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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的译介在中国出现了声势浩大、崭新的局面。根据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假说，翻译文学在特定文学多元系统内的位置会对翻译的选择产生重大的影响。五四时期译介俄罗斯文学作品的数量最多，译者对于俄罗斯文学作品的选择具有较强的现实目的性，优先选择那些有助于救国或者启蒙的作品来翻译，被译介进来的俄罗斯文学鼓舞着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给中国的新文学树立了典范。
关键词：五四时期 翻译文学 多元系统 俄罗斯文学
一.多元系统论
20世纪70年代，埃文-佐哈尔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文学翻译理论。他感受到传统的文学和翻译研究以价值判断为准则来选择研究对象，孤立地比较译文和原文的对应关系，忽略了许多与翻译有关的因素，无法全面地描述和解释翻译现象。而当时没有一种理论工具能不带价值判断地来描述已发生的现象，于是，埃文-佐哈尔在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多元系统论，以求改变文学和翻译研究的落后状况。
多元系统论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不是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而是一个系统。这些系统又是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而不是单一的系统；这些系统行为不同，却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任何多元系统都是一个较大的多元系统，即整体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它又可能与其他文化中的对应系统共同组成一个大多元系统。任何一个多元系统里面的现象，都不能被孤立地看待，而必须与整体文化甚至是人类社会中最大的多元系统，即世界文化中的现象联系起来研究。[1]
二.翻译文学的位置与行为的关系
埃文-佐哈尔指出，多元系统中的各个系统并不平等，而是处于不同的阶层，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各个阶层之间无休止的斗争，构成了系统的动态共时状态。[2]14翻译文学作为一个系统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可能处于中心位置，也可能处于边缘位置，这由多元系统的格局而定。翻译文学处于中心位置，是指翻译文学在塑造多元系统的中心部分的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翻译文学处于边缘位置，是指翻译文学对于重要的进程并无影响力。[2]75
一个系统的行为模式，与它在多元系统中的位置有关。翻译文学占据中心位置时，翻译活动会参与创造新的、一级的模式的过程，不惜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翻译文学只占有边缘位置时，往往采用目标文学里现成的二级模式。[2]79
三.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的位置
埃文-佐哈尔提出可从“量”的角度来判断翻译文学是在中心还是边缘，例如翻译作品发表的数量是否大于原创作品，读者多不多等。但埃文-佐哈尔更着重从“质”的角度来衡量翻译文学的位置，他认为，翻译文学处于中心时，它极有可能跟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扯上关系，而最瞩目或最受推崇的翻译作品往往是出自主要的作家（或即将成为主要作家的前卫分子）手笔的。[2]75
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运动，从发生到发展，都受到了外国文化思潮和文艺思潮的直接影响。大规模的外国文学译介活动，是文学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文学翻译目的性明确，旨在通过译介西方先进的资产阶级文化来对抗中国的封建文化，通过引进外国文学来彻底改造中国文学。五四期间，出现了许多文学团体和纯文艺期刊，文学翻译变得有系统、有组织。在《新青年》、《小说月报》等杂志的带动下，翻译活动大规模开展，其声势远远超过近代。《小说月报》、《创造》、《新潮》、《语丝》、《文学周报》等刊物都竞相译介外国文学，几乎所有的文学革命的发起者和参加者都做过译介外国文学的工作，如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瞿秋白、沈雁冰、郑振铎、耿济之、田汉、刘半农等，都是热心的外国文学翻译家。在短短几年内，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种文学思潮及相关的哲学思潮都涌进中国。[3]19综上可以判断五四时期翻译文学是处于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的。
对于五四时期翻译文学占据中心位置的原因多元系统论也给出了很好的解释。埃文-佐哈尔认为在三种情形下翻译文学会占据多元系统的中心：（一）多元系统尚未形成，即是说，文学系统依然“年轻”，仍在建立的过程中；（二）文学系统处于一组相关的文学的大体系中的“边缘”位置，或处于“虚弱”状态，或两者皆然；（三）文学系统出现了转折点、危机或真空。[2]76
在第一种情形下，年轻的文学要把新发现的（或更新了的）语言尽量应用于多种文学类型，使之成为可供使用的文学语言，满足新涌现的读者群，而翻译文学的作用纯粹是配合这种需要。年轻的文学的生产者因为不能立时创造出每一种他们认识的类型的文本，所以必须汲取其他文学的经验；翻译文学于是就成为这个文学中最重要的系统之一。[2]76作为新文学语体的白话，一是从古代、近代的白话文学承传而来，二是从生活中的日常言语汲取源泉，但如何使古代白话转化为现代白话，将日常言语提炼成文学语言，则不能不借助于翻译文学，翻译在现代文学白话语体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胡适、鲁迅、周作人等新文学创作的先驱者，也是现代翻译文学的前驱者，他们在阅读与翻译外国文学的过程中仔细体味原作的语言韵味，摸索文学的白话表达方式，从而创造了白话语体。现代文学的白话语体，不仅表现在创作之中，而且表现在翻译之中，甚或首先成熟于翻译之中。[4]10因此，翻译文学得以占据五四时期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中心。
在第三种情形下，在多元系统的变迁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转折点，也就是已确立的模式不再为年轻一代所接受的历史时刻。在这样的时刻，翻译文学就可能占据中心位置；哪怕是中心的文学系统，也会出现这种情形。假如在这个转折时刻，本国文学的一切形式均被摒弃，从而出现文学“真空”，则翻译文学跃升中心位置的可能性更大。在这样的真空期，外国的模式很容易渗入，因而翻译文学可能占据中心位置。[2]78中国文学是个历史悠久、库存充裕、自给自足的多元系统，在远东地区的大系统中一向处于中心位置，影响别人多于受别人影响。但到了清朝末年，列强入侵，引发中国整体社会危机，传统文化遭到摒弃。五四时期，由于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强力推动，新文学开创基业的急切需要，以及新闻出版业与新式教育的迅速发展，[4]2翻译文学因而得以进入中国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 四.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翻译的选择
1.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翻译盛况及其原因
俄国的文学作品最初被译介到中国来，是在清末民初，也就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但第一次大规模译介俄罗斯文学，则是在五四时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文学的窗户。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中《翻译总目》的统计，“五四”以后8年内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除去里边也包括俄罗斯文学的“总集”类外，印成单行本的共有187部作品，其中俄国有65部占三分之一强，此外是法国的31部，德国的24部，英国的21部，印度的14部，日本的12部……这个目录尽管不全，而刊载在报刊杂志上未搜集成单行本的比这个数目还要多得多，可是也足以说明俄罗斯文学翻译在当时所占的比重了。[5]193
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得到蓬勃开展是实有原因的。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解放运动的紧密联系、高度的思想性、深湛的艺术表现力使它在世界文学的宝库中显得特别灿烂夺目，吸引着全世界人民的注意力。中国当时处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情况中，中国人民身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和剥削，[5]192进步的知识分子不断地在寻求救国之路，渴望中国摆脱困境，实现真正的自强。基于苦难深重的旧中国现实，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要学习俄国、学习俄国的文学。他们所关注的是俄国文学与俄国的时代、民族保持的密切联系，学习的是俄国文学起到的改造社会、启迪民众的作用。[6]23俄罗斯文学真实地反映了现实，提出了许多迫切的社会问题，引起了中国读者的深思，帮助他们正确地认识人生，发现社会矛盾和人民生活痛苦的根源。十月革命令全世界激动，特别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对它更为向往。[5]192被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压榨得透不过气来的中国人民从俄国的过去和现在看到了自己的道路。革命前的俄国和当时的中国有很多类似之处，因此，中国人民对俄国的革命倍感亲切，迫切地要求从俄罗斯文学中更清楚地了解俄国，吸取斗争的力量。这样，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在中国就展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崭新的局面，它鼓舞着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给中国的新文学树立了典范。[5]193
2.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翻译的选材
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处于中心时，它是革新力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选取作品来翻译的原则取决于本国多元系统的状况，除了看作品跟新的手法是否协调外，还要看它们在目标文学中能否扮演革新的角色。[2]78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具有极强的社会意识和鲜明的历史使命感。俄国现实主义作家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对未来的信心和对人民的责任感构成了俄国文学“人民性”的精髓。“人民性”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学所缺乏，也是当时的中国文学界所呼唤的，中国人理解的“为人生”，指向贫困的消除、政治的变革以及民族的解放。所以，俄国文学中反映社会现实、表现人生境遇的“为人生”文学，成为正在寻找文学新范型的中国新文学必然的选择。[6]23同时，翻译的选择还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五四时期以个性解放、思想革命为标志的新文化启蒙思潮波澜壮阔，因而表现个性解放、人性解放、女性解放、思想自由、社会批判的外国文学作品引起普遍共鸣，翻译的数量最大。[4]29其中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名家的名作受到了五四文坛的重视。
A.普希金
五四新文学以民族化、平民化、语言生活化作为努力的目标，五四文坛对普希金在俄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奠基作用达成共识。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大力提倡并带头从事小说翻译，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小说》杂志，开始倡导“小说界革命”，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普希金的作品得以译入中国。我国留日学生戢翼翚翻译的《俄国情史》（即《上尉的女儿》）于1903年由上海大宣书局出版。戢译《俄国情史》不仅是第一部汉译普希金作品，也是第一部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的俄国文学名著。随着《俄国情史》的出版，普希金的小说也得以陆续翻译进我国。
在五四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普希金的汉译作品仍然以小说为主。若论普希金的文学成就，诗歌要大于小说，但从1903年至20年代中期的二十年间，汉译普希金作品均为小说，没有诗歌。究其原因有二：一是诗歌需要考虑声韵、节奏、分行等问题方面的因素，很难翻译；二是五四时期的当务之急是争夺思想阵地，俄语翻译者多为激进的启蒙主义者，自然选择了相对来说较为容易翻译的小说，而对需要诗性沟通与时间打磨的诗歌翻译则不能不暂时怠慢了。[4]302
五四时期，关注人生、关注平民阶级的苦难与不幸是新文学的一个普遍主题。俄罗斯文学中描写小人物的传统是从普希金的《驿站长》发端的。这类“小人物”小说，之所以能够引起中国作家和译者的强烈共鸣，正由于这些作品都是“为人生”、“平民化”、“悲剧化”的，揭露了贵族等级制度的不平等、不合理，唤起读者对生活在底层“小人物”的深切同情，《驿站长》在对小人物的深切同情中体现出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
B.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被视为俄国19世纪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黄金时代人道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1913年起，中国出现了第一次托尔斯泰作品译介的热潮。托尔斯泰大量作品被译成中文，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展示了托尔斯泰的宗教学说和道德价值。在这一时期，托尔斯泰对五四新文学而言，意味着情感、理性认同下某种更为持久的一种接受模式的建立。这种模式在思想层面表现为“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热情和“民众至上”乃至“四海同胞主义”的道德情怀，而反映到文学中，意味着一种主体参与意识，它要求文学成为参与社会发展进程，净化人心灵的某种强有力的工具。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出现了托尔斯泰作品译介第二次热潮，托尔斯泰作品的翻译最多。在当时翻译人才很紧缺的情况下，托尔斯泰的作品单行本多达24种，而且还有重译。这一时期，托尔斯泰的艺术主张和文学观念开始影响中国文学界。耿济之在《俄罗斯四大文学家合传》中写到，“托尔斯泰运用其高超之哲学思想于文学作品，以灌输于一般人民。从他起我们才实认俄国文学是人生的文学，是世界的文学”。[7]186由此可见，五四时期选择托尔斯泰作品译介的核心因素在于其作品具有强大的道德批判力量，以及托尔斯泰充分肯定文学的教化作用。[6]33 五四文坛对托尔斯泰的评价最高，托尔斯泰的宏阔深邃唤起了众多译者的翻译热情，五四时期选择他的作品主要是着眼于其永恒的人类之爱。托尔斯泰的《伊拉司》不似中国传统文学中常见的那样善有善报否极泰来或者飞来横祸酿成悲剧，而是波峰浪谷的大起大落使人变得豁达开朗起来，上升到新的人生境界，从而引导读者与人物一道进行对生存质量与人生价值的深层思考。他的另一部作品《阿撒哈顿》则表现出无作恶、爱人类的托尔斯泰主义。
C.屠格涅夫
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上开始连载陈嘏用文言文翻译的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春潮》，标志着屠格涅夫作品首次进入中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出现了“屠格涅夫热“，人们争相翻译、出版屠格涅夫作品。屠格涅夫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带有编年史性质，从《猎人笔记》到《罗亭》、《贵族之家》等反映了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俄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变迁的轨迹。这对于同俄国有着诸多相似点的中国来说，显得尤为亲切。因此，五四时期屠格涅夫作品翻译得较多，[4]308仅连载的中长篇小说或出版的单行本就有12种之多。
五四运动思想阵地《新青年》先后刊载了《春潮》、《初恋》，不仅表达了国人对现代恋爱婚姻的希冀，还透露出当时进步青年对自由、平等、个性等一整套现代观念的渴望。[4]309《父与子》、《村中之月》、《前夜》等真实地反映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与旧习俗、现代风度与贵族习气、个性意志与父母之命的冲突。五四时期中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当时的作家创作了不少这类题材的作品，外国文学中的同类题材自然会唤起国人的共鸣，因而这些作品被翻译过来。[4]310《猎人笔记》得到新文学前驱者感情与理性诸多层面的认同与肯定，则同中国文学史上农村题材严重阙如的偏枯现象与中国农村社会的现实状况密切相关。[4]313
D.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黄金时代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一脉相承的创作表现是：以人为核心，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上帝的关系构成他作品美学表现的重叠内涵。[6]40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具有鲜明的人道主义色彩，既有对堕落社会事实的描写，也有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这些特点都正好契合五四时期新文学“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主流。
1921，周作人在他的《三个文学家的记念》一文中，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文学上的人道主义的极致，……他在小说里写出许多被侮辱与损害的人；他们虽然被人踏在脚下成了一块不干净的抹布，但他那湿漉漉的摺叠中，隐藏着灵妙的感情，正同尔我一样。他描写下等堕落穷人的灵魂，表示其中还有光明与美的存在”。[8]14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抹布”中发现人性的光芒、在绝望中寻求救赎的希望，五四文坛译介其作品正是希望中国现代青年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国十月革命那里获得启迪，觉醒起来、振作起来，努力争取中国社会改造的成功。[4]323
中国新文学先驱在译介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时有明显的倾向性：一方面，以“穷人”为逻辑主线的作品大量引入，如《贼》、《冷眼》、《猎人笔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穷人》、《罪与罚》、《地下室手记》、《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这些作品大多被再版过多次，说明了它的受欢迎程度；另一方面，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某些思想性和艺术性复杂的作品则备受冷落，如《二重性格》、《群魔》等作品直到1949年才被翻译。这说明中国译者和读者更为看重的是：那些身处肮脏现实、灵魂却未曾泯灭的人们，他们令人心碎的哀鸣、不幸、挣扎和反抗；那些骄奢淫逸、为非作歹的富人们，他们对穷人的侮辱、损害、践踏和摧残等等。[7]135这种选择反映了中国新文学是以民族现实需要为轴心的，隐藏和遮蔽了个人审美情趣。
E.契诃夫
契诃夫可以说是黄金时代的殿军，是这一时代的最后一座高峰。20世纪初契诃夫作品开始影响中国文学，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局势发生激烈动荡的时期。社会的解放和文学的变革成了中国作家最关注的问题，他们希望通过改变思想和文学的途径，来改变国家的命运。契诃夫作品中的抒写现实、反映人生、关注平民生活的题材内容，正切合了力图以文学影响社会的知识分子的要求。实际上，五四时期的中国作家，尽管属于不同流派，主张的创作方法也不同，但都离不开“为人生”这一主要宗旨，因此，契诃夫作品中现实主义题材吸引了中国文学界的视线，使其大量作品的译介成为可能。[6]38
五四时期，在译介过来的65部俄国文学作品中，契诃夫作品就有10部，仅次于托尔斯泰而占据第二位。中国译者在选择契诃夫作品时表现出明显的自主选择的主体意识。他们倾向于选择与时代、社会、民族的状况相适应，反映小人物生活、暴露社会黑暗、鞭挞愚昧麻木的国民性、唤起民众的良知的作品。当时，主题相对明确清晰、现实主义、为人生的作品占有重要地位。由此可见，译介的选材具有强烈的现实目的性，译者重点关注的是文学的思想内容，着眼的是文学对社会生活所起的作用，译者的文学自觉性还没有进入到审美阶段，对文学产生强烈共鸣和价值认同感仍然停留在“为人生”这一层面，这也导致了译者选择翻译对象的有限性和狭隘性。例如，契诃夫后期代表作，如《草原》、《主教》、《新娘》等作品在五四时期就没有译本出现。[9]就艺术形式而言，五四文坛重视契诃夫短篇小说和独幕剧的翻译。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新文学提倡者急于求成。灵活多样、结构严谨、短小精悍的短篇小说和独幕剧较为容易模仿，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初创期提供了范本。
总体而言，五四新文学前驱者选择什么来翻译，主要不是凭个人的兴趣，而是着眼于社会文化改革的需求，当时的翻译家和评论家优先选择那些有助于救国或者建立新文学的作品来翻译。也正是在外国文学的对照之下，才更清楚地认识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弊端，加速改革的进程。
五.结语
五四时期，翻译文学占据了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翻译作品除了带来新的思想和观念之外，还在现代小说、话剧、新诗等文学形式和发展上起了关键的作用。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的巨大成就不仅仅在于翻译文学本身，而且更在于它以特殊身份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对文学乃至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难以估量的积极效应。俄罗斯文学是中国文化多元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仅为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与范型，而且为整个社会提供了有生命力的话题，推动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五四期间俄罗斯文学翻译的数量居首位，应当对其给予足够的重视，并进一步展开深入的研究，以准确把握当时俄罗斯文学翻译选择的动机、翻译的建树及其翻译的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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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南峰.多元系统翻译研究：理论、实践与回应[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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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6]王静.“五四”时期俄国文学在中国的影响与接受[D].呼和浩特：内蒙古师范大学，2006.
[7]智量.俄国文学与中国[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8]周作人.三个文学家的记念[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4.
[9]刘研.契诃夫与中国现代文学[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3：38.
（作者介绍：熊婷，佛山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关键词：五四时期 翻译文学 多元系统 俄罗斯文学
一.多元系统论
20世纪70年代，埃文-佐哈尔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文学翻译理论。他感受到传统的文学和翻译研究以价值判断为准则来选择研究对象，孤立地比较译文和原文的对应关系，忽略了许多与翻译有关的因素，无法全面地描述和解释翻译现象。而当时没有一种理论工具能不带价值判断地来描述已发生的现象，于是，埃文-佐哈尔在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多元系统论，以求改变文学和翻译研究的落后状况。
多元系统论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不是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而是一个系统。这些系统又是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而不是单一的系统；这些系统行为不同，却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任何多元系统都是一个较大的多元系统，即整体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它又可能与其他文化中的对应系统共同组成一个大多元系统。任何一个多元系统里面的现象，都不能被孤立地看待，而必须与整体文化甚至是人类社会中最大的多元系统，即世界文化中的现象联系起来研究。[1]
二.翻译文学的位置与行为的关系
埃文-佐哈尔指出，多元系统中的各个系统并不平等，而是处于不同的阶层，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各个阶层之间无休止的斗争，构成了系统的动态共时状态。[2]14翻译文学作为一个系统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可能处于中心位置，也可能处于边缘位置，这由多元系统的格局而定。翻译文学处于中心位置，是指翻译文学在塑造多元系统的中心部分的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翻译文学处于边缘位置，是指翻译文学对于重要的进程并无影响力。[2]75
一个系统的行为模式，与它在多元系统中的位置有关。翻译文学占据中心位置时，翻译活动会参与创造新的、一级的模式的过程，不惜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翻译文学只占有边缘位置时，往往采用目标文学里现成的二级模式。[2]79
三.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的位置
埃文-佐哈尔提出可从“量”的角度来判断翻译文学是在中心还是边缘，例如翻译作品发表的数量是否大于原创作品，读者多不多等。但埃文-佐哈尔更着重从“质”的角度来衡量翻译文学的位置，他认为，翻译文学处于中心时，它极有可能跟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扯上关系，而最瞩目或最受推崇的翻译作品往往是出自主要的作家（或即将成为主要作家的前卫分子）手笔的。[2]75
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运动，从发生到发展，都受到了外国文化思潮和文艺思潮的直接影响。大规模的外国文学译介活动，是文学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文学翻译目的性明确，旨在通过译介西方先进的资产阶级文化来对抗中国的封建文化，通过引进外国文学来彻底改造中国文学。五四期间，出现了许多文学团体和纯文艺期刊，文学翻译变得有系统、有组织。在《新青年》、《小说月报》等杂志的带动下，翻译活动大规模开展，其声势远远超过近代。《小说月报》、《创造》、《新潮》、《语丝》、《文学周报》等刊物都竞相译介外国文学，几乎所有的文学革命的发起者和参加者都做过译介外国文学的工作，如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瞿秋白、沈雁冰、郑振铎、耿济之、田汉、刘半农等，都是热心的外国文学翻译家。在短短几年内，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种文学思潮及相关的哲学思潮都涌进中国。[3]19综上可以判断五四时期翻译文学是处于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的。
对于五四时期翻译文学占据中心位置的原因多元系统论也给出了很好的解释。埃文-佐哈尔认为在三种情形下翻译文学会占据多元系统的中心：（一）多元系统尚未形成，即是说，文学系统依然“年轻”，仍在建立的过程中；（二）文学系统处于一组相关的文学的大体系中的“边缘”位置，或处于“虚弱”状态，或两者皆然；（三）文学系统出现了转折点、危机或真空。[2]76
在第一种情形下，年轻的文学要把新发现的（或更新了的）语言尽量应用于多种文学类型，使之成为可供使用的文学语言，满足新涌现的读者群，而翻译文学的作用纯粹是配合这种需要。年轻的文学的生产者因为不能立时创造出每一种他们认识的类型的文本，所以必须汲取其他文学的经验；翻译文学于是就成为这个文学中最重要的系统之一。[2]76作为新文学语体的白话，一是从古代、近代的白话文学承传而来，二是从生活中的日常言语汲取源泉，但如何使古代白话转化为现代白话，将日常言语提炼成文学语言，则不能不借助于翻译文学，翻译在现代文学白话语体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胡适、鲁迅、周作人等新文学创作的先驱者，也是现代翻译文学的前驱者，他们在阅读与翻译外国文学的过程中仔细体味原作的语言韵味，摸索文学的白话表达方式，从而创造了白话语体。现代文学的白话语体，不仅表现在创作之中，而且表现在翻译之中，甚或首先成熟于翻译之中。[4]10因此，翻译文学得以占据五四时期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中心。
在第三种情形下，在多元系统的变迁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转折点，也就是已确立的模式不再为年轻一代所接受的历史时刻。在这样的时刻，翻译文学就可能占据中心位置；哪怕是中心的文学系统，也会出现这种情形。假如在这个转折时刻，本国文学的一切形式均被摒弃，从而出现文学“真空”，则翻译文学跃升中心位置的可能性更大。在这样的真空期，外国的模式很容易渗入，因而翻译文学可能占据中心位置。[2]78中国文学是个历史悠久、库存充裕、自给自足的多元系统，在远东地区的大系统中一向处于中心位置，影响别人多于受别人影响。但到了清朝末年，列强入侵，引发中国整体社会危机，传统文化遭到摒弃。五四时期，由于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强力推动，新文学开创基业的急切需要，以及新闻出版业与新式教育的迅速发展，[4]2翻译文学因而得以进入中国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 四.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翻译的选择
1.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翻译盛况及其原因
俄国的文学作品最初被译介到中国来，是在清末民初，也就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但第一次大规模译介俄罗斯文学，则是在五四时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文学的窗户。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中《翻译总目》的统计，“五四”以后8年内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除去里边也包括俄罗斯文学的“总集”类外，印成单行本的共有187部作品，其中俄国有65部占三分之一强，此外是法国的31部，德国的24部，英国的21部，印度的14部，日本的12部……这个目录尽管不全，而刊载在报刊杂志上未搜集成单行本的比这个数目还要多得多，可是也足以说明俄罗斯文学翻译在当时所占的比重了。[5]193
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得到蓬勃开展是实有原因的。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解放运动的紧密联系、高度的思想性、深湛的艺术表现力使它在世界文学的宝库中显得特别灿烂夺目，吸引着全世界人民的注意力。中国当时处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情况中，中国人民身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和剥削，[5]192进步的知识分子不断地在寻求救国之路，渴望中国摆脱困境，实现真正的自强。基于苦难深重的旧中国现实，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要学习俄国、学习俄国的文学。他们所关注的是俄国文学与俄国的时代、民族保持的密切联系，学习的是俄国文学起到的改造社会、启迪民众的作用。[6]23俄罗斯文学真实地反映了现实，提出了许多迫切的社会问题，引起了中国读者的深思，帮助他们正确地认识人生，发现社会矛盾和人民生活痛苦的根源。十月革命令全世界激动，特别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对它更为向往。[5]192被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压榨得透不过气来的中国人民从俄国的过去和现在看到了自己的道路。革命前的俄国和当时的中国有很多类似之处，因此，中国人民对俄国的革命倍感亲切，迫切地要求从俄罗斯文学中更清楚地了解俄国，吸取斗争的力量。这样，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在中国就展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崭新的局面，它鼓舞着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给中国的新文学树立了典范。[5]193
2.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翻译的选材
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处于中心时，它是革新力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选取作品来翻译的原则取决于本国多元系统的状况，除了看作品跟新的手法是否协调外，还要看它们在目标文学中能否扮演革新的角色。[2]78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具有极强的社会意识和鲜明的历史使命感。俄国现实主义作家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对未来的信心和对人民的责任感构成了俄国文学“人民性”的精髓。“人民性”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学所缺乏，也是当时的中国文学界所呼唤的，中国人理解的“为人生”，指向贫困的消除、政治的变革以及民族的解放。所以，俄国文学中反映社会现实、表现人生境遇的“为人生”文学，成为正在寻找文学新范型的中国新文学必然的选择。[6]23同时，翻译的选择还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五四时期以个性解放、思想革命为标志的新文化启蒙思潮波澜壮阔，因而表现个性解放、人性解放、女性解放、思想自由、社会批判的外国文学作品引起普遍共鸣，翻译的数量最大。[4]29其中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名家的名作受到了五四文坛的重视。
A.普希金
五四新文学以民族化、平民化、语言生活化作为努力的目标，五四文坛对普希金在俄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奠基作用达成共识。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大力提倡并带头从事小说翻译，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小说》杂志，开始倡导“小说界革命”，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普希金的作品得以译入中国。我国留日学生戢翼翚翻译的《俄国情史》（即《上尉的女儿》）于1903年由上海大宣书局出版。戢译《俄国情史》不仅是第一部汉译普希金作品，也是第一部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的俄国文学名著。随着《俄国情史》的出版，普希金的小说也得以陆续翻译进我国。
在五四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普希金的汉译作品仍然以小说为主。若论普希金的文学成就，诗歌要大于小说，但从1903年至20年代中期的二十年间，汉译普希金作品均为小说，没有诗歌。究其原因有二：一是诗歌需要考虑声韵、节奏、分行等问题方面的因素，很难翻译；二是五四时期的当务之急是争夺思想阵地，俄语翻译者多为激进的启蒙主义者，自然选择了相对来说较为容易翻译的小说，而对需要诗性沟通与时间打磨的诗歌翻译则不能不暂时怠慢了。[4]302
五四时期，关注人生、关注平民阶级的苦难与不幸是新文学的一个普遍主题。俄罗斯文学中描写小人物的传统是从普希金的《驿站长》发端的。这类“小人物”小说，之所以能够引起中国作家和译者的强烈共鸣，正由于这些作品都是“为人生”、“平民化”、“悲剧化”的，揭露了贵族等级制度的不平等、不合理，唤起读者对生活在底层“小人物”的深切同情，《驿站长》在对小人物的深切同情中体现出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
B.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被视为俄国19世纪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黄金时代人道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1913年起，中国出现了第一次托尔斯泰作品译介的热潮。托尔斯泰大量作品被译成中文，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展示了托尔斯泰的宗教学说和道德价值。在这一时期，托尔斯泰对五四新文学而言，意味着情感、理性认同下某种更为持久的一种接受模式的建立。这种模式在思想层面表现为“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热情和“民众至上”乃至“四海同胞主义”的道德情怀，而反映到文学中，意味着一种主体参与意识，它要求文学成为参与社会发展进程，净化人心灵的某种强有力的工具。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出现了托尔斯泰作品译介第二次热潮，托尔斯泰作品的翻译最多。在当时翻译人才很紧缺的情况下，托尔斯泰的作品单行本多达24种，而且还有重译。这一时期，托尔斯泰的艺术主张和文学观念开始影响中国文学界。耿济之在《俄罗斯四大文学家合传》中写到，“托尔斯泰运用其高超之哲学思想于文学作品，以灌输于一般人民。从他起我们才实认俄国文学是人生的文学，是世界的文学”。[7]186由此可见，五四时期选择托尔斯泰作品译介的核心因素在于其作品具有强大的道德批判力量，以及托尔斯泰充分肯定文学的教化作用。[6]33 五四文坛对托尔斯泰的评价最高，托尔斯泰的宏阔深邃唤起了众多译者的翻译热情，五四时期选择他的作品主要是着眼于其永恒的人类之爱。托尔斯泰的《伊拉司》不似中国传统文学中常见的那样善有善报否极泰来或者飞来横祸酿成悲剧，而是波峰浪谷的大起大落使人变得豁达开朗起来，上升到新的人生境界，从而引导读者与人物一道进行对生存质量与人生价值的深层思考。他的另一部作品《阿撒哈顿》则表现出无作恶、爱人类的托尔斯泰主义。
C.屠格涅夫
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上开始连载陈嘏用文言文翻译的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春潮》，标志着屠格涅夫作品首次进入中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出现了“屠格涅夫热“，人们争相翻译、出版屠格涅夫作品。屠格涅夫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带有编年史性质，从《猎人笔记》到《罗亭》、《贵族之家》等反映了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俄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变迁的轨迹。这对于同俄国有着诸多相似点的中国来说，显得尤为亲切。因此，五四时期屠格涅夫作品翻译得较多，[4]308仅连载的中长篇小说或出版的单行本就有12种之多。
五四运动思想阵地《新青年》先后刊载了《春潮》、《初恋》，不仅表达了国人对现代恋爱婚姻的希冀，还透露出当时进步青年对自由、平等、个性等一整套现代观念的渴望。[4]309《父与子》、《村中之月》、《前夜》等真实地反映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与旧习俗、现代风度与贵族习气、个性意志与父母之命的冲突。五四时期中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当时的作家创作了不少这类题材的作品，外国文学中的同类题材自然会唤起国人的共鸣，因而这些作品被翻译过来。[4]310《猎人笔记》得到新文学前驱者感情与理性诸多层面的认同与肯定，则同中国文学史上农村题材严重阙如的偏枯现象与中国农村社会的现实状况密切相关。[4]313
D.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黄金时代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一脉相承的创作表现是：以人为核心，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上帝的关系构成他作品美学表现的重叠内涵。[6]40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具有鲜明的人道主义色彩，既有对堕落社会事实的描写，也有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这些特点都正好契合五四时期新文学“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主流。
1921，周作人在他的《三个文学家的记念》一文中，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文学上的人道主义的极致，……他在小说里写出许多被侮辱与损害的人；他们虽然被人踏在脚下成了一块不干净的抹布，但他那湿漉漉的摺叠中，隐藏着灵妙的感情，正同尔我一样。他描写下等堕落穷人的灵魂，表示其中还有光明与美的存在”。[8]14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抹布”中发现人性的光芒、在绝望中寻求救赎的希望，五四文坛译介其作品正是希望中国现代青年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国十月革命那里获得启迪，觉醒起来、振作起来，努力争取中国社会改造的成功。[4]323
中国新文学先驱在译介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时有明显的倾向性：一方面，以“穷人”为逻辑主线的作品大量引入，如《贼》、《冷眼》、《猎人笔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穷人》、《罪与罚》、《地下室手记》、《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这些作品大多被再版过多次，说明了它的受欢迎程度；另一方面，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某些思想性和艺术性复杂的作品则备受冷落，如《二重性格》、《群魔》等作品直到1949年才被翻译。这说明中国译者和读者更为看重的是：那些身处肮脏现实、灵魂却未曾泯灭的人们，他们令人心碎的哀鸣、不幸、挣扎和反抗；那些骄奢淫逸、为非作歹的富人们，他们对穷人的侮辱、损害、践踏和摧残等等。[7]135这种选择反映了中国新文学是以民族现实需要为轴心的，隐藏和遮蔽了个人审美情趣。
E.契诃夫
契诃夫可以说是黄金时代的殿军，是这一时代的最后一座高峰。20世纪初契诃夫作品开始影响中国文学，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局势发生激烈动荡的时期。社会的解放和文学的变革成了中国作家最关注的问题，他们希望通过改变思想和文学的途径，来改变国家的命运。契诃夫作品中的抒写现实、反映人生、关注平民生活的题材内容，正切合了力图以文学影响社会的知识分子的要求。实际上，五四时期的中国作家，尽管属于不同流派，主张的创作方法也不同，但都离不开“为人生”这一主要宗旨，因此，契诃夫作品中现实主义题材吸引了中国文学界的视线，使其大量作品的译介成为可能。[6]38
五四时期，在译介过来的65部俄国文学作品中，契诃夫作品就有10部，仅次于托尔斯泰而占据第二位。中国译者在选择契诃夫作品时表现出明显的自主选择的主体意识。他们倾向于选择与时代、社会、民族的状况相适应，反映小人物生活、暴露社会黑暗、鞭挞愚昧麻木的国民性、唤起民众的良知的作品。当时，主题相对明确清晰、现实主义、为人生的作品占有重要地位。由此可见，译介的选材具有强烈的现实目的性，译者重点关注的是文学的思想内容，着眼的是文学对社会生活所起的作用，译者的文学自觉性还没有进入到审美阶段，对文学产生强烈共鸣和价值认同感仍然停留在“为人生”这一层面，这也导致了译者选择翻译对象的有限性和狭隘性。例如，契诃夫后期代表作，如《草原》、《主教》、《新娘》等作品在五四时期就没有译本出现。[9]就艺术形式而言，五四文坛重视契诃夫短篇小说和独幕剧的翻译。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新文学提倡者急于求成。灵活多样、结构严谨、短小精悍的短篇小说和独幕剧较为容易模仿，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初创期提供了范本。
总体而言，五四新文学前驱者选择什么来翻译，主要不是凭个人的兴趣，而是着眼于社会文化改革的需求，当时的翻译家和评论家优先选择那些有助于救国或者建立新文学的作品来翻译。也正是在外国文学的对照之下，才更清楚地认识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弊端，加速改革的进程。
五.结语
五四时期，翻译文学占据了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翻译作品除了带来新的思想和观念之外，还在现代小说、话剧、新诗等文学形式和发展上起了关键的作用。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的巨大成就不仅仅在于翻译文学本身，而且更在于它以特殊身份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对文学乃至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难以估量的积极效应。俄罗斯文学是中国文化多元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仅为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与范型，而且为整个社会提供了有生命力的话题，推动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五四期间俄罗斯文学翻译的数量居首位，应当对其给予足够的重视，并进一步展开深入的研究，以准确把握当时俄罗斯文学翻译选择的动机、翻译的建树及其翻译的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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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熊婷，佛山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