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先生离我们而去已二十个年头了。近读《西北考察日记》，有感先生一言一行，目随思到，处处动心，民国甘肃之现状恍然在目，又一次被先生伟大的人格、对下层民众博大的同情心和深切的关怀所感动。于是写下了这篇纪念文章，以怀念先生为甘肃人民作出的卓越的贡献。顾先生与甘肃结缘有两次，第一次是应中英庚款委员会之邀，来甘肃考察西北教育现状(1937年9月～1938年9月)；第二次是1946年受兰州大学校长辛树帜之聘任兰州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1948年6月飞抵兰州就职，11月离开。前后累计时间虽然不多，但先生对甘肃认识之深刻、影响之久远都值得我们深深的缅怀。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先生因主编抗日通俗读物被列入了所谓的黑名单。形势所迫，他不得不离开“老父孱妻”，中断自己热爱的学术研究。当时，先生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讲授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然而日本人的侵略，使偌大的中国难以放下一张安静的课桌，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在先生的努力下，1934年就成立了禹贡学会，专门研究边疆历史地理，并在《禹贡学会本会此后三年中工作计划》中义正词严的表明学会的宗旨：“当此国家多难之日，吾辈书生，报国有心，而力学未逮，窃愿竭驽钝之资，为救亡图存从之学。”然而此时也难以再继了，于是借西北考察之便，来到了甘肃，并选择公路未通、种族宗教问题纷繁难理的陇西，一年之内足迹遍至河湟洮渭。
　　先生这一次来甘肃的直接目的是教育考察，条件极其艰苦，而先生一行不辞辛劳，走遍十几个县及乡镇，对沿途校舍均做了认真的调查和分析。结合时弊，在临洮、渭源等地办辅导班，集中培养中小学师资力量，给学生做演讲鼓励他们，还给民众做了大量的文字工作。先生的坦荡无私，鞠躬尽瘁，受到了汉、回、藏各族人民的爱戴。先生亦感欣慰，虽然心里还时刻牵挂着自己的学术研究，而且国事家事忧心忡忡，外界险境又多，但每看到眼前教育落后而求知心切的民众，终不忍离去，辗转百里，惟尽心尽力。先生任劳任怨、义不容辞承担了文化传播的光荣使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给辅导班的课程设计，不仅包括一般的学业所需，更可贵的是加入许多时事教育，比如“英帝国主义与中国边疆”、“俄帝国主义与我国边疆”等等，争取让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地区的民众能略知当前国家所处的严峻形势，以明了帝国主义的虎狼之心而加强民族团结。除正规教育外，为了进一步启发民众，他参加了西北青年所创办的抗日通俗读物《老百姓》的工作。先生和其他有识之士一样，认识到了要达到革命的目的，必须唤起民众，没有教育的民众却是不容易唤起的，通俗读物灵活多样的方式易被大家接受，即使日本人甚至当局者已嫉恨在心，他也无所畏惧。同时他也被聘为一些抗战团体的顾问；为了农牧事宜，他提出因地制宜创办相关职业学校的设想，以科学方法来引导生产；为了更便于民族大团结和交流，他主张回、藏学校应提倡学习汉语；为了民众不再受“眼光小，爱厚利”奸诈商人的欺骗，他觉得有必要建立专门的商校，既可正规行商，以免回藏人民因憎恨商人而引申为憎恶汉人，影响民族感情，同时，又因他们足迹较广，言端行正、文明程度高了自然会教化更多的人。先生可谓处心积虑，时时留心，处处在意。后来先生又一次来甘，在兰州大学等地任教，为学生讲授“上古史研究”，不但学子受益深厚，先生自己也因实地考察，积累了大量的实践资料，对民生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古史辨论和民俗学方面都受到不少启发，多裨益于日后的学术研究。其间先生还积累了两本读书笔记，即《皋兰读书记》和《兰课杂记》，均收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为先生出版的十卷本读书笔记第四卷中。后来先生还将几十年古史研究成果整理成目系，编次为一册，成绩斐然，难怪先生有感曰：“自九·一八以来，无如今日之心胸开朗者。”再次踏上这块曾经辛苦考察过一年的热土，先生必当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在校任职时，先生为兰大刚落成的图书馆做了《〈国立兰州大学图书馆概况〉序》、《国立兰州大学积石堂碑记》及《国立兰州大学昆仑堂记》(均收入先生的《上游集》)，取“禹所积石之山”、昆仑河之上游，意喻这里是文化之源。记言“今夏来次讲学，得览藏书，左右逢源，重度十余年前之铿研生活，目眙心开，恍若渴骥之奔泉，力不可抑而止。”是啊，抗战以来，兵荒马乱，能在此得片刻闲暇，遨游书海，涵养学术，不亦乐乎!同时，先生还被推为中国边疆学会甘肃分会理事长。
　　先生不论身处何地，时时都牵挂着甘肃的教育事业和社会问题。他在不同场合和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边疆问题的思考研究文章，多收集在《顾颉刚先生在临洮之言论》(林漫编，1937年)、《甘肃见闻记》(《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上游集》及1937年至1938年的《甘肃民国日报》等报刊中。当然，集大成者是《西北考察日记》(1949年上海合众图书馆油印)，意义自不待言，中外学者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令人遗憾的一点是，国内直到1983年才由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正式影印，而日本却在1977年就由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排印了小仓芳彦的翻译本及中文本。先生的言行岂只施惠于甘肃人民，在全国积极抗日的关头，先生对内忧外患的深切关怀和思考，足以表明了他的良苦用心。
　　教育之外，先生看到了这一地区交通和民族问题的严重性。谚语有“要想富，先修路”，这里的“富”，也许更确切地说，不仅指物质生活的富裕，还应包括精神世界的充实。先生此行切身体验，使他深刻认识到道路于西北的重要性。他说：“我以为西北在今日除了教育问题外，最严重急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却是交通问题。”先生一路爬山涉水，虽有当地政府甚至军事部门的帮助，仍困难重重。当地居民，一般都深居简出，县县乡乡的交流和接触都甚少。求学也只能就地解决，“间有少数优秀青年到省城或外地求学的，但很少很少。”而且这点荣幸只能属于那些富有的官商子弟。交通不仅影响了教育，更束缚着经济贸易。比如岷县多煤，而百里之外的渭源却燃料极其紧缺，对外流通更是难上加难。因而先生说：“西北问题实只是一个交通的问题，固然实业问题、教育问题都很重要，然而在西北如果交通问题没有一个相当的解决，别的问题实在无从谈起。”而时至今日，甘肃及其它一些山区仍面临着这样的困难。至于民族问题，先生自热河、北平陷入日军的大包围时，便亟思边疆之事。通过在百灵庙与蒙古之主张自治者谈后，更深感问题的严重性。陇西之行，他看到汉回藏三族人民大聚居、小杂居，虽然彼此间的接近是必然的，但同时却又纠纷时起，加上外国传教士已深入内地，各怀鬼胎，有的竟以表面的番化借以靠近和迷惑群众。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之下，先生认识到民族关系“尤之如一家妇姑，需外人调和”。广泛与大众接触之后，他在伊斯兰会上以“如何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为题作讲演。他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民族内部，只有内部精诚团结，才能抵制外邦的挑拨离间和分割阴谋。先生面对纷繁的边疆问题，“不忍视又不得不视，泪承于睫，以为如不急谋，不但亡国，且灭种矣。”并立下宏愿，想编一部中国通史，不专以汉族为本位，而以中华民族全体之活动为中心。人们热忱地称他为“中央救苦大员”，但是有许多事，先生允既不可，拒又不能，由此，而常常自责，并暗下决心“他日予富有，补助之事必自为之。”国忧家难攒集心头，容颜为之骤老，在父逝妻去最艰苦的岁月，甘肃贫苦人民的热切期盼竟成了支持他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
　　先生出身名门，从小就立志远大，“愿为经学家”。十二岁时就写下《恨不能》，表明“恨不能读尽天下书”，“恨不能游尽名山大川”。少年时代的他活泼不足，成熟有余。读中学时，立宪派的慷慨牺牲、辛亥革命的猛烈气势直捣少年的心胸，激起了一种革命的狂热之情，于是他加入时下的社会党。孰料这帮人徒有革命热情之形，而无抗争之实，先生愤然而去。不过，“可惜这一年半中乱掷的光阴，竟换得了对于人世和自己才性的认识”，那即是对知识的渴求和对学术研究天生的热爱。难能可贵的是他能走出“士大夫的圈子”，以博大的心胸和同情心对待下层民众的疾苦。先生耳目所及，足迹所至，皆有所思，有所得，《妙峰山庙会进香专号》和《孟姜女故事演变》就反映了他在民俗学和社会学方面的大贡献和研究成果。一流的学者必有一流的见识，对社会深切关注也必是多棱的，不论从哪个角度审视，都折射出斑斓的色彩。甘肃之行，除教育、交通、民族问题之外，先生又广泛地关注诸多的社会基本问题，如民情风俗、民生吏治、医疗卫生、方言、移民、商业、城池、土司、山川自然环境等，而且多真知灼见，既有助于当时问题的调查和解决，又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考察资料记录。眼底的名山大川，朴实热情的民众，“西北青年颇乐与予相接相迎”，先生被此情此景所感，“故亦作久居之计”，自慰“马上行人不忆家”。表面的豪放掩藏着内心深沉的痛苦，在当时，知先生者有几人?他在1949年油印日记写序时写道，“愿读吾书者不弃葑菲，俯拾此一得之愚而思有一实现之，则予虽蹭蹬乎身世，荒芜乎学业，亦得嚼堇荼而甘之于饴矣。”每每读罢，心有戚戚，为先生非凡的胸襟和气度感动。生也有涯，知也无涯，为民请命，鞠躬尽瘁，又有何憾!台湾学者梅寅生评说先生“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关心，而且他和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心态一样，他们的‘终极关怀’都在中国。”马来西亚的邓良树先生也说：“顾颉刚不但能够日新又日新地开发新的学术园地，而且又能扣紧时代的命脉和需要，将学术运用到民生社会来。……顾颉刚在学术上的贡献既是学问上的，又是社会性的。”一代宗师，高山仰止，学术渊薮，泽被后世。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先生系民心之切，情之浓，令陇上之人崇敬而自豪。谨以此文，与大家共同缅怀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