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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某部门要对记者建“黑名单”了。媒体哗然,公众也哗然。
按该部门新闻发言人所说,有了“黑名单”,一个影响很大的、误导公众的信息,通过检索就可以发现最早是由哪个媒体传播的。而“黑名单”制度也将适用于“极个别的媒体记者”。这是为了打击、遏制极个别媒体有意污染传播环境、误导信息。
事实上,该部门对媒体的这一“关怀”,是有理由可循的。近年来,媒体越来越多地在试图“分担”他们的工作。
且不说让患儿致死致残的问题疫苗、重金属超标的化妆品、天价的医药费和医生收受的“红包”;单就食品安全来说,从三聚氰胺、苏丹红、吊白块、瘦肉精,到染色的馒头、“福尔马林”保鲜的血豆腐、“尿素兽药”催出的豆芽、“墨汁石蜡”制成的红薯粉、“硫磺”熏出的生姜和干辣椒、“羊尿”泡制的烤肉……有几个调查,不是媒体走在了前头?
其实,揭露社会的不良现象,原本就是媒体的职责。及时地公开信息、告诉公众真相,是媒体“舆论监督”的权利和义务,更是良知的驱动。
诚然,极个别媒体有意捏造、歪曲、夸大的报道也确实发生过。名噪一时的“纸包子”事件就是由某电视台一手炮制,引起了海内外媒体、公众的极度关注。北京市有关部门甚至在全市抽检早点摊,开展专项治理。
与行政部门需要作为、需要监督一样,媒体也同样需要自律、需要监督。若是谁触犯了法律,只管将他推上公堂、接受制裁;官员、记者,没有例外。对有关部门来说,大可放下与媒体的纠结,还有太多的“黑名单”需要建立、完善、公开。
例如,有毒食品及其生产者的“黑名单”,有毒化妆品及其生产者的“黑名单”,假药、劣质药品的制售者“黑名单”,绕开平价药、售卖高价药的医院和药店的“黑名单”,医托和号贩子扎堆的医院“黑名单”,收受病人“红包”的医生“黑名单”……
对于新近曝出的、六成无法检测的食品添加剂,有关部门有没有“黑名单”告诉公众是谁在食品安全上制造“漏洞”?
为了不“误导”公众,笔者在发稿前也拨打了相关部门新闻宣传中心的电话,不过,该中心总机号码只是语音提示“请直拨分机号码”,并没有提供人工查号服务。
如果有关部门想要避免一些媒体传播误导的信息,那么,不妨把真实的信息及时地、甚至先于媒体之前披露给公众。
当有关部门公开的真实信息多了,媒体和公众的猜测就会少了,“误导之事”也才会真正少去。
按该部门新闻发言人所说,有了“黑名单”,一个影响很大的、误导公众的信息,通过检索就可以发现最早是由哪个媒体传播的。而“黑名单”制度也将适用于“极个别的媒体记者”。这是为了打击、遏制极个别媒体有意污染传播环境、误导信息。
事实上,该部门对媒体的这一“关怀”,是有理由可循的。近年来,媒体越来越多地在试图“分担”他们的工作。
且不说让患儿致死致残的问题疫苗、重金属超标的化妆品、天价的医药费和医生收受的“红包”;单就食品安全来说,从三聚氰胺、苏丹红、吊白块、瘦肉精,到染色的馒头、“福尔马林”保鲜的血豆腐、“尿素兽药”催出的豆芽、“墨汁石蜡”制成的红薯粉、“硫磺”熏出的生姜和干辣椒、“羊尿”泡制的烤肉……有几个调查,不是媒体走在了前头?
其实,揭露社会的不良现象,原本就是媒体的职责。及时地公开信息、告诉公众真相,是媒体“舆论监督”的权利和义务,更是良知的驱动。
诚然,极个别媒体有意捏造、歪曲、夸大的报道也确实发生过。名噪一时的“纸包子”事件就是由某电视台一手炮制,引起了海内外媒体、公众的极度关注。北京市有关部门甚至在全市抽检早点摊,开展专项治理。
与行政部门需要作为、需要监督一样,媒体也同样需要自律、需要监督。若是谁触犯了法律,只管将他推上公堂、接受制裁;官员、记者,没有例外。对有关部门来说,大可放下与媒体的纠结,还有太多的“黑名单”需要建立、完善、公开。
例如,有毒食品及其生产者的“黑名单”,有毒化妆品及其生产者的“黑名单”,假药、劣质药品的制售者“黑名单”,绕开平价药、售卖高价药的医院和药店的“黑名单”,医托和号贩子扎堆的医院“黑名单”,收受病人“红包”的医生“黑名单”……
对于新近曝出的、六成无法检测的食品添加剂,有关部门有没有“黑名单”告诉公众是谁在食品安全上制造“漏洞”?
为了不“误导”公众,笔者在发稿前也拨打了相关部门新闻宣传中心的电话,不过,该中心总机号码只是语音提示“请直拨分机号码”,并没有提供人工查号服务。
如果有关部门想要避免一些媒体传播误导的信息,那么,不妨把真实的信息及时地、甚至先于媒体之前披露给公众。
当有关部门公开的真实信息多了,媒体和公众的猜测就会少了,“误导之事”也才会真正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