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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土资源部对国家耕地面积做出调整，不仅为倒欠国家土地的地区松绑，也为许多关注地价房价的商家带来遐想空间。
6月22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土资源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制的《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调整方案》（以下简称《调整方案》）印发实施，对全国及各省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建设用地总规模等指标进行调整。其中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发达城市，2020年耕地保有量被大幅调减，这不禁使人们把其和相应的高房价联系起来，楼市的重大利空的传言应声而来，然而发达地区耕地调减真的会带来房价下降吗？
统筹规划 区域协调
《调整方案》显示，到2020年全国耕地保有量约为18.65亿亩，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约为15.46亿亩，建设用地总规模约为4071.93万公倾（61079万亩）。《中国经济信息》记者发现，相较原有规模，耕地保有量增长了1.84%、基本农田下降了0.9%、建设用地总规模增长了9.34%。
《中国经济信息》记者还发现，从对各个省份耕地、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指标分配结果来看，此次土地利用规划的调整具有区域性特征，有的地方耕地保有量增加，有的地方则减少，但各地区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的增减情况与耕地保有量的增减情况基本保持一致，仍坚守着18亿亩耕地红线。
从《调整方案》来看，经过本次调整，至2020年，耕地保有量大幅下调指标的省市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广东等发达地区。其中，北京的耕地保有量降幅高达48.44%，天津降幅为23.62%，上海降幅达24.59%，广东降幅达14.76%。
“对于北京、天津、上海、广东等发达城市，传统农业用地的需求在下降，如果一味守住红线，其实不科学，反而会使得城市建设用地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所以此类政策积极有效，符合土地开发和保护的原则。”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在接受《中国经济信息》记者采访时说道，“为了应对目前大城市库存规模不足的风险，从实际情况看，对于此类用地来说，也和城市产业发展的需求有关系。区域协调使得一个市场观念会更加强化，即后续大城市人口导入的规模可能会更大，与其盲目设卡，不如主动应对，比如提高土地上的建筑容积率等内容。这也是对此类土地资源最大利用的一个保障。”
虽然大部分省（区、市）的建设用地指标有所增加，但耕地保有量有较大幅提高的省（区、市）主要还是集中在东北地区及中西部地区。例如，对于此次《调整方案》中调整幅度较大的黑龙江来说，耕地保有量指标由1163.20万公顷增加到1387.13万公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从1017.60万公顷增加到1109.73万公顷。
北京上海各自仅拥有20多万公顷耕地，为在城市扩张的同时少占耕地，多年来详细规划。而对于拥有1000多万公顷耕地的黑龙江，稍作调节就可以增加200多万公顷耕地，还多出90多万公顷的基本农田。原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总裁孟晓苏在接受《中国经济信息》记者采访时也曾表示，北京的很多耕地，实际上已经没有在种粮，而是在种树。这也是北京耕地保有量指标大幅调减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享受着交通的便利和产业、设施、服务的外溢的一亩耕地所付出的机会成本，是远高于偏远地区保留一亩农田的机会成本的，而它们所提供的耕地指标却基本相同。
其实，耕地指标全国统筹，重要的是保证总量不减以确保粮食安全，具体到这些耕地如何布局本来就有调整的余地。从全国来看，让农业地区来分担大城市地区的耕地指标比较好。与此同时，可以让更多农业地区进行更广泛的农业生产，进而利好后续农业机器设备进入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模式，这都是提高农业产值的必要手段。
严跃进对此《调整方案》总结到：“在一定程度上，这说明在土地和耕地相关政策方面国家更趋于务实和科学。总量不变，还能够保证后续基本的农业生产和耕地资源的保护，通过对城市结构做调整，也符合目前各地用地需求等特点。”
耕地调减 房价影响几何？
在此次《调整方案》中，调减京津沪广耕地保有指标，引发多方面讨论。譬如，在一二线城市楼市价格猛涨的背景下，对于城市耕地保护必要性的讨论再度泛起。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耕地保护指标是一项约束性指标，18亿亩的红线不能碰触。而这一红线的存在，却导致大城市建设用地的供应量始终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土地资源的稀缺也被认为是推高房价的罪魁祸首。
6月23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土资源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国家土地副总督察鹿心社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地价是影响房价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房价的关键因素或者根本因素是供求关系。
对此，鹿心社透露，国土资源部曾做了系统调查。在调查了东部、中部、西部不同类型的620个房地产开发项目后，其结果表明，目前在中国，地价占房价15%-30%，平均是23.2%。我们与国际水平做了大致的比较，美国是28%，加拿大是24%，英国是25%-38%，韩国是50%-65%，日本是60-75%，新加坡是55%-60%，我国比例远低于我们的邻国。一般说来，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土地资源越紧缺，地价占房价的比例就越高。从中国的地价水平看，说保18亿亩耕地红线推涨了房价，没有根据，也没有道理。
同时，耕地指标调减和楼市价格下调甚至大跌，这中间并不是一种直接的正相关关系。各地对耕地保有量要求的调减和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增加与否，没有必然关系。“减少的耕地指标，不一定都转化为建设用地指标。”中国房地产数据研究院院长陈晟在接受《中国经济信息》记者采访时表示，“新释放的土地指标，并不是全部用作住宅建设，还有公共设施、道路、还有占地较多的桥梁隧道等很多用途。”
据《调整方案》来看，京津沪三地的总建设用地指标并未因此就大幅增加，甚至北京还有所减少，从38.17万公顷调减到37.20万公顷。天津、上海的用地空间也仅是稍有增加：天津从40.34万公顷增加到44.07万公顷，上海从29.81万公顷增加到32.00万公顷。这一数据的存在，可能会让很多人大失所望，但耕地减少和住房用地增加两者之间的关系正是如此。
限制北京上海这样的超级大城市增加住房土地供应的因素，并不只有耕地指标的红线。相反，对于城市住房土地供应和人口准入更大的政策因素是整体性的城市规划。例如，北京市到2020年的人口规划是2300万，上海只有2500万。严厉的户籍政策将让购房资格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也让非户籍人口的子女入学成为一道难题，这些都在反向制造市场需求。
与人口政策对应的还有更重要的建设用地规模的规划。2015年，上海市政府提出，要实现全市规划建设用地的“负增长”，将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从原来的32.26万公顷调减到31.85万公顷，这一数据和此次《调整方案》里定的规模基本一致。所以，北京的建设用地有微减，上海的建设用地略有增加，仅此而已。再者，即使增加了一定比例的建设用地，但这些用地也普遍落于城市远郊，这些数量不多的新增用地到底能否真正影响庞大的楼市，无疑也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如果严格城市边界及土地出让等措施，包括土地供应新增建设用地零增长这个严格控制特大型城市的措施不变，房价地价还是短期内很难下降。但是对除此之外的其他一线城市增加一些建设用地指标可能有帮助，比如，对天津就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陈晟指出，“这的确给特大型城市增加土地供给提供了想象，对于热门城市的地王现象，有间接的缓解作用。不过目前相较于增加建设用地，盘活存量土地是缓解高房价相对更主要的措施。”
6月22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土资源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制的《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调整方案》（以下简称《调整方案》）印发实施，对全国及各省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建设用地总规模等指标进行调整。其中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发达城市，2020年耕地保有量被大幅调减，这不禁使人们把其和相应的高房价联系起来，楼市的重大利空的传言应声而来，然而发达地区耕地调减真的会带来房价下降吗？
统筹规划 区域协调
《调整方案》显示，到2020年全国耕地保有量约为18.65亿亩，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约为15.46亿亩，建设用地总规模约为4071.93万公倾（61079万亩）。《中国经济信息》记者发现，相较原有规模，耕地保有量增长了1.84%、基本农田下降了0.9%、建设用地总规模增长了9.34%。
《中国经济信息》记者还发现，从对各个省份耕地、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指标分配结果来看，此次土地利用规划的调整具有区域性特征，有的地方耕地保有量增加，有的地方则减少，但各地区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的增减情况与耕地保有量的增减情况基本保持一致，仍坚守着18亿亩耕地红线。
从《调整方案》来看，经过本次调整，至2020年，耕地保有量大幅下调指标的省市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广东等发达地区。其中，北京的耕地保有量降幅高达48.44%，天津降幅为23.62%，上海降幅达24.59%，广东降幅达14.76%。
“对于北京、天津、上海、广东等发达城市，传统农业用地的需求在下降，如果一味守住红线，其实不科学，反而会使得城市建设用地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所以此类政策积极有效，符合土地开发和保护的原则。”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在接受《中国经济信息》记者采访时说道，“为了应对目前大城市库存规模不足的风险，从实际情况看，对于此类用地来说，也和城市产业发展的需求有关系。区域协调使得一个市场观念会更加强化，即后续大城市人口导入的规模可能会更大，与其盲目设卡，不如主动应对，比如提高土地上的建筑容积率等内容。这也是对此类土地资源最大利用的一个保障。”
虽然大部分省（区、市）的建设用地指标有所增加，但耕地保有量有较大幅提高的省（区、市）主要还是集中在东北地区及中西部地区。例如，对于此次《调整方案》中调整幅度较大的黑龙江来说，耕地保有量指标由1163.20万公顷增加到1387.13万公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从1017.60万公顷增加到1109.73万公顷。
北京上海各自仅拥有20多万公顷耕地，为在城市扩张的同时少占耕地，多年来详细规划。而对于拥有1000多万公顷耕地的黑龙江，稍作调节就可以增加200多万公顷耕地，还多出90多万公顷的基本农田。原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总裁孟晓苏在接受《中国经济信息》记者采访时也曾表示，北京的很多耕地，实际上已经没有在种粮，而是在种树。这也是北京耕地保有量指标大幅调减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享受着交通的便利和产业、设施、服务的外溢的一亩耕地所付出的机会成本，是远高于偏远地区保留一亩农田的机会成本的，而它们所提供的耕地指标却基本相同。
其实，耕地指标全国统筹，重要的是保证总量不减以确保粮食安全，具体到这些耕地如何布局本来就有调整的余地。从全国来看，让农业地区来分担大城市地区的耕地指标比较好。与此同时，可以让更多农业地区进行更广泛的农业生产，进而利好后续农业机器设备进入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模式，这都是提高农业产值的必要手段。
严跃进对此《调整方案》总结到：“在一定程度上，这说明在土地和耕地相关政策方面国家更趋于务实和科学。总量不变，还能够保证后续基本的农业生产和耕地资源的保护，通过对城市结构做调整，也符合目前各地用地需求等特点。”
耕地调减 房价影响几何？
在此次《调整方案》中，调减京津沪广耕地保有指标，引发多方面讨论。譬如，在一二线城市楼市价格猛涨的背景下，对于城市耕地保护必要性的讨论再度泛起。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耕地保护指标是一项约束性指标，18亿亩的红线不能碰触。而这一红线的存在，却导致大城市建设用地的供应量始终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土地资源的稀缺也被认为是推高房价的罪魁祸首。
6月23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土资源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国家土地副总督察鹿心社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地价是影响房价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房价的关键因素或者根本因素是供求关系。
对此，鹿心社透露，国土资源部曾做了系统调查。在调查了东部、中部、西部不同类型的620个房地产开发项目后，其结果表明，目前在中国，地价占房价15%-30%，平均是23.2%。我们与国际水平做了大致的比较，美国是28%，加拿大是24%，英国是25%-38%，韩国是50%-65%，日本是60-75%，新加坡是55%-60%，我国比例远低于我们的邻国。一般说来，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土地资源越紧缺，地价占房价的比例就越高。从中国的地价水平看，说保18亿亩耕地红线推涨了房价，没有根据，也没有道理。
同时，耕地指标调减和楼市价格下调甚至大跌，这中间并不是一种直接的正相关关系。各地对耕地保有量要求的调减和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增加与否，没有必然关系。“减少的耕地指标，不一定都转化为建设用地指标。”中国房地产数据研究院院长陈晟在接受《中国经济信息》记者采访时表示，“新释放的土地指标，并不是全部用作住宅建设，还有公共设施、道路、还有占地较多的桥梁隧道等很多用途。”
据《调整方案》来看，京津沪三地的总建设用地指标并未因此就大幅增加，甚至北京还有所减少，从38.17万公顷调减到37.20万公顷。天津、上海的用地空间也仅是稍有增加：天津从40.34万公顷增加到44.07万公顷，上海从29.81万公顷增加到32.00万公顷。这一数据的存在，可能会让很多人大失所望，但耕地减少和住房用地增加两者之间的关系正是如此。
限制北京上海这样的超级大城市增加住房土地供应的因素，并不只有耕地指标的红线。相反，对于城市住房土地供应和人口准入更大的政策因素是整体性的城市规划。例如，北京市到2020年的人口规划是2300万，上海只有2500万。严厉的户籍政策将让购房资格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也让非户籍人口的子女入学成为一道难题，这些都在反向制造市场需求。
与人口政策对应的还有更重要的建设用地规模的规划。2015年，上海市政府提出，要实现全市规划建设用地的“负增长”，将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从原来的32.26万公顷调减到31.85万公顷，这一数据和此次《调整方案》里定的规模基本一致。所以，北京的建设用地有微减，上海的建设用地略有增加，仅此而已。再者，即使增加了一定比例的建设用地，但这些用地也普遍落于城市远郊，这些数量不多的新增用地到底能否真正影响庞大的楼市，无疑也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如果严格城市边界及土地出让等措施，包括土地供应新增建设用地零增长这个严格控制特大型城市的措施不变，房价地价还是短期内很难下降。但是对除此之外的其他一线城市增加一些建设用地指标可能有帮助，比如，对天津就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陈晟指出，“这的确给特大型城市增加土地供给提供了想象，对于热门城市的地王现象，有间接的缓解作用。不过目前相较于增加建设用地，盘活存量土地是缓解高房价相对更主要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