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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11年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节点。中国新闻事业自外报来华得到发轫后，在辛亥革命时期达到发展的第二个高潮。报刊揭露了晚清政府虚伪的“立宪”新政，并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引导国民探讨关于“国家再造”的猜想与假设，同时不遗余力地进行民主启蒙和民主传播，以达到破旧立新的目的。
【关键词】报刊；辛亥革命；报刊思想
一、报纸与革命宣传的关系
（一）报纸与革命宣传
辛亥革命并不是一朝起义便一朝成功，在此之前以革命党人为首的仁人志士进行了极为艰难的摸索。起初是通过在沿海内陆各地，以孙中山等个人的号召力进行革命演说，结果并不理想。接着是通过大大小小的起义试图唤醒麻木的社会神经，最终也效果甚微。孙中山在见识了欧美等国的先例之后，深感报纸威力之巨大，决定自办革命报纸，作为宣传革命思想、筹划革命运动的主阵地。1900年1月，陈少白在香港创办了《中国日报》和《中国旬报》旬刊，合称“中国报”，被譽为“革命报之鼻祖”，“革命党组织言论之元祖”。由于两报均由革命党人创办，因此具有非常明显的政治倾向。在两报创办之初，报馆就是革命党的总部，其基本功能是“立党、宣传、起义”。
《民报》是同盟会成立后所办的第一份具有深刻意义的机关报。孙中山说：“《民报》成立，同盟会之喉舌，以宣传正义”。在当时，民众已被封建帝制愚民政策奴役两千多年，绝大多数人仍在奉清政府为“天朝正统”、“民族象征”，孙中山等人苦心提倡的革命民主理念还没有被人们所知晓。经过几年的时间，革命浪潮就如汹涌波涛铺天而来，以《民报》为首的革命报刊为此做出了推波助澜的巨大贡献。
第一，在宣传三民主义、公开表明革命党主张方面，这些报纸有着振聋发聩的力度。三民主义提出多年一直未能形成气候，原因是没有阵地能够深入探讨何为“三民”。从《民报》始，公开宣传“倾覆现今之恶劣政府”，并将“六大主义合为一大主义”的“革命”目标大张旗鼓。正如胡汉民所指出的：“革命报之作，所以使人知革命也。盖革命有秘密之举动，而革命之主义。则无当秘密者。非惟不当秘密而巳，直当普遍于社会。以斟灌其心理而造成舆论。行于专制之国，格子禁令，应而和者不蘧显，然深蓄力厚，其收效乃愈大。”
第二，驳斥改良保皇的言论，催生革命的排满风潮。在《民报》等创刊之前，能够在中国大陆一呼百应的思想是康有为、梁启超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从“公车上书”起，康、梁二人早已将报纸这有力的武器熟络于心，尤其1902年在日本东京创刊的《新民丛报》。通过百日维新站稳脚跟的改良主义者，就是革命派报刊当时所面临的第一个强敌，不对他们的言论和主张加以驳斥，就难以起到根本作用，所以才有了《民报》与《新民丛报》的大论战，从“三民主义”出发，条条驳斥，最终取得了胜利，也为之后社会的主流思想定下了基调。
第三，对近代民族意识的唤醒，引领反清革命的正确方向。孙中山在成立“兴中会”时提出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但他的目的不止于此，他说过，“即使汉人做皇帝，也要将他推翻”。《民报》的宣传比较偏向于“民族革命”，它与《新民丛报》的论战中互相驳斥的焦点在于“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两个议题。但实际上，《民报》的革命排满宣传主线始终秉持三位一体的策略，即民族革命、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相结合，并将其理论化，引领了后来整个反清革命发展的方向。
（二）报纸与论战
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报刊论战，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思想碰撞。梁启超在1901年2月8日创办了《新民丛报》，革命党人到1905年才建立第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并创办了机关报《民报》，与《新民丛报》展开激烈的论战。两报针锋相对，互不相让，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促进了清王朝专制统治的灭亡和中华民国的建立。
《新民丛报》把“开民智”作为首要任务，但因为阶级局限性，梁启超等人的“开民智”主要是为了强国、救国、挽救清政府的统治。这与辛亥革命的直接目的是背道而驰的。
所谓“革命与改良的叫阵”，关键点在于要不要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政府的统治。针对这个重点，革命派与改良派将火力集中在了三个方面：要不要推翻清政府以实现民族革命、要不要以土地私有为核心实现民生主义、要不要建立共和制度实现民权主义。
论战之初，梁启超以百炼成钢的气势，单骑奋战，四面出击，随着论战的深入，逐渐力不从心。反观《民报》的一批小将，在孙中山的领导下，越战越勇。至1907年冬，论战以《民报》大获全胜而告终。这场大论战结束之后，革命派与改良派在政治上、思想上彻底划清了界限。由此，君主立宪主义的大本营全面萎缩，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革命思想的传播更加一日千里。
二、报刊对辛亥革命进程的推动作用
（一）“开民智”——撬开盘根虬枝的当头炮
民众在儒家“忠君”思想千百年的笼罩下，在维新派鼓吹的“变法维新”及清政府为挽救统治危局设下的“皇族内阁”、“预备立宪”等骗局的影响下，革命者大多被普通老百姓厌恶。革命报刊临危受命，随即诞生了一篇篇脍炙人口、激动人心的反满革命文章通过报刊传播，如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陈天华的《猛回头》等，为辛亥革命做了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
从甲午战争开始，清政府堕落的局势一发不可收拾。北洋水师战败，激发了舆论界的轩然大波。维新派看到了契机，通过报纸拼命开火，一时间烽烟四起，民族危机、亡国之耻终于激活了民众的思想。在这种局势下，近代中国新兴的以报刊为代表的传媒业，承担起救亡图强的时代重任。1903年6月《苏报》案发生以后，国内整个社会思潮的主流从依靠清政府进行改革转变为主张推翻清政府进行革命。
（二）“通壅蔽”——驱散乌烟瘴气的良药
从王韬的《循环日报》开始，政治家们似乎就已经抓到了新兴的大众传媒——报纸的重要功效之一：“通壅蔽”。闭关锁国多年，民众愚昧不堪，报刊通过在版面上发表政论文章或是收集一些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整合成文，给封闭已久的民众带来耳目一新之感。另一方面，因为几千年来封建专制等级森严，统治阶级与百姓之间存在着巨大隔阂，官报的存在也仅仅是为联系地方与官府而服务。真正意义上的报刊出现，第一次让统治者的面纱被揭开，国家逐渐成为一个整体。这也是早期报人所追求的：外情内达、上情下达。 （三）“辩是非”——政治家革命的有力武器
报刊在当时不外乎四种阵营：清廷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官报，用来“宣达政令、统一皇权、传达政令、统一思想”。第二种阵营，是非官方的盈利性报纸。后两种阵营则是革命党和维新派所创办的政治报纸，它的目的在于针对封建统治者及不同政见的派别，由一群政治家执笔，进行有力的批判。本质上来说，后者追求的并不是一己之私，它的出发点是一种意识形态层面的没有物质利益的诉求，即“启蒙”与“自由”的诉求。这样模式化的行为，扭转了社会舆论风向，让中国走向了革命。
这些政论在几十年的酝酿和熏陶当中，革命思想渐渐变为普通民众的思想。大论战、“苏报”案、辛亥革命、一次次大事件促使暗流浮上表面，然后汇聚成为洪流。政治家独有的简洁、战斗、平易的文风成为了普通民众的文风。就像梁启超本人所创的“时务文体”，在《民报》与《新民丛报》的大论战当中焕发生机，为革命纲领能够清楚简洁的传播和表达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辛亥革命与孙中山报刊思想的形成
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正是孙中山意识到了报纸在革命宣传中的威力和作用，革命党人才能积极创办报纸，宣传革命理念和革命思想、致力于推翻封建王朝的统治。他本人经过十几年的新闻活动，也形成一套自己的新闻理论，其中有积极的、符合新闻规律的部分，也有局限于时代的地方。但必须承认的是，这些理论为当时的革命活动起到了指导作用。
孙中山的报刊思想分为两个阶段，起初他对报刊的期望基本上是站在民权主义的立场上的，在《上李傅相书》中可以得到印证。他建议办“学报”以“开世人无限之灵机，阐天地无穷之奥理”，这是追寻着严复的思想启蒙轨迹。第二个阶段，孙中山系统的严密完整的“党报思想”是在领导《中国日报》和《民报》等“党报”反击康、梁保皇党的论战中所逐步完善的。
从孙中山的角度看来，报纸不是服务于个人的“平等、自由”的，而是必须无条件服务于“团体的平等、自由”，这个“团体”就是“革命的政党”。这样一来，系统而严密的“党报思想”就产生了，主要包括：第一，“党的喉舌”取代了之前谭嗣同所说的“民口”成为了报纸新的定义；第二，新闻与宣传之间的联系被重新定义，新闻记者就是“纠正人心”的宣传工作者；第三，宣传是种强力武器、民族革命的重要武器、政治革命的有力武器。
但是，受唯心主义哲学观和个人英雄主义的影响，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思想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舆论之母”论的提出上。
孙中山的“舆论之母”论有着合理进步的部分。他把报刊称为“舆论之母”，要求革命派报刊以宣传革命主张为己任，希望《民报》等作为同盟会的喉舌将同盟会的纲领宣传到民众中去，使之化为一种“常识”。
革命党人处处以“先知先觉”者自居，以为中国革命只需要几个“华盛顿”式的人物就够了，因此革命派宣传民众的工作不够广泛深入。
结语
报刊在中国一经出现，就以惊人的势头，在短短几十年间发展壮大，开启民智、疏通壅蔽、辨清是非。正是它的迅速勃兴，为中国如一滩浑水般的局势带来了新的生机，涌现了一批批仁人志士。改良派、革命派在办报过程中间接受到了报纸的影响，在论战中孕育了辛亥革命，而辛亥革命的成功，又反哺了报刊事业，生成了许多丰富的报刊思想。
报刊的出现相对于辛亥革命来说有一种隐性的带动作用。反观我们的时代，从过去汲取经验和养分，就要有效的利用新兴媒体，不能被新兴媒体所左右。明白了这个规律，我们在应对变革和挑战时，一定会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参考文献：
[1]王晓蕾.报纸媒体与辛亥革命——以香港《中国旬报》为例[J].文学与文化，2011（4）.
[2]黄顺力.《民报》宣传与辛亥革命[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3）.
[3]吴廷俊.试论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报刊宣传工作的缺憾[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1991（2）.
[4]周福振.改良路上自由思想在中国的启蒙[J].太原大学学报，2014（6）.
[5]袁新洁.大变革时期的报刊大论战简析[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6]黄顺力.大众传媒与晚清革命略论[J].厦门大学学报，2007（6）.
[7]赵建国.辛亥革命时期《申报》政治倾向演变：1905-1913[D].华中师范大学，2001.
[8]宋兰.从报纸文本探析辛亥革命時期《申报》新闻报道策略[D].湖南大学，2012.
[9]方汉奇.辛亥革命时期的大江报[J].江汉论坛，1962（8）.
[10]吴廷俊，阳海红.林白水辛亥革命前白话报刊活动考察[J].当代传播，2007（1）.
[11]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12]张育仁.辛亥革命与孙中山报刊思想的形成[J].新闻研究导刊，2011（10）.
（作者：山西大学文学院2016级新闻与传播研究生）
责编：周蕾
【关键词】报刊；辛亥革命；报刊思想
一、报纸与革命宣传的关系
（一）报纸与革命宣传
辛亥革命并不是一朝起义便一朝成功，在此之前以革命党人为首的仁人志士进行了极为艰难的摸索。起初是通过在沿海内陆各地，以孙中山等个人的号召力进行革命演说，结果并不理想。接着是通过大大小小的起义试图唤醒麻木的社会神经，最终也效果甚微。孙中山在见识了欧美等国的先例之后，深感报纸威力之巨大，决定自办革命报纸，作为宣传革命思想、筹划革命运动的主阵地。1900年1月，陈少白在香港创办了《中国日报》和《中国旬报》旬刊，合称“中国报”，被譽为“革命报之鼻祖”，“革命党组织言论之元祖”。由于两报均由革命党人创办，因此具有非常明显的政治倾向。在两报创办之初，报馆就是革命党的总部，其基本功能是“立党、宣传、起义”。
《民报》是同盟会成立后所办的第一份具有深刻意义的机关报。孙中山说：“《民报》成立，同盟会之喉舌，以宣传正义”。在当时，民众已被封建帝制愚民政策奴役两千多年，绝大多数人仍在奉清政府为“天朝正统”、“民族象征”，孙中山等人苦心提倡的革命民主理念还没有被人们所知晓。经过几年的时间，革命浪潮就如汹涌波涛铺天而来，以《民报》为首的革命报刊为此做出了推波助澜的巨大贡献。
第一，在宣传三民主义、公开表明革命党主张方面，这些报纸有着振聋发聩的力度。三民主义提出多年一直未能形成气候，原因是没有阵地能够深入探讨何为“三民”。从《民报》始，公开宣传“倾覆现今之恶劣政府”，并将“六大主义合为一大主义”的“革命”目标大张旗鼓。正如胡汉民所指出的：“革命报之作，所以使人知革命也。盖革命有秘密之举动，而革命之主义。则无当秘密者。非惟不当秘密而巳，直当普遍于社会。以斟灌其心理而造成舆论。行于专制之国，格子禁令，应而和者不蘧显，然深蓄力厚，其收效乃愈大。”
第二，驳斥改良保皇的言论，催生革命的排满风潮。在《民报》等创刊之前，能够在中国大陆一呼百应的思想是康有为、梁启超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从“公车上书”起，康、梁二人早已将报纸这有力的武器熟络于心，尤其1902年在日本东京创刊的《新民丛报》。通过百日维新站稳脚跟的改良主义者，就是革命派报刊当时所面临的第一个强敌，不对他们的言论和主张加以驳斥，就难以起到根本作用，所以才有了《民报》与《新民丛报》的大论战，从“三民主义”出发，条条驳斥，最终取得了胜利，也为之后社会的主流思想定下了基调。
第三，对近代民族意识的唤醒，引领反清革命的正确方向。孙中山在成立“兴中会”时提出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但他的目的不止于此，他说过，“即使汉人做皇帝，也要将他推翻”。《民报》的宣传比较偏向于“民族革命”，它与《新民丛报》的论战中互相驳斥的焦点在于“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两个议题。但实际上，《民报》的革命排满宣传主线始终秉持三位一体的策略，即民族革命、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相结合，并将其理论化，引领了后来整个反清革命发展的方向。
（二）报纸与论战
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报刊论战，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思想碰撞。梁启超在1901年2月8日创办了《新民丛报》，革命党人到1905年才建立第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并创办了机关报《民报》，与《新民丛报》展开激烈的论战。两报针锋相对，互不相让，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促进了清王朝专制统治的灭亡和中华民国的建立。
《新民丛报》把“开民智”作为首要任务，但因为阶级局限性，梁启超等人的“开民智”主要是为了强国、救国、挽救清政府的统治。这与辛亥革命的直接目的是背道而驰的。
所谓“革命与改良的叫阵”，关键点在于要不要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政府的统治。针对这个重点，革命派与改良派将火力集中在了三个方面：要不要推翻清政府以实现民族革命、要不要以土地私有为核心实现民生主义、要不要建立共和制度实现民权主义。
论战之初，梁启超以百炼成钢的气势，单骑奋战，四面出击，随着论战的深入，逐渐力不从心。反观《民报》的一批小将，在孙中山的领导下，越战越勇。至1907年冬，论战以《民报》大获全胜而告终。这场大论战结束之后，革命派与改良派在政治上、思想上彻底划清了界限。由此，君主立宪主义的大本营全面萎缩，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革命思想的传播更加一日千里。
二、报刊对辛亥革命进程的推动作用
（一）“开民智”——撬开盘根虬枝的当头炮
民众在儒家“忠君”思想千百年的笼罩下，在维新派鼓吹的“变法维新”及清政府为挽救统治危局设下的“皇族内阁”、“预备立宪”等骗局的影响下，革命者大多被普通老百姓厌恶。革命报刊临危受命，随即诞生了一篇篇脍炙人口、激动人心的反满革命文章通过报刊传播，如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陈天华的《猛回头》等，为辛亥革命做了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
从甲午战争开始，清政府堕落的局势一发不可收拾。北洋水师战败，激发了舆论界的轩然大波。维新派看到了契机，通过报纸拼命开火，一时间烽烟四起，民族危机、亡国之耻终于激活了民众的思想。在这种局势下，近代中国新兴的以报刊为代表的传媒业，承担起救亡图强的时代重任。1903年6月《苏报》案发生以后，国内整个社会思潮的主流从依靠清政府进行改革转变为主张推翻清政府进行革命。
（二）“通壅蔽”——驱散乌烟瘴气的良药
从王韬的《循环日报》开始，政治家们似乎就已经抓到了新兴的大众传媒——报纸的重要功效之一：“通壅蔽”。闭关锁国多年，民众愚昧不堪，报刊通过在版面上发表政论文章或是收集一些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整合成文，给封闭已久的民众带来耳目一新之感。另一方面，因为几千年来封建专制等级森严，统治阶级与百姓之间存在着巨大隔阂，官报的存在也仅仅是为联系地方与官府而服务。真正意义上的报刊出现，第一次让统治者的面纱被揭开，国家逐渐成为一个整体。这也是早期报人所追求的：外情内达、上情下达。 （三）“辩是非”——政治家革命的有力武器
报刊在当时不外乎四种阵营：清廷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官报，用来“宣达政令、统一皇权、传达政令、统一思想”。第二种阵营，是非官方的盈利性报纸。后两种阵营则是革命党和维新派所创办的政治报纸，它的目的在于针对封建统治者及不同政见的派别，由一群政治家执笔，进行有力的批判。本质上来说，后者追求的并不是一己之私，它的出发点是一种意识形态层面的没有物质利益的诉求，即“启蒙”与“自由”的诉求。这样模式化的行为，扭转了社会舆论风向，让中国走向了革命。
这些政论在几十年的酝酿和熏陶当中，革命思想渐渐变为普通民众的思想。大论战、“苏报”案、辛亥革命、一次次大事件促使暗流浮上表面，然后汇聚成为洪流。政治家独有的简洁、战斗、平易的文风成为了普通民众的文风。就像梁启超本人所创的“时务文体”，在《民报》与《新民丛报》的大论战当中焕发生机，为革命纲领能够清楚简洁的传播和表达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辛亥革命与孙中山报刊思想的形成
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正是孙中山意识到了报纸在革命宣传中的威力和作用，革命党人才能积极创办报纸，宣传革命理念和革命思想、致力于推翻封建王朝的统治。他本人经过十几年的新闻活动，也形成一套自己的新闻理论，其中有积极的、符合新闻规律的部分，也有局限于时代的地方。但必须承认的是，这些理论为当时的革命活动起到了指导作用。
孙中山的报刊思想分为两个阶段，起初他对报刊的期望基本上是站在民权主义的立场上的，在《上李傅相书》中可以得到印证。他建议办“学报”以“开世人无限之灵机，阐天地无穷之奥理”，这是追寻着严复的思想启蒙轨迹。第二个阶段，孙中山系统的严密完整的“党报思想”是在领导《中国日报》和《民报》等“党报”反击康、梁保皇党的论战中所逐步完善的。
从孙中山的角度看来，报纸不是服务于个人的“平等、自由”的，而是必须无条件服务于“团体的平等、自由”，这个“团体”就是“革命的政党”。这样一来，系统而严密的“党报思想”就产生了，主要包括：第一，“党的喉舌”取代了之前谭嗣同所说的“民口”成为了报纸新的定义；第二，新闻与宣传之间的联系被重新定义，新闻记者就是“纠正人心”的宣传工作者；第三，宣传是种强力武器、民族革命的重要武器、政治革命的有力武器。
但是，受唯心主义哲学观和个人英雄主义的影响，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思想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舆论之母”论的提出上。
孙中山的“舆论之母”论有着合理进步的部分。他把报刊称为“舆论之母”，要求革命派报刊以宣传革命主张为己任，希望《民报》等作为同盟会的喉舌将同盟会的纲领宣传到民众中去，使之化为一种“常识”。
革命党人处处以“先知先觉”者自居，以为中国革命只需要几个“华盛顿”式的人物就够了，因此革命派宣传民众的工作不够广泛深入。
结语
报刊在中国一经出现，就以惊人的势头，在短短几十年间发展壮大，开启民智、疏通壅蔽、辨清是非。正是它的迅速勃兴，为中国如一滩浑水般的局势带来了新的生机，涌现了一批批仁人志士。改良派、革命派在办报过程中间接受到了报纸的影响，在论战中孕育了辛亥革命，而辛亥革命的成功，又反哺了报刊事业，生成了许多丰富的报刊思想。
报刊的出现相对于辛亥革命来说有一种隐性的带动作用。反观我们的时代，从过去汲取经验和养分，就要有效的利用新兴媒体，不能被新兴媒体所左右。明白了这个规律，我们在应对变革和挑战时，一定会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参考文献：
[1]王晓蕾.报纸媒体与辛亥革命——以香港《中国旬报》为例[J].文学与文化，2011（4）.
[2]黄顺力.《民报》宣传与辛亥革命[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3）.
[3]吴廷俊.试论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报刊宣传工作的缺憾[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1991（2）.
[4]周福振.改良路上自由思想在中国的启蒙[J].太原大学学报，2014（6）.
[5]袁新洁.大变革时期的报刊大论战简析[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6]黄顺力.大众传媒与晚清革命略论[J].厦门大学学报，2007（6）.
[7]赵建国.辛亥革命时期《申报》政治倾向演变：1905-1913[D].华中师范大学，2001.
[8]宋兰.从报纸文本探析辛亥革命時期《申报》新闻报道策略[D].湖南大学，2012.
[9]方汉奇.辛亥革命时期的大江报[J].江汉论坛，1962（8）.
[10]吴廷俊，阳海红.林白水辛亥革命前白话报刊活动考察[J].当代传播，2007（1）.
[11]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12]张育仁.辛亥革命与孙中山报刊思想的形成[J].新闻研究导刊，2011（10）.
（作者：山西大学文学院2016级新闻与传播研究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