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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维吾尔族的土葬习俗，2018年10月1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维吾尔族领导人司马义·艾买提的遗体被送回了新疆，安葬于乌鲁木齐烈士陵园民族区。
司马义的小儿子伊力夏提·司马义告诉记者，现在新疆已经进入寒冬时节，土地已封冻，要等到明年四月开春时，才能立碑。
“这个名字，作为晚间七点到七点半档的背景音，贯穿了我整个童年。当几天前新闻里这个名字再次被提起时，才发现，时代的幕布早已合上。”一位不知名网友在微博里写道。
“他跟我们一样是‘老保’”
秘书赵建新对司马义·艾买提一开始的印象是，个子很高，性格温和，说话办事甚至有点贵族气质。
后来他才了解到，司马义的出身很苦。
1935年，司马义出生在新疆和田策勒县的一个村庄，两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爷爷是一位宗教界人士，在他年幼的时候就开始了对他的教育启蒙。
如果没有后来的土改，司马义或许也会沿着这个轨道前进。
1949年，新疆解放。在土改过程中，少数民族干部的中坚作用被一再强调。
司马义后来曾回忆参加运动时的情形。
1951年，轰轰烈烈的“减租反霸运动”开始，工作队进入他的家乡。斗争大会一开始是冷场的，他站起来带头喊口号，几乎是直接改变了当时的局面。
那一年，司马义16岁。他加入了工作队，成为第一代少数民族干部，1953年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71年，36岁的司马义成为了最年轻的省部级干部，并在第二年当上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
“文革”期间，新疆自治区原第一书记王恩茂等一批老干部受到冲击，司马义也在其中。
1975年秋天，复出的张爱萍来新疆，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新疆自治区第二书记杨勇和司马义去看望他。
在介绍司马义的时候，杨勇说：“司马义同志是可以相信的，对他什么话都可以讲，他和我们一样，也是‘老保’（指跟造反派对立的‘走资派’）。”
中央和地方间的“信使”
“文革”结束后，地处边远的新疆改革开放的步子比内地要慢一些。
对于1978年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俗称“大包干”）和1980年成立的深圳特区，自治区的很多官员和干部还有观望和抵触情绪，有人甚至将深圳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表示要把“社会主义的红旗留在新疆”。
当时，不少当年来支边的知青要求离开新疆，回到原籍地。
当地政府里，一些拿过枪杆子的老干部文化水平比较低，维吾尔族和汉族干部之间也存在语言隔阂。有些厅局级干部来开会，连做会议记录都有困难。
这些情况引起了中央的注意。时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的邓力群后来回忆，王震提议，将德高望重的王恩茂调回新疆。
王震是建国初期曾主政新疆的老领导，习仲勋是分管民族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司马义每次到北京开会或者出差，都会到王震和习仲勋家拜访，汇报新疆情况，听取指示。作为生性好客的维吾尔族人，他去的时候还会带只羊。在那段时间，他实际上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扮演了“信使”的角色。
1981年9月，新疆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担任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的司马义跟副主席巴岱商议后，向中央提请王恩茂重返新疆主持工作。
10月末，68岁的王恩茂回到寒冷时节的新疆，担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第一书记，主持全局。原第一书记汪峰调回北京，后担任了中顾委委员。司马义仍然担任自治区政府主席，主抓经济和文化工作。
当时他只有46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
1983年，赵建新开始到司马义身边工作，担任秘书。那时自治区政府已经完成了换届，新一届干部比之前整齐很多，整体文化程度也有所提高。
“当时新疆各方面发展有点滞后，我觉得司马义主席的理念比较明确，观念也是比较超前和开放的。”赵建新告诉记者。他说，新疆在推动改革开放、把企业引进来和走出去方面，就西北地区来说，是开始得比较早的。
那几乎是司马义最忙碌的一段时间了。
他的小儿子伊力（即伊力夏提·司马义）对记者回忆，那时候父亲经常一个月只回家一两次。1976年出生的他，童年根本见不着父亲的面。
秘书的工作同样如此。
赵建新跟司马义的办公室挨着，经常从新疆时间早上七八点一直工作到晚上十二点（新疆时间晚上十二点相当于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有时候，同时好几个电话打进来，忙得不可开交。
1983年前后，司马义到过中央好几次，找主管外贸的国务委员兼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陈慕华，希望可以为新疆引进一批图-154飞机。
当时新疆的铁路交通还比较落后，民航业相对完善，各地州都有机场，只是机型和设备比较落后，这批飞机的引进，拓展了新疆的对外贸易格局。
1985年，司马义带着自治区政府代表团，与兵团恢复建制后的第一任司令员陈实一起，到澳门和香港拜访了李嘉诚、王宽诚、霍英东和马万祺等企业家。他还积极筹划油田开采和羊肉出口等，引进资金、人员和先进设备，致力于让新疆的产品走出去。
时任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告诉赵建新，自己挺佩服司马义的，觉得司马义在经济问题上是个明白人。学习能力强，这是很多人對司马义的一致评价。
此外，他善于处理民族关系，维吾尔族和汉族干部都能认可他。
庙堂之远
1985年12月，司马义突然接到通知，到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担任主任和党组书记。 赵建新告诉记者，当时国家民委的工作遇到了瓶颈，中央希望从地方调一个有威望和能力的干部。人选主要是司马义·艾买提和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考虑到后者当时已63岁了，最后定了司马义。
当时中央对司马义的评价是：“学习努力，接受新事物快，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维护民族团结，有一定的民族工作经验，在少数民族中有一定的威信。”
任命一出，许多群众来信由新疆飞往北京，要求留下他们的司马义·艾买提主席。甚至有人走上街头。因为涉及民族问题，此事一度在海内外都引起很大关注。
刚听到任命消息的时候，司马义自己也有过犹豫。
他当时正好50岁，工作上得心应手，还想在新疆再做些事情。生活方面，他的母亲已经70多岁，岳母80多岁，都不愿意离开故土。他的夫人赛力曼长期在新疆教育厅工作，三子一女有的已参加工作，有的尚在读书。
权衡之下，司马义决定服从大局，留下妻儿照顾老人，只身到北京任职。
由此，司马义·艾买提成为继李维汉、乌兰夫、杨静仁之后第4任国家民委主任。
中央提议，可以从新疆抽调几个司马义比较熟悉的干部一起到民委，并且，他可以一半时间待在北京，一半时间待在新疆。
司马义没有这样做，他只带了秘书赵建新，只身上任。连春节在内，一般一年只回新疆一两次。
对于分配住房，他也谢绝了，头几年时间一直住在新疆驻京办。
原本他的打算是，任期结束就回新疆，没想到，他在民委任上一干12年，又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北京一待就是三十多年。
司马义上任之前，习仲勋和老领导王震专门找他谈话，希望他克服困难，做好民族工作，努力打开局面。习仲勋还经常对司马义强调，要注重实地调查。
之后的几年中，司马义跑遍了全国，了解各少数民族的情况。他经历了身份的转变，从主持经济和社会文化工作的自治区政府主席，变成了协调民族关系的国家民委主任。
与新疆类似的是，国家民委在“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才恢复，干部思想也不统一。究竟是以掌握政策法规为主，还是以发展经济为重，又或者是以发扬民族文化为要，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
1986年10月，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司马义主持召开了全国民委主任扩大会议。不久，国家民委与统战部向中央和国务院上报了《关于民族工作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报告》。
这份报告被中央和国务院批转，称作“13号文件”，开启了民族工作重心向经济发展的转移，被认为是新时期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司马义后来撰文称，这份文件是在习仲勋的具体指导下形成的。
原本民委的下属部门中，政策法规司排在第一位，逐渐地，经济司取代了政法司的位置。
赵建新1988年调到国家民委秘书处担任处长，不再担任司马义的秘书。据他回忆，民委在民族问题上起着枢纽的作用。当时中央明确要求，各个部委在下发文件的时候，凡是涉及民族地区和民族问题的，必须经过国家民委。“可见当时民委的发言权比较大。可以说，那几年大家觉得是民委非常活跃、出成绩的一段时间。”赵建新对记者说。
那时候，民委与国家领导人之间的沟通也非常顺畅。1985年前后，分管民族工作的是习仲勋，王震对新疆问题也经常关心。
1987年7月末，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中央派出了高规格的代表团出席庆典活动。国家副主席乌兰夫任团长，习仲勋任副团长，司马义担任秘书长。
庆典结束后，司马义又在内蒙古待了一个月，到二连浩特、锡盟和赤峰等地牧区了解情况。在内蒙古中部一个旗里，当地的招待宴会刚刚结束，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现司马义不见了——他去当地牧民家了。
“他特别想了解最基层那些人的情况。民族地区的那些人来找他反映情况，要求解决问题，他都会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随行的吐鲁甫·巴拉提对记者回忆道。
当时，在国家民委民族语文翻译局任职的他被派到中央代表团担任工作人员，跟司马义一起下基层，他觉得司马义为人很亲和。
调研结束后，他又回到了民族语文翻译局。两年之后的一天，他突然接到通知，到民委去一趟，司马义找他。见面之后，司马义邀请他担任自己的秘书。此后的8年时间里，他一直在司马义身边工作。
他回忆，1991年初春，司马义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做调研。
在边界地区，他看到一個彝族人家将民族服装白天当衣服，晚上当被盖。“我们解放了那么多年，还有老百姓在过这样的日子，怎么对得起他们？最起码的，要解决温饱问题，不要挨饿受冻。”他对随行的地方官员说。
1993年，司马义担任了国务委员兼国家民委主任，开始了他在国务院的十年生涯。当时他的办公室跟吴仪是对门儿。司马义分管民族、宗教、民政等工作，还经常作为国家主席江泽民和胡锦涛的特使，进行外事访问。
在民族问题以及民族干部的任用上，最高层非常重视司马义的意见。他的意见往往比较中肯。比如，对某位新疆省部级干部，他的评价是“做事比较温和”。他又补充说，温和并非软弱。
爱吃汉堡的老人
司马义到北京后，家人更多时候只能在《新闻联播》里看到他了。
小儿子伊力记得，家里每天六点半吃饭，吃完饭一起看《新闻联播》几乎成了一个传统。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常常能在电视上看到父亲的名字，伊力觉得挺自豪的。
1996年，伊力20岁，到北京上大学。每周末回家，与父亲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当时他的两个哥哥已经结婚，也参加了工作，一直留在新疆。大学里，伊力学的是法律和经济，毕业之后，一直住在家里。
伊力回忆，他成长过程中几乎没有受到过父亲批评，一方面因为父亲为人温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相处的时间实在太少了。现在，代际差异开始显露出来。 伊力有时候在外面待到很晚，司马义便会因为担心而睡不着。聊天的时候，伊力发现，自己的很多看法跟父亲不太一样，后来他就不太跟父亲聊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话题了。
“确实是看法非常不一致，他是思想很正的那种，没办法跟他太深入地聊社会什么的。一直到后来，中国发生了那么多变化，他还是保持了绝对的共产主义者的那种情怀。”伊力对记者说。
2008年，伊力结婚，从家里搬了出来。
同一年，74岁的司马义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位置上退休。也正是在此前后，他的身体出现了疾病的初步症候，尽管从他魁梧稳健的外表一点都看不出来。
伊力本来想当警察，没跟家里谈拢，毕业后进入到体制内工作，后来考虑了很久，还是选择下海，做餐饮业。一开始司马义不太能接受，后来发现儿子的事业做得挺不错，慢慢改变了态度，到伊力开的很多店吃过饭。
新疆菜到内地后，大多经过改良，做得比较辣，司马义不太喜欢这一点。在他的印象里，和田和乌鲁木齐的大盘鸡是不会放这么多辣椒的。“实际上我们开餐厅的都知道，辣的好卖，大盘鸡啊什么的，实际上有点像是湘菜和新疆菜的结合。”伊力说。
菜犹如此，人何得免？
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司马义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
在新疆时，他喜欢骑马打猎，驰骋草原。来北京后，由于受各方面的限制，他的休息方式改为早晚散步。他喜欢看维文文艺书籍，新疆自治区出版社每出一种新书总是先给他寄一本，他只要有时间，总会津津有味地读。
孙女伟尼拉·尼加提（也写作维妮娜）发现，虽然爷爷每天的早餐桌上馕必不可少，但他也喜欢汉堡和巧克力。
维妮娜的生活，一直是北京和乌鲁木齐双城记。她出生在乌鲁木齐，在北京上小学，回乌鲁木齐上中学，又回到北京上大学和工作。
作为长子长孙女，她一直在爷爷身边长大，是爷爷的掌上明珠，对她来说，爷爷是像父亲一样的存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忍不住哭了起来。
“在外人眼里，他永远是那种规规矩矩的，但实际上他们没想到，我爷爷是特喜欢吃汉堡的人，还特爱自己去买。”维妮娜说。
司马义也喜欢逛街。在新疆的时候，他常常逛的是巴扎。到了北京之后，只能去商场。
有一次，司马义对维妮娜说，今天要带她去个好一点的地方。原来，这个好的地方是赛特购物中心。维妮娜记得，那天爷爷狠心给自己买了一瓶碧欧泉男士护肤品，300多块钱。
2003年，位于乌鲁木齐的国际大巴扎正式落成。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司马义陪维妮娜去逛大巴扎，一些摊贩认出了这位维吾尔族出身的国家领导人，纷纷跟他打招呼。
司马义跟维吾尔族摊贩讨论起了生意经，给他们支招，建议他们不要都卖重样的，得一家卖苹果，另一家卖梨，还有一家卖桃子，这样才能赚到钱。
2014年，新疆局势动荡，80岁的司马义奔走于新疆，到大学、基层党委和党校等地做演讲，长达半年时间。
当时，司马义已退休，但在政坛的影响力仍在。十九大的时候，他还是特邀代表。对于新疆问题，领导人还常常征询他的意见。
魂归新疆
晚年的司马义经常想念家乡。每年夏天，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般都会去北戴河，但是司马义总是选择回新疆。冬天的时候，大家去南方，他还是回到寒冷的新疆。
2018年1月，司马义因一次寻常感冒去医院做常规体检，结果查出病情恶化了，住院治疗也不见好。到了7月，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他提出想要回新疆一趟。
“他自己感觉可能是最后一次回新疆了。他想趁还能走动的时候，见一见亲戚朋友。”伊力对记者说。
家人经不住他的一再要求，只能同意。到了新疆，他发了三次烧，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病房里度过。疗养需要无菌环境，他到底也没能见着多少亲戚朋友。
到了8月，家人和医生建议他回北京继续治疗，他有些抗拒。他希望留在新疆，不想再回去了。最后经不住家人的劝说，还是回到北京医院接受治疗。
9月下旬，情况继续恶化。老秘书吐鲁甫·巴拉提带着家人去看望他，司馬义说，你们不必再来了，但他还是守在司马义身边。
司马义想给北京医院的医生送点新疆水果，但是医生不收，说医院有规定。司马义觉得想不通。
最后的日子里，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来看望他，跟司马义相熟的吴仪抱着司马义的夫人哭。
10月16日，司马义因病去世，享年84岁。临终前，吐鲁甫一直陪在他身边。
后来担任中国政策网总编辑的张华夏从1997年开始在《中国改革报》工作，多次对两会和人大进行报道，开始与司马义有接触，后来成为了忘年交。得知司马义去世的消息后，他写了一首诗，最后一句是：“民族大厦倾一角，功列仙班司马义。”
10月18日上午，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了告别仪式。
新华社的新闻通稿称司马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杰出领导人，维吾尔族人民的优秀儿子”。
2019年4月，司马义的墓碑将在乌鲁木齐烈士陵园民族区竖起。同一排共三个墓碑，从左至右分别是：开国少将曹达诺夫·扎依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任主席包尔汉·沙希迪，和司马义·艾买提。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45期。作者为该刊记者）
司马义的小儿子伊力夏提·司马义告诉记者，现在新疆已经进入寒冬时节，土地已封冻，要等到明年四月开春时，才能立碑。
“这个名字，作为晚间七点到七点半档的背景音，贯穿了我整个童年。当几天前新闻里这个名字再次被提起时，才发现，时代的幕布早已合上。”一位不知名网友在微博里写道。
“他跟我们一样是‘老保’”
秘书赵建新对司马义·艾买提一开始的印象是，个子很高，性格温和，说话办事甚至有点贵族气质。
后来他才了解到，司马义的出身很苦。
1935年，司马义出生在新疆和田策勒县的一个村庄，两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爷爷是一位宗教界人士，在他年幼的时候就开始了对他的教育启蒙。
如果没有后来的土改，司马义或许也会沿着这个轨道前进。
1949年，新疆解放。在土改过程中，少数民族干部的中坚作用被一再强调。
司马义后来曾回忆参加运动时的情形。
1951年，轰轰烈烈的“减租反霸运动”开始，工作队进入他的家乡。斗争大会一开始是冷场的，他站起来带头喊口号，几乎是直接改变了当时的局面。
那一年，司马义16岁。他加入了工作队，成为第一代少数民族干部，1953年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71年，36岁的司马义成为了最年轻的省部级干部，并在第二年当上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
“文革”期间，新疆自治区原第一书记王恩茂等一批老干部受到冲击，司马义也在其中。
1975年秋天，复出的张爱萍来新疆，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新疆自治区第二书记杨勇和司马义去看望他。
在介绍司马义的时候，杨勇说：“司马义同志是可以相信的，对他什么话都可以讲，他和我们一样，也是‘老保’（指跟造反派对立的‘走资派’）。”
中央和地方间的“信使”
“文革”结束后，地处边远的新疆改革开放的步子比内地要慢一些。
对于1978年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俗称“大包干”）和1980年成立的深圳特区，自治区的很多官员和干部还有观望和抵触情绪，有人甚至将深圳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表示要把“社会主义的红旗留在新疆”。
当时，不少当年来支边的知青要求离开新疆，回到原籍地。
当地政府里，一些拿过枪杆子的老干部文化水平比较低，维吾尔族和汉族干部之间也存在语言隔阂。有些厅局级干部来开会，连做会议记录都有困难。
这些情况引起了中央的注意。时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的邓力群后来回忆，王震提议，将德高望重的王恩茂调回新疆。
王震是建国初期曾主政新疆的老领导，习仲勋是分管民族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司马义每次到北京开会或者出差，都会到王震和习仲勋家拜访，汇报新疆情况，听取指示。作为生性好客的维吾尔族人，他去的时候还会带只羊。在那段时间，他实际上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扮演了“信使”的角色。
1981年9月，新疆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担任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的司马义跟副主席巴岱商议后，向中央提请王恩茂重返新疆主持工作。
10月末，68岁的王恩茂回到寒冷时节的新疆，担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第一书记，主持全局。原第一书记汪峰调回北京，后担任了中顾委委员。司马义仍然担任自治区政府主席，主抓经济和文化工作。
当时他只有46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
1983年，赵建新开始到司马义身边工作，担任秘书。那时自治区政府已经完成了换届，新一届干部比之前整齐很多，整体文化程度也有所提高。
“当时新疆各方面发展有点滞后，我觉得司马义主席的理念比较明确，观念也是比较超前和开放的。”赵建新告诉记者。他说，新疆在推动改革开放、把企业引进来和走出去方面，就西北地区来说，是开始得比较早的。
那几乎是司马义最忙碌的一段时间了。
他的小儿子伊力（即伊力夏提·司马义）对记者回忆，那时候父亲经常一个月只回家一两次。1976年出生的他，童年根本见不着父亲的面。
秘书的工作同样如此。
赵建新跟司马义的办公室挨着，经常从新疆时间早上七八点一直工作到晚上十二点（新疆时间晚上十二点相当于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有时候，同时好几个电话打进来，忙得不可开交。
1983年前后，司马义到过中央好几次，找主管外贸的国务委员兼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陈慕华，希望可以为新疆引进一批图-154飞机。
当时新疆的铁路交通还比较落后，民航业相对完善，各地州都有机场，只是机型和设备比较落后，这批飞机的引进，拓展了新疆的对外贸易格局。
1985年，司马义带着自治区政府代表团，与兵团恢复建制后的第一任司令员陈实一起，到澳门和香港拜访了李嘉诚、王宽诚、霍英东和马万祺等企业家。他还积极筹划油田开采和羊肉出口等，引进资金、人员和先进设备，致力于让新疆的产品走出去。
时任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告诉赵建新，自己挺佩服司马义的，觉得司马义在经济问题上是个明白人。学习能力强，这是很多人對司马义的一致评价。
此外，他善于处理民族关系，维吾尔族和汉族干部都能认可他。
庙堂之远
1985年12月，司马义突然接到通知，到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担任主任和党组书记。 赵建新告诉记者，当时国家民委的工作遇到了瓶颈，中央希望从地方调一个有威望和能力的干部。人选主要是司马义·艾买提和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考虑到后者当时已63岁了，最后定了司马义。
当时中央对司马义的评价是：“学习努力，接受新事物快，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维护民族团结，有一定的民族工作经验，在少数民族中有一定的威信。”
任命一出，许多群众来信由新疆飞往北京，要求留下他们的司马义·艾买提主席。甚至有人走上街头。因为涉及民族问题，此事一度在海内外都引起很大关注。
刚听到任命消息的时候，司马义自己也有过犹豫。
他当时正好50岁，工作上得心应手，还想在新疆再做些事情。生活方面，他的母亲已经70多岁，岳母80多岁，都不愿意离开故土。他的夫人赛力曼长期在新疆教育厅工作，三子一女有的已参加工作，有的尚在读书。
权衡之下，司马义决定服从大局，留下妻儿照顾老人，只身到北京任职。
由此，司马义·艾买提成为继李维汉、乌兰夫、杨静仁之后第4任国家民委主任。
中央提议，可以从新疆抽调几个司马义比较熟悉的干部一起到民委，并且，他可以一半时间待在北京，一半时间待在新疆。
司马义没有这样做，他只带了秘书赵建新，只身上任。连春节在内，一般一年只回新疆一两次。
对于分配住房，他也谢绝了，头几年时间一直住在新疆驻京办。
原本他的打算是，任期结束就回新疆，没想到，他在民委任上一干12年，又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北京一待就是三十多年。
司马义上任之前，习仲勋和老领导王震专门找他谈话，希望他克服困难，做好民族工作，努力打开局面。习仲勋还经常对司马义强调，要注重实地调查。
之后的几年中，司马义跑遍了全国，了解各少数民族的情况。他经历了身份的转变，从主持经济和社会文化工作的自治区政府主席，变成了协调民族关系的国家民委主任。
与新疆类似的是，国家民委在“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才恢复，干部思想也不统一。究竟是以掌握政策法规为主，还是以发展经济为重，又或者是以发扬民族文化为要，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
1986年10月，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司马义主持召开了全国民委主任扩大会议。不久，国家民委与统战部向中央和国务院上报了《关于民族工作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报告》。
这份报告被中央和国务院批转，称作“13号文件”，开启了民族工作重心向经济发展的转移，被认为是新时期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司马义后来撰文称，这份文件是在习仲勋的具体指导下形成的。
原本民委的下属部门中，政策法规司排在第一位，逐渐地，经济司取代了政法司的位置。
赵建新1988年调到国家民委秘书处担任处长，不再担任司马义的秘书。据他回忆，民委在民族问题上起着枢纽的作用。当时中央明确要求，各个部委在下发文件的时候，凡是涉及民族地区和民族问题的，必须经过国家民委。“可见当时民委的发言权比较大。可以说，那几年大家觉得是民委非常活跃、出成绩的一段时间。”赵建新对记者说。
那时候，民委与国家领导人之间的沟通也非常顺畅。1985年前后，分管民族工作的是习仲勋，王震对新疆问题也经常关心。
1987年7月末，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中央派出了高规格的代表团出席庆典活动。国家副主席乌兰夫任团长，习仲勋任副团长，司马义担任秘书长。
庆典结束后，司马义又在内蒙古待了一个月，到二连浩特、锡盟和赤峰等地牧区了解情况。在内蒙古中部一个旗里，当地的招待宴会刚刚结束，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现司马义不见了——他去当地牧民家了。
“他特别想了解最基层那些人的情况。民族地区的那些人来找他反映情况，要求解决问题，他都会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随行的吐鲁甫·巴拉提对记者回忆道。
当时，在国家民委民族语文翻译局任职的他被派到中央代表团担任工作人员，跟司马义一起下基层，他觉得司马义为人很亲和。
调研结束后，他又回到了民族语文翻译局。两年之后的一天，他突然接到通知，到民委去一趟，司马义找他。见面之后，司马义邀请他担任自己的秘书。此后的8年时间里，他一直在司马义身边工作。
他回忆，1991年初春，司马义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做调研。
在边界地区，他看到一個彝族人家将民族服装白天当衣服，晚上当被盖。“我们解放了那么多年，还有老百姓在过这样的日子，怎么对得起他们？最起码的，要解决温饱问题，不要挨饿受冻。”他对随行的地方官员说。
1993年，司马义担任了国务委员兼国家民委主任，开始了他在国务院的十年生涯。当时他的办公室跟吴仪是对门儿。司马义分管民族、宗教、民政等工作，还经常作为国家主席江泽民和胡锦涛的特使，进行外事访问。
在民族问题以及民族干部的任用上，最高层非常重视司马义的意见。他的意见往往比较中肯。比如，对某位新疆省部级干部，他的评价是“做事比较温和”。他又补充说，温和并非软弱。
爱吃汉堡的老人
司马义到北京后，家人更多时候只能在《新闻联播》里看到他了。
小儿子伊力记得，家里每天六点半吃饭，吃完饭一起看《新闻联播》几乎成了一个传统。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常常能在电视上看到父亲的名字，伊力觉得挺自豪的。
1996年，伊力20岁，到北京上大学。每周末回家，与父亲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当时他的两个哥哥已经结婚，也参加了工作，一直留在新疆。大学里，伊力学的是法律和经济，毕业之后，一直住在家里。
伊力回忆，他成长过程中几乎没有受到过父亲批评，一方面因为父亲为人温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相处的时间实在太少了。现在，代际差异开始显露出来。 伊力有时候在外面待到很晚，司马义便会因为担心而睡不着。聊天的时候，伊力发现，自己的很多看法跟父亲不太一样，后来他就不太跟父亲聊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话题了。
“确实是看法非常不一致，他是思想很正的那种，没办法跟他太深入地聊社会什么的。一直到后来，中国发生了那么多变化，他还是保持了绝对的共产主义者的那种情怀。”伊力对记者说。
2008年，伊力结婚，从家里搬了出来。
同一年，74岁的司马义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位置上退休。也正是在此前后，他的身体出现了疾病的初步症候，尽管从他魁梧稳健的外表一点都看不出来。
伊力本来想当警察，没跟家里谈拢，毕业后进入到体制内工作，后来考虑了很久，还是选择下海，做餐饮业。一开始司马义不太能接受，后来发现儿子的事业做得挺不错，慢慢改变了态度，到伊力开的很多店吃过饭。
新疆菜到内地后，大多经过改良，做得比较辣，司马义不太喜欢这一点。在他的印象里，和田和乌鲁木齐的大盘鸡是不会放这么多辣椒的。“实际上我们开餐厅的都知道，辣的好卖，大盘鸡啊什么的，实际上有点像是湘菜和新疆菜的结合。”伊力说。
菜犹如此，人何得免？
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司马义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
在新疆时，他喜欢骑马打猎，驰骋草原。来北京后，由于受各方面的限制，他的休息方式改为早晚散步。他喜欢看维文文艺书籍，新疆自治区出版社每出一种新书总是先给他寄一本，他只要有时间，总会津津有味地读。
孙女伟尼拉·尼加提（也写作维妮娜）发现，虽然爷爷每天的早餐桌上馕必不可少，但他也喜欢汉堡和巧克力。
维妮娜的生活，一直是北京和乌鲁木齐双城记。她出生在乌鲁木齐，在北京上小学，回乌鲁木齐上中学，又回到北京上大学和工作。
作为长子长孙女，她一直在爷爷身边长大，是爷爷的掌上明珠，对她来说，爷爷是像父亲一样的存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忍不住哭了起来。
“在外人眼里，他永远是那种规规矩矩的，但实际上他们没想到，我爷爷是特喜欢吃汉堡的人，还特爱自己去买。”维妮娜说。
司马义也喜欢逛街。在新疆的时候，他常常逛的是巴扎。到了北京之后，只能去商场。
有一次，司马义对维妮娜说，今天要带她去个好一点的地方。原来，这个好的地方是赛特购物中心。维妮娜记得，那天爷爷狠心给自己买了一瓶碧欧泉男士护肤品，300多块钱。
2003年，位于乌鲁木齐的国际大巴扎正式落成。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司马义陪维妮娜去逛大巴扎，一些摊贩认出了这位维吾尔族出身的国家领导人，纷纷跟他打招呼。
司马义跟维吾尔族摊贩讨论起了生意经，给他们支招，建议他们不要都卖重样的，得一家卖苹果，另一家卖梨，还有一家卖桃子，这样才能赚到钱。
2014年，新疆局势动荡，80岁的司马义奔走于新疆，到大学、基层党委和党校等地做演讲，长达半年时间。
当时，司马义已退休，但在政坛的影响力仍在。十九大的时候，他还是特邀代表。对于新疆问题，领导人还常常征询他的意见。
魂归新疆
晚年的司马义经常想念家乡。每年夏天，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般都会去北戴河，但是司马义总是选择回新疆。冬天的时候，大家去南方，他还是回到寒冷的新疆。
2018年1月，司马义因一次寻常感冒去医院做常规体检，结果查出病情恶化了，住院治疗也不见好。到了7月，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他提出想要回新疆一趟。
“他自己感觉可能是最后一次回新疆了。他想趁还能走动的时候，见一见亲戚朋友。”伊力对记者说。
家人经不住他的一再要求，只能同意。到了新疆，他发了三次烧，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病房里度过。疗养需要无菌环境，他到底也没能见着多少亲戚朋友。
到了8月，家人和医生建议他回北京继续治疗，他有些抗拒。他希望留在新疆，不想再回去了。最后经不住家人的劝说，还是回到北京医院接受治疗。
9月下旬，情况继续恶化。老秘书吐鲁甫·巴拉提带着家人去看望他，司馬义说，你们不必再来了，但他还是守在司马义身边。
司马义想给北京医院的医生送点新疆水果，但是医生不收，说医院有规定。司马义觉得想不通。
最后的日子里，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来看望他，跟司马义相熟的吴仪抱着司马义的夫人哭。
10月16日，司马义因病去世，享年84岁。临终前，吐鲁甫一直陪在他身边。
后来担任中国政策网总编辑的张华夏从1997年开始在《中国改革报》工作，多次对两会和人大进行报道，开始与司马义有接触，后来成为了忘年交。得知司马义去世的消息后，他写了一首诗，最后一句是：“民族大厦倾一角，功列仙班司马义。”
10月18日上午，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了告别仪式。
新华社的新闻通稿称司马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杰出领导人，维吾尔族人民的优秀儿子”。
2019年4月，司马义的墓碑将在乌鲁木齐烈士陵园民族区竖起。同一排共三个墓碑，从左至右分别是：开国少将曹达诺夫·扎依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任主席包尔汉·沙希迪，和司马义·艾买提。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45期。作者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