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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会议确立的思想建党原则,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为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方向指引,是我们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就面临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与巩固党的阶级基础、保持党的先进性之间的矛盾。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其成分应该主要为产业工人。从理论上说,大量吸收非工人成分入党,会减少工人的占比,削弱党的阶级基础,影响党的先进性。既要吸收更多的群众加入党组织,壮大革命力量,又要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对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难题。
大革命时期,按照共产国际给中国革命开出的药方,我们党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与国民党一道反对军阀统治。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背叛了革命,党的工作重心不得不转入农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就越来越占居多数。
对于这个新情况,共产国际批评中国共产党重视农民甚于重视工人,担心把工作重心长期放在农村会丧失无产阶级先进性,要求加紧在工人中发展党员,提拔工人出身的党员到领导岗位。1928年六七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强调党员成分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工人化”。
面对革命斗争必须大量发展党员的迫切需要,许多基层党组织左右为难:不发展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入党,我们党就无以壮大;发展他们入党,与经典作家的论述以及共产国际的态度、中央的政策主张不符。
1929年3月,红四军第一次由赣南进入闽西。随着军事上的胜利,红军队伍和党的组织迅速壮大,党员构成也发生变化。据1929年5月的统计,红四军全军约4000人,其中党员1329人,占33.2%。在这些党员中,有工人310人,占23.4%;农民626人,占47%;小商人106人,占8%;学生192人,占14%;其他95人,占7%。党员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占70%。在此情况下,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发展。
农民处于受剥削、受压迫地位,具有革命性;作为小生产者,又有落后、自私、狭隘、保守的性格。他们大量加入红军和党组织,必然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带进来。如何使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党员占多数的党组织保持先进性,不仅对于红四军,对于整个红军乃至全党,都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红四军于1929年5月第二次进入闽西后,在军队建设问题上,领导人之间产生了一些不同看法,作为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着手解决红军建设中的主要问题。5月底至6月初,红四军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军委机构。毛泽东在一次复信中提出:“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我们必须和这种思想(主要的是思想问题,其余是小节)奋斗,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凡有障碍腐旧思想之铲除和红军之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这是同志们今后奋斗的目标。”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没有被采纳。
1929年8月,陈毅到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工作及争论情况。9月28日,中央发出周恩来主导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指出,“红军的来源只有收纳广大的破产农民,此种农民固然有极浓厚的非无产阶级意识表现,但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决不是幻想目前红军可以吸收广大工人成分来改变红军倾向的。”
在“九月来信”的推动下,红四军于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由8个决议案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其中,第一个决议案《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概括了非无产阶级思想的8种表现,分析了它们得以形成的客观原因和产生影响的主观原因。第3部分《党内教育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即通过教育肃清党内各种错误思想。人的行为是受思想支配的,错误的思想导致错误的行为,正确的行为源自正确的思想。思想建党的要义在于,用无产阶级思想替代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即通过“换脑筋”保持党的先进性。
红四军从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面对革命斗争发展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党员的迫切需要及中央对发展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党员的重重顾虑,毛泽东创造性提出思想建党原则,破除了发展党员问题上的唯成分论,解决了既要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又要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难题。
从党的历史来看,思想建党原则的确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国情,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一次十分可贵的实践。我们党自成立以来,长期面临实事求是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矛盾以及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与接受共产国际指挥之间的矛盾。在发展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入党问题上,也是如此。
在毛泽东看来,不能因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大量入党带来了问题就对他们采取“关门主义”,必须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和条件的变化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能简单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去办。一个人的出身固然不能选择,但道路可以选择,思想可以改变。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经过思想改造,完全能够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许多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红军战士,由最初自发反抗剥削压迫、解放自己,到立志解放天下受苦大众、解放全中国,经过革命斗争的洗礼,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这个事实,也验证了思想建党原则的正确性。
党在幼年时期面临的一个难题
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就面临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与巩固党的阶级基础、保持党的先进性之间的矛盾。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其成分应该主要为产业工人。从理论上说,大量吸收非工人成分入党,会减少工人的占比,削弱党的阶级基础,影响党的先进性。既要吸收更多的群众加入党组织,壮大革命力量,又要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对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难题。
大革命时期,按照共产国际给中国革命开出的药方,我们党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与国民党一道反对军阀统治。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背叛了革命,党的工作重心不得不转入农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就越来越占居多数。
对于这个新情况,共产国际批评中国共产党重视农民甚于重视工人,担心把工作重心长期放在农村会丧失无产阶级先进性,要求加紧在工人中发展党员,提拔工人出身的党员到领导岗位。1928年六七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强调党员成分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工人化”。
面对革命斗争必须大量发展党员的迫切需要,许多基层党组织左右为难:不发展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入党,我们党就无以壮大;发展他们入党,与经典作家的论述以及共产国际的态度、中央的政策主张不符。
毛泽东为解决农民等入党问题进行了艰辛探索
1929年3月,红四军第一次由赣南进入闽西。随着军事上的胜利,红军队伍和党的组织迅速壮大,党员构成也发生变化。据1929年5月的统计,红四军全军约4000人,其中党员1329人,占33.2%。在这些党员中,有工人310人,占23.4%;农民626人,占47%;小商人106人,占8%;学生192人,占14%;其他95人,占7%。党员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占70%。在此情况下,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发展。
农民处于受剥削、受压迫地位,具有革命性;作为小生产者,又有落后、自私、狭隘、保守的性格。他们大量加入红军和党组织,必然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带进来。如何使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党员占多数的党组织保持先进性,不仅对于红四军,对于整个红军乃至全党,都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红四军于1929年5月第二次进入闽西后,在军队建设问题上,领导人之间产生了一些不同看法,作为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着手解决红军建设中的主要问题。5月底至6月初,红四军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军委机构。毛泽东在一次复信中提出:“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我们必须和这种思想(主要的是思想问题,其余是小节)奋斗,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凡有障碍腐旧思想之铲除和红军之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这是同志们今后奋斗的目标。”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没有被采纳。
1929年8月,陈毅到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工作及争论情况。9月28日,中央发出周恩来主导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指出,“红军的来源只有收纳广大的破产农民,此种农民固然有极浓厚的非无产阶级意识表现,但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决不是幻想目前红军可以吸收广大工人成分来改变红军倾向的。”
在“九月来信”的推动下,红四军于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由8个决议案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其中,第一个决议案《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概括了非无产阶级思想的8种表现,分析了它们得以形成的客观原因和产生影响的主观原因。第3部分《党内教育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即通过教育肃清党内各种错误思想。人的行为是受思想支配的,错误的思想导致错误的行为,正确的行为源自正确的思想。思想建党的要义在于,用无产阶级思想替代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即通过“换脑筋”保持党的先进性。
党的历史实践验证了思想建党原则的正确性
红四军从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面对革命斗争发展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党员的迫切需要及中央对发展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党员的重重顾虑,毛泽东创造性提出思想建党原则,破除了发展党员问题上的唯成分论,解决了既要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又要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难题。
从党的历史来看,思想建党原则的确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国情,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一次十分可贵的实践。我们党自成立以来,长期面临实事求是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矛盾以及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与接受共产国际指挥之间的矛盾。在发展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入党问题上,也是如此。
在毛泽东看来,不能因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大量入党带来了问题就对他们采取“关门主义”,必须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和条件的变化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能简单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去办。一个人的出身固然不能选择,但道路可以选择,思想可以改变。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经过思想改造,完全能够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许多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红军战士,由最初自发反抗剥削压迫、解放自己,到立志解放天下受苦大众、解放全中国,经过革命斗争的洗礼,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这个事实,也验证了思想建党原则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