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我们党80多年的奋斗历史，同时也是不断探索和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历史。1948年在我党历史上是一个有着重要地位的年份，在这一年里，我们党在军事斗争之外，还着重纠正了工作中出现的“左”的偏向，从而使中国革命的运动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这些辉煌成绩的取得，与我们坚持党的集中领导，发挥党员的积极性，不断加探索和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键词］ 党内民主 土地改革 整党 重要作用
我们党80多年的奋斗历史，同时也是不断探索和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历史。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这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1948年在我党历史是一个有着重要地位的年份，是中国革命战争胜利推进的关键年代，在中国共产党迈向夺取全国政权道路上，有里程碑的意义。在这一年里，我们党在军事斗争之外，集中进行了农村土地改革、整党、加强工商业、党的建设等方面的工作，纠正了工作中出现的“左”的偏向，从而使中国革命运动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这些辉煌成绩的取得，与我们坚持党的集中领导，发挥党员的积极性，不断加紧探索和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而使我们党政治成熟程度极大增长，促进了党的团结统一，保证了政令畅通，为夺取全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7年下半年，伴随着土改而来的“左”的倾向错误在解放区曾一度泛滥起来，一时间来势凶猛，破坏力极大。这次“左”的偏向虽然主要出现在土改运动中，但它波及的范围很大，实际上带有一定的全局性。在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里，土地改革的触及面广，影响着我们党与其他的社会阶级、阶层的关系，影响着革命队伍内部的大多数成员；同时，土改也与我们党的工商业政策、统一战线政策等一系列政策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左”的危害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转战陕北的征程中，以极大的努力，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听取汇报，召开会议，亲自部署，下了很大力气去纠正发生在各解放区的“左”倾偏向。中央五大书记在这一时期都有相关纠“左”的理论阐述。各中央分局与各根据地的负责人邓小平、习仲勋、李井泉、张闻天等在发现“左”的苗头后，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对解放区的纠“左”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他们的一些好的做法和建议被中央积极采纳、推广，形成了党的决策，对指导全国的工作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党中央与各分区领导形成了上上下下贯通的良好态势。党充分发挥了党内民主的优势，在民主的基础上形成了正确的集中，在较短的时间内制止了“左”的错误，党也表现出了空前的团结与统一。党认真地总结了在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以来，尤其是转战一年来的经验与教训，尤其是发生在各解放区的“左”的偏向。党中央及时提出了建立报告制度及健全党的委员会制的决议，从制度上进一步加强了党内民主建设，确保了党中央的政令畅通。
一、在土地改革与整党等工作中纠“左”
随着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实施，一个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在新、老解放区开展起来，以雷霆万钧之势，猛烈地冲击着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但是，在急风骤雨的群众运动中，许多地方发生了扩大打击面的“左”的偏向。
全国土地会议分析了党内成分不纯的现象，认为这是前一段土改改革不彻底的重要原因，决定结合土改进行整党。在整党开始后，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对当时党内不纯问题估计过于严重，加之缺乏农村基层整党的经验，短时间内曾出现过“左”的偏向。
1948年上半年，战局的发展比较平稳，使得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有相当的精力用于指导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在转战陕北的过程中，毛泽东沿途注意调查研究，了解土改的情况。据胡乔木回忆：“对于纠‘左’，毛主席在方法上很谨慎，但态度很坚决，尤其对高级干部抓得很紧”，不断地“在致各地领导同志的电报中不断询问纠‘左’的情况”。“中央提出政策在贯彻之前，先征求各地同志的意见，经过几次才形成最后的决定。“那时间，毛主席不仅与在中央工作的少奇、恩来、任弼时等同志讨论土改政策问题，还经常与小平、仲勋、陈毅、彭真、一波、粟裕等许多同志通电交换意见，及时对不同地区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1］(P510-511)因此纠“左”很见成效，纠正错误的过程，也是将土地改革不断引向深入的过程。
为搞清老区土地改革的实际情况，习仲勋同志奉毛泽东的命令，对绥属各县的土改情况做了详细的调查，提出了分三类地区进行土改的建议。毛泽东肯定了习仲勋所提的建议：“老区的群运，决不能在形式上与新区一样要求，否则，就是制造斗争，脱离群众。”［2］(P128)1948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三类地区实行土地改革问题给李井泉等的指示中，将三类地区区别为“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三种，指出：“三种地区的情况不同，实行土地法的内容与步骤亦有所不同，贫农团与农会的组织，形式似亦应有所不同。”同时指出：“究竟应如何才算适应，请井泉、仲勋于数日内电告，同时请一波电告自己的意见。”［3］(P45)在老解放探索和推进党内民主建设中，中农的数量占多数，而贫、雇农的比例占少数，如果我们的政策不随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还在一味地强调由贫、雇农包办一切，甚至提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否认中农地位的重要性，就很容易将土改带入歧途，发生“左”的偏向。事实证明发生问题最多的就是老解放区的土改，纠正“左”的偏向也主要集中在这里。刘少奇在经过了调查后在致毛泽东的电报中也表示：“最近我调查了老区几个村的确实材料证明你的提议完全正确。”［3］（P83）
在新解放区，由于情况复杂，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反复争夺，在这里进行土地改革就必须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反对不分情况的“一刀切”和急性病。“不要性急，应依环境、群众觉悟程度和领导干部强弱决定土地改革工作进行的速度。不要企图在几个月内完成土地改革。”［4］(P1283)邓小平同志在新区土改政策的制定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毛泽东在1948年1月14日致电邓小平，征询新区的土改意见。邓小平在1948年2月8日回电中详细地谈了他对新区土改的意见，提出：“在斗争策略上，应分阶段，分地区逐步深入。”毛泽东对此高度评价：“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为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分阶段分地区极为必要。”［3］(P45-46)同时，毛泽东又将建议电告粟裕：“望告知豫皖苏及你们政治部同志，并将你们的经验点告。”又同时电告刘少奇：“你有何意见，盼告。”［5］(P39-41)这些同志的意见对毛泽东迅速地制定关于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的政策与策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农村中整党进行不畅，群众没有充分地被发动，党发现这一情况后，在各地积极推行了平山经验。在整党的纠“左”的工作中，任弼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从延安到西柏坡的过程中，任弼时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他对农村整党的指导，主要体现在两次为中央起草致晋绥分局的电报中批评了不加分析即抛开原来党的支部等整党做法，对纠“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刘少奇对这种现象分析到：“老解放区因为封建残余已不多，故仅在土地问题上常不能组织广大群众队伍及发动热烈的群眾运动，而必须使土改与整党及建立从乡到县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运动相结合，才能发动与组织广大群众运动。”在平山县吸收了两三倍的非党员贫农及中农参加党的支部，参加整党的运动，“获得极好的结果”［3］(P100)。他充分肯定了平山经验，要求“望你们亦试行这个办法，立刻公开支部与整顿干部，并使这种工作与平分土地结合起来”［3］(P17)。平山经验的推广，使解放前的整党纳入了正常的轨道，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周恩来总结说：“使党内一切好的现象暴露于群众之前，为群众所监督，为群众所批评或拥护。”［8］(P295)这点出了平山经验的实质与成功之处。毛泽东将平山经验推而广之，他在对谭政文报告的批语中讲到：“关于如何在农村中进行整党工作，我们有了晋察翼区平山县黄家川的经验……这种叙述典型经验的小册子，比我们劳动机关发出的决议案和指示文件，要生动丰富地多，能够使缺乏经验的同志得到下手的办法，能够有力地击破被在党内严重存在着的反马列主义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并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现在是成千万的人民群众按照党所指出的方向向着封建的买办的反动制度展开进攻的时候，领导者的责任，就是不但指出斗争的方向，规定斗争的任务，而且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不致重犯。”［3］(P54-58)
解放战争时期，在探索的实践中，党还及时总结经验，克服和纠正实际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制定正确的工商政策，使城市经济工作步入正确轨道。毛泽东说，“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而如果“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达不到此目的”［9］(P636)，指出了城市工作的伟大意义。中央工委、西北局、东北局针对在城市工作出现的各种问题，提出了很多针对性的建议，对中央制定城市政策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朱德也对部分工人“只顾自己改善生活，不顾战争，布告大局，以致公私工厂大部分关门，工人失业”的现象提出了批评。［10］(P227)
毛泽东发表的《在晋绥干部上的讲话》与1948年５月25日《1948年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标志着党中央在土改、整党、工商业等工作上，已经初步走上了正常的轨道。
二、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我们党已由农村包围城市时期开始进入占领大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新的历史时期。在这种形势下，迫切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纠正无组织无纪律的不良现象，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制度，确保政令畅通，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
1948年1月，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争取革命战争更伟大的胜利起见，从今年起，规定如下的报告制度。”［4］(P1264)1948年2月，中央在《关于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中指出：“这种在重大问题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极端恶劣的习惯，在七大以后并未根绝，现在已严重影响了党的工作的发展。”［3］(P70)1948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对加强纪律的重要性进行了强调。1948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是我党在组织建设上的一个重要的文件。决议强调：“全区同志认真执行中央的政策策略和领导方法，及时纠正错误，增强工作效能，才能不断地克服困难，达到解放中原的任务。”［11］（P123）
1948年9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决定《关于健全党委制》。决议强调：“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4］(P1340)党委制不健全，一是有的地方或单位的首长负责制实际上成了一把手说了算，独断专行。重大事情不讨论不研究甚至不通气，“长”字号一句话或一支笔就做决定的事情经常发生。党委制不健全，加上各种监督不到位，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工作，以致滋生腐败，损害了党和政府形象和威信，损害了人民利益。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进行了具体的论述，这就是收录毛选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对党的集体领导做了具体而又生动的论述。“实现党内民主的办法，是实行代表大会议的制度。我们党内是有民主的，但是还不足或者缺乏，现在要增加。办法是用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代替干部会议。”［5］(P137)1948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是我们党加强党内民主建设上的重要文件。邓小平当时也强调：“全区同志认真执行中央的政策策略和领导方法，及时纠正错误，增强工作效能，才能不断地克服困难，达到解放中原的任务。”［11］（P123）
经过1948年一年的不懈努力，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的斗争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保证了党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政令畅通，全党实现了空前的集中与统一，党更加坚强、团结地带领全国人民去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
三、意义与启示
在胜利推进各项工作的同时必须纠正工作中“左”或右的偏向，“这样就可以使整个中国革命运动走上健全发展的轨道。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的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在纠正了工作中的不足后，毛泽东曾这样高兴地讲到：“在我们方面，是如此认真地纠正自己的缺点，把我们的全党全军团结得差不多像一个人一样”。［4］(P1313)在1949年1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全党大多数干部，在过去的几年，特别是1948年，有系统地学会了在农村中，在城市工作中和军事工作中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有系统地纠正了右和‘左’的偏向。许多同志在过去几年没有学会的东西，一年头都学会了。这样，就使党的总路线在全党内能够贯彻执行，这是一个最伟大和最根本的胜利，这就是我们政治成熟程度的极大增长。这表明：我党在不要很久的时期内是能够有把握地取得全国政权的。”［12］(P18)
党的发展历程反复证明，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什么时候党内民主得到较好发扬，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即使出现问题，也能及时得到纠正；什么时候党内民主受到削弱和破坏，党就会走弯路，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考察党在这一时期发扬党内民主的光辉历史进程，得出的有益启示，对我们今天坚持党内民主建设，增强团结与统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2］《解放战争土地改革文件选编》（1945-1949年）。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冊，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4］《毛泽东选集》［Ｍ］．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毛泽东文集》［Ｍ］．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6］《任弼时选集》［Ｍ］．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8］《周恩来选集》［Ｍ］．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
［9］《毛泽东选集》［Ｍ］．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0］《朱德选集》［Ｍ］．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1］《邓小平文选》［Ｍ］．第1卷，1994年10月2版。
［1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责任编辑 梅 宏
［关键词］ 党内民主 土地改革 整党 重要作用
我们党80多年的奋斗历史，同时也是不断探索和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历史。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这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1948年在我党历史是一个有着重要地位的年份，是中国革命战争胜利推进的关键年代，在中国共产党迈向夺取全国政权道路上，有里程碑的意义。在这一年里，我们党在军事斗争之外，集中进行了农村土地改革、整党、加强工商业、党的建设等方面的工作，纠正了工作中出现的“左”的偏向，从而使中国革命运动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这些辉煌成绩的取得，与我们坚持党的集中领导，发挥党员的积极性，不断加紧探索和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而使我们党政治成熟程度极大增长，促进了党的团结统一，保证了政令畅通，为夺取全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7年下半年，伴随着土改而来的“左”的倾向错误在解放区曾一度泛滥起来，一时间来势凶猛，破坏力极大。这次“左”的偏向虽然主要出现在土改运动中，但它波及的范围很大，实际上带有一定的全局性。在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里，土地改革的触及面广，影响着我们党与其他的社会阶级、阶层的关系，影响着革命队伍内部的大多数成员；同时，土改也与我们党的工商业政策、统一战线政策等一系列政策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左”的危害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转战陕北的征程中，以极大的努力，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听取汇报，召开会议，亲自部署，下了很大力气去纠正发生在各解放区的“左”倾偏向。中央五大书记在这一时期都有相关纠“左”的理论阐述。各中央分局与各根据地的负责人邓小平、习仲勋、李井泉、张闻天等在发现“左”的苗头后，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对解放区的纠“左”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他们的一些好的做法和建议被中央积极采纳、推广，形成了党的决策，对指导全国的工作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党中央与各分区领导形成了上上下下贯通的良好态势。党充分发挥了党内民主的优势，在民主的基础上形成了正确的集中，在较短的时间内制止了“左”的错误，党也表现出了空前的团结与统一。党认真地总结了在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以来，尤其是转战一年来的经验与教训，尤其是发生在各解放区的“左”的偏向。党中央及时提出了建立报告制度及健全党的委员会制的决议，从制度上进一步加强了党内民主建设，确保了党中央的政令畅通。
一、在土地改革与整党等工作中纠“左”
随着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实施，一个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在新、老解放区开展起来，以雷霆万钧之势，猛烈地冲击着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但是，在急风骤雨的群众运动中，许多地方发生了扩大打击面的“左”的偏向。
全国土地会议分析了党内成分不纯的现象，认为这是前一段土改改革不彻底的重要原因，决定结合土改进行整党。在整党开始后，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对当时党内不纯问题估计过于严重，加之缺乏农村基层整党的经验，短时间内曾出现过“左”的偏向。
1948年上半年，战局的发展比较平稳，使得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有相当的精力用于指导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在转战陕北的过程中，毛泽东沿途注意调查研究，了解土改的情况。据胡乔木回忆：“对于纠‘左’，毛主席在方法上很谨慎，但态度很坚决，尤其对高级干部抓得很紧”，不断地“在致各地领导同志的电报中不断询问纠‘左’的情况”。“中央提出政策在贯彻之前，先征求各地同志的意见，经过几次才形成最后的决定。“那时间，毛主席不仅与在中央工作的少奇、恩来、任弼时等同志讨论土改政策问题，还经常与小平、仲勋、陈毅、彭真、一波、粟裕等许多同志通电交换意见，及时对不同地区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1］(P510-511)因此纠“左”很见成效，纠正错误的过程，也是将土地改革不断引向深入的过程。
为搞清老区土地改革的实际情况，习仲勋同志奉毛泽东的命令，对绥属各县的土改情况做了详细的调查，提出了分三类地区进行土改的建议。毛泽东肯定了习仲勋所提的建议：“老区的群运，决不能在形式上与新区一样要求，否则，就是制造斗争，脱离群众。”［2］(P128)1948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三类地区实行土地改革问题给李井泉等的指示中，将三类地区区别为“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三种，指出：“三种地区的情况不同，实行土地法的内容与步骤亦有所不同，贫农团与农会的组织，形式似亦应有所不同。”同时指出：“究竟应如何才算适应，请井泉、仲勋于数日内电告，同时请一波电告自己的意见。”［3］(P45)在老解放探索和推进党内民主建设中，中农的数量占多数，而贫、雇农的比例占少数，如果我们的政策不随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还在一味地强调由贫、雇农包办一切，甚至提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否认中农地位的重要性，就很容易将土改带入歧途，发生“左”的偏向。事实证明发生问题最多的就是老解放区的土改，纠正“左”的偏向也主要集中在这里。刘少奇在经过了调查后在致毛泽东的电报中也表示：“最近我调查了老区几个村的确实材料证明你的提议完全正确。”［3］（P83）
在新解放区，由于情况复杂，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反复争夺，在这里进行土地改革就必须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反对不分情况的“一刀切”和急性病。“不要性急，应依环境、群众觉悟程度和领导干部强弱决定土地改革工作进行的速度。不要企图在几个月内完成土地改革。”［4］(P1283)邓小平同志在新区土改政策的制定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毛泽东在1948年1月14日致电邓小平，征询新区的土改意见。邓小平在1948年2月8日回电中详细地谈了他对新区土改的意见，提出：“在斗争策略上，应分阶段，分地区逐步深入。”毛泽东对此高度评价：“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为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分阶段分地区极为必要。”［3］(P45-46)同时，毛泽东又将建议电告粟裕：“望告知豫皖苏及你们政治部同志，并将你们的经验点告。”又同时电告刘少奇：“你有何意见，盼告。”［5］(P39-41)这些同志的意见对毛泽东迅速地制定关于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的政策与策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农村中整党进行不畅，群众没有充分地被发动，党发现这一情况后，在各地积极推行了平山经验。在整党的纠“左”的工作中，任弼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从延安到西柏坡的过程中，任弼时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他对农村整党的指导，主要体现在两次为中央起草致晋绥分局的电报中批评了不加分析即抛开原来党的支部等整党做法，对纠“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刘少奇对这种现象分析到：“老解放区因为封建残余已不多，故仅在土地问题上常不能组织广大群众队伍及发动热烈的群眾运动，而必须使土改与整党及建立从乡到县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运动相结合，才能发动与组织广大群众运动。”在平山县吸收了两三倍的非党员贫农及中农参加党的支部，参加整党的运动，“获得极好的结果”［3］(P100)。他充分肯定了平山经验，要求“望你们亦试行这个办法，立刻公开支部与整顿干部，并使这种工作与平分土地结合起来”［3］(P17)。平山经验的推广，使解放前的整党纳入了正常的轨道，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周恩来总结说：“使党内一切好的现象暴露于群众之前，为群众所监督，为群众所批评或拥护。”［8］(P295)这点出了平山经验的实质与成功之处。毛泽东将平山经验推而广之，他在对谭政文报告的批语中讲到：“关于如何在农村中进行整党工作，我们有了晋察翼区平山县黄家川的经验……这种叙述典型经验的小册子，比我们劳动机关发出的决议案和指示文件，要生动丰富地多，能够使缺乏经验的同志得到下手的办法，能够有力地击破被在党内严重存在着的反马列主义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并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现在是成千万的人民群众按照党所指出的方向向着封建的买办的反动制度展开进攻的时候，领导者的责任，就是不但指出斗争的方向，规定斗争的任务，而且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不致重犯。”［3］(P54-58)
解放战争时期，在探索的实践中，党还及时总结经验，克服和纠正实际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制定正确的工商政策，使城市经济工作步入正确轨道。毛泽东说，“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而如果“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达不到此目的”［9］(P636)，指出了城市工作的伟大意义。中央工委、西北局、东北局针对在城市工作出现的各种问题，提出了很多针对性的建议，对中央制定城市政策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朱德也对部分工人“只顾自己改善生活，不顾战争，布告大局，以致公私工厂大部分关门，工人失业”的现象提出了批评。［10］(P227)
毛泽东发表的《在晋绥干部上的讲话》与1948年５月25日《1948年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标志着党中央在土改、整党、工商业等工作上，已经初步走上了正常的轨道。
二、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我们党已由农村包围城市时期开始进入占领大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新的历史时期。在这种形势下，迫切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纠正无组织无纪律的不良现象，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制度，确保政令畅通，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
1948年1月，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争取革命战争更伟大的胜利起见，从今年起，规定如下的报告制度。”［4］(P1264)1948年2月，中央在《关于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中指出：“这种在重大问题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极端恶劣的习惯，在七大以后并未根绝，现在已严重影响了党的工作的发展。”［3］(P70)1948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对加强纪律的重要性进行了强调。1948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是我党在组织建设上的一个重要的文件。决议强调：“全区同志认真执行中央的政策策略和领导方法，及时纠正错误，增强工作效能，才能不断地克服困难，达到解放中原的任务。”［11］（P123）
1948年9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决定《关于健全党委制》。决议强调：“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4］(P1340)党委制不健全，一是有的地方或单位的首长负责制实际上成了一把手说了算，独断专行。重大事情不讨论不研究甚至不通气，“长”字号一句话或一支笔就做决定的事情经常发生。党委制不健全，加上各种监督不到位，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工作，以致滋生腐败，损害了党和政府形象和威信，损害了人民利益。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进行了具体的论述，这就是收录毛选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对党的集体领导做了具体而又生动的论述。“实现党内民主的办法，是实行代表大会议的制度。我们党内是有民主的，但是还不足或者缺乏，现在要增加。办法是用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代替干部会议。”［5］(P137)1948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是我们党加强党内民主建设上的重要文件。邓小平当时也强调：“全区同志认真执行中央的政策策略和领导方法，及时纠正错误，增强工作效能，才能不断地克服困难，达到解放中原的任务。”［11］（P123）
经过1948年一年的不懈努力，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的斗争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保证了党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政令畅通，全党实现了空前的集中与统一，党更加坚强、团结地带领全国人民去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
三、意义与启示
在胜利推进各项工作的同时必须纠正工作中“左”或右的偏向，“这样就可以使整个中国革命运动走上健全发展的轨道。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的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在纠正了工作中的不足后，毛泽东曾这样高兴地讲到：“在我们方面，是如此认真地纠正自己的缺点，把我们的全党全军团结得差不多像一个人一样”。［4］(P1313)在1949年1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全党大多数干部，在过去的几年，特别是1948年，有系统地学会了在农村中，在城市工作中和军事工作中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有系统地纠正了右和‘左’的偏向。许多同志在过去几年没有学会的东西，一年头都学会了。这样，就使党的总路线在全党内能够贯彻执行，这是一个最伟大和最根本的胜利，这就是我们政治成熟程度的极大增长。这表明：我党在不要很久的时期内是能够有把握地取得全国政权的。”［12］(P18)
党的发展历程反复证明，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什么时候党内民主得到较好发扬，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即使出现问题，也能及时得到纠正；什么时候党内民主受到削弱和破坏，党就会走弯路，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考察党在这一时期发扬党内民主的光辉历史进程，得出的有益启示，对我们今天坚持党内民主建设，增强团结与统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2］《解放战争土地改革文件选编》（1945-1949年）。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冊，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4］《毛泽东选集》［Ｍ］．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毛泽东文集》［Ｍ］．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6］《任弼时选集》［Ｍ］．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8］《周恩来选集》［Ｍ］．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
［9］《毛泽东选集》［Ｍ］．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0］《朱德选集》［Ｍ］．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1］《邓小平文选》［Ｍ］．第1卷，1994年10月2版。
［1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责任编辑 梅 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