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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下午，就在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的前一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看望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并参与联组会讨论。
在当天的联组会上，针对有人对民营企业政策是不是有变的担忧，李克强重申“没有变，也不可能变！”他指出，民营企业不仅是中国发展的生力军，更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请大家务必坚定信心，我们会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一视同仁对待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对待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进而为民营企业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
这是高层又一次针对民营企业的重要地位发声。就在4个月前，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也给全国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吃下定心丸，指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北京叶氏企业集团董事长叶青参加了去年11月1日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也现场聆听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作为民营企业家，真切感受到这4个月以来的变化。“特别是在理念上有了很大改观。”他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过去政府比较避讳谈对民企的支持和接触，现在在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原则之下，各级党委、政府，有关部门都在力推对民营企业的服务。叶氏企业集团所在的北京市朝阳区，就给企业发了好几个“大礼包”。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是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首先提出的概念，也是对中国政治生态与商业生态，执政环境和市场环境之间的关系提出的新要求。
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陈玉宇看来，中国市场力量的壮大，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要完成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在方方面面，无论基础技术的进步，基础研究的进步，还是新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化，高新技术的突破，甚至互联网时代基础设施的打造，仍需要企业同政府亲密的合作。
对于这一点，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工商联主席李汉宇体会颇深。近年来，贵州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数据显示，2018年贵州民营企业达到260万户以上，同比增长7%。民营经济占该省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55%，对该省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0%。
“大家都清楚地认识到，民营企业是贵州发展的重要力量，明年貴州要想和全国同步进入小康，完成脱贫攻坚，民营企业发展得好不好是关键。”李汉宇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就在民营企业座谈会召开不久，为纾解民营企业发展困难，贵州制定出台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1 6”政策文件，其中“6”就是围绕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提出的六大措施，“一项一项抓落实”。
2018年12月1日，贵州省开通了“服务民营企业省长直通车”，截至今年2月末，累计接到全省各地民营企业相关人员有效来电来信294件。其中，政策咨询类20件、情况反映类267件、建议意见类7件。反映的问题和意见自受理之日起，基本都在15天内办结回复。
江苏省苏州市的一家丝绸公司，工人在车间进行络丝作业。
“从目前调研情况来看，贵州民营企业对政府的评价在不断进步，并不是说没有问题，关键是我们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机制。”李汉宇举了个例子，早在四年前，针对企业反映的纳税问题，贵州省建立了“民营企业纳税服务联席机制”，将税务机关纳入联席机制中，只要有投诉，马上启动机制解决。针对在税务执行过程中，一些具体细节不清楚的问题，也通过联席机制来解决。
2017年，贵州省委托厦门大学中国营商环境研究中心，采用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指标体系，对省级及9个市（州）、88个县（市、区）营商环境进行第三方评估，当年营商环境的“前沿距离”分数为62.44，处于国际标准的中等水平。
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用“五六七八九”概括民营经济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最新数据显示，中国民营企业数量超过27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6500万户，在全国1亿多市场主体中，9000多万都属于民营经济。
“去年每天新诞生企业18400户，90%以上都是民营企业。”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张茅看来，这是这几年商事制度改革的成果。去年以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全面实行，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力度加大。
民营企业贡献率 
个体工商户数量及增长率
然而，对于民企而言，各种各样的“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仍然存在，民企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经营运行、招投标、军民融合等方面，依然得不到公平的竞争机会。有时即使这个门打开了，民营企业也进去了，但是缺乏话语权和决策权，可能又出来了。
“民企最大的诉求，就是能够得到公平的发展机会和公平的保护。”李汉宇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以贷款为例，民企尽管占“五六七八九”的巨大比例，但获得贷款的比例，却和国企存在较大差距。“资金是民企的血液，没有金融支持，就没有了血液，所以民营企业的最大的需求不是保护，也不是吃偏食，而是公平的竞争环境和公正执法环境。” 正因为如此，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成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六大措施之一。而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是提出“按照竞争中性原则，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
3月6日，张茅在部长通道上介绍，去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大力推进商事制度改革，最突出的内容就是在企业的准入方面，把企业准入的环节从7个变成4个，大大方便了企业的准入。去年在营商环境的第一项“市场准入”方面，中国排名进入28位，比前一年提高65位，“这是商事制度改革以来提高幅度最大的一年”。
按照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激发市场活力”要求，张茅表示要继续深入“放管服”改革，坚持公正监管的原则，对各种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将民营企业面临的困难归纳为“三座大山”，即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
其中，融资的高山，恐怕是民营企业面临的又一痛点。2018年，北京市工商联开展了民营企业大走访大调研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工商联主席燕瑛发现，造成融资难融资贵的一个主要症结在于融资渠道单一，同时，质押的门槛高，银行的创新金融产品太少，大多离不开抵押、担保，因此产权质押评估困难，而新经济企业普遍缺少审核的标准，导致知识产权的质押融资，新兴产业的融资都存在很大困难。
另外一个问题是融资成本高，“我们的金融常用高利润、强担保的方式。”燕瑛进一步解释道，对于高科技来说，主要表现为担保费用高，存在一些中间费用。很多小微企业在向银行申请贷款的过程中，还需要承担担保和评估等第三方服务费用，间接推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此外，贷款期限短也是民企面临的融资问题，而且抽贷断贷的现象较多。对中小微企业也多用短期流动的资金贷款，很多企业由此面临发展困境。
燕瑛在调研中还发现审批程序周期长的问题，经她估算，银行向企业发放一笔贷款，从申请到批准，至少要经过十多道复杂程序，普遍需要2～3个月，甚至有的企业申请贷款6个多月还没有得到贷款，时间太长对于企业创新发展有影响。
对于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难题，作为民营企业家的叶青表示，“银行也是企业，同样面临生存问题，所以这其中的平衡点要把握好”。但他同时建议，金融機构，特别是银行，应该增加一些金融产品，比如中长期贷款，这样有利于稳定信心、把企业做扎实。
同时，在叶青看来，信息不对称也是造成一些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原因。实际上，中国的大型银行，包括五大国有银行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都设立了普惠金融事业部，专门做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但很多小微企业并不了解，遇到资金问题，还是习惯于找典当行和小额贷款公司。“你不跟银行对接，怎么知道不能贷款？”叶青认为，银行也应加大宣传力度，做好贷款辅导。
此外，银行的考核机制也是造成不愿贷款给民营和小微企业的原因。一位来自全国工商联的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必须改变银行的考核机制。“按照过去对银行的考核办法，如果贷款出现问题，信贷员要终身追责，在这样的压力下，很多银行宁可不给小微企业贷款，也不愿因为出现判断失误，造成不良贷款，被终身追责。”
李汉宇也认为，对于任何国家的银行而言，风控都是摆在首位的，因此，要鼓励银行更多向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提供融资，必须提高银行的坏账容忍度。“对于创业企业来说，一将功成万骨枯，只要有10%的企业成功，创业创新就能火起来，但对银行而言，这90%的坏账谁来承担？”
实际上，去年当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初步显现的时候，相关部门已按照“几家抬”的思路，长短结合，综合施策。具体在货币政策上，央行进行逆周期调节，实行结构性货币政策调节工具。在财税政策上，财政部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融资的税收激励政策。同时，银保监会强化监管考核机制，而在金融机构内部，也加大了政策安排和资源安排。此外，央行牵头发挥债券市场作用，实施了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修复民营企业融资功能。
“从实际效果来看，应该说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状况有了一些边际改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在3月1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从反映出来的贷款数据看，如贷款的增长、贷款的覆盖面都有大幅度上升，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大幅度下降。
而从中央层面，更是通过顶层设计，定向、精准施策，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题。今年2月14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不光提出了具体的政策要求，如“完善绩效考核和激励机制，着力疏通民营企业融资堵点”，更是从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角度，对金融业的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都要进行一些调整。
“文件下发后，有关银行还要制定实施具体办法，还要落实，短时间内还很难看到效果。”前述全国工商联人士说。
在叶青看来，中国地域辽阔，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都不相同，以国企为主的东北三省和以民企为主的江浙，显然是不同的，如果按照全国一刀切的模式，用一个金融政策，一个金融产品来要求各金融机构为民营企业提供贷款，可能很难。“金融政策的制定应该因地而异，把产品做细，只有这样才能逐步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今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要增长30%以上。面对这一量化指标，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3月5日的部长通道上表示，对银行来说，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一定要获取足够的信息，在这方面银行业也做了很多探索。运用大数据互联网技术，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大型银行可以做到很快放款，并将不良率保持在很低的水平。利用这一技术，中型银行和一些民营银行、互联网小贷公司也能将不良率控制在一个较低水平。
在郭树清看来，解决好对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贷款、信贷支持和金融支持，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除了银行，保险也大有可为，保险现在总的投资基金大概有16万亿，也可以投资到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 而在证券方面，特别是资本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郭树清认为，直接融资方面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我们要建设一个更强大的资本市场，能够更好地支持创新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应该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包括大型的交易所，区域性的股权市场，也包括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基金，这在国外已经被证明是很好的投资渠道，可以更好地支持风险比较大、创新能力强，但同时失败的可能性也比较大的企业和产品”。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重大举措，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的重要举措，即简政、减税、降费、融资。
不难发现，在提出政策目标的同时，《政府工作报告》对于政策的落实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我们要切实让市场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有明显减税降费感受”“切实使中小微企业融资紧张状况有明显改善，综合融资成本必须有明显降低”……向政策要效果的迫切感跃然纸上。
在民營企业座谈会提出的六大举措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减税降费，而且从数据来看，也确实卓有成效。2018年全年减税降费目标完成1.3万亿元，比起年初预期的1.1万亿元目标，超额完成2000亿元规模。
今年1月1日，财政部对小型微利企业的认定标准进行了调整，比如资产总额由原来工业企业3000万元，其他企业由1000万元，统统提高到5000万元。人数也由过去工业企业100人，其他企业80人，统统认定为300人以下。应纳税所得额，由过去100万以下，统统提到300万以下，由此将1798万户企业纳入调整范围。
在认定标准调整之后，加大所得税的优惠力度，将应税所得100万元以下的按5%缴纳所得税，100万元到300万元的按10%缴纳所得税，低于标准税率15个点。此外，提高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起征点，由原来的3万元提到10万元。
但对于一些企业而言，并没有感受到税负的明显降低，特别是加强税收征管体制改革，社保费由税务部门征收后，民企对于税负和费负的不确定感大大增强， 一些小型民营企业甚至注销企业来逃避对“秋后算账”的担忧。
对此，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也一一指出，有些政策相互不协调，政策效应同向叠加，或者是工作方式简单，导致一些初衷是好的政策产生了相反的作用，比如在“营改增”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规范征管给一些要求抵扣的小微企业带来的税负增加;在完善社保缴费征收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征管机制变化过程中企业的适应程度和带来的预期紧缩效应。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此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曾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认为关键是没有给企业一个稳定的预期，缺乏沟通，而一些特惠式的减税政策多在税基上做文章，还有一定期限，计算起来较为复杂，难以让企业有获得感。
叶青认为，一个政策从出台，到渐渐发挥效应，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环境下，政策真正显现出来还需要一个过程，“大概一年，不光是减税降费，也不光是营商环境，大家会逐步感受到政策的效果”。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重点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增值税税率由此前的16%、10%和6%，降至13%、9%和6%，同时，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各地可降至16%，并提出“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的目标。
对此，叶青认为，国家给民营企业这么多优惠政策，作为企业而言，自身也应承担企业责任。“不能一味想着政府给你支持和帮助，一个企业如果只能靠政府帮助才能生存，那还有什么意义？如果政府过多提供保姆式的服务，企业将来如何走出去面对市场？”
“同时，还必须扭转一个观念，在市场竞争中，企业的优胜劣汰是必然的，要尊重市场，尊重环境，尊重规律，企业要具备自身的竞争力，只有这样的企业才是成功的企业，才是有生命力的企业，才是健康的企业和发展的企业。”叶青说。
据了解，今年四五月份，全国工商联将对各地民营企业情况展开调研，届时，对于全国民企的现状会有一些具体的数据。在前述全国工商联人士看来，从中央层面，目前该出的政策都已经出台了，接下来具体要抓落实，从总的判断来说，四五月份，或许依然是民营企业的困难时期。
在当天的联组会上，针对有人对民营企业政策是不是有变的担忧，李克强重申“没有变，也不可能变！”他指出，民营企业不仅是中国发展的生力军，更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请大家务必坚定信心，我们会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一视同仁对待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对待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进而为民营企业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
这是高层又一次针对民营企业的重要地位发声。就在4个月前，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也给全国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吃下定心丸，指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既“亲”又“清”的政商关系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北京叶氏企业集团董事长叶青参加了去年11月1日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也现场聆听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作为民营企业家，真切感受到这4个月以来的变化。“特别是在理念上有了很大改观。”他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过去政府比较避讳谈对民企的支持和接触，现在在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原则之下，各级党委、政府，有关部门都在力推对民营企业的服务。叶氏企业集团所在的北京市朝阳区，就给企业发了好几个“大礼包”。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是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首先提出的概念，也是对中国政治生态与商业生态，执政环境和市场环境之间的关系提出的新要求。
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陈玉宇看来，中国市场力量的壮大，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要完成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在方方面面，无论基础技术的进步，基础研究的进步，还是新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化，高新技术的突破，甚至互联网时代基础设施的打造，仍需要企业同政府亲密的合作。
对于这一点，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工商联主席李汉宇体会颇深。近年来，贵州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数据显示，2018年贵州民营企业达到260万户以上，同比增长7%。民营经济占该省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55%，对该省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0%。
“大家都清楚地认识到，民营企业是贵州发展的重要力量，明年貴州要想和全国同步进入小康，完成脱贫攻坚，民营企业发展得好不好是关键。”李汉宇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就在民营企业座谈会召开不久，为纾解民营企业发展困难，贵州制定出台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1 6”政策文件，其中“6”就是围绕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提出的六大措施，“一项一项抓落实”。
2018年12月1日，贵州省开通了“服务民营企业省长直通车”，截至今年2月末，累计接到全省各地民营企业相关人员有效来电来信294件。其中，政策咨询类20件、情况反映类267件、建议意见类7件。反映的问题和意见自受理之日起，基本都在15天内办结回复。
“从目前调研情况来看，贵州民营企业对政府的评价在不断进步，并不是说没有问题，关键是我们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机制。”李汉宇举了个例子，早在四年前，针对企业反映的纳税问题，贵州省建立了“民营企业纳税服务联席机制”，将税务机关纳入联席机制中，只要有投诉，马上启动机制解决。针对在税务执行过程中，一些具体细节不清楚的问题，也通过联席机制来解决。
2017年，贵州省委托厦门大学中国营商环境研究中心，采用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指标体系，对省级及9个市（州）、88个县（市、区）营商环境进行第三方评估，当年营商环境的“前沿距离”分数为62.44，处于国际标准的中等水平。
“公平”是民企最大的诉求
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用“五六七八九”概括民营经济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最新数据显示，中国民营企业数量超过27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6500万户，在全国1亿多市场主体中，9000多万都属于民营经济。
“去年每天新诞生企业18400户，90%以上都是民营企业。”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张茅看来，这是这几年商事制度改革的成果。去年以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全面实行，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力度加大。
然而，对于民企而言，各种各样的“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仍然存在，民企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经营运行、招投标、军民融合等方面，依然得不到公平的竞争机会。有时即使这个门打开了，民营企业也进去了，但是缺乏话语权和决策权，可能又出来了。
“民企最大的诉求，就是能够得到公平的发展机会和公平的保护。”李汉宇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以贷款为例，民企尽管占“五六七八九”的巨大比例，但获得贷款的比例，却和国企存在较大差距。“资金是民企的血液，没有金融支持，就没有了血液，所以民营企业的最大的需求不是保护，也不是吃偏食，而是公平的竞争环境和公正执法环境。” 正因为如此，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成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六大措施之一。而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是提出“按照竞争中性原则，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
3月6日，张茅在部长通道上介绍，去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大力推进商事制度改革，最突出的内容就是在企业的准入方面，把企业准入的环节从7个变成4个，大大方便了企业的准入。去年在营商环境的第一项“市场准入”方面，中国排名进入28位，比前一年提高65位，“这是商事制度改革以来提高幅度最大的一年”。
按照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激发市场活力”要求，张茅表示要继续深入“放管服”改革，坚持公正监管的原则，对各种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翻越“融资的高山”
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将民营企业面临的困难归纳为“三座大山”，即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
其中，融资的高山，恐怕是民营企业面临的又一痛点。2018年，北京市工商联开展了民营企业大走访大调研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工商联主席燕瑛发现，造成融资难融资贵的一个主要症结在于融资渠道单一，同时，质押的门槛高，银行的创新金融产品太少，大多离不开抵押、担保，因此产权质押评估困难，而新经济企业普遍缺少审核的标准，导致知识产权的质押融资，新兴产业的融资都存在很大困难。
另外一个问题是融资成本高，“我们的金融常用高利润、强担保的方式。”燕瑛进一步解释道，对于高科技来说，主要表现为担保费用高，存在一些中间费用。很多小微企业在向银行申请贷款的过程中，还需要承担担保和评估等第三方服务费用，间接推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此外，贷款期限短也是民企面临的融资问题，而且抽贷断贷的现象较多。对中小微企业也多用短期流动的资金贷款，很多企业由此面临发展困境。
燕瑛在调研中还发现审批程序周期长的问题，经她估算，银行向企业发放一笔贷款，从申请到批准，至少要经过十多道复杂程序，普遍需要2～3个月，甚至有的企业申请贷款6个多月还没有得到贷款，时间太长对于企业创新发展有影响。
对于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难题，作为民营企业家的叶青表示，“银行也是企业，同样面临生存问题，所以这其中的平衡点要把握好”。但他同时建议，金融機构，特别是银行，应该增加一些金融产品，比如中长期贷款，这样有利于稳定信心、把企业做扎实。
同时，在叶青看来，信息不对称也是造成一些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原因。实际上，中国的大型银行，包括五大国有银行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都设立了普惠金融事业部，专门做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但很多小微企业并不了解，遇到资金问题，还是习惯于找典当行和小额贷款公司。“你不跟银行对接，怎么知道不能贷款？”叶青认为，银行也应加大宣传力度，做好贷款辅导。
此外，银行的考核机制也是造成不愿贷款给民营和小微企业的原因。一位来自全国工商联的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必须改变银行的考核机制。“按照过去对银行的考核办法，如果贷款出现问题，信贷员要终身追责，在这样的压力下，很多银行宁可不给小微企业贷款，也不愿因为出现判断失误，造成不良贷款，被终身追责。”
李汉宇也认为，对于任何国家的银行而言，风控都是摆在首位的，因此，要鼓励银行更多向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提供融资，必须提高银行的坏账容忍度。“对于创业企业来说，一将功成万骨枯，只要有10%的企业成功，创业创新就能火起来，但对银行而言，这90%的坏账谁来承担？”
实际上，去年当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初步显现的时候，相关部门已按照“几家抬”的思路，长短结合，综合施策。具体在货币政策上，央行进行逆周期调节，实行结构性货币政策调节工具。在财税政策上，财政部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融资的税收激励政策。同时，银保监会强化监管考核机制，而在金融机构内部，也加大了政策安排和资源安排。此外，央行牵头发挥债券市场作用，实施了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修复民营企业融资功能。
“从实际效果来看，应该说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状况有了一些边际改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在3月1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从反映出来的贷款数据看，如贷款的增长、贷款的覆盖面都有大幅度上升，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大幅度下降。
而从中央层面，更是通过顶层设计，定向、精准施策，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题。今年2月14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不光提出了具体的政策要求，如“完善绩效考核和激励机制，着力疏通民营企业融资堵点”，更是从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角度，对金融业的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都要进行一些调整。
“文件下发后，有关银行还要制定实施具体办法，还要落实，短时间内还很难看到效果。”前述全国工商联人士说。
在叶青看来，中国地域辽阔，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都不相同，以国企为主的东北三省和以民企为主的江浙，显然是不同的，如果按照全国一刀切的模式，用一个金融政策，一个金融产品来要求各金融机构为民营企业提供贷款，可能很难。“金融政策的制定应该因地而异，把产品做细，只有这样才能逐步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今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要增长30%以上。面对这一量化指标，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3月5日的部长通道上表示，对银行来说，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一定要获取足够的信息，在这方面银行业也做了很多探索。运用大数据互联网技术，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大型银行可以做到很快放款，并将不良率保持在很低的水平。利用这一技术，中型银行和一些民营银行、互联网小贷公司也能将不良率控制在一个较低水平。
在郭树清看来，解决好对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贷款、信贷支持和金融支持，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除了银行，保险也大有可为，保险现在总的投资基金大概有16万亿，也可以投资到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 而在证券方面，特别是资本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郭树清认为，直接融资方面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我们要建设一个更强大的资本市场，能够更好地支持创新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应该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包括大型的交易所，区域性的股权市场，也包括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基金，这在国外已经被证明是很好的投资渠道，可以更好地支持风险比较大、创新能力强，但同时失败的可能性也比较大的企业和产品”。
要真正纾困还得靠政策落实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重大举措，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的重要举措，即简政、减税、降费、融资。
不难发现，在提出政策目标的同时，《政府工作报告》对于政策的落实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我们要切实让市场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有明显减税降费感受”“切实使中小微企业融资紧张状况有明显改善，综合融资成本必须有明显降低”……向政策要效果的迫切感跃然纸上。
在民營企业座谈会提出的六大举措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减税降费，而且从数据来看，也确实卓有成效。2018年全年减税降费目标完成1.3万亿元，比起年初预期的1.1万亿元目标，超额完成2000亿元规模。
今年1月1日，财政部对小型微利企业的认定标准进行了调整，比如资产总额由原来工业企业3000万元，其他企业由1000万元，统统提高到5000万元。人数也由过去工业企业100人，其他企业80人，统统认定为300人以下。应纳税所得额，由过去100万以下，统统提到300万以下，由此将1798万户企业纳入调整范围。
在认定标准调整之后，加大所得税的优惠力度，将应税所得100万元以下的按5%缴纳所得税，100万元到300万元的按10%缴纳所得税，低于标准税率15个点。此外，提高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起征点，由原来的3万元提到10万元。
但对于一些企业而言，并没有感受到税负的明显降低，特别是加强税收征管体制改革，社保费由税务部门征收后，民企对于税负和费负的不确定感大大增强， 一些小型民营企业甚至注销企业来逃避对“秋后算账”的担忧。
对此，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也一一指出，有些政策相互不协调，政策效应同向叠加，或者是工作方式简单，导致一些初衷是好的政策产生了相反的作用，比如在“营改增”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规范征管给一些要求抵扣的小微企业带来的税负增加;在完善社保缴费征收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征管机制变化过程中企业的适应程度和带来的预期紧缩效应。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此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曾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认为关键是没有给企业一个稳定的预期，缺乏沟通，而一些特惠式的减税政策多在税基上做文章，还有一定期限，计算起来较为复杂，难以让企业有获得感。
叶青认为，一个政策从出台，到渐渐发挥效应，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环境下，政策真正显现出来还需要一个过程，“大概一年，不光是减税降费，也不光是营商环境，大家会逐步感受到政策的效果”。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重点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增值税税率由此前的16%、10%和6%，降至13%、9%和6%，同时，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各地可降至16%，并提出“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的目标。
对此，叶青认为，国家给民营企业这么多优惠政策，作为企业而言，自身也应承担企业责任。“不能一味想着政府给你支持和帮助，一个企业如果只能靠政府帮助才能生存，那还有什么意义？如果政府过多提供保姆式的服务，企业将来如何走出去面对市场？”
“同时，还必须扭转一个观念，在市场竞争中，企业的优胜劣汰是必然的，要尊重市场，尊重环境，尊重规律，企业要具备自身的竞争力，只有这样的企业才是成功的企业，才是有生命力的企业，才是健康的企业和发展的企业。”叶青说。
据了解，今年四五月份，全国工商联将对各地民营企业情况展开调研，届时，对于全国民企的现状会有一些具体的数据。在前述全国工商联人士看来，从中央层面，目前该出的政策都已经出台了，接下来具体要抓落实，从总的判断来说，四五月份，或许依然是民营企业的困难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