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构建是近代以来国家的一個经常性制度化规制活动，是国家以公益为由，进入社会并力图影响和塑造社会的重要方式。在我国，国家构建与民间参与之间呈现复杂整合和特殊张力，特别是在社会组织监管体制和制度建设上尤为明显。
　　在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放”与“管”上，很多时候表现出一种纠结与徘徊。近四十年来，我国社会组织获得了飞速发展，但也存在独立性不足、治理能力不足、角色认知不足的问题。社会组织与法治建设之间的关系，整体上呈现出一条以国家构建为主导的路线图。其间，政府监管部门在徘徊变革中力图打造“以社会管社会”的新格局，但功效欠佳；社会组织则在曲折成长中践行着民间构建行动，但作用乏力。社会组织不能积极发挥作用，必将影响法治建设实践进程。社会组织未能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展现其应有的角色担当，实际上是一种功能性“不在场”，并促发了“两极结构”怪圈、汲取性机制风险、自律秩序不足、国家构建与民间构建错位等问题，严重制约了治理法治化秩序的生成。
　　在“四個全面”战略布局下，从国家构建到共建共享的转型已成大势所趋，目前亟需重塑社会组织在法治建设中的使命和功能，进而迈向共建共享型的“法治中国”之路。首先，增进民主立法，构建包容性机制，实现制度建设上的共建共享。其次，塑造自律秩序，实现国家与社会治理上的共建共享。再次，塑造多领域、多层次治理机制，推进政府决策的民主性与合法性，实现公共政策上的共建共享。最后，促进“承认”与 “认同”的协调包容，形成全社会的法治共识，实现价值观上的共建共享。
　　（摘自《法学研究》，2017年第3期，第24-43页。）*华东政法大学教授[201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