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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规划虽然还没有出台，但从专家学者关注的话题中我们可窥探出国家在下一个五年将重点发展的行业。这些行业很有可能成为资本的“蓝海”。
能源电力：多能综合，加快转型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和华北电力大学教授曾鸣认为，根据《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与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十四五”期间我国可再生能源、天然气和核能利用将持续增长，高碳化石能源利用大幅减少，能源发展的外部环境将面临深刻变化。我国的能源规划需着眼于目前的世界大局和中国处境，把能源安全性、经济性和可持续性放在首位。因此，能源与电力“十四五”规划既需重视多能综合，又需加快转型，加强可自主掌控的非化石能源的发展，使分布式能源规模化。在推动能源国际合作的同时，努力强化能源自给的能力。
为此，他们为“十四五”规划提出了八项建议：一是以数字革命驱动能源革命，二是实现中东部地区新增电力需求高比例自给，三是依托综合能源系统开展综合能源服务，四是持续推进煤电供给侧改革，五是实现非水可再生能源直接面对用户供应，六是充分发挥需求响应资源作用，七是多途径推动能源清洁化、非常规化发展，八是以规划仿真支撑科学决策。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曹培玺也认为，“十四五”是深入贯彻落实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关键时期，高质量制定“十四五”能源电力规划具有重要意义。“十四五”时期要紧紧围绕做好现代能源经济这篇大文章，树立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政绩观念，扎实推进能源产业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方向发展。
曹培玺为此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十四五”规划目标应遵循我国清洁低碳发展要求。根据我国温室气体减排与非化石能源占比等目标，考虑我国煤电目前利用小时数较低的特点，科学合理制定目标。第二，动态调整我国能源中长期发展战略目标。《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发布至今已有三年，而且此次疫情对能源供需的影响较大，必要时应对目标进行动态调整，以进一步适应我国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发展要求，为行业长期发展提供引导。
区块链：迎来发展“黄金期”
“区块链是时下的热点和焦点。作为新一代互联网的底层系统，区块链可以融合其他新一代信息技术，提高数字经济增速，保证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加快转型升级步伐。”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研究院院长张云勇说。
今年4月21日，国家发改委首次明确“新基建”的范围，区块链被正式纳入其中。据预测，2019年-2021年间区块链技术将逐步落地应用，未来三年是区块链技术发展的黄金时期。从实践来看，区块链技术已从数字资产向票据管理、产品溯源、存证取证、版权保护、数据共享、智能制造、服务民生等多领域延伸拓展。”张云勇指出，“只有正确认识和使用区块链，将区块链和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智慧城市等IT技术深度融合，真正释放创新活力，才能促进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泉州市政协副主席、泉州市科协主席骆沙鸣也建议，应将区块链产业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促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骆沙鸣表示，目前，我国区块链的应用已延伸到数字金融、智能制造、互联网、数字资产交易等多个领域。我国应抢占创新发展制高点，加强顶层设计，尽快将区块链产业纳入我国新一轮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将区块链技术作为推动我国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载体。
生猪养殖：复产道路更广阔
“十三五”以来，我国生猪生产能力明显下降。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6年，生猪存栏43504万头，比上年下降3.6%；生猪出栏68502万头，比上年下降3.3%；生产猪肉5299万吨，比上年下降3.4%。2019年，生猪存栏31041万头，比2016年减少12463万头，下降28.6%；生猪出栏54419万头，比2016年减少14083万头，下降20.6%；生产猪肉4255万吨，比2016年减少1044万吨，下降 19.7%。由于生猪减产造成市场供不应求，致使猪肉价格大幅上涨。2019年12月，全国规模以上生猪定点屠宰企业白条肉平均出厂价格43.27元/公斤，比上年同期的19.44元/公斤高出23.83元/公斤，增幅达122.58%。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食品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乔晓玲建议提前制定生猪产业“十四五”发展规划，并就此提出了四条政策建议。一是抓紧制定全国生猪产业发展规划。今年是“十三五”规划实施的收官之年。鉴于目前我国生猪生产的现状，建议提前组织力量制定全国生猪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为当前各地生猪复产提供科学依据。二是抓紧制定生猪限养禁養区国家标准。鉴于前一阶段各地出现的随意扩大限养禁养区的问题，以及限养禁养的环保要求，建议通过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明确划定限养禁养区的统一规范，为制定生猪产业规划和“省负总责”提供法定依据。三是开展生猪养殖集中区专题研究。鉴于屠宰加工要向养殖集中区转移和逐步减少活猪长距离调运，建议组织原生猪主产省、销区城市等有关方面研究屠宰加工转移的实施方案和活猪调运的具体路径，为制定并实施生猪产业规划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奠定基础。四是在养殖集中区专题研究和生猪限养禁养区国家标准的基础上，制定发布全国生猪产业“十四五”发展规划，指导各地确定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和中小散养户的布局，为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的各项有关政策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粤港澳大湾区：迎来发展新机遇
在新时代国家提出了规划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这一重大战略部署，这将为深圳参与全球竞争，实现更高水平发展提供广阔空间。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世界一流湾区，是新时代深圳重塑发展新优势、加快开放步伐的一个重大战略机遇。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背景下，深圳要主动对标世界一流城市，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和更高水平的开放。深圳要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出台为契机，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高的目标、更有力的举措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求深圳抢抓机遇，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加深与港澳的合作互赢，促进港澳融入祖国发展大局。随着深港交流的日益密切，深港双方将会在前海和落马洲河套开发开放、金融经贸合作、创新科技合作、教育医疗合作、跨境基础设施建设、青年交流、生态环保等领域取得更多的实质性合作成果，不断推动深港两地更高水平的协同发展。
“十四五”时期，在深圳的发展中香港的地位将更加突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推动深港合作更为深入、更加紧密，深圳要在创新科技、金融及现代服务业领域促进形成深港协同发展与一体化态势，携手香港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和主要发展极。
概括起来看，深圳“十四五”时期要坚持“三主两辅”五个发展目标，三个主要目标就是：打造竞争力影响力卓著的国际创新创意之都、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和渐进建成全市域的自由贸易区；两个辅助性目标是：建设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典范城市和打造大深圳都市圈。
结合“十四五”时期深圳发展基础和国内外发展环境分析，不难得出深圳有着两个重大战略优势：一是深入推进深港合作的优势，二是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优势。
绿色消费：遇窗口机遇期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执行会长、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介绍，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过去以填埋为主。全国非正规垃圾填埋场有1万多个，占用了大量耕地，带来了很大安全隐患。全国的建筑垃圾年产生量达50亿吨，存量建筑垃圾已经达到200多亿吨，占地高达200多万亩。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研究院副院长陆军说：“在整个规划编制过程中，要贯彻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基本原则。在这个阶段，尤其需要强化生态环境规划的基础与引领作用。”
陆军介绍，“十四五”生态环境规划要坚持三个面向，一是坚持面向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征程来谋划规划。二是坚持面向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谋划规划。推动“一带一路”的绿色发展，完善现有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机制，为世界贡献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思想、中国方案。三是坚持面向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协同推进和谋划规划。
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主任任勇介绍，在“十四五”期间，应该在评估现有的环境经济政策基础上，强化环境经济政策的效果。
固废等领域环境问题突出，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18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18年，全国338个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79.3%，同比上升1.3个百分点；细颗粒物浓度为39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9.3%。在全国1940个国控地表水水质断面中，Ⅰ—Ⅲ类断面比例为71.0%，同比上升3.1个百分点；劣Ⅴ类断面比例为6.7%，同比下降1.6个百分点。
从近年来的监测数据看，大气、水等领域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趋势较为明显，但固废等领域的环境问题较为突出。
“从整个质量目标看，‘十四五’应该是我国完成2020年总体改善目标后一个新的提升阶段。同时，又是为了2035年实现根本好转之前的关键基础阶段。”任勇说，从“十四五”开始到2035年，环境质量改善的指标内涵可能会拓展，需要关注一些新的环境问题，特别是水、土、气等环境要素的交互作用、常规污染与气候变化的相互影响。另外，还要注意环境污染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关联性问题。
据估算，2018年我国绿色经济产值约为6万亿元，到2025年可能达到12万亿元，约占GDP的8%。到2035年，将会达到GDP的10%以上。但绿色消费领域的发展现状并不好。
任勇说：“消费对资源环境的压力逐渐增加，成为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比如说消费领域对资源能源的需求持续刚性增长。2015年居民消费综合能耗占总能耗的26%，到2035年我们预测可能会达到40%。”
任勇认为，“十四五”期间，无论是从推动绿色发展还是从保护生态环境来讲，都应该紧紧抓住绿色消费的窗口机遇期。
任勇认为，先要把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实物量弄清楚。在此基础上，通过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弄清楚价值量，算出成本有多少，再加入到GDP的核算之中，这就是绿色GDP。而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实物统计与国民经济核算国家制度正是建立绿色GDP核算的基础性工作。
生态环境：绿色将更凸显
“‘十四五’生态环境规划将凸显绿的元素。”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说，“十四五”规划是站在新起点上的第一个五年规划，规划要凸显绿色发展理念，用绿色发展成果提升整体发展质量；规划效用还应能够延伸到2035年、2050年，突出连贯性和预见性，应把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实现绿色转型作为重要任务，绿色转型还应与城镇化有机结合起来。
“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之策。”李干杰说，从某种程度上讲，生态环境保护已经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和抓手。如2018年，全国重点城市直接用于黑臭水体整治的投资就达1143.8亿元；在散煤治理中，推行“煤改电”“煤改气”，有效拉动投资和消费。2018年，我国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投资同比增长43%，环保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日益上升，成为经济增长的新亮点。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执行会长郑新立说，“十四五”规划中强调的绿色转型还应与城镇化有机结合起来。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城镇化率将由2018年的59.6%提高到2035年的80%左右，未来17年将有2.8亿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十四五”期间，预计平均每年将有1300万以上的人口进入城市，“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化进程，不仅改变着几亿中国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且对全球經济也将带来重大影响”。
据估算，2018年我国绿色经济产值约为6万亿元，2025年将达12万亿元，约占GDP的8%。到2035年，将达GDP的10%以上。“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转型将持续推进，但污染排放仍处在高峰平台期，生态环境压力仍处于高位。”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研究院党委书记陆军说，技术革命推动产业升级与发展的转型，为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契机，但也会带来一系列新的生态环境问题。
“我们有一个预测，预计‘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增幅约在5.5%—6.5%，传统产业依然占较大比例；我国有220种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但污染物和碳排放仍排在世界靠后的位置。主要由于钢铁、水泥、火电、原油加工等工业产品增长仍处于爬坡期，在较长时间内，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仍为千万吨级。”陆军说。
李干杰强调，“十四五”的到来意味着我国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是要做的事还有很多，难度也会越来越大。因此，在“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编制中，不仅要凸显绿色发展，还应体现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利器。在“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继续开展重点领域的科技攻关，为科学决策、环境管理、治污提供有力支撑；通过调动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活力，加快关键环保技术的研发和重大研究成果转化应用，带动生态环境产业革新，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等。
能源电力：多能综合，加快转型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和华北电力大学教授曾鸣认为，根据《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与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十四五”期间我国可再生能源、天然气和核能利用将持续增长，高碳化石能源利用大幅减少，能源发展的外部环境将面临深刻变化。我国的能源规划需着眼于目前的世界大局和中国处境，把能源安全性、经济性和可持续性放在首位。因此，能源与电力“十四五”规划既需重视多能综合，又需加快转型，加强可自主掌控的非化石能源的发展，使分布式能源规模化。在推动能源国际合作的同时，努力强化能源自给的能力。
为此，他们为“十四五”规划提出了八项建议：一是以数字革命驱动能源革命，二是实现中东部地区新增电力需求高比例自给，三是依托综合能源系统开展综合能源服务，四是持续推进煤电供给侧改革，五是实现非水可再生能源直接面对用户供应，六是充分发挥需求响应资源作用，七是多途径推动能源清洁化、非常规化发展，八是以规划仿真支撑科学决策。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曹培玺也认为，“十四五”是深入贯彻落实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关键时期，高质量制定“十四五”能源电力规划具有重要意义。“十四五”时期要紧紧围绕做好现代能源经济这篇大文章，树立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政绩观念，扎实推进能源产业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方向发展。
曹培玺为此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十四五”规划目标应遵循我国清洁低碳发展要求。根据我国温室气体减排与非化石能源占比等目标，考虑我国煤电目前利用小时数较低的特点，科学合理制定目标。第二，动态调整我国能源中长期发展战略目标。《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发布至今已有三年，而且此次疫情对能源供需的影响较大，必要时应对目标进行动态调整，以进一步适应我国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发展要求，为行业长期发展提供引导。
区块链：迎来发展“黄金期”
“区块链是时下的热点和焦点。作为新一代互联网的底层系统，区块链可以融合其他新一代信息技术，提高数字经济增速，保证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加快转型升级步伐。”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研究院院长张云勇说。
今年4月21日，国家发改委首次明确“新基建”的范围，区块链被正式纳入其中。据预测，2019年-2021年间区块链技术将逐步落地应用，未来三年是区块链技术发展的黄金时期。从实践来看，区块链技术已从数字资产向票据管理、产品溯源、存证取证、版权保护、数据共享、智能制造、服务民生等多领域延伸拓展。”张云勇指出，“只有正确认识和使用区块链，将区块链和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智慧城市等IT技术深度融合，真正释放创新活力，才能促进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泉州市政协副主席、泉州市科协主席骆沙鸣也建议，应将区块链产业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促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骆沙鸣表示，目前，我国区块链的应用已延伸到数字金融、智能制造、互联网、数字资产交易等多个领域。我国应抢占创新发展制高点，加强顶层设计，尽快将区块链产业纳入我国新一轮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将区块链技术作为推动我国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载体。
生猪养殖：复产道路更广阔
“十三五”以来，我国生猪生产能力明显下降。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6年，生猪存栏43504万头，比上年下降3.6%；生猪出栏68502万头，比上年下降3.3%；生产猪肉5299万吨，比上年下降3.4%。2019年，生猪存栏31041万头，比2016年减少12463万头，下降28.6%；生猪出栏54419万头，比2016年减少14083万头，下降20.6%；生产猪肉4255万吨，比2016年减少1044万吨，下降 19.7%。由于生猪减产造成市场供不应求，致使猪肉价格大幅上涨。2019年12月，全国规模以上生猪定点屠宰企业白条肉平均出厂价格43.27元/公斤，比上年同期的19.44元/公斤高出23.83元/公斤，增幅达122.58%。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食品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乔晓玲建议提前制定生猪产业“十四五”发展规划，并就此提出了四条政策建议。一是抓紧制定全国生猪产业发展规划。今年是“十三五”规划实施的收官之年。鉴于目前我国生猪生产的现状，建议提前组织力量制定全国生猪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为当前各地生猪复产提供科学依据。二是抓紧制定生猪限养禁養区国家标准。鉴于前一阶段各地出现的随意扩大限养禁养区的问题，以及限养禁养的环保要求，建议通过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明确划定限养禁养区的统一规范，为制定生猪产业规划和“省负总责”提供法定依据。三是开展生猪养殖集中区专题研究。鉴于屠宰加工要向养殖集中区转移和逐步减少活猪长距离调运，建议组织原生猪主产省、销区城市等有关方面研究屠宰加工转移的实施方案和活猪调运的具体路径，为制定并实施生猪产业规划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奠定基础。四是在养殖集中区专题研究和生猪限养禁养区国家标准的基础上，制定发布全国生猪产业“十四五”发展规划，指导各地确定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和中小散养户的布局，为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的各项有关政策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粤港澳大湾区：迎来发展新机遇
在新时代国家提出了规划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这一重大战略部署，这将为深圳参与全球竞争，实现更高水平发展提供广阔空间。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世界一流湾区，是新时代深圳重塑发展新优势、加快开放步伐的一个重大战略机遇。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背景下，深圳要主动对标世界一流城市，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和更高水平的开放。深圳要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出台为契机，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高的目标、更有力的举措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求深圳抢抓机遇，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加深与港澳的合作互赢，促进港澳融入祖国发展大局。随着深港交流的日益密切，深港双方将会在前海和落马洲河套开发开放、金融经贸合作、创新科技合作、教育医疗合作、跨境基础设施建设、青年交流、生态环保等领域取得更多的实质性合作成果，不断推动深港两地更高水平的协同发展。
“十四五”时期，在深圳的发展中香港的地位将更加突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推动深港合作更为深入、更加紧密，深圳要在创新科技、金融及现代服务业领域促进形成深港协同发展与一体化态势，携手香港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和主要发展极。
概括起来看，深圳“十四五”时期要坚持“三主两辅”五个发展目标，三个主要目标就是：打造竞争力影响力卓著的国际创新创意之都、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和渐进建成全市域的自由贸易区；两个辅助性目标是：建设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典范城市和打造大深圳都市圈。
结合“十四五”时期深圳发展基础和国内外发展环境分析，不难得出深圳有着两个重大战略优势：一是深入推进深港合作的优势，二是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优势。
绿色消费：遇窗口机遇期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执行会长、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介绍，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过去以填埋为主。全国非正规垃圾填埋场有1万多个，占用了大量耕地，带来了很大安全隐患。全国的建筑垃圾年产生量达50亿吨，存量建筑垃圾已经达到200多亿吨，占地高达200多万亩。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研究院副院长陆军说：“在整个规划编制过程中，要贯彻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基本原则。在这个阶段，尤其需要强化生态环境规划的基础与引领作用。”
陆军介绍，“十四五”生态环境规划要坚持三个面向，一是坚持面向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征程来谋划规划。二是坚持面向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谋划规划。推动“一带一路”的绿色发展，完善现有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机制，为世界贡献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思想、中国方案。三是坚持面向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协同推进和谋划规划。
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主任任勇介绍，在“十四五”期间，应该在评估现有的环境经济政策基础上，强化环境经济政策的效果。
固废等领域环境问题突出，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18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18年，全国338个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79.3%，同比上升1.3个百分点；细颗粒物浓度为39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9.3%。在全国1940个国控地表水水质断面中，Ⅰ—Ⅲ类断面比例为71.0%，同比上升3.1个百分点；劣Ⅴ类断面比例为6.7%，同比下降1.6个百分点。
从近年来的监测数据看，大气、水等领域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趋势较为明显，但固废等领域的环境问题较为突出。
“从整个质量目标看，‘十四五’应该是我国完成2020年总体改善目标后一个新的提升阶段。同时，又是为了2035年实现根本好转之前的关键基础阶段。”任勇说，从“十四五”开始到2035年，环境质量改善的指标内涵可能会拓展，需要关注一些新的环境问题，特别是水、土、气等环境要素的交互作用、常规污染与气候变化的相互影响。另外，还要注意环境污染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关联性问题。
据估算，2018年我国绿色经济产值约为6万亿元，到2025年可能达到12万亿元，约占GDP的8%。到2035年，将会达到GDP的10%以上。但绿色消费领域的发展现状并不好。
任勇说：“消费对资源环境的压力逐渐增加，成为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比如说消费领域对资源能源的需求持续刚性增长。2015年居民消费综合能耗占总能耗的26%，到2035年我们预测可能会达到40%。”
任勇认为，“十四五”期间，无论是从推动绿色发展还是从保护生态环境来讲，都应该紧紧抓住绿色消费的窗口机遇期。
任勇认为，先要把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实物量弄清楚。在此基础上，通过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弄清楚价值量，算出成本有多少，再加入到GDP的核算之中，这就是绿色GDP。而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实物统计与国民经济核算国家制度正是建立绿色GDP核算的基础性工作。
生态环境：绿色将更凸显
“‘十四五’生态环境规划将凸显绿的元素。”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说，“十四五”规划是站在新起点上的第一个五年规划，规划要凸显绿色发展理念，用绿色发展成果提升整体发展质量；规划效用还应能够延伸到2035年、2050年，突出连贯性和预见性，应把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实现绿色转型作为重要任务，绿色转型还应与城镇化有机结合起来。
“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之策。”李干杰说，从某种程度上讲，生态环境保护已经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和抓手。如2018年，全国重点城市直接用于黑臭水体整治的投资就达1143.8亿元；在散煤治理中，推行“煤改电”“煤改气”，有效拉动投资和消费。2018年，我国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投资同比增长43%，环保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日益上升，成为经济增长的新亮点。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执行会长郑新立说，“十四五”规划中强调的绿色转型还应与城镇化有机结合起来。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城镇化率将由2018年的59.6%提高到2035年的80%左右，未来17年将有2.8亿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十四五”期间，预计平均每年将有1300万以上的人口进入城市，“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化进程，不仅改变着几亿中国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且对全球經济也将带来重大影响”。
据估算，2018年我国绿色经济产值约为6万亿元，2025年将达12万亿元，约占GDP的8%。到2035年，将达GDP的10%以上。“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转型将持续推进，但污染排放仍处在高峰平台期，生态环境压力仍处于高位。”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研究院党委书记陆军说，技术革命推动产业升级与发展的转型，为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契机，但也会带来一系列新的生态环境问题。
“我们有一个预测，预计‘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增幅约在5.5%—6.5%，传统产业依然占较大比例；我国有220种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但污染物和碳排放仍排在世界靠后的位置。主要由于钢铁、水泥、火电、原油加工等工业产品增长仍处于爬坡期，在较长时间内，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仍为千万吨级。”陆军说。
李干杰强调，“十四五”的到来意味着我国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是要做的事还有很多，难度也会越来越大。因此，在“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编制中，不仅要凸显绿色发展，还应体现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利器。在“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继续开展重点领域的科技攻关，为科学决策、环境管理、治污提供有力支撑；通过调动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活力，加快关键环保技术的研发和重大研究成果转化应用，带动生态环境产业革新，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