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不知道，為什么唯独这一条路叫作梧桐路。
　　北城遍地都是梧桐。冬天它们褪去所有的叶子，变成光秃秃的看不出品种的树。春天，叶子又陆续萌生起来，从让人不忍心掐去的嫩绿变成更深沉的颜色，然后黄色慢慢泛上来，带着斜阳将晚的红，一阵北风吹过来就落了个干净。
　　我能数出许多这样的街道，两边栽满了这种树，可是只有这条路郑重其事地把它当作自己的名字，似乎在彰显着某种我看不透彻的不同。
　　梧桐路坐落在北城一中旁边。打正门出来走上坡，再向右转，就能看到写着路名的标牌。标牌本是砖红色，后来经风吹雨打剥落了不少漆，露出铁的原色，慢慢覆盖上一层斑驳的锈迹。这片一直被划为有待拆迁的部分，包括我们学校。但说是这样说，一直也不见有实际的动作，我们也就不把这当回事。
　　我们常在这里躲捉人的政教处老师。我们学校有许多奇怪的规定，比如不能早到，政教处的几位巨头会在七点半前窜出校园，抓获无故早来的同学。于是我们躲在梧桐路上，有时候就着花坛台子边缘补昨晚的作业，有时候无所事事地坐在台阶上聊天。偶尔前面有人大喊一声“大曾来了！”（大曾是学校政教处的主任），一群人便慌慌张张地跑。声势浩荡仿佛逃难，场面颇为壮观。
　　后来有头脑活络的人发现了商机，开始在路两边摆摊卖早点。最早是一位卖油条、豆腐脑的，顾客不少。陆续多了售卖煎饼和鸡蛋灌饼的小摊。这些东西更有滋味，还能加培根、牛肉或火腿，深受肉食爱好者的欢迎。第一家摊位也就渐渐失去了原先的地位。学校反复在国旗下讲话时声明，不能吃街边没有营业执照的不卫生食品，可没什么人听。我懒得排队，于是常常还是去投奔油条和豆腐脑。
　　摊主是一对中年夫妻，他们驻扎在梧桐路尽头的那棵梧桐树下。男人默不作声地在滚烫的油锅里炸油条，重复着翻动和打捞的动作；女人被油烟气熏染着，收钱、装食物，动作不快，也从不和顾客讲家长里短。这让有社交恐惧症的我感到心安。厌倦了和政教处老师的追逐战，常常早到很久的我不愿靠近学校，索性站在摊位旁边吸豆腐脑。时间久了，大概他们也对我熟悉起来，一回我忘了带钱，女人告诉我先拿着吃，明天再给钱就好。
　　但这只是我的猜测，事实上，直到这家摊位消失，我们仍没有过多的交流。即便是前一日我来买豆腐脑、油条，他们也不曾给我打过招呼，说以后就吃不到了。我在摊位原先的地方停了一会儿，看到红砖地上留下的黑色印记，转身去买鸡蛋灌饼。它着实更好吃一些。直到高中毕业，梧桐呈现出一片茂盛的翠绿，梧桐路也没有替代卖油条豆腐脑的商家出现。也许是因为这种食物太过平常了吧。
　　去年冬天我回到北城，才得知梧桐路附近要拆掉许多房子，包括北城一中。一中会搬到城市的东边，新校区已经修建完毕。我冒着雪去看了一次，赶上寒假，只有传达室值班的爷爷在。教学楼崭新，操场是原先的两倍，附近有两家正规的连锁餐厅，不再给小商小贩生存的机会。
　　我是一个不把恋旧挂在嘴边，但行动上十分诚恳的人，连丢掉一个用完了的笔记本都要犹豫许久，最后还是把它塞到柜子里保存。所以当得知我记忆里的梧桐路不再时，某种情绪轻而易举地涌到了我的心头，是感伤，是无奈……
　　把梧桐路藏进心里，我还是要坚定地往前走，经历许多遗弃、失去和淡忘的过程。它们让我哀伤，我珍视这种哀伤，甚至觉出一丝欣慰来。至少在这个太过于浮躁繁杂的俗世里，我还没完全失去对一棵树、一条街、一段过往的情感。我仍能触摸到生活的脉搏，就像感知梧桐叶脉粗糙的纹理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