务均等化、民生财政支出与城市化——基于中国286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动态空间计量检验[J].中国软科学，2015（06）：79-90.
[2]夏怡然，陆铭.城市间的“孟母三迁”——公共服务影响劳动力流向的经验研究[J].管理世界，2015（10）：78-90.
[3]杨刚强，孟霞，孙元元，范斐.家庭决策、公共服务差异与劳动力转移[J].宏观经济研究，2016（06）：105-117.
[4]Everett，S.L.，A Theory of Migration[J].Demography，1966，3（01）：47-57.
*本文为2019年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项目编号2019R414009）的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