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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后，中国生育率低迷的事实终于得以直面。
2016年初计划生育政策松绑，全面放开二孩。原国家卫生计划委的估计是，每年平均将比上年多生育人口300万，截至2050年，15岁以上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净增3000多万。
但现实情况是，当年新增人口1786万人，只比上年多了131万人，远低于预期；2017年则掉头向下，新增人口1723万人，比上年还减少了63万人。一个新变化是，新增人口中二胎占比超过一半，达到51.2%，一胎新增数量则减少了276万。不仅二胎数量难以带动人口增长，人们连一胎的生育意愿也不甚强烈。
9月，新成立的国家卫生和健康委员会公布三定方案，三个与计划生育有关的司都被撤销，似乎预示着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全面终结。
中国低生育率持续了近30年，社会与经济结构的失衡，造成“生育总精力”持续短缺，改变认知方式和持续推进与生育有关的户籍、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的全面改革，才能正面促进人们生育的信心。
婚配的窘境
七夕之前，河北沧州市某县地税局29岁的公务员尹成又失恋了。
这是他第三任女友，邻县的公务员，经人介绍两人相处了半年后，双方家庭开始谋划他们的婚姻大事，谈判几轮后却崩了。这是一场典型的“县城式”分手，婚礼筹备被放弃，恋人成了熟人，再见如宾，没有什么特别的波澜。
尹成在该县的农村出生、长大，父亲做过村主任和支书。他读完大学考取了公务员，在职期间又读了研究生，父亲早早在县城里买了一套房子。尹成这次分手的女友是独生女，女方家里要求订婚当天要带上20万元现金彩礼，还要在邻县再买一套房子，方便未来就近照顾岳父母。尹成月工资不到4000元，家里也没有能力为他购置另一套房产。
在县水利局工作的刘辉对朋友尹成的分手不觉得可惜，县城里一套房子动辄七八十万元，女方再要一套房子过分了。“彩礼嘛，农村和县城一样，男方出个18万、20万元，家庭条件不好的女方可能会留下几万块，一般是把这些钱给女儿支配，比如买台汽车和嫁妆。”刘辉说。
这两年一直在村里挂职参与扶贫工作的刘辉说：“先别说生孩子，现在25岁左右结不了婚的小伙子，在哪个村里没有一二十个？”唐山农村的一名乐队老板刘庆林对记者表示，当地婚姻成本也是如此，一套县城的房子加彩礼也要100万元左右。刘庆林的乐队专为农村婚嫁葬礼演出。
费孝通1938年在著作《江村经济》中就指出，彩礼是男方家庭对女方家庭因婚配丧失劳动力的一种补偿，女方家庭又通過嫁妆的形式，将资源注入新家庭。随着经济发展和资产丰富，如今在彩礼之外，男方为新家庭购置车辆和房产，扩大了“彩礼”这一资源代际传递的内涵。
在尹成和刘辉所在的县，婚配成本过高有多种因素：既有择偶及分配范围受限，女孩外出打工较多等客观原因，也有计划生育导致当地男女比例失调，以及女性权利缺失等主观原因。
根据河北省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16年该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9万元，据此估算，一个拥有3个劳动力且有男孩的农村家庭，为结婚配置20万元彩礼需5.6年，再加一栋县城的房子需要28年。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原副主席崔郁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曾表示，有30.4%的女性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和80.2%的女性在宅基地使用权证上，没有登记姓名。无论是分配还是继承，在土地和房产等重要家庭资产方面，农村女性都处于非常显著的不利地位。
女方在未来养育孩子中也将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因此也更有动力以彩礼和房产的形式，在新家庭占有一席之地，彩礼价格的提升，又反过来形成男性婚配的障碍。
“生育总精力”是围绕组建新家庭和生养孩子展开的，资产、时间、劳动力与亲情等不可或缺要素的混合配置，在农村家庭总体收入有限的情况下，“生育总精力”成本的提升，让它愈发呈现出稀缺的状态。
婚配的窘境是延迟婚育的重要前置条件，中山大学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研究员钟晓慧对记者介绍，1990年至2017年，全国平均初婚年龄从21.4岁提高到25.7岁，平均初育年龄从23.4岁推迟至26.8岁。
一直以来，农村及流动人口“超生游击队”的形象深入人心，他们普遍被认为是对生育率贡献最大的群体，实际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对记者介绍，农村是2005年之后生育率下降最大的区域，流动人口的生育率也大大低于全国总体生育水平。
清贫限制了生育力
七夕那天，佳文本来的计划是下班和老公一起吃个饭，或者再看个电影，但她下班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丈夫进家门的时间是23点58分。
佳文来自河南，和丈夫2014在北京结婚，他们都是典型的县城少年，读完大学在北京闯荡，当时婆家出了10万元，佳文家掏了30万元，加上两人的积蓄，贷款110万元买了房子。老公很要强，起早贪黑地工作，三年后把岳父出的钱都还上，女儿也出生了。婆婆开始时畏惧到北京来生活，宁愿出钱给孙女请个保姆，一年之后，她还是来了。“保姆总不如自家人照顾得更好吧。”佳文说，“这也是我们觉得亏欠婆婆的地方，因为孩子让他们两地分居。”
佳文夫妇都是铁定不要二胎的工薪族，女儿身上每月约5000元的消费已是负担不轻，一旦怀孕在公司里又会被贴各种“标签”，生育期间工资减少至少一半。“我算是不错了，产假期间每月还能有2500元，怀孕后我加了不少微信群，里面一些妈妈产假都没有收入，想生二胎的恐怕都不到5%。”佳文说。
也是因为经历过回归职场的艰难，“北漂”李可和佳文一样坚决不要二胎。
“几年前为了能在北京安居落户，已经掏空了双方父母的家底。儿子的日渐长大，幼儿园和各种特长班的花费也让我们吃不消，还需要还房贷。”李可说。为了减轻丈夫的压力和自己顺利回归职场，李可的公公婆婆从老家来到北京帮忙。四个大人一个孩子，挤在一套两居室里。 如果生二胎，就要换房子，车也要换大的，经济重担都压在丈夫一人身上，老人年纪大了，照顾孩子的精力有限，李可自己又要面临一场“职场断裂”：“我好不容易熬出来了，肯定不会再入一次坑。”
与农村不同，在都市里生活的年轻人与原家庭有着较为清晰的界限，距离不但加剧隔代照顾孩子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成本，在突出着情感链接的同时，也隐藏对养老的担忧。
在縣城和乡村里，大家庭向新家庭透支性转移资源的过程，同样在都市流动的新中产阶层中发生，双方家庭不仅更有意愿出巨资为下一代买房，也不惜千里迢迢投入劳动力，为孩子照顾下一代。
钟晓慧说：我们首先应追问，为什么中国父母是这样的境况？这与养老保障不足有直接关系，父母给成年子女买房、带孩子，某种程度也是给自己投资一份亲情和保障。
在城市里买房实际也主要是男方及其父母的责任，这既是女性权利缺失的原因，也是结果——同农村一样，城市女性在家庭和生育的付出，同样要求与之平衡的房产以及它所确认的婚姻与生活稳定性——这种不平衡也会延伸到作为独生子女的女方家长的养老问题。
从结婚到生育，从农村走向县城再到都市，在过去的40年里，这是两条互相纠缠的路线，一代人的运行轨迹，都为下一代的未来打下基础，成本也随着这种流动越来越高。
在佳文和李可这里，一代家庭的资源已经远远不足，不得不将两代家庭的“生育总精力”紧密绑定在一起。
子宫保卫战
文思在和记者聊了4个小时后赶回家，丈夫、保姆带着哭得眼睛通红的小女儿在电梯口列队迎接。
文思32岁，是3个女儿的妈妈。每天晚上睡觉时，只有大女儿肯安稳地躺在床上，丈夫和她各自在客厅和卧室里捉住尽力挣扎的“一只”，交换幽怨的眼神：生这么多，都怪你。
同样是“北漂”，文思是少数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突破“生育总精力”稀缺状态的妈妈。重点师范类大学毕业，结婚前曾是教育培训机构的老师。虽然自己是高考的受益者，也从事教育工作，但她不想孩子再走这条路。
文思说，这样的教育体系成本高昂，回报却有限——以透支孩子学习兴趣和动力为代价，通过各类打分体系的筛选，最终只能勉强维持父母已经完成的城市化迁徙和阶层提升。
《北京遇上西雅图》开拍的2012年，文思动用家庭的部分资源，赴美国生产大女儿，一年后的春天，那部上映48天的电影以5.2亿元的票房刷新了当时的国产爱情片记录。同样让人们感兴趣的是，众多像文思这样赴海外生子的妈妈们所铺陈开来的故事背景。
一年半后，文思发现自己再次怀孕时已经12周，她和丈夫决定生下孩子。根本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意外”让她也没有多少选择，文思陆续在美国生下二女儿和小女儿。
他们的决定受到了父母的极力反对，在上代人心中，计划生育思想根深蒂固，“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在国企工作，坚定地认为多生孩子是农村妇女愚昧落后的表现。”文思说。
文思的父亲甚至给女婿打电话，希望他能以丈夫的身份阻止文思，丈夫的支持让她感到欣慰：“子宫是她的，我凭什么阻止？再说，我们有什么权利决定一条生命的去留？”
尽管家庭条件算宽裕，3个孩子的养育压力也是实际存在的，丈夫也因此辞职回家和文思搭档带娃。文思和丈夫“保卫子宫”的行动，并非情绪之举，它还触发了一个让别人看来很意外的结果——成为文思创业的动力。
2015年，当时还是文思自己在家照看两个女儿，她一周三次亲自去北京新发地市场为孩子们选购食材，邻居和朋友也找她代购，作为感谢往往会多付一些钱。文思发现，一周下来代购的盈余已足以支付家里的所有食物开销。
这是一桩不错的生意，她尝试扩大规模，除了零散销售也为一些超市和餐馆提供果蔬生鲜。为了应对不断扩展的业务，她在新发地租了一间冷库，每天凌晨三四点她都要赶到新发地，亲自挑选和进货，安排工人包装入库再发货，一直到早上九点多。
在生育这个问题上，文思的角度是“完整的女性权利”，围绕在女性身上的认知乃至偏见和歧视，都在加重她们的生育负担，家庭、职场与财产也都是它们发生的场域。
文思以妈妈的身份开始创业，不但理解了女性背负生育与职业的双重艰难，也理解了企业主“左右为难”的局面：“男性员工不论是否有孩子，都会是一个完整的劳动力，如果女性员工有了孩子，那实际上只能算半个劳动力。”
社会舆论和传统观念同样对已育女性带来压力。让文思愤愤不平的是，丈夫抱着女儿出门散步十分钟都能获得小区居民的一致赞赏，她抱着女儿出门只会被夸奖“命好”，有一个愿意带孩子的老公。
“为什么要求女性能顾家还得工作，都要是‘超人妈妈’，丈夫只要不吸毒不嫖娼不家暴就是好丈夫了？”
文思总结，她身边的多子女家庭大多具备三个特点，首先是夫妻双方父母家庭能够给予“锦上添花”的支持，至少不增加新家庭的养老负担。文思的父母曾是央企职工，婆婆是医院返聘的医生，长辈们身体健康且拥有稳定的退休保障。其次是多子女家庭中丈夫都乐于参与到育儿之中。更重要的一点是，夫妻双方至少一方拥有自己的公司，“生意可能没有以前好做，但是底子还在、家里没有经济压力”。这意味着更加丰裕的收入，能够为“生育总精力”持续输入资源。
对城市职场女性来说，工作与养育孩子之间的矛盾，是她们身上的主要负担。要想城市女性释放生育信心，在钟晓慧看来，公共政策及资源供给方面，存在两个层面的缺失。
一个层面是政府，托幼（0-3岁）普惠型的服务体系处于稀缺状态，市场的托幼服务价格非常高昂，因此需要个人和家庭投入很大经济、人力、时间等成本。此外，社区互助也是目前国内没有开发的托幼保障资源。“我几乎没有听过在中国哪个城市里的社区，父母之间互相帮忙带孩子成为一个常规做法，但在韩国和英国是有这样的志愿互助组织，也有规模不大但是成形的社会组织提供育儿协助服务。”钟晓慧说。 另一个层面是育龄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就业和晋升时受到歧视，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后情况更严重。
钟晓慧认为可以从三个方向探索。首先是补偿企业用工成本，比如政府制定减税、补贴措施，协助建立短期顶替轮岗制度等。“让企业完全承担责任，甚至谴责其不道德、不负责任的歧视女性并无助于解决问题。”其次是通过建立父亲产假等激励措施，鼓勵男性更多投入到家务劳动和儿童照顾之中，而不仅仅只是往家里交钱的角色。
第三是全社会承认女性在家务劳动和育儿付出的价值，为女性提供切实法律保护和福利支持。比方，对有养育孩子压力的母亲发放儿童津贴、减免税费，为女性重返职场提供各项支持、切实保证女性的就业机会等，对家庭付出的女性能够获得补偿和帮助。
“当然还有其他思路，就是孩子的抚养及教育国家全包了，完全不需要夫妻来管。这只是理想状态，并不现实。”钟晓慧说。
相信妈妈们，相信生育力
20多年来，中国总和生育率一直是个“神秘”数字。
总和生育率是指该某国家或地区，妇女在育龄期间平均的生育子女数数量，2.1是公认的平衡指标，也就是说生育率保持在2.1，此族群的总人口将在一段时期内不会出现明显的增减波动。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向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份文件被认为是绵延近4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起始。
郭志刚介绍说，上个世纪60到70年代，全国总和生育率在5到6之间，1982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已经降至2点多。1992年全国计划生育委员会做过一次人口调查，但没有公布生育率。
“我在一篇抽样调查文章中看到，实测生育率只有1.5多一点。当时没有人相信这个数字，如果不出现重大灾害或者社会变动，生育率突然降低这么多，大家更愿意相信数据有误。”就这样，第一次生育率“塌陷”的信号被忽略掉了，郭志刚说。
从此之后，生育率就进入了长达20多年的“统计怪圈”。
从1995年开始，历次的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从1.46一路下降到1.047，但最终都被修正为官方统一发布的水平，先是十几年不变的 1.8，后来降到1.7，目前说是1.6。
“2007年的国家级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曾宣称：未来30年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的水平最好。其实，这个1.8没有任何理论或者数据证明是最优生育率。只是在对现实生育率的不同判断里取了个‘中庸’的估计，1.5太低，2.1又无法实现计划生育的目标。”郭志刚说，“尽管我们早已进入低生育水平时期，但是政策仍聚焦人口控制，严重高估生育率，对低生育率的人口风险认识不足。”
2009年前后，彼时的计生主管部门曾谋划要放开“单独二胎”，后来又偃旗息鼓了。直到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力推深化改革，2013年11月才正式公布放开“单独二孩”。
据郭志刚透露，在计生部门召开的会议中，一些人口专家强烈建议尽快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央的及时推动下，这才进入了“全面二孩”的第二步调整。
在郭志刚看来，发达国家的经历表明，生育率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下降。中国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目标已经完成，现在面对严峻的少子老龄化挑战，所以应立即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即使如此，生育率也很难回到2.1的世代更替水平，甚至连那个被认为适度的1.8生育率也很难真的保得住。
作为1979年参加过全国人口理论讨论会，连任原国家计生委人口专家委员会6届专家委员的资深人口专家，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梁中堂对记者表示：计划生育政策有两个认知背景，一是农业社会耕地和生产率提高有限的背景下，人口将成为负担，二是计划经济思维的延伸，认为人口是一种可被管控和分配的生产要素。
梁中堂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两种固有的思维早就失去了它的立足点，首先是农业社会向工业化过渡过程中，生产率作为推动经济的关键要素已实现几何级数增长，其次是实践也已证明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更高效的方式。
现实已在变化，政策却没有及时调整。
尹成、佳文、李可和文思的经历则是当下的“隐喻”：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即使两代“生育总精力”绑定在一起，仅凭工薪阶层的收入，婚配和生养一胎都已捉襟见肘，文思却可以凭借自己的创新和生产率的提高，生产和养育三个孩子。
郭志刚和梁中堂都明确反对诸如“生育基金”等鼓励生育的建议，在梁中堂看来，这样的政策与其说是鼓励，不如说是另一种形式的强制：“你现在说是鼓励，一旦进入政府工作体系，推行不下去怎么办？一定变成强制。”
梁中堂认为，生育率的高低是社会和经济结构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农业向工业的转型，必然伴随着人口大规模流动和城市化率迅速提升，只有人们在此过程中不断提高收入、民生有基础保障，对未来生活有稳定的预期，才能对生育率有正面影响。
在他看来，户籍、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各个与生育相关的领域改革不彻底，农民或者后代进城可以务工、上学、就业，却无法顺利安居转化成市民，市场配置资源难以起基础作用，经济增长乏力、社会结构失衡是低生育率的根本原因。
“人们的生育不是政府该管的工作，也管不了，经济和结构合理了，老百姓对生活和未来更有信心，生育是很自然的结果。”梁中堂说。
（摘自《财经》2018年第25期。作者均为该刊记者）
2016年初计划生育政策松绑，全面放开二孩。原国家卫生计划委的估计是，每年平均将比上年多生育人口300万，截至2050年，15岁以上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净增3000多万。
但现实情况是，当年新增人口1786万人，只比上年多了131万人，远低于预期；2017年则掉头向下，新增人口1723万人，比上年还减少了63万人。一个新变化是，新增人口中二胎占比超过一半，达到51.2%，一胎新增数量则减少了276万。不仅二胎数量难以带动人口增长，人们连一胎的生育意愿也不甚强烈。
9月，新成立的国家卫生和健康委员会公布三定方案，三个与计划生育有关的司都被撤销，似乎预示着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全面终结。
中国低生育率持续了近30年，社会与经济结构的失衡，造成“生育总精力”持续短缺，改变认知方式和持续推进与生育有关的户籍、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的全面改革，才能正面促进人们生育的信心。
婚配的窘境
七夕之前，河北沧州市某县地税局29岁的公务员尹成又失恋了。
这是他第三任女友，邻县的公务员，经人介绍两人相处了半年后，双方家庭开始谋划他们的婚姻大事，谈判几轮后却崩了。这是一场典型的“县城式”分手，婚礼筹备被放弃，恋人成了熟人，再见如宾，没有什么特别的波澜。
尹成在该县的农村出生、长大，父亲做过村主任和支书。他读完大学考取了公务员，在职期间又读了研究生，父亲早早在县城里买了一套房子。尹成这次分手的女友是独生女，女方家里要求订婚当天要带上20万元现金彩礼，还要在邻县再买一套房子，方便未来就近照顾岳父母。尹成月工资不到4000元，家里也没有能力为他购置另一套房产。
在县水利局工作的刘辉对朋友尹成的分手不觉得可惜，县城里一套房子动辄七八十万元，女方再要一套房子过分了。“彩礼嘛，农村和县城一样，男方出个18万、20万元，家庭条件不好的女方可能会留下几万块，一般是把这些钱给女儿支配，比如买台汽车和嫁妆。”刘辉说。
这两年一直在村里挂职参与扶贫工作的刘辉说：“先别说生孩子，现在25岁左右结不了婚的小伙子，在哪个村里没有一二十个？”唐山农村的一名乐队老板刘庆林对记者表示，当地婚姻成本也是如此，一套县城的房子加彩礼也要100万元左右。刘庆林的乐队专为农村婚嫁葬礼演出。
费孝通1938年在著作《江村经济》中就指出，彩礼是男方家庭对女方家庭因婚配丧失劳动力的一种补偿，女方家庭又通過嫁妆的形式，将资源注入新家庭。随着经济发展和资产丰富，如今在彩礼之外，男方为新家庭购置车辆和房产，扩大了“彩礼”这一资源代际传递的内涵。
在尹成和刘辉所在的县，婚配成本过高有多种因素：既有择偶及分配范围受限，女孩外出打工较多等客观原因，也有计划生育导致当地男女比例失调，以及女性权利缺失等主观原因。
根据河北省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16年该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9万元，据此估算，一个拥有3个劳动力且有男孩的农村家庭，为结婚配置20万元彩礼需5.6年，再加一栋县城的房子需要28年。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原副主席崔郁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曾表示，有30.4%的女性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和80.2%的女性在宅基地使用权证上，没有登记姓名。无论是分配还是继承，在土地和房产等重要家庭资产方面，农村女性都处于非常显著的不利地位。
女方在未来养育孩子中也将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因此也更有动力以彩礼和房产的形式，在新家庭占有一席之地，彩礼价格的提升，又反过来形成男性婚配的障碍。
“生育总精力”是围绕组建新家庭和生养孩子展开的，资产、时间、劳动力与亲情等不可或缺要素的混合配置，在农村家庭总体收入有限的情况下，“生育总精力”成本的提升，让它愈发呈现出稀缺的状态。
婚配的窘境是延迟婚育的重要前置条件，中山大学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研究员钟晓慧对记者介绍，1990年至2017年，全国平均初婚年龄从21.4岁提高到25.7岁，平均初育年龄从23.4岁推迟至26.8岁。
一直以来，农村及流动人口“超生游击队”的形象深入人心，他们普遍被认为是对生育率贡献最大的群体，实际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对记者介绍，农村是2005年之后生育率下降最大的区域，流动人口的生育率也大大低于全国总体生育水平。
清贫限制了生育力
七夕那天，佳文本来的计划是下班和老公一起吃个饭，或者再看个电影，但她下班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丈夫进家门的时间是23点58分。
佳文来自河南，和丈夫2014在北京结婚，他们都是典型的县城少年，读完大学在北京闯荡，当时婆家出了10万元，佳文家掏了30万元，加上两人的积蓄，贷款110万元买了房子。老公很要强，起早贪黑地工作，三年后把岳父出的钱都还上，女儿也出生了。婆婆开始时畏惧到北京来生活，宁愿出钱给孙女请个保姆，一年之后，她还是来了。“保姆总不如自家人照顾得更好吧。”佳文说，“这也是我们觉得亏欠婆婆的地方，因为孩子让他们两地分居。”
佳文夫妇都是铁定不要二胎的工薪族，女儿身上每月约5000元的消费已是负担不轻，一旦怀孕在公司里又会被贴各种“标签”，生育期间工资减少至少一半。“我算是不错了，产假期间每月还能有2500元，怀孕后我加了不少微信群，里面一些妈妈产假都没有收入，想生二胎的恐怕都不到5%。”佳文说。
也是因为经历过回归职场的艰难，“北漂”李可和佳文一样坚决不要二胎。
“几年前为了能在北京安居落户，已经掏空了双方父母的家底。儿子的日渐长大，幼儿园和各种特长班的花费也让我们吃不消，还需要还房贷。”李可说。为了减轻丈夫的压力和自己顺利回归职场，李可的公公婆婆从老家来到北京帮忙。四个大人一个孩子，挤在一套两居室里。 如果生二胎，就要换房子，车也要换大的，经济重担都压在丈夫一人身上，老人年纪大了，照顾孩子的精力有限，李可自己又要面临一场“职场断裂”：“我好不容易熬出来了，肯定不会再入一次坑。”
与农村不同，在都市里生活的年轻人与原家庭有着较为清晰的界限，距离不但加剧隔代照顾孩子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成本，在突出着情感链接的同时，也隐藏对养老的担忧。
在縣城和乡村里，大家庭向新家庭透支性转移资源的过程，同样在都市流动的新中产阶层中发生，双方家庭不仅更有意愿出巨资为下一代买房，也不惜千里迢迢投入劳动力，为孩子照顾下一代。
钟晓慧说：我们首先应追问，为什么中国父母是这样的境况？这与养老保障不足有直接关系，父母给成年子女买房、带孩子，某种程度也是给自己投资一份亲情和保障。
在城市里买房实际也主要是男方及其父母的责任，这既是女性权利缺失的原因，也是结果——同农村一样，城市女性在家庭和生育的付出，同样要求与之平衡的房产以及它所确认的婚姻与生活稳定性——这种不平衡也会延伸到作为独生子女的女方家长的养老问题。
从结婚到生育，从农村走向县城再到都市，在过去的40年里，这是两条互相纠缠的路线，一代人的运行轨迹，都为下一代的未来打下基础，成本也随着这种流动越来越高。
在佳文和李可这里，一代家庭的资源已经远远不足，不得不将两代家庭的“生育总精力”紧密绑定在一起。
子宫保卫战
文思在和记者聊了4个小时后赶回家，丈夫、保姆带着哭得眼睛通红的小女儿在电梯口列队迎接。
文思32岁，是3个女儿的妈妈。每天晚上睡觉时，只有大女儿肯安稳地躺在床上，丈夫和她各自在客厅和卧室里捉住尽力挣扎的“一只”，交换幽怨的眼神：生这么多，都怪你。
同样是“北漂”，文思是少数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突破“生育总精力”稀缺状态的妈妈。重点师范类大学毕业，结婚前曾是教育培训机构的老师。虽然自己是高考的受益者，也从事教育工作，但她不想孩子再走这条路。
文思说，这样的教育体系成本高昂，回报却有限——以透支孩子学习兴趣和动力为代价，通过各类打分体系的筛选，最终只能勉强维持父母已经完成的城市化迁徙和阶层提升。
《北京遇上西雅图》开拍的2012年，文思动用家庭的部分资源，赴美国生产大女儿，一年后的春天，那部上映48天的电影以5.2亿元的票房刷新了当时的国产爱情片记录。同样让人们感兴趣的是，众多像文思这样赴海外生子的妈妈们所铺陈开来的故事背景。
一年半后，文思发现自己再次怀孕时已经12周，她和丈夫决定生下孩子。根本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意外”让她也没有多少选择，文思陆续在美国生下二女儿和小女儿。
他们的决定受到了父母的极力反对，在上代人心中，计划生育思想根深蒂固，“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在国企工作，坚定地认为多生孩子是农村妇女愚昧落后的表现。”文思说。
文思的父亲甚至给女婿打电话，希望他能以丈夫的身份阻止文思，丈夫的支持让她感到欣慰：“子宫是她的，我凭什么阻止？再说，我们有什么权利决定一条生命的去留？”
尽管家庭条件算宽裕，3个孩子的养育压力也是实际存在的，丈夫也因此辞职回家和文思搭档带娃。文思和丈夫“保卫子宫”的行动，并非情绪之举，它还触发了一个让别人看来很意外的结果——成为文思创业的动力。
2015年，当时还是文思自己在家照看两个女儿，她一周三次亲自去北京新发地市场为孩子们选购食材，邻居和朋友也找她代购，作为感谢往往会多付一些钱。文思发现，一周下来代购的盈余已足以支付家里的所有食物开销。
这是一桩不错的生意，她尝试扩大规模，除了零散销售也为一些超市和餐馆提供果蔬生鲜。为了应对不断扩展的业务，她在新发地租了一间冷库，每天凌晨三四点她都要赶到新发地，亲自挑选和进货，安排工人包装入库再发货，一直到早上九点多。
在生育这个问题上，文思的角度是“完整的女性权利”，围绕在女性身上的认知乃至偏见和歧视，都在加重她们的生育负担，家庭、职场与财产也都是它们发生的场域。
文思以妈妈的身份开始创业，不但理解了女性背负生育与职业的双重艰难，也理解了企业主“左右为难”的局面：“男性员工不论是否有孩子，都会是一个完整的劳动力，如果女性员工有了孩子，那实际上只能算半个劳动力。”
社会舆论和传统观念同样对已育女性带来压力。让文思愤愤不平的是，丈夫抱着女儿出门散步十分钟都能获得小区居民的一致赞赏，她抱着女儿出门只会被夸奖“命好”，有一个愿意带孩子的老公。
“为什么要求女性能顾家还得工作，都要是‘超人妈妈’，丈夫只要不吸毒不嫖娼不家暴就是好丈夫了？”
文思总结，她身边的多子女家庭大多具备三个特点，首先是夫妻双方父母家庭能够给予“锦上添花”的支持，至少不增加新家庭的养老负担。文思的父母曾是央企职工，婆婆是医院返聘的医生，长辈们身体健康且拥有稳定的退休保障。其次是多子女家庭中丈夫都乐于参与到育儿之中。更重要的一点是，夫妻双方至少一方拥有自己的公司，“生意可能没有以前好做，但是底子还在、家里没有经济压力”。这意味着更加丰裕的收入，能够为“生育总精力”持续输入资源。
对城市职场女性来说，工作与养育孩子之间的矛盾，是她们身上的主要负担。要想城市女性释放生育信心，在钟晓慧看来，公共政策及资源供给方面，存在两个层面的缺失。
一个层面是政府，托幼（0-3岁）普惠型的服务体系处于稀缺状态，市场的托幼服务价格非常高昂，因此需要个人和家庭投入很大经济、人力、时间等成本。此外，社区互助也是目前国内没有开发的托幼保障资源。“我几乎没有听过在中国哪个城市里的社区，父母之间互相帮忙带孩子成为一个常规做法，但在韩国和英国是有这样的志愿互助组织，也有规模不大但是成形的社会组织提供育儿协助服务。”钟晓慧说。 另一个层面是育龄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就业和晋升时受到歧视，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后情况更严重。
钟晓慧认为可以从三个方向探索。首先是补偿企业用工成本，比如政府制定减税、补贴措施，协助建立短期顶替轮岗制度等。“让企业完全承担责任，甚至谴责其不道德、不负责任的歧视女性并无助于解决问题。”其次是通过建立父亲产假等激励措施，鼓勵男性更多投入到家务劳动和儿童照顾之中，而不仅仅只是往家里交钱的角色。
第三是全社会承认女性在家务劳动和育儿付出的价值，为女性提供切实法律保护和福利支持。比方，对有养育孩子压力的母亲发放儿童津贴、减免税费，为女性重返职场提供各项支持、切实保证女性的就业机会等，对家庭付出的女性能够获得补偿和帮助。
“当然还有其他思路，就是孩子的抚养及教育国家全包了，完全不需要夫妻来管。这只是理想状态，并不现实。”钟晓慧说。
相信妈妈们，相信生育力
20多年来，中国总和生育率一直是个“神秘”数字。
总和生育率是指该某国家或地区，妇女在育龄期间平均的生育子女数数量，2.1是公认的平衡指标，也就是说生育率保持在2.1，此族群的总人口将在一段时期内不会出现明显的增减波动。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向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份文件被认为是绵延近4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起始。
郭志刚介绍说，上个世纪60到70年代，全国总和生育率在5到6之间，1982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已经降至2点多。1992年全国计划生育委员会做过一次人口调查，但没有公布生育率。
“我在一篇抽样调查文章中看到，实测生育率只有1.5多一点。当时没有人相信这个数字，如果不出现重大灾害或者社会变动，生育率突然降低这么多，大家更愿意相信数据有误。”就这样，第一次生育率“塌陷”的信号被忽略掉了，郭志刚说。
从此之后，生育率就进入了长达20多年的“统计怪圈”。
从1995年开始，历次的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从1.46一路下降到1.047，但最终都被修正为官方统一发布的水平，先是十几年不变的 1.8，后来降到1.7，目前说是1.6。
“2007年的国家级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曾宣称：未来30年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的水平最好。其实，这个1.8没有任何理论或者数据证明是最优生育率。只是在对现实生育率的不同判断里取了个‘中庸’的估计，1.5太低，2.1又无法实现计划生育的目标。”郭志刚说，“尽管我们早已进入低生育水平时期，但是政策仍聚焦人口控制，严重高估生育率，对低生育率的人口风险认识不足。”
2009年前后，彼时的计生主管部门曾谋划要放开“单独二胎”，后来又偃旗息鼓了。直到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力推深化改革，2013年11月才正式公布放开“单独二孩”。
据郭志刚透露，在计生部门召开的会议中，一些人口专家强烈建议尽快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央的及时推动下，这才进入了“全面二孩”的第二步调整。
在郭志刚看来，发达国家的经历表明，生育率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下降。中国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目标已经完成，现在面对严峻的少子老龄化挑战，所以应立即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即使如此，生育率也很难回到2.1的世代更替水平，甚至连那个被认为适度的1.8生育率也很难真的保得住。
作为1979年参加过全国人口理论讨论会，连任原国家计生委人口专家委员会6届专家委员的资深人口专家，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梁中堂对记者表示：计划生育政策有两个认知背景，一是农业社会耕地和生产率提高有限的背景下，人口将成为负担，二是计划经济思维的延伸，认为人口是一种可被管控和分配的生产要素。
梁中堂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两种固有的思维早就失去了它的立足点，首先是农业社会向工业化过渡过程中，生产率作为推动经济的关键要素已实现几何级数增长，其次是实践也已证明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更高效的方式。
现实已在变化，政策却没有及时调整。
尹成、佳文、李可和文思的经历则是当下的“隐喻”：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即使两代“生育总精力”绑定在一起，仅凭工薪阶层的收入，婚配和生养一胎都已捉襟见肘，文思却可以凭借自己的创新和生产率的提高，生产和养育三个孩子。
郭志刚和梁中堂都明确反对诸如“生育基金”等鼓励生育的建议，在梁中堂看来，这样的政策与其说是鼓励，不如说是另一种形式的强制：“你现在说是鼓励，一旦进入政府工作体系，推行不下去怎么办？一定变成强制。”
梁中堂认为，生育率的高低是社会和经济结构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农业向工业的转型，必然伴随着人口大规模流动和城市化率迅速提升，只有人们在此过程中不断提高收入、民生有基础保障，对未来生活有稳定的预期，才能对生育率有正面影响。
在他看来，户籍、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各个与生育相关的领域改革不彻底，农民或者后代进城可以务工、上学、就业，却无法顺利安居转化成市民，市场配置资源难以起基础作用，经济增长乏力、社会结构失衡是低生育率的根本原因。
“人们的生育不是政府该管的工作，也管不了，经济和结构合理了，老百姓对生活和未来更有信心，生育是很自然的结果。”梁中堂说。
（摘自《财经》2018年第25期。作者均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