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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流域居民参与生态补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相关生态补偿政策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流域居民是否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决策是基于其生态认知衡量后在理性和感性综合影响下所作出的最佳选择，其生态补偿参与意愿不仅受客观现实条件的制约，还受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下所形成的生态认知水平的影响。因此，分析生态认知对流域居民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对促进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有效实施和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的不断改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条件价值评估法所获得的针对大汶河流域居民的1 020份问卷资料，以计划行为理论为指导，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生态认知对流域居民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生态认知对流域居民的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即生态认知水平越高，参与流域生态补偿的意愿越强烈。②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两两相互正相关影响，且都对生态补偿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最为显著。③流域居民的行为态度受其对目前水量和水质的满意度及对保护生态与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比较认知的影响较大。④指令性规范对流域居民所产生的带动示范作用大于示范性规范。⑤流域居民是否参与生态补偿的知觉行为控制主要受流域生态对其生产生活的影响程度及水环境产权意识的影响。为此，应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加大对流域生态环境的治理力度，不断完善流域生态补偿的监督管理体系，以提升流域居民的生态认知水平，进而提高流域居民的生态补偿参与意愿。
关键词 流域居民;生态认知;计划行为理论;结构方程模型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9）09-0109-08DOI：10.12062/cpre.20190606
流域生态资源具有开放性、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属于一种被称为“公共池塘资源”的公共物品，正负外部性能通过流域发生时空转移[1]。如果缺乏从流域的整体层面进行统筹规划，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流域所流经的各行政区域之间产生利益冲突，特别是上下游地区之间在生态环境整治、经济开发方面存在实施主体与受益主体不一致的矛盾，对流域水资源的开发容易造成无人负责的“公地悲剧”和错误示范的“破窗效应”[2]。自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以来，国家不断加快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按照《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等文件精神，全国已超过20个省份相继出台流域生态补偿政策，逐步形成了省市县多层次、多尺度的流域生态补偿模式，充分调动了各级政府进行流域生态保护和治理的积极性。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对于完善水治理体系和保障国家水安全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调动和激发流域居民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流域居民作为生态保护的直接受益者，同时也是相关生态补偿政策的最终执行者和落实者，参与流域生态补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相关政策能否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因此，研究流域居民的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并探讨其影响因素，对促进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有效实施和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的不断改善具有重要意义。
1 问题的提出
居民的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一些外部因素（政策制度、经济基础、社会文化等）和内部因素（感知、认知、动机等）都可能会影响其参与意愿，并使之转变为具体的参与行为[3]。然而，居民的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究竟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依然是学术界亟需研究的热点问题。当居民在选择是否参与生态补偿项目时，经济因素显得尤为重要，非现金福利、补偿标准及补贴能否及时发放等是影响居民参与意愿的主要因素[4-6]，家庭经济状况（收入水平、农业收入比、耕地面积等）也影响了居民的参与意愿[7-9]。但是，经济因素并不是影响居民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唯一因素，居民的个体特征因素（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人口数等）对生态补偿参与意愿有显著影响[10-13]。还有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因素[14-15]、心理因素[16-17]、生态效益因素[18-19]等对居民的生态补偿参与意愿也有显著影响。另外，部分学者从生态价值认知视角探讨对其生态保护参与意愿的影响，并得出生态价值认知对生态保护参与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一较为一致的结论[20-21]。但生态价值认知是对生态系统服务外在价值的认知，是生态认知的组成部分，此外，例如对生态保护政策的了解程度、生态治理必要性认知、水环境产权意识等反映居民生态知识、生态态度和生态情感等方面的认知部分无法用价值所量化，但也会对其生态补偿参与意愿产生一定影响。因此，有必要从生态认知层面探究居民的生态补偿参与意愿。
从已有研究可以看出，关于居民生态补偿参与意愿方面的研究已取得较多颇有价值的成果，为本文提供了有力借鉴。但从研究内容上来看，已有研究大都侧重于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外部特征等方面分析影响居民生态补偿受偿意愿或支付意愿的因素。这些研究都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居民所面对的客观现实是其行为决策的依据。然而，流域居民是否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决策是基于其生态认知衡量后在理性和感性综合影响下所作出的最佳选择，其生态补偿参与意愿不仅受客观现实条件的制约，还受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背景下所形成的生态认知水平的影响。因而，本文从生态认识视角出发，探讨对其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另外，由于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正处于不断探索和完善过程中，相关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在不同阶段流域居民的认知度和参与度会发生变化，因此有必要开展这方面的连续跟踪研究，以便能有针对性地对相关政策进行调整。
鉴于此，本文以条件價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所获得的针对大汶河流域居民的1 020份问卷调查资料，以计划行为理论为指导，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分析生态认知对流域居民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及作用机理，以期为政府掌握流域居民的生态认知特征并制定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提供理论支持和参考依据。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2.1 理论分析
认知是个体对所获信息的筛选、组织、加工及理解的过程。目前，学术界尚未对生态认知有一个较为统一的定义，在本文中，生态认知是指居民对生态环境的基本认识、对生态系统服务的直接使用价值和间接使用价值的认知及对生态保护政策和生态科学知识的了解和掌握，它是居民形成生态价值观和促进其生态保护行为的必要前提。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表明，人的行为是经过深思熟虑计划的结果，所有可能影响行为的因素都是由行为意愿所间接影响的。流域居民的生态认知水平直接影响其参与流域生态补偿的行为意愿，进而间接影响流域生态补偿的参与行为，三者之间表现出“生态认知→行为意愿→参与行为”的逻辑关系。
在流域居民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决策过程中，不同居民的行为意愿是由其生态认知水平的差异所导致的。计划行为理论认为，行为意愿由行为态度（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AB）、主观规范（Subject Norm，SN）和知觉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PBC）三项相关因素相互影响所产生。
2.2 研究假说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对流域居民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以及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等相关变量进行界定，并提出相关研究假说。
（1）行为态度（AB）是指个体对执行某特定行为的喜欢和厌恶程度。行为态度取决于个体对采取此特定行为后所产生的心理预期，当流域居民对参与生态补偿的心理预期为正向时则会产生积极的行为态度，而负向的心理预期则会产生消极的行为态度。流域居民的行为态度主要受目前对流域生态保护的主观感知以及参与生态补偿后的心理预期的影响。因此，本文从居民对流域水质的满意度（AB1）、对流域水量的满意度（AB2）、流域生态治理的必要性认知（AB3）、流域生态补偿实施的必要性认知（AB4）、保护生态与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比较认知（AB5）以及对政府生态补偿政策的心理预期（AB6）6个方面来评价流域居民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态度认知。基于此，提出假说H1。
H1：流域居民积极的行为态度对其生态补偿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主观规范（SN）是指个体对执行某特定行为所感受到的外部社会压力。主要可分为指令性规范和示范性规范两种，其中对流域居民所产生的指令性规范主要来自于政府部门对相关生态环保政策的宣传及政策执行的监管力度，这对居民的行为决策具有引导和带动作用;对流域居民所产生的示范性规范群体主要来自于亲人、朋友、邻居及社会公益组织等，受“羊群效应”的影响，他人的行为决策会对居民产生示范效应。因此，本文从政府的宣传和监管力度（SN1）、生态保护的社会氛围（SN2）2个方面来衡量生态补偿参与中流域居民的主观规范认知。基于此，提出假说H2。
H2：流域居民强力的主观规范对其生态补偿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知觉行为控制（PBC）是指个体所感知的执行某特定行为的难易程度，是对促进或阻碍此特定行为执行的主观认知。主要包括感知信念和评估信念两方面，其中感知信念是流域居民参与生态补偿所掌握的信息知识、专业技能、资本以及其它资源利用方面的限制;评估信念是个体评估自身能力、资源和机会对参与生态补偿行为的影响程度，主要体现为居民的禀赋效应。居民是否愿意参与生态
补偿，取决于参与生态补偿后所得到的生态效益与现有生态效益的比较，只有当居民感知自身参与生态补偿所获得的生态效益大于或至少等于其参与成本，才会迸发积极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因此，本文从对生态环保政策的了解程度（PBC1）、水环境产权意识（PBC2）、流域生態对生产生活的影响程度（PBC3）、环保政策对家庭的影响程度（PBC4）4个方面来衡量流域居民对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知觉行为控制认知。基于此，提出假说H3。
H3：流域居民强烈的知觉行为控制对其生态补偿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3 变量选取
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借鉴已有相关研究的变量选取与量表设计成果，同时结合在走访调研过程中的实际情况，最终设计了14个题项，以测量流域居民生态补偿的参与意愿、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4个潜在变量。变量含义及其赋值如表1所示。
3 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3.1 模型构建
与Logit模型、Probit模型等传统计量回归方法相比，结构方程模型可针对多个因变量进行分析，并能同时分析各观测变量与潜变量、各潜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及路径[22]，对验证流域居民的各生态认知因素对其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具体有以下三个矩阵方程式所组成：
η=βη+Γξ+ζ（1）
y=Λyη+ε（2）
X=Λxξ+δ（3）
式（1）为结构模型，η为内生潜在变量，表示流域居民的生态补偿参与意愿;β为内生潜在变量间的系数;ξ为外生潜在变量，主要包括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Γ为外生潜在变量对内生潜在变量的影响;ζ为结构方程残差项，反映在结构方程中未能解释的部分。式（2）和式（3）为测量模型。式（2）反映内生潜在变量与内生可观测变量之间的测量关系;Y是内生潜变量的可观测变量，即反映参与意愿的指标;Λy表示y在η上的因子载荷构成的系数矩阵，ε为内生可观测变量的测量误差项。式（3）反映三个影响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外生潜在变量与外生可观测变量之间的测量关系;X是外生潜变量的可观测变量，即反映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的指标;Λx表示x在ξ上的因子载荷构成的系数矩阵;δ为外生可观测变量的测量误差项。
3.2 数据来源与样本基本特征
本文研究的基础数据来源于课题组对山东省大汶河流域居民的问卷调查。调研地点为大汶河流域所流经的各乡镇，按照距离大汶河及支流的最短直线距离，对所流经的各行政村采取分层抽样的方法选取样本。为保证调查结果的有效性和准确性，事先对所有调研团队成员开展关于流域生态补偿及调查问卷的相关知识培训。调研采取入户走访、面对面的方式，由调查员逐一对问卷的相关内容进行讲解，使被调查者能够真正清楚问卷所需回答的问题，尽可能的使假想市场接近真实市场，从而使调查结果比较准确地反映出被调查者的真实想法。正式调研始于2018年8月，共走访调研7个街道，23个乡镇，135个行政村。共发放问卷1 106份，剔除无效问卷（前后矛盾、不完全作答等）86份，获得有效问卷1 020份，问卷有效率为9222%，符合本次调研预期要求。 从调查样本的基本特征来看（见表2），受访者男性比例高于女性，以40～60岁年龄段的中年人为主，受教育程度以小初高为主，大专及以上的受访者较少;家庭年收入水平大多处于1万～6万元之间;职业以务农为主的受访者占样本总量的50%，其次为个体经商和企业职工，各占样本总量的19.02%和13.82%。
3.3 受访者的生态认知特征
根据受访者的生态环境认知统计结果（见表3），在1 020份有效样本中，有72.94%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参与流域生态保护，27.06%的受访者表示不愿意参与。84.47%
的居民认为有必要或很有必要采取措施治理流域生态环境，说明流域居民的生态治理必要性认知较强。水环境产权意识整体较差，对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认知度还有待提升，只有12.45%的居民表示对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比较了解或非常了解;有70.78%的受访者表示保护流域生态环境具体应为流域所流经区域政府的责任，应由当地政府具体负责流域生态保护和治理工作。有超过50%的受访者认为政府未建立健全生态环保综合决策机制和监督管理体系是目前流域生态环境问题依然存在的重要原因。认为行政措施是保护流域生态环境最有效措施的受访者占样本总量的40.00%;其次为法律措施，占样本总量的3078%。有38.04%的受访者表示不愿意支付补偿费用，6196%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参与流域生态补偿并支付补偿费用。
4 模型拟合评价与估计结果
4.1 信效度检验
为确保量表的可靠性，本文运用SPSS19.0软件对四个潜在变量及问卷整体量表进行信度分析，结果表明，问卷整体Cronbach’s α信度系数为0.848，说明变量及问卷量表信度较好，可靠性较高[23]。本文应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对14个观测变量进行降维处理。在进行因子分析前，首先对变量进行一致性检验。模型显示，KMO值为0.882，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5 828.420，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观测变量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适合做因子分析。利用最大方差法，并经过4次最大化正交旋转，得到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提取得到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参与意愿4个公因子，其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8.236%，且所有题项的标准因子载荷都大于0.5，说明研究量表的收敛效度良好，整体内在结构较为合理。
4.2 模型整体适配度检验
模型整体适配度检验的目的是验证各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假设是否合理，以及检验各潜在变量的测度项是否能够充分代表潜在变量和研究量表的综合信效度。本文运用Amos 22.0软件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拟合，根据评价模型拟合理论，选用绝对拟合指数（5项）、相对拟合指数（4项）、简约拟合指数（2项）来分析评价模型的拟合效果。根据修正提示，对模型进行修正，得到如表4所示的模型拟合评价指数。各项评价指数均符合适配标准，最终认为测量模型的总体拟合情况和适配度较好。
4.3 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图1为最终所得到的生态认知对流域居民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影响的结构方程模型及标准化路径系数图，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对参与意愿的影响可作出如下分析。
（1）行为态度。行为态度对参与意愿的路径系数为0.294，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检验且两者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居民的行为态度越积极，流域生态补偿参与意愿越显著，验证了本文的假设H1。根据标准化路径系数，居民对目前流域水量的满意度、对流域水质的满意度、保护生态与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比较认知对行为态度的贡献度大于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的必要性认知、流域生态补偿实施的必要性认知以及对政府实施生态补偿政策的心理预期。可能的原因是，流域居民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态度更多地受参与后所得到的直接外部生态效益的影响。受河流周边化工污染及农村面源污染影响，流域水質恶化、断面断流等现象严重影响着居民的生产生活安全，只有当居民真正感触到参与流域生态补偿后水量水质得到显著改善，才会迸发积极的行为态度。同时，只有流域居民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得到真正认同，才会甘愿做出经济牺牲投入到流域生态保护当中。
（2）主观规范。主观规范对参与意愿的路径系数为0.243，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检验且两者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流域居民对参与流域生态补偿所感受到的外部社会压力越大，参与意愿越显著，验证了本文的假设H2。根
据标准化路径系数，政府的宣传和监管力度对主观规范的贡献度大于生态保护的社会氛围，这表明流域居民参与生态补偿的主观规范在很大程度上受政府部门对生态补偿政策的宣传及政策执行过程中监管力度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居民对政府所推行的政策表现出一种尊重和服从的心理特征，进一步反映出政府在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
（3）知觉行为控制。相较于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对参与意愿的影响最为显著，路径系数为0359，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检验且两者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居民对参与流域生态补偿所具备的感知信念和评估信念越强，参与意愿越显著，验证了本文的假设H3。根据标准化路径系数，流域生态对生产生活的影响程度和水环境产权意识对知觉行为控制的贡献度明显大于对环保政策的了解程度和环保政策对家庭的影响程度。其可能的解释为，只有当居民感知参与流域生态补偿对其生产生活所带来的正外部性生态效益大于所投入的成本时，才会促使其产生积极的知觉行为控制。流域居民的水环境产权意识越强，保护流域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越高，参与流域生态补偿的知觉行为控制越强。
同时，由图1可以看出，流域居民对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三个外生潜在变量既相互独立，又相互正向影响，共同对流域生态补偿参与意愿产生影响，这与大多数研究结论相一致[24-25]。其中，行为态度与知觉行为控制间的相互正相关影响最为显著，其路径系数为0.372，对参与流域生态补偿具有积极行为态度的居民往往愿意为其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而对参与流域生态补偿过程中的知觉行为控制会相对较高;而知觉行为控制认知越高的流域居民对美好流域生态环境的需要越强烈，对参与流域生态补偿的行为态度越积极。主观规范与行为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间的相互正相关影响程度相当，其路径系数分别为0.281和0.284。居民参与流域生态补偿是一种理性且受客观条件约束的特定行为，居民对参与流域生态补偿的行为态度越积极，越容易感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压力，而居民感受到外部社会的压力越大，参与流域生态补偿的行为态度越积极。居民感知到正面的主观规范越多，对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认知度和认可度越高，对促进其参与流域生态补偿的主观认知就越强;而居民对参与流域生态补偿的知觉行为控制认知越强，则越希望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和支持。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基于生态认知视角，以计划行为理论为指导，利用实地调研所获得的1 020份问卷资料，对流域居民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与参与意愿4个潜在变量，14个观测变量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分析结果表明：①生态认知对居民的流域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即生态认知水平越高的流域居民，参与流域生态补偿的意愿越强烈。②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三者之间两两相互正相关影响，且都对流域居民生态补偿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知觉行为控制对参与意愿的影响最为显著。③流域居民的行为态度受对目前水量和水质的满意度及对保护生态与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比较认知的影响较大。④指令性规范对流域居民所产生的带动示范作用大于示范性规范。⑤流域居民是否参与生态补偿的知觉行为控制主要受流域生态对其生产生活的影响程度及水环境产权意识的影响。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得出以下几点启示：一是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加大对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宣讲和解读，提高居民对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了解程度和认知水平，营造浓厚的积极保护流域生态环境、参与流域生态补偿的社会氛围。二是加大对流域生态环境的治理力度，让居民切身感受到参与生态补偿后流域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提升对水量水质的满意度，增强流域居民的“获得感”，进而提高参与流域生态补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三是不断完善流域生态补偿的监督管理体系，提高指令性规范对流域居民的带动和引导作用，加快水权制度改革，通过对流域水资源的取用水确权，增强流域居民的水环境产权意识。
（编辑：李 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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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ecological cognition on river basin residents’ willingness toparticipate i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from Dawen River basin
ZHANG Hua-nan GE Yan-xiang JIE Yu-mei ZHENG Yun-che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an Shandong 271018， China）
Abstract The enthusiasm and initiative of river basin residents to participate i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full play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effect. Whether the residents of the river basin participate in the behavior decision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s based on the best choice made under the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of rationality and sensibility after the measurement of ecological cognition， and their willingness is not only restricted by objective reality， but also influenced by the level of ecological cognition formed under the specific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ecological cognition on the willingness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articipation of river basin residents in promoting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olicy in river basin 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in river basin. Based on the 1 020 questionnaires obtained from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f the Dawen River Basin used by CVM， and directed by TPB， this paper appli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o verify the influence of ecological cognition on river basin resident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nd its mechanism. The main findings showed as follows： ①River basin residents’ ecological cognition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ir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②Attitudes toward the behavior （BA）， subject norm （SN） and 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PBC） present mutual positive influences among each other， and all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s on their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 i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of which that of PBC is the most typical. ③The BA of the residents is more influenced by their satisfaction with the current water quantity and quality and the comparative cogni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protecting ecology and developing economy. ④The exemplary effect of the prescriptive norm on the river basin residents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demonstration norm. ⑤Whether to participate in the PBC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river basin is mainly affected by the influence degree of watershed ecology on residents’ production and life and the awareness of water environmental property rights. Relevant suggestions are finally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conclusion： 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role of the news media， increase the control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river basin and improve th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of the river basin， so as to improve the ecological cognition level of the river basin residents， and then enhance the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Key words river basin resident; ecological cognition;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关键词 流域居民;生态认知;计划行为理论;结构方程模型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9）09-0109-08DOI：10.12062/cpre.20190606
流域生态资源具有开放性、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属于一种被称为“公共池塘资源”的公共物品，正负外部性能通过流域发生时空转移[1]。如果缺乏从流域的整体层面进行统筹规划，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流域所流经的各行政区域之间产生利益冲突，特别是上下游地区之间在生态环境整治、经济开发方面存在实施主体与受益主体不一致的矛盾，对流域水资源的开发容易造成无人负责的“公地悲剧”和错误示范的“破窗效应”[2]。自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以来，国家不断加快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按照《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等文件精神，全国已超过20个省份相继出台流域生态补偿政策，逐步形成了省市县多层次、多尺度的流域生态补偿模式，充分调动了各级政府进行流域生态保护和治理的积极性。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对于完善水治理体系和保障国家水安全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调动和激发流域居民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流域居民作为生态保护的直接受益者，同时也是相关生态补偿政策的最终执行者和落实者，参与流域生态补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相关政策能否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因此，研究流域居民的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并探讨其影响因素，对促进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有效实施和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的不断改善具有重要意义。
1 问题的提出
居民的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一些外部因素（政策制度、经济基础、社会文化等）和内部因素（感知、认知、动机等）都可能会影响其参与意愿，并使之转变为具体的参与行为[3]。然而，居民的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究竟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依然是学术界亟需研究的热点问题。当居民在选择是否参与生态补偿项目时，经济因素显得尤为重要，非现金福利、补偿标准及补贴能否及时发放等是影响居民参与意愿的主要因素[4-6]，家庭经济状况（收入水平、农业收入比、耕地面积等）也影响了居民的参与意愿[7-9]。但是，经济因素并不是影响居民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唯一因素，居民的个体特征因素（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人口数等）对生态补偿参与意愿有显著影响[10-13]。还有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因素[14-15]、心理因素[16-17]、生态效益因素[18-19]等对居民的生态补偿参与意愿也有显著影响。另外，部分学者从生态价值认知视角探讨对其生态保护参与意愿的影响，并得出生态价值认知对生态保护参与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一较为一致的结论[20-21]。但生态价值认知是对生态系统服务外在价值的认知，是生态认知的组成部分，此外，例如对生态保护政策的了解程度、生态治理必要性认知、水环境产权意识等反映居民生态知识、生态态度和生态情感等方面的认知部分无法用价值所量化，但也会对其生态补偿参与意愿产生一定影响。因此，有必要从生态认知层面探究居民的生态补偿参与意愿。
从已有研究可以看出，关于居民生态补偿参与意愿方面的研究已取得较多颇有价值的成果，为本文提供了有力借鉴。但从研究内容上来看，已有研究大都侧重于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外部特征等方面分析影响居民生态补偿受偿意愿或支付意愿的因素。这些研究都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居民所面对的客观现实是其行为决策的依据。然而，流域居民是否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决策是基于其生态认知衡量后在理性和感性综合影响下所作出的最佳选择，其生态补偿参与意愿不仅受客观现实条件的制约，还受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背景下所形成的生态认知水平的影响。因而，本文从生态认识视角出发，探讨对其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另外，由于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正处于不断探索和完善过程中，相关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在不同阶段流域居民的认知度和参与度会发生变化，因此有必要开展这方面的连续跟踪研究，以便能有针对性地对相关政策进行调整。
鉴于此，本文以条件價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所获得的针对大汶河流域居民的1 020份问卷调查资料，以计划行为理论为指导，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分析生态认知对流域居民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及作用机理，以期为政府掌握流域居民的生态认知特征并制定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提供理论支持和参考依据。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2.1 理论分析
认知是个体对所获信息的筛选、组织、加工及理解的过程。目前，学术界尚未对生态认知有一个较为统一的定义，在本文中，生态认知是指居民对生态环境的基本认识、对生态系统服务的直接使用价值和间接使用价值的认知及对生态保护政策和生态科学知识的了解和掌握，它是居民形成生态价值观和促进其生态保护行为的必要前提。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表明，人的行为是经过深思熟虑计划的结果，所有可能影响行为的因素都是由行为意愿所间接影响的。流域居民的生态认知水平直接影响其参与流域生态补偿的行为意愿，进而间接影响流域生态补偿的参与行为，三者之间表现出“生态认知→行为意愿→参与行为”的逻辑关系。
在流域居民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决策过程中，不同居民的行为意愿是由其生态认知水平的差异所导致的。计划行为理论认为，行为意愿由行为态度（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AB）、主观规范（Subject Norm，SN）和知觉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PBC）三项相关因素相互影响所产生。
2.2 研究假说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对流域居民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以及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等相关变量进行界定，并提出相关研究假说。
（1）行为态度（AB）是指个体对执行某特定行为的喜欢和厌恶程度。行为态度取决于个体对采取此特定行为后所产生的心理预期，当流域居民对参与生态补偿的心理预期为正向时则会产生积极的行为态度，而负向的心理预期则会产生消极的行为态度。流域居民的行为态度主要受目前对流域生态保护的主观感知以及参与生态补偿后的心理预期的影响。因此，本文从居民对流域水质的满意度（AB1）、对流域水量的满意度（AB2）、流域生态治理的必要性认知（AB3）、流域生态补偿实施的必要性认知（AB4）、保护生态与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比较认知（AB5）以及对政府生态补偿政策的心理预期（AB6）6个方面来评价流域居民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态度认知。基于此，提出假说H1。
H1：流域居民积极的行为态度对其生态补偿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主观规范（SN）是指个体对执行某特定行为所感受到的外部社会压力。主要可分为指令性规范和示范性规范两种，其中对流域居民所产生的指令性规范主要来自于政府部门对相关生态环保政策的宣传及政策执行的监管力度，这对居民的行为决策具有引导和带动作用;对流域居民所产生的示范性规范群体主要来自于亲人、朋友、邻居及社会公益组织等，受“羊群效应”的影响，他人的行为决策会对居民产生示范效应。因此，本文从政府的宣传和监管力度（SN1）、生态保护的社会氛围（SN2）2个方面来衡量生态补偿参与中流域居民的主观规范认知。基于此，提出假说H2。
H2：流域居民强力的主观规范对其生态补偿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知觉行为控制（PBC）是指个体所感知的执行某特定行为的难易程度，是对促进或阻碍此特定行为执行的主观认知。主要包括感知信念和评估信念两方面，其中感知信念是流域居民参与生态补偿所掌握的信息知识、专业技能、资本以及其它资源利用方面的限制;评估信念是个体评估自身能力、资源和机会对参与生态补偿行为的影响程度，主要体现为居民的禀赋效应。居民是否愿意参与生态
补偿，取决于参与生态补偿后所得到的生态效益与现有生态效益的比较，只有当居民感知自身参与生态补偿所获得的生态效益大于或至少等于其参与成本，才会迸发积极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因此，本文从对生态环保政策的了解程度（PBC1）、水环境产权意识（PBC2）、流域生態对生产生活的影响程度（PBC3）、环保政策对家庭的影响程度（PBC4）4个方面来衡量流域居民对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知觉行为控制认知。基于此，提出假说H3。
H3：流域居民强烈的知觉行为控制对其生态补偿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3 变量选取
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借鉴已有相关研究的变量选取与量表设计成果，同时结合在走访调研过程中的实际情况，最终设计了14个题项，以测量流域居民生态补偿的参与意愿、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4个潜在变量。变量含义及其赋值如表1所示。
3 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3.1 模型构建
与Logit模型、Probit模型等传统计量回归方法相比，结构方程模型可针对多个因变量进行分析，并能同时分析各观测变量与潜变量、各潜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及路径[22]，对验证流域居民的各生态认知因素对其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具体有以下三个矩阵方程式所组成：
η=βη+Γξ+ζ（1）
y=Λyη+ε（2）
X=Λxξ+δ（3）
式（1）为结构模型，η为内生潜在变量，表示流域居民的生态补偿参与意愿;β为内生潜在变量间的系数;ξ为外生潜在变量，主要包括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Γ为外生潜在变量对内生潜在变量的影响;ζ为结构方程残差项，反映在结构方程中未能解释的部分。式（2）和式（3）为测量模型。式（2）反映内生潜在变量与内生可观测变量之间的测量关系;Y是内生潜变量的可观测变量，即反映参与意愿的指标;Λy表示y在η上的因子载荷构成的系数矩阵，ε为内生可观测变量的测量误差项。式（3）反映三个影响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外生潜在变量与外生可观测变量之间的测量关系;X是外生潜变量的可观测变量，即反映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的指标;Λx表示x在ξ上的因子载荷构成的系数矩阵;δ为外生可观测变量的测量误差项。
3.2 数据来源与样本基本特征
本文研究的基础数据来源于课题组对山东省大汶河流域居民的问卷调查。调研地点为大汶河流域所流经的各乡镇，按照距离大汶河及支流的最短直线距离，对所流经的各行政村采取分层抽样的方法选取样本。为保证调查结果的有效性和准确性，事先对所有调研团队成员开展关于流域生态补偿及调查问卷的相关知识培训。调研采取入户走访、面对面的方式，由调查员逐一对问卷的相关内容进行讲解，使被调查者能够真正清楚问卷所需回答的问题，尽可能的使假想市场接近真实市场，从而使调查结果比较准确地反映出被调查者的真实想法。正式调研始于2018年8月，共走访调研7个街道，23个乡镇，135个行政村。共发放问卷1 106份，剔除无效问卷（前后矛盾、不完全作答等）86份，获得有效问卷1 020份，问卷有效率为9222%，符合本次调研预期要求。 从调查样本的基本特征来看（见表2），受访者男性比例高于女性，以40～60岁年龄段的中年人为主，受教育程度以小初高为主，大专及以上的受访者较少;家庭年收入水平大多处于1万～6万元之间;职业以务农为主的受访者占样本总量的50%，其次为个体经商和企业职工，各占样本总量的19.02%和13.82%。
3.3 受访者的生态认知特征
根据受访者的生态环境认知统计结果（见表3），在1 020份有效样本中，有72.94%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参与流域生态保护，27.06%的受访者表示不愿意参与。84.47%
的居民认为有必要或很有必要采取措施治理流域生态环境，说明流域居民的生态治理必要性认知较强。水环境产权意识整体较差，对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认知度还有待提升，只有12.45%的居民表示对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比较了解或非常了解;有70.78%的受访者表示保护流域生态环境具体应为流域所流经区域政府的责任，应由当地政府具体负责流域生态保护和治理工作。有超过50%的受访者认为政府未建立健全生态环保综合决策机制和监督管理体系是目前流域生态环境问题依然存在的重要原因。认为行政措施是保护流域生态环境最有效措施的受访者占样本总量的40.00%;其次为法律措施，占样本总量的3078%。有38.04%的受访者表示不愿意支付补偿费用，6196%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参与流域生态补偿并支付补偿费用。
4 模型拟合评价与估计结果
4.1 信效度检验
为确保量表的可靠性，本文运用SPSS19.0软件对四个潜在变量及问卷整体量表进行信度分析，结果表明，问卷整体Cronbach’s α信度系数为0.848，说明变量及问卷量表信度较好，可靠性较高[23]。本文应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对14个观测变量进行降维处理。在进行因子分析前，首先对变量进行一致性检验。模型显示，KMO值为0.882，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5 828.420，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观测变量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适合做因子分析。利用最大方差法，并经过4次最大化正交旋转，得到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提取得到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参与意愿4个公因子，其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8.236%，且所有题项的标准因子载荷都大于0.5，说明研究量表的收敛效度良好，整体内在结构较为合理。
4.2 模型整体适配度检验
模型整体适配度检验的目的是验证各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假设是否合理，以及检验各潜在变量的测度项是否能够充分代表潜在变量和研究量表的综合信效度。本文运用Amos 22.0软件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拟合，根据评价模型拟合理论，选用绝对拟合指数（5项）、相对拟合指数（4项）、简约拟合指数（2项）来分析评价模型的拟合效果。根据修正提示，对模型进行修正，得到如表4所示的模型拟合评价指数。各项评价指数均符合适配标准，最终认为测量模型的总体拟合情况和适配度较好。
4.3 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图1为最终所得到的生态认知对流域居民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影响的结构方程模型及标准化路径系数图，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对参与意愿的影响可作出如下分析。
（1）行为态度。行为态度对参与意愿的路径系数为0.294，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检验且两者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居民的行为态度越积极，流域生态补偿参与意愿越显著，验证了本文的假设H1。根据标准化路径系数，居民对目前流域水量的满意度、对流域水质的满意度、保护生态与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比较认知对行为态度的贡献度大于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的必要性认知、流域生态补偿实施的必要性认知以及对政府实施生态补偿政策的心理预期。可能的原因是，流域居民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态度更多地受参与后所得到的直接外部生态效益的影响。受河流周边化工污染及农村面源污染影响，流域水質恶化、断面断流等现象严重影响着居民的生产生活安全，只有当居民真正感触到参与流域生态补偿后水量水质得到显著改善，才会迸发积极的行为态度。同时，只有流域居民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得到真正认同，才会甘愿做出经济牺牲投入到流域生态保护当中。
（2）主观规范。主观规范对参与意愿的路径系数为0.243，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检验且两者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流域居民对参与流域生态补偿所感受到的外部社会压力越大，参与意愿越显著，验证了本文的假设H2。根
据标准化路径系数，政府的宣传和监管力度对主观规范的贡献度大于生态保护的社会氛围，这表明流域居民参与生态补偿的主观规范在很大程度上受政府部门对生态补偿政策的宣传及政策执行过程中监管力度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居民对政府所推行的政策表现出一种尊重和服从的心理特征，进一步反映出政府在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
（3）知觉行为控制。相较于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对参与意愿的影响最为显著，路径系数为0359，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检验且两者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居民对参与流域生态补偿所具备的感知信念和评估信念越强，参与意愿越显著，验证了本文的假设H3。根据标准化路径系数，流域生态对生产生活的影响程度和水环境产权意识对知觉行为控制的贡献度明显大于对环保政策的了解程度和环保政策对家庭的影响程度。其可能的解释为，只有当居民感知参与流域生态补偿对其生产生活所带来的正外部性生态效益大于所投入的成本时，才会促使其产生积极的知觉行为控制。流域居民的水环境产权意识越强，保护流域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越高，参与流域生态补偿的知觉行为控制越强。
同时，由图1可以看出，流域居民对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三个外生潜在变量既相互独立，又相互正向影响，共同对流域生态补偿参与意愿产生影响，这与大多数研究结论相一致[24-25]。其中，行为态度与知觉行为控制间的相互正相关影响最为显著，其路径系数为0.372，对参与流域生态补偿具有积极行为态度的居民往往愿意为其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而对参与流域生态补偿过程中的知觉行为控制会相对较高;而知觉行为控制认知越高的流域居民对美好流域生态环境的需要越强烈，对参与流域生态补偿的行为态度越积极。主观规范与行为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间的相互正相关影响程度相当，其路径系数分别为0.281和0.284。居民参与流域生态补偿是一种理性且受客观条件约束的特定行为，居民对参与流域生态补偿的行为态度越积极，越容易感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压力，而居民感受到外部社会的压力越大，参与流域生态补偿的行为态度越积极。居民感知到正面的主观规范越多，对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认知度和认可度越高，对促进其参与流域生态补偿的主观认知就越强;而居民对参与流域生态补偿的知觉行为控制认知越强，则越希望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和支持。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基于生态认知视角，以计划行为理论为指导，利用实地调研所获得的1 020份问卷资料，对流域居民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与参与意愿4个潜在变量，14个观测变量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分析结果表明：①生态认知对居民的流域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即生态认知水平越高的流域居民，参与流域生态补偿的意愿越强烈。②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三者之间两两相互正相关影响，且都对流域居民生态补偿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知觉行为控制对参与意愿的影响最为显著。③流域居民的行为态度受对目前水量和水质的满意度及对保护生态与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比较认知的影响较大。④指令性规范对流域居民所产生的带动示范作用大于示范性规范。⑤流域居民是否参与生态补偿的知觉行为控制主要受流域生态对其生产生活的影响程度及水环境产权意识的影响。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得出以下几点启示：一是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加大对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宣讲和解读，提高居民对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了解程度和认知水平，营造浓厚的积极保护流域生态环境、参与流域生态补偿的社会氛围。二是加大对流域生态环境的治理力度，让居民切身感受到参与生态补偿后流域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提升对水量水质的满意度，增强流域居民的“获得感”，进而提高参与流域生态补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三是不断完善流域生态补偿的监督管理体系，提高指令性规范对流域居民的带动和引导作用，加快水权制度改革，通过对流域水资源的取用水确权，增强流域居民的水环境产权意识。
（编辑：李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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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ecological cognition on river basin residents’ willingness toparticipate i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from Dawen River basin
ZHANG Hua-nan GE Yan-xiang JIE Yu-mei ZHENG Yun-che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an Shandong 271018， China）
Abstract The enthusiasm and initiative of river basin residents to participate i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full play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effect. Whether the residents of the river basin participate in the behavior decision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s based on the best choice made under the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of rationality and sensibility after the measurement of ecological cognition， and their willingness is not only restricted by objective reality， but also influenced by the level of ecological cognition formed under the specific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ecological cognition on the willingness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articipation of river basin residents in promoting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olicy in river basin 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in river basin. Based on the 1 020 questionnaires obtained from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f the Dawen River Basin used by CVM， and directed by TPB， this paper appli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o verify the influence of ecological cognition on river basin resident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nd its mechanism. The main findings showed as follows： ①River basin residents’ ecological cognition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ir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②Attitudes toward the behavior （BA）， subject norm （SN） and 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PBC） present mutual positive influences among each other， and all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s on their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 i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of which that of PBC is the most typical. ③The BA of the residents is more influenced by their satisfaction with the current water quantity and quality and the comparative cogni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protecting ecology and developing economy. ④The exemplary effect of the prescriptive norm on the river basin residents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demonstration norm. ⑤Whether to participate in the PBC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river basin is mainly affected by the influence degree of watershed ecology on residents’ production and life and the awareness of water environmental property rights. Relevant suggestions are finally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conclusion： 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role of the news media， increase the control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river basin and improve th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of the river basin， so as to improve the ecological cognition level of the river basin residents， and then enhance the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Key words river basin resident; ecological cognition;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