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经历300年的辛勤开垦与相互交融，来自湖广等十余省的移民终于在天府之地重造出新四川，他们也融合繁衍成为泱泱数千万的新四川人。
在许多县志的记载或移民族谱中，入川始祖们选择落脚地，常常带有传奇色彩。广东一位叫做周元光的移民，于乾隆六年6月启程，经贵州到了四川隆昌，路过一条杨家河时，取碗舀水一不小心把碗落到水里。他们认为这是天意，于是就不走了。
不过，陈世松认为，更多的移民选择落脚点都不是这么随意的。“清初的移民实际是在明代和元末移民的基础上进行的。很多都是在那边有一定的亲缘或是地缘关系。”陈世松说。比如原籍湖南安化的谌氏家族在三台县的落籍过程，前后经历了从康熙三十七年到乾隆十五年50多年时间，一共来了三批数十口人谌家的人，最终都聚居在了三台县的南路地区，这“与家族中最先迁川的谌益吉、谌益珍，在当地建立了可观的基业有直接的关系”，陈叙述道。
另一位康熙年间就开始上川的广东客家人钟宏予，他的经历曾被写成口述体的《入川履历》。他走到简阳的时候，看到“山高富厚，层峦耸翠”，便不想走了。他在一个卖香蜡的铺子里喝茶，遇到一个人，一问是同宗。那人说，我租了一大片山，种不完，看你与我同姓，不然分你一半种吧？钟宏予就这样落下脚来。落脚后，第一件事便是过年。离开家乡三年了，从没有好好过个年，这回，他蒸上家乡的黄糕，穿上结婚时的新衣，祭祖，与邻居同贺新年。
雍正四年，钟宏予听说广东大旱，思乡心切回家探亲。见到母亲，他细细讲自己入川的情形，全家人都来听，母亲“极快（乐）”。他再回四川时，奉母命带走了弟弟。
到了乾隆三年的时候，钟宏予在四川已经发了家。一天他忽然觉得心惊眼跳，想到母亲年已80高龄，决定再回家探母。到家一看，母亲已经于两天前过世了。悲痛之下，他办过丧事，带着原先留在这里的四儿子，回川继续创业去了。
钟宏予曾这样描述过他理想居住地的三条标准：一是“莫居闹市”，二是“又莫太远”，三是有利于“他日完粮过税，考试下场”。离城市不远不近，还要便于交税和科举，这是为以后的发展着想，无论要经商还是读书从政。
也有的人半途回去了。区域史专家兼作家孙晓芬在《明清的江西湖广人与四川》中曾记录过一个现居自贡市的郑氏家族的故事：清初时，郑家祖先从湖广上川，插占的土地多得种不完。后来，他总觉得生活上不习惯，思念家乡，就返回湖广老家了。再到后来，湖广人在四川发了财的消息源源传来，这位郑公又动了心再次入川，但这回已无土地可插占，只好租别人的地种了。
第一批来到四川的移民，看到的情形是蓬蒿千里。一个曾经繁荣富足，人口达五六百万的省份，只剩下数十万人口，人烟凋敝，老虎甚至敢到成都城里伤人。康熙二十二年时，一位入川主考的官员方象瑛还有“沃野千里尽荒弃，田中树木如拱”的记述。
移民先祖们只能从荆棘中辟出家园。陈世松记录过一个三台县移民口口相传的故事：在三台县南段石乡5村，有一所老房子，是清初移民从刺笆林中砍出来的。当移民们打开这座老房子的大门时，发现房中东倒西歪尽是倒毙的死人。那是明末战祸带来瘟疫的见证。
这时的移民们，只要在荒地上插上竹条树枝，土地就是自己的了。那是实实在在开荒：水田里有一尺多的鲤鱼，老死了也没人捉，茅屋外常传来野兽的吼叫声。
占了地后，只需要把地牒上报官府，“官不问其地方数十里，百里，署券而已”。有的移民“插占”的土地大得惊人，比如在新繁县，县志有记载说有一族占田数千亩的。在中江县，一位名刘廷齐的移民占的土地大得“月余不能履其地”，只能趁打猎的时候去巡察一下。甚至有的荒山“由人手指某处至某处，即自行营业。”
之后不久，四川发生过一轮贱价转让土地热。因为先来占地的人往往种不过来那么多地，他们就贱卖给后来的移民。雍正六年，清政府发现，四川的土地隐漏情况相当普遍，于是决定重新丈量土地，这也是开始“摊丁入亩”进行征税的先声。于是，那些占了田又耕作不了的农户，为少纳税，更想方设法把田转让出去。有的移民用一两银子就可换10亩地，甚至用拣别人扔掉的豆秸，筛出5升豆粒，也换了好几亩地。成都大面镇的“鸡公山”，是有人用一只公鸡换来的，并由此得名；原回水公社的“毡帽沟”，是清初姓龚的用毡帽从姓贾的手上换来的。
“从人口学上说，移民第二代第三代成为主体时，移民社会就让位于本土社会或叫土著社会了。这叫做‘在地化’”。
而曹树基认为，大约至嘉庆年间，四川省内不同省籍人之间冲突就基本消弥了。
清朝中期，成都流行过一首十分著名的《竹枝词》：“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这是一个“五方杂处”的移民社会开始走向融合的鲜明写照。而到民国时期，《双流县志》有这样的描述：“清初招徕，大抵楚黄之人为多，次则粤东，次则由闽、由赣、由陕，服贾于此，以长子孙，今皆土著矣，风俗已无差异焉”。
新四川人
在清朝末期，四川的会馆走向了衰落。“到那时，四川的地方社会、行政组织都建立起来了。政府又要求成立商会，管理行帮，这时会馆原来的行政职能和商业职能都弱化了。会馆这些功能的弱化，就说明这里变成土著社会了。”陈世松说。因此，会馆历史的结束，也是各省移民彻底融入四川的一个必然。
经过移民们与本省土著一百余年的励精图治，四川又一次重生。到了乾隆四十一年，据曹树基估计，移民及其后裔加上土著居民（包括战后返乡的），四川全省的人口从清初的50万已经发展到1000万。这种人口的繁衍速度是惊人的，在清末年间，四川的人口已经达到4000-5000万人，实际上又人满为患了。
“这次移民对四川人的性格改变肯定起了很大作用，”陈世松说。“原来说川西人尚文。但经过这次移民后，川西出了很多大将，像杨遇春、岳钟琪，都是移民后裔。”
“移民可能对巴蜀文化带来一些改变，但是基本的文化模式没变。哪怕是人已经换了。因为地理环境对人的文化的根本影响没有变，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决定了人只能这样。湖广人来了还是这样，该治水要治水，该种田还种田。原来福建人长于经商，安定下来后也不愿出去了。在四川的历史上，只有秦代那次移民，是连文化模式都改变了。秦之前，巴蜀和中原文化是不一样的，秦代以后这里与中原一样了。汉代以下，基本还是沿着中原文化。可能隋唐时，进来的移民精英文化多些，而明清时的湖广移民，平民文化色彩重些，但是对四川都没有基本的改变。”在陈世松的眼里，尽管有了清代“湖广填四川”的人口大换血，但四川仍是四川，川人的性格基本没变。
在这个中国当年的第一人口大省，人们都讲四川话，都自认是四川人，只有在过年、祭祀之时，才会重温一下三百年前祖先们从各个省份来到填四川的创业史。
60岁的范文承，他和他的弟弟妹妹们还可以讲一口流利的客家话。而他的儿子只能听懂，已经不会说了。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三，是范璧的生日，范家都会举族前往入川始祖们的墓前祭祀，用的还都是老礼：三跪九拜，摆上供品，颂扬祖先，宣读祖训及向祖宗的承诺。今年的祭祀仪式，来了400多人，坐满了60桌，向公交公司租用了五辆大客车。
虽然范氏在四川的宗亲有4000人，但只来400人，也够主持者忙得不亦乐乎了。在一个正在飞速朝着现代化城市化迈进的社会，维护一个数百年传下来的家族传统典仪，并不是件容易事。
在许多县志的记载或移民族谱中，入川始祖们选择落脚地，常常带有传奇色彩。广东一位叫做周元光的移民，于乾隆六年6月启程，经贵州到了四川隆昌，路过一条杨家河时，取碗舀水一不小心把碗落到水里。他们认为这是天意，于是就不走了。
不过，陈世松认为，更多的移民选择落脚点都不是这么随意的。“清初的移民实际是在明代和元末移民的基础上进行的。很多都是在那边有一定的亲缘或是地缘关系。”陈世松说。比如原籍湖南安化的谌氏家族在三台县的落籍过程，前后经历了从康熙三十七年到乾隆十五年50多年时间，一共来了三批数十口人谌家的人，最终都聚居在了三台县的南路地区，这“与家族中最先迁川的谌益吉、谌益珍，在当地建立了可观的基业有直接的关系”，陈叙述道。
另一位康熙年间就开始上川的广东客家人钟宏予，他的经历曾被写成口述体的《入川履历》。他走到简阳的时候，看到“山高富厚，层峦耸翠”，便不想走了。他在一个卖香蜡的铺子里喝茶，遇到一个人，一问是同宗。那人说，我租了一大片山，种不完，看你与我同姓，不然分你一半种吧？钟宏予就这样落下脚来。落脚后，第一件事便是过年。离开家乡三年了，从没有好好过个年，这回，他蒸上家乡的黄糕，穿上结婚时的新衣，祭祖，与邻居同贺新年。
雍正四年，钟宏予听说广东大旱，思乡心切回家探亲。见到母亲，他细细讲自己入川的情形，全家人都来听，母亲“极快（乐）”。他再回四川时，奉母命带走了弟弟。
到了乾隆三年的时候，钟宏予在四川已经发了家。一天他忽然觉得心惊眼跳，想到母亲年已80高龄，决定再回家探母。到家一看，母亲已经于两天前过世了。悲痛之下，他办过丧事，带着原先留在这里的四儿子，回川继续创业去了。
钟宏予曾这样描述过他理想居住地的三条标准：一是“莫居闹市”，二是“又莫太远”，三是有利于“他日完粮过税，考试下场”。离城市不远不近，还要便于交税和科举，这是为以后的发展着想，无论要经商还是读书从政。
也有的人半途回去了。区域史专家兼作家孙晓芬在《明清的江西湖广人与四川》中曾记录过一个现居自贡市的郑氏家族的故事：清初时，郑家祖先从湖广上川，插占的土地多得种不完。后来，他总觉得生活上不习惯，思念家乡，就返回湖广老家了。再到后来，湖广人在四川发了财的消息源源传来，这位郑公又动了心再次入川，但这回已无土地可插占，只好租别人的地种了。
第一批来到四川的移民，看到的情形是蓬蒿千里。一个曾经繁荣富足，人口达五六百万的省份，只剩下数十万人口，人烟凋敝，老虎甚至敢到成都城里伤人。康熙二十二年时，一位入川主考的官员方象瑛还有“沃野千里尽荒弃，田中树木如拱”的记述。
移民先祖们只能从荆棘中辟出家园。陈世松记录过一个三台县移民口口相传的故事：在三台县南段石乡5村，有一所老房子，是清初移民从刺笆林中砍出来的。当移民们打开这座老房子的大门时，发现房中东倒西歪尽是倒毙的死人。那是明末战祸带来瘟疫的见证。
这时的移民们，只要在荒地上插上竹条树枝，土地就是自己的了。那是实实在在开荒：水田里有一尺多的鲤鱼，老死了也没人捉，茅屋外常传来野兽的吼叫声。
占了地后，只需要把地牒上报官府，“官不问其地方数十里，百里，署券而已”。有的移民“插占”的土地大得惊人，比如在新繁县，县志有记载说有一族占田数千亩的。在中江县，一位名刘廷齐的移民占的土地大得“月余不能履其地”，只能趁打猎的时候去巡察一下。甚至有的荒山“由人手指某处至某处，即自行营业。”
之后不久，四川发生过一轮贱价转让土地热。因为先来占地的人往往种不过来那么多地，他们就贱卖给后来的移民。雍正六年，清政府发现，四川的土地隐漏情况相当普遍，于是决定重新丈量土地，这也是开始“摊丁入亩”进行征税的先声。于是，那些占了田又耕作不了的农户，为少纳税，更想方设法把田转让出去。有的移民用一两银子就可换10亩地，甚至用拣别人扔掉的豆秸，筛出5升豆粒，也换了好几亩地。成都大面镇的“鸡公山”，是有人用一只公鸡换来的，并由此得名；原回水公社的“毡帽沟”，是清初姓龚的用毡帽从姓贾的手上换来的。
“从人口学上说，移民第二代第三代成为主体时，移民社会就让位于本土社会或叫土著社会了。这叫做‘在地化’”。
而曹树基认为，大约至嘉庆年间，四川省内不同省籍人之间冲突就基本消弥了。
清朝中期，成都流行过一首十分著名的《竹枝词》：“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这是一个“五方杂处”的移民社会开始走向融合的鲜明写照。而到民国时期，《双流县志》有这样的描述：“清初招徕，大抵楚黄之人为多，次则粤东，次则由闽、由赣、由陕，服贾于此，以长子孙，今皆土著矣，风俗已无差异焉”。
新四川人
在清朝末期，四川的会馆走向了衰落。“到那时，四川的地方社会、行政组织都建立起来了。政府又要求成立商会，管理行帮，这时会馆原来的行政职能和商业职能都弱化了。会馆这些功能的弱化，就说明这里变成土著社会了。”陈世松说。因此，会馆历史的结束，也是各省移民彻底融入四川的一个必然。
经过移民们与本省土著一百余年的励精图治，四川又一次重生。到了乾隆四十一年，据曹树基估计，移民及其后裔加上土著居民（包括战后返乡的），四川全省的人口从清初的50万已经发展到1000万。这种人口的繁衍速度是惊人的，在清末年间，四川的人口已经达到4000-5000万人，实际上又人满为患了。
“这次移民对四川人的性格改变肯定起了很大作用，”陈世松说。“原来说川西人尚文。但经过这次移民后，川西出了很多大将，像杨遇春、岳钟琪，都是移民后裔。”
“移民可能对巴蜀文化带来一些改变，但是基本的文化模式没变。哪怕是人已经换了。因为地理环境对人的文化的根本影响没有变，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决定了人只能这样。湖广人来了还是这样，该治水要治水，该种田还种田。原来福建人长于经商，安定下来后也不愿出去了。在四川的历史上，只有秦代那次移民，是连文化模式都改变了。秦之前，巴蜀和中原文化是不一样的，秦代以后这里与中原一样了。汉代以下，基本还是沿着中原文化。可能隋唐时，进来的移民精英文化多些，而明清时的湖广移民，平民文化色彩重些，但是对四川都没有基本的改变。”在陈世松的眼里，尽管有了清代“湖广填四川”的人口大换血，但四川仍是四川，川人的性格基本没变。
在这个中国当年的第一人口大省，人们都讲四川话，都自认是四川人，只有在过年、祭祀之时，才会重温一下三百年前祖先们从各个省份来到填四川的创业史。
60岁的范文承，他和他的弟弟妹妹们还可以讲一口流利的客家话。而他的儿子只能听懂，已经不会说了。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三，是范璧的生日，范家都会举族前往入川始祖们的墓前祭祀，用的还都是老礼：三跪九拜，摆上供品，颂扬祖先，宣读祖训及向祖宗的承诺。今年的祭祀仪式，来了400多人，坐满了60桌，向公交公司租用了五辆大客车。
虽然范氏在四川的宗亲有4000人，但只来400人，也够主持者忙得不亦乐乎了。在一个正在飞速朝着现代化城市化迈进的社会，维护一个数百年传下来的家族传统典仪，并不是件容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