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契丹建国后，在其统治区内快速的地推行州县行政体制，经过百余年的时间，形成了五京道行政区划体系格局，并表现出太祖以西拉沐沦河为中心的草创、太宗以故辽阳为中心的巩固发展、圣宗以大小凌河、老哈河上游为中心的改革完善3个高峰时段及其不同特征。州县制的快速推行，奠定了契丹帝国存在和发展的地方行政基础。州县制的全面推行，促进了松漠草原城市化进程。在松漠草原上的府、州、县治所成为具有不同层次、不同功能的城镇，形成了松漠草原独特的城镇网络体系。契丹民族在塞北游牧本土上大兴城镇，改变了北方草原人文地理风貌、政治体制和经济文化结构，加速了契丹社会的快速发展。
关键词：辽代；州县；行政体制；松漠草原；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3-0001-04
自从辽太祖阿保机“依唐州县置城”始，辽朝在地方上开始了大规模州县制推行过程，至辽圣宗开泰年间，历时百余年，辽朝在其统治区建置了上京、东京、中京三大行政中心，最终形成了以五京为中心的地方州县行政区划体系格局。在辽朝快速推行州县制的同时，以西辽河流域为中心的北方草原也開始了草原城市化过程。从此，西辽河流域的北方草原再不是单纯的游牧民族的牧场，星罗棋布的大小城镇散布于草原上，改变着固有草原的面貌，人口剧增，经济、文化日益繁荣和多样化。草原城市化则构成了10至11世纪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极具特色的历史内容。
一、辽朝州县制的推行
阿保机是辽朝州县制的草创者。太祖阿保机把对外作战时俘获的人口，特别是汉族人口，筑城安置。这些人口主要被安置在以下3个地区：潢水（今西拉木伦河）流域及土河（今老哈河）下游地区；以东平郡为中心的辽河中下游地区；土河（今老哈河）中上游及大灵河、小灵河（今大凌河、小凌河）流域。这些在后期成为了辽朝推行州县制的基础，其目的是为推行“以汉制待汉人”的统治方针。这些政策和城市建设为后来辽上京、东京、中京的都城设立，以及围绕都城形成的三大统治区域奠定了基础。
以上京为中心的州县基本都是在阿保机统治时期建立的。根据《辽史·地理志》明记，辽代最早设置的州应该是龙化州，唐天复二年（902）秋九月阿保机“城龙化州于潢河之南，始建开教寺”[1]。在阿保机的影响下，各部落首领、王公贵戚纷纷效仿，一些新的头下州城在今天的西拉沐沦河和老哈河下游等地方迅速建立[2]。这些州城的人口与阿保机建立的龙化州一样主要来自：一是唐天复二年“虏获河东代北生口九万五千”；一是阿保机平渤海后，部分渤海人被迁入上述地区，筑城安置，设州县管理，上京临潢府及所辖保和、定霸、宣化、长泰等县，祖州及所属长霸、咸宁，永州之长乐、长宁、饶州、义州（重熙元年改为义丰县），怀州之扶余、显理，降圣之永安等均是[3]。辽太祖阿保机时期还以今辽阳为中心设置东平郡并以东平郡为中心建立了部分州县。“太祖伐渤海，先破东平府，迁其民实之，故东平府都督伊、蒙、陀、黑、北五州，共领县十八，皆废。太祖改为州”[4]。褀州，“太祖以檀州俘于此建檀州，后更名（褀州）”[5]。这为耶律德光最终以此为基础，确立以东京为中心的地方行政制度奠定了基础。
今老哈河中上游、大凌河、小凌河流域移民相对较少，其原因可能是这一带是奚族的活动区域，从政治地理上说，在辽初大规模推行州县制的条件并不具备。这些地区的移民最开始大都以城寨的形式进行安置，如惠州是“太祖俘汉民数百户兔麛山下，创城居之”[6]。武安州是“太祖俘汉民居木叶山下，因建城以迁之，号杏埚新城，复以辽西户益之，更曰新州”[7]。泽州是“太祖俘蔚州民，立寨居之采炼陷河银冶”[8]。兴中府是“太祖平奚及俘燕民，将建城，命韩知古择其处，乃完茸柳城，号霸州彰武军”[9]。黔州为“太祖平渤海，以所俘户居之，隶黑水河提辖司。安帝置州”[10]。很显然，黔州最初的形式亦应是城寨。
在阿保机建国前后，松漠草原上迅速兴建了大量的州县，州县与部落交错相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在中国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中独具特点。辽代上京、东京、中京的地方行政建制框架已经在太祖时期初具规模。
太宗、世宗时期继续扩大州县制的推行，重点建设辽朝东南部地区的行政体系。太宗天显十一年（936）耶律德光在取得燕云十六州后，基本完整的保留了十六州原有的管理体制。这样采用州县制管理的辽朝国土面积越来越大，并逐渐形成了以三京（上京、东京、南京）为中心的地方行政建制格局。燕云十六州纳入辽朝版图后，耶律德光将原耶律倍管理的渤海地区重点推行州县制，以加强统治。天显三年（928），耶律德光大量迁徙东丹国民充实东平郡，升东平郡为南京，为东京辽阳府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太宗重点在辽东地区推行州县，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其兄耶律倍利用渤海人与其争夺皇权，为巩固统治，防止渤海人为耶律倍利用，天显十一年（936），把南京改为东京，按上京行政体制设置辽阳府。这一阶段在辽阳府西部新建的州县有显州及其所领的奉先县、归义县、辽西州、康州，乾州所属之海北州，遂州等[11]。经过太宗、世宗两朝的苦心经营，基本形成了以东京为中心的行政建制框架。太宗、世宗两朝除重点经营东京辽阳府及其以西地区以外，在松漠腹地的奚族活动区设置了部分州县，如恩州、榆州、宜州弘政、闻义二县[12]。在潢水流域设置了怀州扶余县、显理县（二县都是太祖时的渤海移民），庆州之义州（兴宗降为义丰县，后又改为富义县），饶州之临河县、安民县等[13]。
圣宗时期是州县设置最多的一个时期，而设置的重点是中京地区，以统和二十五年创建中京大定府为标志。中京大定府以及大定府下辖的归化、大定、神水、劝农、文定、升平、金源长兴、富庶等9县，以及松山、北安、高、利、泽、潭等6个州都是在圣宗朝建立的[14]。再有兴中府下辖的各州县，以及建、来、锦、霸、宜、白川等6州也是在辽圣宗时期正式定型和创立的[15]。圣宗时期中京大定府和兴中府为中心的行政区划正式形成。 在规划中京行政建制以外，圣宗在上京地区同样新设了诸多的州县，上京临潢府所辖易俗、迁辽、渤海、兴仁等县是圣宗新设渤海移民县。而定霸、保和等县则是在太祖原有移民的基础上正式设置的县。在东京地区新设州县有宗州、乾州、来远城、保州之来远、宜州、怀化军等。
根据《辽史·地理志》统计，上京地区一府26州（包括16个投下州，而边防城不算在内）31县（包括越王城）全部建于辽代。中京地区二府20州41县全部建于辽代。东京地区因大部分是原渤海故地，辽灭渤海后基本上沿袭了渤海的地方建制，而略作改造和增设，新建的有一府25州（城）15县（包括县级州）。辽朝百年在松漠地区上京、中京建立了3府50州72县。另据现代学者的考证，辽朝在上京、中京设置的州县远比《地理志》记载得多，冯永谦先生考出上京道、中京道失载之州军多达32个[16]。
二、松漠草原城市化过程
游牧民族有意识的开始在草原上建城居住，进入城市化过程，正是从辽代大力推行州县的过程中开始的。草原城市化是与辽朝推行州县制相始终的。没有州县建制的推行，就没有10世纪到11世纪前期的草原城市化过程。根据其相关史料记载，契丹族在草原修建城邑在阿保机的父辈当国时期就开始了。“德祖（阿保机父）之弟述澜（述鲁），北征室韦、于厥，南略易、定、奚、霫，始兴版筑，置城邑。”[17]此城应就是辽史《地理志》所载的“越王城”。稍后阿保机为契丹部落联盟军事首长之后的第二年，建龙化州城。从阿保机受禅契丹可汗年到称帝期间（907～916），耶律阿保机又“依唐州县置城邑”，其中在炭山之南滦河上游建立的“汉城”和炭山以北建立的“羊城”最为著名。从述澜到阿保机为什么要筑“汉城”，从史籍记载分析：首先，是安置以汉族为主要成分的各族移民。“唐末藩镇骄横，互相并吞邻藩，燕人军士多亡归契丹，契丹日益强大”[18]。“是时，刘守光（906—913）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机乘间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19]。“汉城”的建筑正是实施阿保机父辈形成的“广土众民”建国方略的重要内容和途径；其次，为阿保机震慑诸部进而称帝创造条件。“汉城”的修建不仅仅是安置移民，更有深远的政治目的。这些汉城成为了阿保机手中重要的筹码，是重要的军事储备。如“益以威制诸部而不肯代”。“延徽始教契丹建牙开府，筑城郭，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艺荒田，由是汉人各安生业，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诸国”。由是“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置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20]。唐天复二年（902）龙化州城的建筑就是阿保机成就帝业的开始。“唐天复二年（903），太祖为迭烈部夷离堇，破代北，迁其民，建城居之。明年（904）伐女直，俘数百户实焉。天佑元年（904），增修东城，制度颇壮丽。十三年（916），太祖于城东金铃冈受尊号曰大圣大明天皇帝，建元神册”[21]。同样阿保机选在炭山之北设置的“羊城”，在炭山之南设置的“汉城”，其目的是为了控制中原地区与草原的商路，特别是草原上不可或缺的盐的生产和运输。
州县制的推行为辽代城镇的兴起奠定了行政建制基础，而龙化州城、上京城等早期城邑的建成为辽代城邑建筑提供了范本，再加上汉人的作用，新兴的城镇不断出现，辽朝实质上开始了草原城市化过程。按《辽史地理志》统计，仅上京道、中京道州县治所达125处之多。据资料统计，相当州、县规模的城址不少于560处，而上京、中京地区辽朝建国后建造的就有近200处[22]。
辽朝百年城市体系的发展与行政体系的发展密切相关，城市体系主要依照行政层级而定，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城市网络。辽代的城镇具有三级城市网络，第一级是上京、中京，构成了契丹草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以两京为中心的周围都有一定的中小城镇。在上京城周围有临潢府直辖10个县镇以外，在其周围有祖、永、怀、庆、饶、松山等州城，形成了潢水流域城市群。而中京则以大定府直辖10州9县、兴中府所辖3县相呼应，与分布其周围的建、霸、宜、锦、白川等州形成土河（老哈河）上游、大小灵河（大小凌河）流域城市群。第二级是行政州城，是辽朝在一个地区的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第三级是行政县镇，规模较小，人口较少，功能单一，绝大多数都是农业人口。
游牧民族由于生活习俗和生产方式的不同，其城市发展的进程与农耕地区不同，但草原城市的建立和发展仍是草原文明的重要标志。城市雖然影响了作为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但作为人类文明的承载者，草原城市使得草原文明有了集中的体现和保留，为草原文明的积累和传承提供了载体[23]。辽朝的京城的修建，以及州县的建立，最终促进了草原地区的城市化过程，在辽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中起了重大的作用。促进了辽朝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辽朝人口的较快的增长。城市生活和城市化过程快速地推动契丹各民族文化的进步。
——————————
参考文献：
〔1〕脱脱.辽史（卷1）.太祖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2.
〔2〕刘浦江.辽朝的头下制度与头下军州.中国史研究，2000，（3）.
〔3〕脱脱.辽史（卷37）.地理志一.临潢府条、祖州条.北京：中华书局，1974.438-443.
〔4〕脱脱.辽史（卷38）.地理志二.辽州条.北京：中华书局，1974.467.
〔5〕脱脱.辽史（卷38）.地理志二.祺州条.北京：中华书局，1974.467.
〔6〕脱脱.辽史（卷39）.地理志三.惠州条.北京：中华书局，1974.483.
〔7〕脱脱.辽史（卷39）.地理志三.武安州条.北京：中华书局，1974.483.
〔8〕脱脱.辽史（卷39）.地理志三.泽州条.北京：中华书局，1974.484.
〔9〕脱脱.辽史（卷39）.地理志三.兴中府条.北京：中华书局，1974.486.
〔10〕脱脱.辽史（卷39）.地理志三.黔州条.北京：中华书局，1974.487.
〔11〕脱脱.辽史（卷38）.地理志二.显州、乾州、遂州条.北京：中华书局，1974.463-467.
〔12〕脱脱.辽史（卷39）.地理志三.恩州、榆州、宜州条.北京：中华书局，1974.482-487.
〔13〕脱脱.辽史（卷37）.地理志一.怀州、庆州、饶州条.北京：中华书局，1974.443.
〔14〕脱脱.辽史（卷39）.地理志三.大定府、松山州、北安州、高州、利州、泽州、潭州条.北京：中华书局，1974.481-486.
〔15〕脱脱.辽史（卷39）.地理志三.兴中府、建州、来州、锦州、霸州、宜州、白川州条.北京：中华书局，1974.486-487.
〔16〕冯永谦.辽史地理志考补——上京道、东京道失载之州军.社会科学战线，1998，（4）；辽史地理志考补——中京道、南京道、西京道失载之州军.北方文物，1998，（3）.
〔17〕脱脱.辽史（卷1）.太祖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24.
〔18〕〔20〕叶隆礼著，贾敬颜等检校.契丹国志（卷1）.太祖大圣皇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9〕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中华书局，1974.
〔21〕脱脱.辽史（卷37）.地理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447.
〔22〕项春松.辽代的历史与考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23-30.
〔23〕吴团英.试论游牧民族与城市生活.论草原文化（第四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8.427-448.
（责任编辑 姜黎梅）
关键词：辽代；州县；行政体制；松漠草原；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3-0001-04
自从辽太祖阿保机“依唐州县置城”始，辽朝在地方上开始了大规模州县制推行过程，至辽圣宗开泰年间，历时百余年，辽朝在其统治区建置了上京、东京、中京三大行政中心，最终形成了以五京为中心的地方州县行政区划体系格局。在辽朝快速推行州县制的同时，以西辽河流域为中心的北方草原也開始了草原城市化过程。从此，西辽河流域的北方草原再不是单纯的游牧民族的牧场，星罗棋布的大小城镇散布于草原上，改变着固有草原的面貌，人口剧增，经济、文化日益繁荣和多样化。草原城市化则构成了10至11世纪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极具特色的历史内容。
一、辽朝州县制的推行
阿保机是辽朝州县制的草创者。太祖阿保机把对外作战时俘获的人口，特别是汉族人口，筑城安置。这些人口主要被安置在以下3个地区：潢水（今西拉木伦河）流域及土河（今老哈河）下游地区；以东平郡为中心的辽河中下游地区；土河（今老哈河）中上游及大灵河、小灵河（今大凌河、小凌河）流域。这些在后期成为了辽朝推行州县制的基础，其目的是为推行“以汉制待汉人”的统治方针。这些政策和城市建设为后来辽上京、东京、中京的都城设立，以及围绕都城形成的三大统治区域奠定了基础。
以上京为中心的州县基本都是在阿保机统治时期建立的。根据《辽史·地理志》明记，辽代最早设置的州应该是龙化州，唐天复二年（902）秋九月阿保机“城龙化州于潢河之南，始建开教寺”[1]。在阿保机的影响下，各部落首领、王公贵戚纷纷效仿，一些新的头下州城在今天的西拉沐沦河和老哈河下游等地方迅速建立[2]。这些州城的人口与阿保机建立的龙化州一样主要来自：一是唐天复二年“虏获河东代北生口九万五千”；一是阿保机平渤海后，部分渤海人被迁入上述地区，筑城安置，设州县管理，上京临潢府及所辖保和、定霸、宣化、长泰等县，祖州及所属长霸、咸宁，永州之长乐、长宁、饶州、义州（重熙元年改为义丰县），怀州之扶余、显理，降圣之永安等均是[3]。辽太祖阿保机时期还以今辽阳为中心设置东平郡并以东平郡为中心建立了部分州县。“太祖伐渤海，先破东平府，迁其民实之，故东平府都督伊、蒙、陀、黑、北五州，共领县十八，皆废。太祖改为州”[4]。褀州，“太祖以檀州俘于此建檀州，后更名（褀州）”[5]。这为耶律德光最终以此为基础，确立以东京为中心的地方行政制度奠定了基础。
今老哈河中上游、大凌河、小凌河流域移民相对较少，其原因可能是这一带是奚族的活动区域，从政治地理上说，在辽初大规模推行州县制的条件并不具备。这些地区的移民最开始大都以城寨的形式进行安置，如惠州是“太祖俘汉民数百户兔麛山下，创城居之”[6]。武安州是“太祖俘汉民居木叶山下，因建城以迁之，号杏埚新城，复以辽西户益之，更曰新州”[7]。泽州是“太祖俘蔚州民，立寨居之采炼陷河银冶”[8]。兴中府是“太祖平奚及俘燕民，将建城，命韩知古择其处，乃完茸柳城，号霸州彰武军”[9]。黔州为“太祖平渤海，以所俘户居之，隶黑水河提辖司。安帝置州”[10]。很显然，黔州最初的形式亦应是城寨。
在阿保机建国前后，松漠草原上迅速兴建了大量的州县，州县与部落交错相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在中国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中独具特点。辽代上京、东京、中京的地方行政建制框架已经在太祖时期初具规模。
太宗、世宗时期继续扩大州县制的推行，重点建设辽朝东南部地区的行政体系。太宗天显十一年（936）耶律德光在取得燕云十六州后，基本完整的保留了十六州原有的管理体制。这样采用州县制管理的辽朝国土面积越来越大，并逐渐形成了以三京（上京、东京、南京）为中心的地方行政建制格局。燕云十六州纳入辽朝版图后，耶律德光将原耶律倍管理的渤海地区重点推行州县制，以加强统治。天显三年（928），耶律德光大量迁徙东丹国民充实东平郡，升东平郡为南京，为东京辽阳府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太宗重点在辽东地区推行州县，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其兄耶律倍利用渤海人与其争夺皇权，为巩固统治，防止渤海人为耶律倍利用，天显十一年（936），把南京改为东京，按上京行政体制设置辽阳府。这一阶段在辽阳府西部新建的州县有显州及其所领的奉先县、归义县、辽西州、康州，乾州所属之海北州，遂州等[11]。经过太宗、世宗两朝的苦心经营，基本形成了以东京为中心的行政建制框架。太宗、世宗两朝除重点经营东京辽阳府及其以西地区以外，在松漠腹地的奚族活动区设置了部分州县，如恩州、榆州、宜州弘政、闻义二县[12]。在潢水流域设置了怀州扶余县、显理县（二县都是太祖时的渤海移民），庆州之义州（兴宗降为义丰县，后又改为富义县），饶州之临河县、安民县等[13]。
圣宗时期是州县设置最多的一个时期，而设置的重点是中京地区，以统和二十五年创建中京大定府为标志。中京大定府以及大定府下辖的归化、大定、神水、劝农、文定、升平、金源长兴、富庶等9县，以及松山、北安、高、利、泽、潭等6个州都是在圣宗朝建立的[14]。再有兴中府下辖的各州县，以及建、来、锦、霸、宜、白川等6州也是在辽圣宗时期正式定型和创立的[15]。圣宗时期中京大定府和兴中府为中心的行政区划正式形成。 在规划中京行政建制以外，圣宗在上京地区同样新设了诸多的州县，上京临潢府所辖易俗、迁辽、渤海、兴仁等县是圣宗新设渤海移民县。而定霸、保和等县则是在太祖原有移民的基础上正式设置的县。在东京地区新设州县有宗州、乾州、来远城、保州之来远、宜州、怀化军等。
根据《辽史·地理志》统计，上京地区一府26州（包括16个投下州，而边防城不算在内）31县（包括越王城）全部建于辽代。中京地区二府20州41县全部建于辽代。东京地区因大部分是原渤海故地，辽灭渤海后基本上沿袭了渤海的地方建制，而略作改造和增设，新建的有一府25州（城）15县（包括县级州）。辽朝百年在松漠地区上京、中京建立了3府50州72县。另据现代学者的考证，辽朝在上京、中京设置的州县远比《地理志》记载得多，冯永谦先生考出上京道、中京道失载之州军多达32个[16]。
二、松漠草原城市化过程
游牧民族有意识的开始在草原上建城居住，进入城市化过程，正是从辽代大力推行州县的过程中开始的。草原城市化是与辽朝推行州县制相始终的。没有州县建制的推行，就没有10世纪到11世纪前期的草原城市化过程。根据其相关史料记载，契丹族在草原修建城邑在阿保机的父辈当国时期就开始了。“德祖（阿保机父）之弟述澜（述鲁），北征室韦、于厥，南略易、定、奚、霫，始兴版筑，置城邑。”[17]此城应就是辽史《地理志》所载的“越王城”。稍后阿保机为契丹部落联盟军事首长之后的第二年，建龙化州城。从阿保机受禅契丹可汗年到称帝期间（907～916），耶律阿保机又“依唐州县置城邑”，其中在炭山之南滦河上游建立的“汉城”和炭山以北建立的“羊城”最为著名。从述澜到阿保机为什么要筑“汉城”，从史籍记载分析：首先，是安置以汉族为主要成分的各族移民。“唐末藩镇骄横，互相并吞邻藩，燕人军士多亡归契丹，契丹日益强大”[18]。“是时，刘守光（906—913）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机乘间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19]。“汉城”的建筑正是实施阿保机父辈形成的“广土众民”建国方略的重要内容和途径；其次，为阿保机震慑诸部进而称帝创造条件。“汉城”的修建不仅仅是安置移民，更有深远的政治目的。这些汉城成为了阿保机手中重要的筹码，是重要的军事储备。如“益以威制诸部而不肯代”。“延徽始教契丹建牙开府，筑城郭，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艺荒田，由是汉人各安生业，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诸国”。由是“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置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20]。唐天复二年（902）龙化州城的建筑就是阿保机成就帝业的开始。“唐天复二年（903），太祖为迭烈部夷离堇，破代北，迁其民，建城居之。明年（904）伐女直，俘数百户实焉。天佑元年（904），增修东城，制度颇壮丽。十三年（916），太祖于城东金铃冈受尊号曰大圣大明天皇帝，建元神册”[21]。同样阿保机选在炭山之北设置的“羊城”，在炭山之南设置的“汉城”，其目的是为了控制中原地区与草原的商路，特别是草原上不可或缺的盐的生产和运输。
州县制的推行为辽代城镇的兴起奠定了行政建制基础，而龙化州城、上京城等早期城邑的建成为辽代城邑建筑提供了范本，再加上汉人的作用，新兴的城镇不断出现，辽朝实质上开始了草原城市化过程。按《辽史地理志》统计，仅上京道、中京道州县治所达125处之多。据资料统计，相当州、县规模的城址不少于560处，而上京、中京地区辽朝建国后建造的就有近200处[22]。
辽朝百年城市体系的发展与行政体系的发展密切相关，城市体系主要依照行政层级而定，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城市网络。辽代的城镇具有三级城市网络，第一级是上京、中京，构成了契丹草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以两京为中心的周围都有一定的中小城镇。在上京城周围有临潢府直辖10个县镇以外，在其周围有祖、永、怀、庆、饶、松山等州城，形成了潢水流域城市群。而中京则以大定府直辖10州9县、兴中府所辖3县相呼应，与分布其周围的建、霸、宜、锦、白川等州形成土河（老哈河）上游、大小灵河（大小凌河）流域城市群。第二级是行政州城，是辽朝在一个地区的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第三级是行政县镇，规模较小，人口较少，功能单一，绝大多数都是农业人口。
游牧民族由于生活习俗和生产方式的不同，其城市发展的进程与农耕地区不同，但草原城市的建立和发展仍是草原文明的重要标志。城市雖然影响了作为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但作为人类文明的承载者，草原城市使得草原文明有了集中的体现和保留，为草原文明的积累和传承提供了载体[23]。辽朝的京城的修建，以及州县的建立，最终促进了草原地区的城市化过程，在辽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中起了重大的作用。促进了辽朝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辽朝人口的较快的增长。城市生活和城市化过程快速地推动契丹各民族文化的进步。
——————————
参考文献：
〔1〕脱脱.辽史（卷1）.太祖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2.
〔2〕刘浦江.辽朝的头下制度与头下军州.中国史研究，2000，（3）.
〔3〕脱脱.辽史（卷37）.地理志一.临潢府条、祖州条.北京：中华书局，1974.438-443.
〔4〕脱脱.辽史（卷38）.地理志二.辽州条.北京：中华书局，1974.467.
〔5〕脱脱.辽史（卷38）.地理志二.祺州条.北京：中华书局，1974.467.
〔6〕脱脱.辽史（卷39）.地理志三.惠州条.北京：中华书局，1974.483.
〔7〕脱脱.辽史（卷39）.地理志三.武安州条.北京：中华书局，1974.483.
〔8〕脱脱.辽史（卷39）.地理志三.泽州条.北京：中华书局，1974.484.
〔9〕脱脱.辽史（卷39）.地理志三.兴中府条.北京：中华书局，1974.486.
〔10〕脱脱.辽史（卷39）.地理志三.黔州条.北京：中华书局，1974.487.
〔11〕脱脱.辽史（卷38）.地理志二.显州、乾州、遂州条.北京：中华书局，1974.463-467.
〔12〕脱脱.辽史（卷39）.地理志三.恩州、榆州、宜州条.北京：中华书局，1974.482-487.
〔13〕脱脱.辽史（卷37）.地理志一.怀州、庆州、饶州条.北京：中华书局，1974.443.
〔14〕脱脱.辽史（卷39）.地理志三.大定府、松山州、北安州、高州、利州、泽州、潭州条.北京：中华书局，1974.481-486.
〔15〕脱脱.辽史（卷39）.地理志三.兴中府、建州、来州、锦州、霸州、宜州、白川州条.北京：中华书局，1974.486-487.
〔16〕冯永谦.辽史地理志考补——上京道、东京道失载之州军.社会科学战线，1998，（4）；辽史地理志考补——中京道、南京道、西京道失载之州军.北方文物，1998，（3）.
〔17〕脱脱.辽史（卷1）.太祖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24.
〔18〕〔20〕叶隆礼著，贾敬颜等检校.契丹国志（卷1）.太祖大圣皇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9〕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中华书局，1974.
〔21〕脱脱.辽史（卷37）.地理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447.
〔22〕项春松.辽代的历史与考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23-30.
〔23〕吴团英.试论游牧民族与城市生活.论草原文化（第四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8.427-448.
（责任编辑 姜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