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奖方向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过去诺奖更偏重于理论创新,近年来则偏重于实用技术。今年的生理医学奖是人工授精技术,物理奖是石墨烯的制造技术,化学奖是原子合成技术,这些成就并无重大的理论突破,但在实践中有重大的应用意义。在这几年经济衰退的形势下,各国失业问题的经济学家获奖就不足为奇了。
　　今年获诺奖的经济学家是美国经济学家彼得·戴蒙德、戴尔·莫滕森和英裔塞浦路斯的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季斯。他们因对劳动力市场和就业问题的研究而获此殊荣。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他们获奖是由于他们“对于存在搜索摩擦情况的市场分析”。这种分析不仅可以解释为什么有许多人失业的同时,还有大量工作岗位出现空缺,而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失业率,这个分析可以被运用到劳动力市场之外的其他领域。
　　摩擦失业并非新概念。这个概念是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的,凯恩斯把失业分为工人嫌工资低不就业的自愿失业,由于劳动力流动形成的摩擦失业,以及由于需求不足引起的非自愿失业。以后的经济学家把摩擦失业解释为由于客观原因而引起的失业。这种失业包括由于工人的技能与市场需求不同而产生的技术性失业,由于制度因素引起的制度性失业,由于劳动力性别与地区差异引起的结构性失业等等。
　　这三位经济学家的贡献是,分析了在摩擦失业中,由于搜索过程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就业困难。这就是说,在劳动力市场上,当买方(企业)与卖方(工人)不能迅速配对时,寻找的过程要耗费时间和资源,并产生不少摩擦,从而引起失业与空位并存。他们为这种搜索市场建立了理论框架。其中戴蒙德建立了搜索市场的基础理论,其他两位经济学家将这一理论扩展并引入劳动力市场研究中。
　　他们的研究可以用于研究政府监管与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就业率,职位空缺及工资变动。这种理论还可以用于分析房地产市场、货币政策和公共经济、财政经济、区域经济、家庭经济等问题。换言之,这种研究对解决许多现实问题极有意义。
　　三位经济学家不是象牙之塔中从事纯理论研究的学者,而是从实际问题出发的学者。皮萨里季斯在获奖后就说,他的研究完全是从欧洲的失业问题出发的。他说:“刚开始研究的时候,欧洲的失业率已经开始上升了,所以我知道这一问题将会影响政府的政策,将会有更大的社会意义。如果社会不采取措施,失业率将可能会进一步提高,而经济学家对此却难以提出有效的理论来应对这一现象。所以我们致力于开发一个新的理论模型来解决这一问题。这个新的模型现在确实收到了效果。”
　　经济学家和任何科学一样,就其实质而言是致用之学。理论来自于实践,而不来自纯粹的逻辑推理。现实中出现了待解决的问题,人们研究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解决方法,形成理论,再把理论运用于解决相关问题。但一旦把理论抽象出来,就有可能陷入纯粹的与现实无关的纯理论,这时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就可能轻视研究实际问题,在象牙之塔中自娱自乐。重理论而轻解决实际问题,是一些理论研究者的缺点。过去诺奖授予纯理论研究者的情况也不少,许多人误解为诺奖只给纯理论研究者,这次瑞典皇家科学院把诺奖给了研究现实问题、并从这些问题出发上升为有现实意义的理论的经济学家就是一个信号,它明确告诉学者,要关注现实,从解决现实问题中形成理论。
　　从理论本身发展的规律而言,重大的理论突破不会经常发生。随着实践的发展,理论到一定时期才会出现重大突破。当没有重大突破时,还在于这种理论在应用中的发展。而且理论突破一定是实践推动的,在象牙塔中也找不到突破点,每一次理论突破总是要解决某个现实问题。
　　战后经济学中最重要的理论突破是凯恩斯的理论。这种突破是为了解决20世纪初英国经济衰退和30年代的世界大萧条。把经济学人为地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本来是一种学术研究的分工,有利于研究的深入,但如果把两者对立起来,甚至认为研究理论才是阳春白雪,研究具体现实问题就是不入流,这是一种非常不利于科学发展的思想。这次诺奖的颁发,对纠正人们的这种误解是有帮助的。
　　中国人总有一份诺奖情结,甚至成了吃不到葡萄的狐狸。如果只进行纯理论研究,中国人的确难获诺奖,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大量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如果我们能从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出发进行研究,并从中概括出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那么获得诺奖就不是一个太远的梦。★
　　(作者为清华大学EMBA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