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外交官要从国家利益出发，结合国外现实情况，主动介绍中国的外交政策和经济发展。
1988年春天，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以西200多公里的沙拉堡宫，下奥州电台的直播节目“斗智会”第一次迎来了中国嘉宾，而且是一位外交官員。在这档广受欢迎的智力竞赛节目中，中国驻奥地利大使杨成绪与主持人罗泽玛丽伊索普“激烈交锋”。他们精彩地回答了抛给彼此的问题，引起现场近300名观众的阵阵欢笑和掌声。
节目播出后，奥地利全国各地的听众认识了这位“中国杨”。令杨成绪意外的是，他还收到了奥地利著名作曲家罗伯特·施托尔兹的遗孀艾菁·施托尔兹的来信。信中写道：“衷心祝贺您参加‘斗智会’。我认为这是迄今最好、最有趣的一次‘斗智会’。您肯定会赢得许多新朋友！”
杨成绪说：“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少数西方人对中国抱有偏见。我想这是一个机会，让他们看看中国人是什么样子。”
广泛接触，平等交往
杨成绪赴奥地利担任大使是在1985年9月。那时，中国正在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国家领导人要求外交官“走出去”，广泛接触各界人士，介绍中国的政策主张。
此前，中国外交官不常在国外与当地媒体打交道，但杨成绪对采访要求“来者不拒”，无论是电台、电视台，还是报纸、杂志。在《资本》杂志的一次采访中，杨成绪不仅详细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还提到在企业管理、经济建设领域，“中国也要向资本主义学习”。
“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对怎么正确认识中国是有疑问的。外交官要从国家利益出发，结合国外现实情况，主动介绍中国的外交政策和经济发展。”杨成绪补充道，“这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
任大使期间，杨成绪每个季度都会拜访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民党、绿党、自由党等多个政党的领袖，不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的代表，杨成绪都与他们保持着良好的交往。
“奥地利地处东西欧之间，又是中立国，受大国牵制和影响相对较小。我在和奥地利政府打交道时，深感奥地利更易于理解和
支持中国的立场。”杨成绪说，“中国在国际上主持正义，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往往得到多数国家的理解和支持。这在中国对外战略中具有重要意义。”
不惑之年的外交新人
杨成绪42岁时面临了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
1972年，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外交部正需要通晓德语和德国文化的人才。那一年，国际形势剧烈变化。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随后，中国与欧洲国家迎来了建立外交关系的高潮。
对杨成绪而言，从事外交工作是颇具吸引力的。“一是因为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学外文和德国的文学、历史、哲学，我想有机会更进一步地了解德国。二是作为外交官，代表国家工作，是很光荣的事情。”
杨成绪驻外生活的第一站是联邦德国大使馆。初至西德，一切都让他感到很新鲜。“当地到处是‘甲壳虫’汽车的广告，而当时国内买东西还要凭票供应，可见改革开放前，中外差距有多大。”
那时，杨成绪每天上午为使馆党委成员读报，介绍近期德国新闻、中德关系、世界局势等。读报前，杨成绪需要广泛研读当地报纸、广播、电视的报道，常常工作至深夜。当年攒下的十几本厚厚的笔记，至今还保存在他家中。
“我在使馆的时候做过很多调查研究工作，作为一名外交官，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方面关心所在的国家，很有意思，也对工作很有帮助。”
杨成绪
1930年生。195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德语专业。曾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工作。1973年进入外交部，历任驻东德使馆公使衔参赞、驻奥地利大使、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和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1993年5月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现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所长，2001年11月离任。1994年起兼任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全国委员会会长，2005年9月离任。著有《国际大格局：对1992-2006年国际形势的观察》《美国与战后世界秩序——新时期美国何去何从》等。
1988年春天，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以西200多公里的沙拉堡宫，下奥州电台的直播节目“斗智会”第一次迎来了中国嘉宾，而且是一位外交官員。在这档广受欢迎的智力竞赛节目中，中国驻奥地利大使杨成绪与主持人罗泽玛丽伊索普“激烈交锋”。他们精彩地回答了抛给彼此的问题，引起现场近300名观众的阵阵欢笑和掌声。
节目播出后，奥地利全国各地的听众认识了这位“中国杨”。令杨成绪意外的是，他还收到了奥地利著名作曲家罗伯特·施托尔兹的遗孀艾菁·施托尔兹的来信。信中写道：“衷心祝贺您参加‘斗智会’。我认为这是迄今最好、最有趣的一次‘斗智会’。您肯定会赢得许多新朋友！”
杨成绪说：“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少数西方人对中国抱有偏见。我想这是一个机会，让他们看看中国人是什么样子。”
广泛接触，平等交往
杨成绪赴奥地利担任大使是在1985年9月。那时，中国正在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国家领导人要求外交官“走出去”，广泛接触各界人士，介绍中国的政策主张。
此前，中国外交官不常在国外与当地媒体打交道，但杨成绪对采访要求“来者不拒”，无论是电台、电视台，还是报纸、杂志。在《资本》杂志的一次采访中，杨成绪不仅详细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还提到在企业管理、经济建设领域，“中国也要向资本主义学习”。
“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对怎么正确认识中国是有疑问的。外交官要从国家利益出发，结合国外现实情况，主动介绍中国的外交政策和经济发展。”杨成绪补充道，“这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
任大使期间，杨成绪每个季度都会拜访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民党、绿党、自由党等多个政党的领袖，不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的代表，杨成绪都与他们保持着良好的交往。
“奥地利地处东西欧之间，又是中立国，受大国牵制和影响相对较小。我在和奥地利政府打交道时，深感奥地利更易于理解和
支持中国的立场。”杨成绪说，“中国在国际上主持正义，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往往得到多数国家的理解和支持。这在中国对外战略中具有重要意义。”
不惑之年的外交新人
杨成绪42岁时面临了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
1972年，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外交部正需要通晓德语和德国文化的人才。那一年，国际形势剧烈变化。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随后，中国与欧洲国家迎来了建立外交关系的高潮。
对杨成绪而言，从事外交工作是颇具吸引力的。“一是因为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学外文和德国的文学、历史、哲学，我想有机会更进一步地了解德国。二是作为外交官，代表国家工作，是很光荣的事情。”
杨成绪驻外生活的第一站是联邦德国大使馆。初至西德，一切都让他感到很新鲜。“当地到处是‘甲壳虫’汽车的广告，而当时国内买东西还要凭票供应，可见改革开放前，中外差距有多大。”
那时，杨成绪每天上午为使馆党委成员读报，介绍近期德国新闻、中德关系、世界局势等。读报前，杨成绪需要广泛研读当地报纸、广播、电视的报道，常常工作至深夜。当年攒下的十几本厚厚的笔记，至今还保存在他家中。
“我在使馆的时候做过很多调查研究工作，作为一名外交官，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方面关心所在的国家，很有意思，也对工作很有帮助。”
杨成绪
1930年生。195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德语专业。曾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工作。1973年进入外交部，历任驻东德使馆公使衔参赞、驻奥地利大使、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和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1993年5月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现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所长，2001年11月离任。1994年起兼任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全国委员会会长，2005年9月离任。著有《国际大格局：对1992-2006年国际形势的观察》《美国与战后世界秩序——新时期美国何去何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