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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家庭治疗的概念于20世纪90年代初传入中国，文章采用参与式观察的方法，运用家庭治疗的理念以及相关技术，以大学生人际关系为载体，从高校辅导员角度出发，试图找到家庭治疗在高校中运用的可行性与局限性。
关键词：家庭治疗;高校;人际关系;辅导员
一、问题提出
家庭治疗在高校是否能够有效运用呢？目前存在以下几个阻碍：①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重于个人，因此个人的真实意见与感受常被隐藏起来，加之中国代际之间的价值观差异较大，使得目前家庭治疗在中国心理健康领域的运用受到一定的限制;②从高校本身特点方面看，高校是一个诸多学生共同组成的“小社会”，由于其这一特性，高校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关系”;③从高校学生客观条件方面看，高校中的外地生源也逐渐增多，目前大多高校的外地生源率已经高达55%以上，父母对家庭治疗的意愿和可行性等因素制约了家庭治疗在高校的运用。结合以上三个方面的现状，作者将以一项个案为研究对象，试图从同伴关系出发，探索家庭治疗在另一个维度的运用。
二、相关研究回顾
家庭治疗与其他派别理念的最大区别在于，家庭治疗认为，作用于个体生活改变的主导力量是建立在相关组织（多为家庭）框架内的，因此，当组织转换时，框架内的个体也将发生改变。有学者通过对出现精神病性倾向家庭成员家庭关系的探索性的理论讨论，认为大学生的一些心理问题与家庭因素紧密相连。
有学者认为要改变病态的行为不能仅从个别成员入手，而应以整个家庭系统为对象。在对一例惊恐障碍的系统式家庭干预过程中，治疗师发现家庭不适应的“游戏规则”和解决情感沟通的困难有关。有学者对27位正接受治疗的进食障碍患者进行了半结构化的访谈，总结出可使家庭避免进食障碍产生的8个主题。从诸多研究和实践中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点，即家庭治疗所针对的并不是问题本身（无论神经症或是精神疾病），而是问题的主体所在的较为持久的、相对稳定的关系框架。
尽管大多数关系框架被定义为“家庭关系”，然而对于大学生而言，有超过98%的高校学生选择住宿，47%的学生一年回去一次（寒假）。从“持久”和“稳定”两个维度上看，在四年的学习生活中，大学生寝室中出现的“关系框架”对学生的影响远大于同一时期家庭的“关系框架”。
三、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
在个案研究中，研究对象是某高校大二学生H，H性别女，大一下半学期开始出现易激惹、睡眠质量下降、情绪焦虑紧张等症状。寝室中包括她共有4个同学，H自述与寝室同学关系不好，时常感觉寝室同学故意排挤她，自己也曾做过许多努力融入寝室关系，但最后往往以失败告终。
通过日常观察与分析，H上大学以来有以下几个特征。①意志行为方面： H的日常行为较为固定，如每天规定自己几点必须起床，几点必须睡觉等，当由于客观原因导致计划打乱时，H会出现明显的焦虑情绪。②情绪方面：H非常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在寝室中常常会因为一些细节做出推断。③认知方面：H在学习生活中对自己有较高的要求和评判标准。④关系框架方面：H是外地同学，每逢寒假回家一次，可以说，大多数时间H是在学校度过的。寝室中除了H外，还有另外三人：A、B和C，最初由于生活习惯问题，A对H较为排斥，C为A的好友，做许多事情由A决定，与A关系紧密;B在寝室中无明显亲密关系，只沉溺于游戏中。过了一段时间之后，A、B和C便联合起来对H做出排挤行为，利用结构式家庭治疗中“界限”的概念将个案对象寝室中的关系描述如图1所示：
2.研究方法
笔者自2014年2月开始在H的寝室范围内做家庭治疗的尝试，试图通过对寝室四人之间互动模式的调整与重构，减缓H的症状，甚至解决相关心理问题。在四位当事人（H以及H的三位室友）同意的情况下，通过笔记等方式将咨询过程记录下来形成研究材料。文章便是在笔记材料以及当事人结果反馈等方面的基础上，对家庭治疗在高校寝室关系中的运用加以分析和讨论。
四、家庭治疗的策略分析
1.个案简介与评估
（1）案例简介。除了上文所介绍的H的基本情况之外，H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H的问题在开学初并未发现，经过一个学期，寝室内慢慢开始形成小团体（H自述）后，H的问题开始展现，一方面觉得要努力学习，一方面总是“受人打扰”。②H的寝室中没有发生过实质性的争吵，但室友对H的看法与评论通过班级其他同学传到H的耳中，使得H非常紧张。③H与班级的交流自大一下学期开始慢慢减少，H开始将所有的精力放在自身学业上。她认为：“他们都会影响我的学业，我不能过多地和他们纠缠在一起”。从寝室和班级两个角度看，H的社会支持系统有显著降低的趋势。
（2）鉴别与评估。在与精神分裂、焦虑症、恐惧症、抑郁症等鉴别排除的基础上，根据H先后出现的不合理认知和负面情感体验，对H心理状况的初步评估是一般心理问题。
2.对H寝室的家庭治疗
（1）进入关系并引起寝室成员之间的互动。对于一般家庭治疗师来说，进入一个已经具有稳定的动态平衡模式的家庭关系是较为困难的，该案例中，笔者以辅导员的角度用正常谈话聊天的形式进入寝室关系，虽然学生对辅导员身份的估计会使得关系演化有失真的可能，但通过之后的一些技巧（如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笔者有意表现支持某一方）的运用，能够利用学生对老师的这种顾忌引发学生之间交流的矛盾，从而真实观察到各种关系之间的互动模式。
（2）勾画各个子系统中的互动结构，明确系统中个人之间的界限。虽然学生刚开始时总是努力地试图将辅导员“拉拢”到自己的阵营，认为她们三人过来谈话的目的是怎样解决H的问题，但笔者通过对寝室成员之间的“循环提问”“差异性提问”等技巧的运用，引发成员之间的互动，在互动过程中给每个成员表达自己想法的机会，并有意地引起成员之间的冲突，进一步观察四人之间的互动结构。 该寝室中每个个体之间的界限是非良性的，开始加强与H的疏离，这些界限的“僵化”与“弥散”直接导致了以下几个子系统的现象：①H将注意力过分专注于自身的子系统，以“学习”为渠道降低焦虑，但在寝室中的学习过程通常因为H的不合理认知“被打扰”，因而更加焦虑，形成恶性循环;②在班级子系统中，由于寝室成员A、B、C的介入，H与班级同学之间的界限由清晰逐步向僵化发展，迫使H进入到上一个循环中。
（3）重构寝室系统，演练明确的界限。通过成员间的相互交流，促使四位同学共同制订寝室内部规则，这些规则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①个人空间规则：寝室成员需要一个自己的空间，每天每人都有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单独做自己的事情，不予打扰。②共同空间规则：由于寝室关系结构作为一个整体发生作用，因此要求寝室成员每两天有一个集体活动的时间，具体的时间、地点和事件寝室成员轮流决定，决定后不得因个人原因改变或临时取消。每周将共同完成的事情以笔记的形式记录下来，在咨询师会谈中交流。③共同目标规则：寝室成员制订一个共同目标，该目标中需要所有成员做出贡献，可以是长期也可以是短期目标。
除了制订相应规则外，还在现场协助寝室四人做一清晰界限的演练，即当个体违反规则时，如何用具有高功能化的表达方式明确意图。在演练过程中，关注每个成员的改变以及特点，并与成员做相应的激励化讨论。通过讨论与演练，试图将寝室成员之间的界限调整为如图2所示：
五、讨论
经过分析在寝室内部进行家庭治疗的过程，结合治疗效果，笔者认为家庭治疗的理念与方法在高校的寝室关系中是可行的，尤其对一些因寝室人际关系而导致心理问题的学生，寝室内部的家庭治疗从关系模式之间的互动出发，能有效地缓解甚至解决相应的心理问题。这为辅导员在处理寝室关系问题时增添了一个较为有效的可行性选择。
但在辅导员的角度看，在寝室内部的家庭治疗也有许多局限性，其主要表现为。①辅导员本身的角色对家庭治疗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高校中的辅导员类似于初等教育中的班主任角色，与学生之间较难建立起一个好的咨访关系。②目前高校大学生的特征降低了家庭治疗在高校中运用的效率。当代高校学生一方面觉得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去解决大多数问题，另一方面又担心自己没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导致关系的进一步恶化或扩大。这种矛盾的思维模式普遍存在，这就导致了在同伴关系之间实施的家庭治疗在最初往往陷入泥沼，而达不到最初的理想结果。
参考文献：
[1]王跃生.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变动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6（01）.
[2] Michael P.Nichols.家庭治疗——理论与方法[M].王曦影，胡赤怡译.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3]张 捷，陈向一，邓云龙，等.大学生适应障碍的系统家庭治疗个案报告[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1，25（12）.
[4]赵旭东，宣 煦.“资源取向”家庭治疗的操作技术[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99（02）.
[5]卫亚莉，唐登华.对一例惊恐障碍的系统式家庭干预[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6（04）.
[6]Loth K.A.，Neumark-Sztainer D.，Croll J.K..Informing Family Approaches to Eating Disorder Prevention： Perspectives of Those Who Have Been Ther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ting Disorders，2009，42（02），146—152.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关键词：家庭治疗;高校;人际关系;辅导员
一、问题提出
家庭治疗在高校是否能够有效运用呢？目前存在以下几个阻碍：①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重于个人，因此个人的真实意见与感受常被隐藏起来，加之中国代际之间的价值观差异较大，使得目前家庭治疗在中国心理健康领域的运用受到一定的限制;②从高校本身特点方面看，高校是一个诸多学生共同组成的“小社会”，由于其这一特性，高校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关系”;③从高校学生客观条件方面看，高校中的外地生源也逐渐增多，目前大多高校的外地生源率已经高达55%以上，父母对家庭治疗的意愿和可行性等因素制约了家庭治疗在高校的运用。结合以上三个方面的现状，作者将以一项个案为研究对象，试图从同伴关系出发，探索家庭治疗在另一个维度的运用。
二、相关研究回顾
家庭治疗与其他派别理念的最大区别在于，家庭治疗认为，作用于个体生活改变的主导力量是建立在相关组织（多为家庭）框架内的，因此，当组织转换时，框架内的个体也将发生改变。有学者通过对出现精神病性倾向家庭成员家庭关系的探索性的理论讨论，认为大学生的一些心理问题与家庭因素紧密相连。
有学者认为要改变病态的行为不能仅从个别成员入手，而应以整个家庭系统为对象。在对一例惊恐障碍的系统式家庭干预过程中，治疗师发现家庭不适应的“游戏规则”和解决情感沟通的困难有关。有学者对27位正接受治疗的进食障碍患者进行了半结构化的访谈，总结出可使家庭避免进食障碍产生的8个主题。从诸多研究和实践中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点，即家庭治疗所针对的并不是问题本身（无论神经症或是精神疾病），而是问题的主体所在的较为持久的、相对稳定的关系框架。
尽管大多数关系框架被定义为“家庭关系”，然而对于大学生而言，有超过98%的高校学生选择住宿，47%的学生一年回去一次（寒假）。从“持久”和“稳定”两个维度上看，在四年的学习生活中，大学生寝室中出现的“关系框架”对学生的影响远大于同一时期家庭的“关系框架”。
三、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
在个案研究中，研究对象是某高校大二学生H，H性别女，大一下半学期开始出现易激惹、睡眠质量下降、情绪焦虑紧张等症状。寝室中包括她共有4个同学，H自述与寝室同学关系不好，时常感觉寝室同学故意排挤她，自己也曾做过许多努力融入寝室关系，但最后往往以失败告终。
通过日常观察与分析，H上大学以来有以下几个特征。①意志行为方面： H的日常行为较为固定，如每天规定自己几点必须起床，几点必须睡觉等，当由于客观原因导致计划打乱时，H会出现明显的焦虑情绪。②情绪方面：H非常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在寝室中常常会因为一些细节做出推断。③认知方面：H在学习生活中对自己有较高的要求和评判标准。④关系框架方面：H是外地同学，每逢寒假回家一次，可以说，大多数时间H是在学校度过的。寝室中除了H外，还有另外三人：A、B和C，最初由于生活习惯问题，A对H较为排斥，C为A的好友，做许多事情由A决定，与A关系紧密;B在寝室中无明显亲密关系，只沉溺于游戏中。过了一段时间之后，A、B和C便联合起来对H做出排挤行为，利用结构式家庭治疗中“界限”的概念将个案对象寝室中的关系描述如图1所示：
2.研究方法
笔者自2014年2月开始在H的寝室范围内做家庭治疗的尝试，试图通过对寝室四人之间互动模式的调整与重构，减缓H的症状，甚至解决相关心理问题。在四位当事人（H以及H的三位室友）同意的情况下，通过笔记等方式将咨询过程记录下来形成研究材料。文章便是在笔记材料以及当事人结果反馈等方面的基础上，对家庭治疗在高校寝室关系中的运用加以分析和讨论。
四、家庭治疗的策略分析
1.个案简介与评估
（1）案例简介。除了上文所介绍的H的基本情况之外，H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H的问题在开学初并未发现，经过一个学期，寝室内慢慢开始形成小团体（H自述）后，H的问题开始展现，一方面觉得要努力学习，一方面总是“受人打扰”。②H的寝室中没有发生过实质性的争吵，但室友对H的看法与评论通过班级其他同学传到H的耳中，使得H非常紧张。③H与班级的交流自大一下学期开始慢慢减少，H开始将所有的精力放在自身学业上。她认为：“他们都会影响我的学业，我不能过多地和他们纠缠在一起”。从寝室和班级两个角度看，H的社会支持系统有显著降低的趋势。
（2）鉴别与评估。在与精神分裂、焦虑症、恐惧症、抑郁症等鉴别排除的基础上，根据H先后出现的不合理认知和负面情感体验，对H心理状况的初步评估是一般心理问题。
2.对H寝室的家庭治疗
（1）进入关系并引起寝室成员之间的互动。对于一般家庭治疗师来说，进入一个已经具有稳定的动态平衡模式的家庭关系是较为困难的，该案例中，笔者以辅导员的角度用正常谈话聊天的形式进入寝室关系，虽然学生对辅导员身份的估计会使得关系演化有失真的可能，但通过之后的一些技巧（如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笔者有意表现支持某一方）的运用，能够利用学生对老师的这种顾忌引发学生之间交流的矛盾，从而真实观察到各种关系之间的互动模式。
（2）勾画各个子系统中的互动结构，明确系统中个人之间的界限。虽然学生刚开始时总是努力地试图将辅导员“拉拢”到自己的阵营，认为她们三人过来谈话的目的是怎样解决H的问题，但笔者通过对寝室成员之间的“循环提问”“差异性提问”等技巧的运用，引发成员之间的互动，在互动过程中给每个成员表达自己想法的机会，并有意地引起成员之间的冲突，进一步观察四人之间的互动结构。 该寝室中每个个体之间的界限是非良性的，开始加强与H的疏离，这些界限的“僵化”与“弥散”直接导致了以下几个子系统的现象：①H将注意力过分专注于自身的子系统，以“学习”为渠道降低焦虑，但在寝室中的学习过程通常因为H的不合理认知“被打扰”，因而更加焦虑，形成恶性循环;②在班级子系统中，由于寝室成员A、B、C的介入，H与班级同学之间的界限由清晰逐步向僵化发展，迫使H进入到上一个循环中。
（3）重构寝室系统，演练明确的界限。通过成员间的相互交流，促使四位同学共同制订寝室内部规则，这些规则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①个人空间规则：寝室成员需要一个自己的空间，每天每人都有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单独做自己的事情，不予打扰。②共同空间规则：由于寝室关系结构作为一个整体发生作用，因此要求寝室成员每两天有一个集体活动的时间，具体的时间、地点和事件寝室成员轮流决定，决定后不得因个人原因改变或临时取消。每周将共同完成的事情以笔记的形式记录下来，在咨询师会谈中交流。③共同目标规则：寝室成员制订一个共同目标，该目标中需要所有成员做出贡献，可以是长期也可以是短期目标。
除了制订相应规则外，还在现场协助寝室四人做一清晰界限的演练，即当个体违反规则时，如何用具有高功能化的表达方式明确意图。在演练过程中，关注每个成员的改变以及特点，并与成员做相应的激励化讨论。通过讨论与演练，试图将寝室成员之间的界限调整为如图2所示：
五、讨论
经过分析在寝室内部进行家庭治疗的过程，结合治疗效果，笔者认为家庭治疗的理念与方法在高校的寝室关系中是可行的，尤其对一些因寝室人际关系而导致心理问题的学生，寝室内部的家庭治疗从关系模式之间的互动出发，能有效地缓解甚至解决相应的心理问题。这为辅导员在处理寝室关系问题时增添了一个较为有效的可行性选择。
但在辅导员的角度看，在寝室内部的家庭治疗也有许多局限性，其主要表现为。①辅导员本身的角色对家庭治疗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高校中的辅导员类似于初等教育中的班主任角色，与学生之间较难建立起一个好的咨访关系。②目前高校大学生的特征降低了家庭治疗在高校中运用的效率。当代高校学生一方面觉得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去解决大多数问题，另一方面又担心自己没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导致关系的进一步恶化或扩大。这种矛盾的思维模式普遍存在，这就导致了在同伴关系之间实施的家庭治疗在最初往往陷入泥沼，而达不到最初的理想结果。
参考文献：
[1]王跃生.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变动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6（01）.
[2] Michael P.Nichols.家庭治疗——理论与方法[M].王曦影，胡赤怡译.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3]张 捷，陈向一，邓云龙，等.大学生适应障碍的系统家庭治疗个案报告[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1，25（12）.
[4]赵旭东，宣 煦.“资源取向”家庭治疗的操作技术[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99（02）.
[5]卫亚莉，唐登华.对一例惊恐障碍的系统式家庭干预[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6（04）.
[6]Loth K.A.，Neumark-Sztainer D.，Croll J.K..Informing Family Approaches to Eating Disorder Prevention： Perspectives of Those Who Have Been Ther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ting Disorders，2009，42（02），146—152.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