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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盂县坚持“无人区”工作
1941年7月，北岳区党委分配我去盂县任县委副书记。8月5日，我到盂县就任。到盂县没几天，就赶上了日军的“大扫荡”。
从抗战开始到1941年，日军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过5次较大规模的“扫荡”。第一次是在1938 年秋。第二次是在1939年。1940年百团大战后，日军在这年秋冬进行过两次报复性“扫荡”。1941年秋的第五次“扫荡”，规模最大。这年8月13日到10月16日，华北日军及伪军7万多人，分十几路出动，在日本华北军司令长官冈村宁次的指挥下，采取“铁壁合围”“篦梳清剿”等战术，对晋察冀根据地北岳区、平西区进行“大扫荡”。敌人所到之处杀光、抢光、烧光，制造无人区，非常残酷。
8月13日，县委刚开完传达区党委7月间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精神的各区及县机关干部会，敌人就袭击了县委所在地石家塔村。县委紧急转移，但被敌人堵在山沟里（敌不知道）。时值秋季，苞米已经成熟，尚未收割，我们把苞米弄熟了，就是一顿晚饭。趁着夜色我们突围翻到另一个山沟，没想到这里也布满敌人，只得退回来。第二天天亮后我和县委书记吕健东、县长康瑞华，通信员、组织干事六七人，一直藏在苞米地里到午后才突围出去。进了另一个山沟，躲在这里的乡亲们给我们拿来锅和米，让我们做点饭吃。米刚下锅，山头上又响起敌枪声。那时我们每人腰上系个包袱装些换洗的衣服。一位同志腾出包袱布，顾不上是否干净，把米饭倒进包袱里，扎紧了找一根木棍抬着，就马上转移。实在走不动了，看敌人没追来，大家狼吞虎咽地吃掉了半生不熟的米饭。走到另一个山头的小村子，老百姓给我们腾出地方歇息。天黑后敌人在村边打枪了，我们又转移，雨雾交加、伸手不见五指中带着草帽在雨里蹲着。这样几经反复，我们终于摆脱了敌人的围追。
在这次“扫荡”中，敌人把盂县沿滹沱河北岸以及山西、河北交界一带的146个大小村子全部烧光，片瓦不留，制造“无人区”。我的家乡五台县18万居民中有9200人被杀。敌人毁坏耕地3万余亩，烧毁房屋19800余间，抢走粮食9600余石。还强迫老百姓集中到据点和交通线上能绝对控制的地方，实行“并村”，使得五台县沿河北省一带真的是无人区了。“扫荡”五台县的是同蒲路上的日军，他们没烧房屋但把人都赶到敌占区去了。所以，县委在五台县开展工作非常困难，只能在平山县一个村子办公，几道封锁线以外较远的几个区只能临时由邻县领导。
针对敌人的“扫荡”，北岳区党委在8月24日发出《为彻底粉碎敌寇秋季大“扫荡”的指示信》，要求普遍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展开麻雀战，困扰、袭击与疲惫敌人，破坏交通线，肃清敌探、特务，武装保卫秋收，彻底坚壁清野，使敌人食无粮、饮无水、用无物。根据区党委的指示，我们在日伪军制造的无人区内，在异常艰苦的生存条件下，依靠群众开展对敌斗争，整整坚持了一年。
在古石铺，县政府的同志们在残垣断壁上垒起石头，立上几个木头桩子，再搭着苞米杆子，把废墟改造成了办公地。古石铺北边的山坡上，斜挖着几口小土窑洞，这是群众团体的办公地。平常大家都在乡下开展工作，只有开会时才回来碰头。县委和上级的联系仅靠通信员。往来信件县委的签名常常是“吕李康”，分别指县委书记吕健东、副书记李力安、县长康瑞华。县委的主要工作是组织民兵开展游击战，配合分区部队、县大队进行反“扫荡”，组织群众转移，在敌据点附近开展工作。提出的口号是：“军民团结一致，开展劳武自救，坚持‘无人区’斗争，粉碎敌人‘扫荡’。”敌人把房子烧光、粮食抢光，我们没饭吃就派出干部到各村，领导人民进行劳武结合，生产自救。盂县坚持无人区的工作做得很好。除极少数地主跑到敌占区外，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顽强地坚持了下来。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广大群众和我们同仇敌忾，患难与共。我们每到一个村庄，每逢危难时刻，都能得到乡亲们的全力支持和掩护，一次次化险为夷。
在无人区工作，由于条件艰苦恶劣，吃、住都没有保障。干部几乎全部得病。我认识的两个女同志就是在反“扫荡”中去世的，想起来就感到痛惜。一位是盂县妇联主任芦醒，在山沟窝棚里生完孩子后没经验，喝了河里的凉水不久就得病死了，孩子也没保住。大家很难过，借了老百姓的一个大木箱子埋葬了母子俩。另一名宋自奋跟我同岁，东冶镇人，丈夫叫李希庚，是牺盟中心区的负责人。有一天，敌人来“扫荡”，她和大家一起转移，挺着大肚子跑了二三里路。近黄昏时敌人回到据点，我们缓过口气开始查点人数，没看见她。有个同志说，最初看见她在山沟边靠着一棵树坐着哩。我们赶紧派人去找，见她正靠树坐着，人已经死了。
在敌人残酷的“扫荡”中，盂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损失。146个大大小小的村庄被日军烧毁，粮食、牛、羊等财物被抢光，2万多群众无家可归。盂县无人区有个大峪村，群众都逃到山沟里，从1941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村子就没出生过孩子。敌人来“扫荡”时有个母亲怕孩子的哭声把敌人引来，把孩子给捂死了。
1942年，北岳区根据地的形势更加严峻。敌人的“大扫荡”把根据地分割、封锁得面积大大缩小。日伪军采取“蚕食”政策，搞“治安强化”运动，手段毒辣，大量修筑公路网、碉堡群、封锁沟墙，割断游击区和根据地的联系；扶持汉奸伪组织，逐村瓦解我们。
在盂县，敌人的“蚕食”和封锁，给党的基层组织带来很大损失。1942年上半年发生的两件事，可以说明当时对敌斗争的复杂和残酷。第一件是“红枪会”的暴动。1941年12月，盂县反动会道门道首谢嘉岱、李铁柱等趁日军“扫荡”、人民生活极其困苦之际，与日军及伪政权相勾结，在盂县城敌据点附近村子秘密设堂，点传道首、道徒，拼凑反动会道门组织“红枪会”，逐步向周围发展到40余村，蒙骗万余名会员。日军及伪政权强令各村设堂，胁迫群众入会，勒索百姓钱财，抢夺公粮财物，杀害抗日干部战士，大肆破坏抗日活动。红枪会搞起后“蚕食”了我们的大片村子。我们地方上没有武装力量，几个区小队也难以和他们抗衡。县委将红枪会的情况报告地委请求支援。从1942年5月22日起，北岳二分区政委赵尔陆亲自带领二分区十九团、三十四团，到盂县东北部镇压红枪会。一周时间内先后击毙首领李铁柱及骨干分子100余人，摧垮了全部村庄的红枪会组织，收缴了全部凶器。随后，这两个团又与军区抗敌剧社、二分区七月剧社，当地县区干部、区小队、民兵共1000余人组成工作团，分赴各村召开群众大会，揭露红枪会愚弄群众的骗局和破坏抗战的汉奸本质。在部队的帮助下，我们的工作局面得到扭转。第二件是敌人发动的“自首”运动。1942年4月19日，由于盂县党的七区区委委员王林叛变投敌告密，盂县进圭社据点之敌抓捕了附近28个村庄的300多名共产党员。在进圭社一个大庙里，敌人召开所谓“清党大会”。在叛徒王林、陈志中主持下这批党员被迫向敌人集体自首，使第十区、六区的基层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8月，县委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讨论进圭社一带党员集体自首事件，决定派专人进行调查。后经严格审查，按照不同情况对这批党员分别给予恢复党籍、除名、开除党籍等不同处理，并在各村重建党支部。 经过敌人的“扫荡”和“蚕食”，晋东北根据地的面积缩小，人口减少，原抗日游击区大部分变成敌占区，原根据地一部分也变为游击区，二分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曾一度被迫迁到河北省境内。在盂县，据点增加到近20个，县委也退到盂县最东边的马圈村，领导全县的工作要经过好几道封锁线，困难重重。1942年8月，地委决定取消盂县建制，分别与周围县组成盂平、盂阳、盂寿等县，还有一个区划给定襄县，两个区划给平定县，原来盂县的主要干部调到盂阳县。吕健东被任命为盂阳县县委书记，我被任命为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原阳曲县委书记李振江被任命为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
向敌后之敌后挺进
吕健东同李振江等原阳曲县的干部取得联系后，在离西烟镇敌据点十几里路的王伏庄村外山沟的窑洞里开了两天会，盂阳县委就算正式组成了。会后，李振江等人分散离去下乡了，只有吕健东因患疟疾还未离开。我和县委社会部长兼公安局长戴涛同两名公安战士于9月1日动身去盂阳县。10天后到王伏庄村外窑洞与吕健东会合。我们商量在此休息一夜，第二天再分散转移到各村进行工作。但由于汉奸密报，第二天我们还没来得及做早饭吃，周围几个据点的敌人即来包围袭击我们，大家赶忙向山沟里撤退转移。吕健东疟疾发作，跑了几里路即走不动了，趴在一处深草丛里隐蔽。我们往对面山上跑。大家分散躲在又高又深的草里。敌人到山梁上边喊话边乱打枪，到黄昏时方才撤去。我们有7位同志被捕，戴涛被敌人乱枪打伤也被捕了，所幸吕健东没被敌人发现。当晚，剩下的同志分散到附近的村子，白天藏在野外，晚上才能向群众做些工作。盂阳县委成立之初两次遭敌袭击。那个时候，县委没有力量打击敌人，主要是把党组织和县区村干部队伍巩固住，把村子里的工作坚持下来，保存力量。
1942年9月以后，晋察冀分局对反“蚕食”斗争进行了新的部署，我们的对敌斗争策略也随之发生较大的转变。
一是“向敌后之敌后”挺进。 它由1942年9月11日“寨北会议”提出。该会议即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在平山寨北村召开的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在总结前一阶段反“蚕食”斗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定了以武装斗争为核心配合各种斗争，向敌人开展全面攻势，变根据地为游击区，也变敌占区为游击区，敌进我进，向敌后之敌后伸展的方针。晋察冀本来就处在敌后，到“敌后之敌后”，即到根据地周围敌人统治的地区去活动。会后，北岳区主力部队以1/3至1/2的兵力执行“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任务。把大团缩小，取消营，一个团直接管辖六七个连，便于分散活动。二地委也在封锁线外建立两个地委分委，领导线外几个县的工作，逐渐恢复和扩大根据地。盂阳县委也积极到敌据点附近开展工作，并配合部队的活动。当时军用物资缺乏，游击队也难以保证人手一支枪，地方干部就更难奢望有什么武器了。我们每人发有一颗手榴弹，大家随身带着以防万一。我的这颗是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无柄球形。这年我们县里有不少干部被捕、牺牲。
二是利用两面村政权应付敌人。这是为粉碎敌人不断分割封锁和突击“蚕食”而采取的一项措施。1942年9月4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作出《关于目前游击区政权组织及工作的决定》，指出：游击地区的村级政权可以利用敌伪政权的形式或把抗日政权加以伪装，作为暂时应变的措施。两面村政权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以能迷惑敌伪视线、掩护抗日工作为准，不求形式一致。这项措施在实际斗争中是很有成效的。过去敌人来“扫荡”，我们动员群众及时转移到山里，坚壁清野，将粮食、牲口藏起来。有时敌来后一些村长不得不向敌送交少量粮食，我们知道后对他们进行严厉批评。这样，有些村长就不敢来见我们了。敌人的“蚕食”使我们的地盘越缩越小，开展工作非常困难。这就需要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更多地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除了对死心塌地的汉奸进行镇压外，加强对伪政权的工作，引导他们在适当范围内为我们服务。两面村是指敌占区和根据地之间的中间地带，它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抗日的两面村。这种村子一般离敌人据点较远，敌人来得不太频繁。这些“村长”“会长”是我们指定的假村长、假会长，他们不领导村里的工作，是专门应付敌人的可靠干部。敌人要村公所报情况、摊派粮食时，都由“村长”应付。有时实在无奈也得给敌人送点粮食。他们经常去敌据点，报点假情报，还成了我们的情报员。敌来村子后，除了暴露的干部外出躲避外老百姓一般不再往外跑了，否则难以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第二类是中间的两面村。村长既支应敌人，也支应我们，我们在这里的控制力量较弱。第三类是向日的两面村，村公所基本上由日伪军控制。我们到这些村子，他也得保护、应付，让村长到区政府开会，他也得来。我们向这些村派粮食和钱，他也得给我们。但这些村子不可靠，常有敌人、汉奸出入，我们只能依靠少数的党员、积极分子掩护在夜间活动。1942年到1944年，我常到这些村子活动，跟村里的党员秘密接头，询问敌人据点的情况。敌人来了，我们就藏在地洞、柜子里。通过两面村政权，我们运用各种方法迷惑、欺骗敌人，同时逐步开展了群众工作、组织工作，也保证了生产、保卫了粮食，扩大了第一种游击区，缩小了第三种游击区。
三是党实行一元化领导。面对敌人残酷的“扫荡”和“蚕食”，我们党认识到，要战胜敌人，必须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在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展开斗争，避免单纯在军事上同敌人硬拼。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统一部署各方面的工作。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即“九一决定”），明确提出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规定：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为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是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党委书记兼同级部队的政治委员，统一领导各地区党政军民的工作；中央代表机关及区党委、地委的决议、决定和指示，同级政府的党团、军队的军政委员会、政治部和民众团体的党团及党员，均须无条件执行；各级党委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根据“九一决定”精神，北岳区党委在11月初相继发出《关于党的领导一元化的决定》《关于北岳区群众团体领导一元化的决定》，全区党委作为全区党、政、军、民统一的领导机关；将工、农、青、妇、文各群众团体合并，组成统一的“北岳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抗联会”），下分设农、工、妇、青等部门。不久，北岳区各地委全部实行一元化领导，随后，各县也先后实行一元化领导。在一元化领导以前，各县的县政府和县委是各司其职。县政府主要负责民、财、教、实（业）、司法，县长不参加县委，有的县长还不是共产党员（如五台县是阎锡山的老家，为了照顾统一战线关系，就没有委派共产党员去当县长）。县委主要负责党的建设（如发展党员、建设支部）、对敌斗争、战争动员、合理负担等。实行一元化领导后，县长、县人民武装委员会的主任、抗联会的主任等都参加县委，成为委员，负责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武装部、民运部等各部门的工作，这样就集中了力量，加强了对敌斗争。 在盂阳工作几个月后，我的疟疾、疥疮再度发作，来势凶猛，几乎要了命。1943年3月，地委见盂平县委都是平山的干部，没有原盂县县委的干部，对工作不利，又知道我病重，决定调我回盂平县任县委副书记。我经过五台县的无人区，绕了很大的弯子才到地委报了到。
盂平对敌斗争的回忆
我到盂平后，北岳区的大生产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
大生产运动是我们党为克服经济困难、减轻人民负担而倡导的一项重要举措。早在 1939年2月2日，毛主席在延安的生产动员大会上就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在北岳区，军队和地方都规定有生产任务，除开荒种地外还纺毛线，织毛衣、毛袜子，搞一点运销、运输。那时运销主要是秘密地到敌据点买点东西如肥皂、牙粉、牙刷、线袜子，再运到根据地卖掉。按规定，我们盂平县委的干部，每人一年要上交100斤小米或相当于100斤小米的款项。我自己参加过县委的开荒种地，种苞米、谷子，还搞过一次运输。得知贸易公司、供销合作社从后方购进一批铁锹后，我背着20多把铁锹走了90多里路运到前方的区里，挣回一点运费，完成了上交的任务。其他人也一样，只要有机会都参加生产劳动。
1943年9月，敌人对盂平进行过一次“扫荡”。这时，我们的对敌斗争经验就比较丰富了。在开展反“扫荡”的两个月内，盂平县一、二、三区民兵先后爆炸地雷155颗，毙伤俘日伪军377人，同时缴获了大量武器物品，《晋察冀日报》对此进行了报道。长期艰苦的对敌斗争，对每一位党员干部都是严峻的考验和磨炼。在盂平县的这次反“扫荡”中，绝大多数同志的革命意志是非常坚定的。一位叫余芹的女同志，湖南人，是区委组织委员。她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出入敌人据点，很勇敢。但也有一些同志没能坚持下来。
在反“扫荡”的空隙，我们县委按照党的指示，领导群众减租减息、组织生产，较好地完成了征收公粮、往根据地后方和延安运送粮食的任务。运送粮食的工作不好做，成本也高，只有一部分粮食能够送达。到了冬天，运输更加困难。雪深路滑，老百姓的毛驴子滚到山沟里，还得赔偿。以后，我们就在沿途设站，指定专人负责，保证任务的完成。
1943年盂平县的对敌斗争开展得不错。l944年2月，地委召开会议，对反“扫荡”斗争以及“一元化”开展以来党的领导工作进行总结。总结会上大家都很坦率，有啥意见都直说。我和几位同志提了意见，有的没讲到点子上，表达方式也不太好，赵尔陆严厉地批评一通。我们紧张得不得了。8月晋察冀分局开会传达中央精神：军队和地方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后，搞好团结关系，军队应该负主要责任。根据中央精神，赵尔陆及时检查自己的思想和作风，感到2月份地委会上的批评重了。由于他在9月份调任冀晋军区司令员，一次回二地委来，还特意委托地委书记张连奎说：你回去以后，代我向于林、李力安、刘子英道歉，那次会上批评他们重了。他很有自我批评的精神。
2月那次地委会后，盂平县的整风开始了。因县委书记刘昂到晋察冀分局党校学习，县委的工作和整风学习便由我主持。因地委驻在我们县内，故我也参加地委的整风。大家认真地学习、讨论整风的22个文件，对照文件检查自己的思想、工作和作风，重点解决对党的忠诚老实和团结问题。我们七八个县委委员集中在一起，对个人历史、家庭状况、入党后的经历、工作中犯过什么错误等都敞开来谈，毫无保留地检查。县委的整风没发生过抢救运动。我认为，通过整风对增强团结、增强同志们间的了解起了很好的作用，大家的工作热情更加高涨了。
1944年8月，县委书记刘昂调到别处工作，许多干部相继被上级调走，组织上正式任命我为盂平县委书记。县委班子的干部严重缺乏。我们经地委批准把全县7个区的区委书记都提拔为县委委员，包括青年诗人田间任县委宣传部长。新的县委班子很团结，干起工作来劲头十足。
胜利喜讯忽传来
1944年9月，北岳区的组织机构发生很大变化。早在7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晋察冀边区划分为四个区党委和军区的指示》，称因冀中形势好转，冀东已大开展，同时，军区、分局直属单位太多，指挥不便，建议在分局、军区下划四个区党委和军区，即冀晋区（军区）、冀察区（军区）、冀中区（军区）、冀热辽区（军区）。分局、军区机关应精干短小，各种工作执行主要放在下划区（军区），加强各区（军区）同志的责任。根据中央指示，9月下旬，原北岳区被划分为冀晋、冀察两个区。冀晋区党委书记王平，军区司令员赵尔陆；冀察区党委书记刘道生，军区司令员郭天民。冀晋区党委下辖二、三、四、五地委。其中，二地委下辖五台、盂平、盂寿（寿东）、忻定、盂阳、寿榆、代县、崞县（东）8个县委。二地委书记张连奎，副书记张何明，组织部长智生元，宣传部长朱卫华，二地委驻地也由河北平山移回五台县境内。由于建制变更和干部调动频繁，五台县委书记一职空缺。12月，我调任五台县委书记。
当时，北岳区的对敌斗争形势已发生很大变化。1941、1942年敌人“大扫荡”和蚕食把我们逼到山沟里。现在，我们的工作一直开展到铁路沿线和敌人的据点内。敌人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我在五台几个月的主要工作还是开展对敌斗争。五台台北、台南支队已合编为五台支队，秦永寿任支队长，李开任政委，下辖4个中队，部队战斗力相当强。虽然日伪军在这里还有十四五个据点，有时候小规模地出来活动，但他们已是强弩之末。如，五台县河边村，日本人住在火车站，伪军住在原村公所。晚上我们在附近开群众大会、请剧团演戏，日伪军都不敢出来。敌人白天出来常会踩上我们的地雷。不仅五台县，别的县如定襄县工作也开展得很好。寿阳县的县支队4个连也很有战斗力。
在五台我主持召开过一次全县英雄模范代表大会，参会代表500人。会上县委表彰了1943年冬反“扫荡”以来的一大批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我记得有个50多岁的女党员村干部刘三妮，表现很突出。1944年秋反“扫荡”中，区委转移到别处与村支部失去联系。她讨饭到处去探寻，终于找到区委恢复了联系。她让村里的妇女躲到山里，宁愿自己到据点给敌人洗衣服、挨打受辱，也不愿让姐妹们受害。还有许许多多的英模，为了保护群众牺牲自己，他们的事迹可歌可泣。
1945年3月，地委通知我回地委工作，任敌工部部长。这时，冀晋区党委和军区按照晋察冀分局和军区的要求正在组织、开展扩大解放区的战役。冀晋军区下辖二、三、四、五军分区。二军分区的任务主要是拔除、逼退深入根据地内部和边缘区的敌据点，打击和牵制本区域的敌人。从3月到7月底，我一直跟随二分区的部队行动，开展对敌工作，掌握敌人状况，提供情报，配合军队作战。
8月中旬的一个晚上，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我们兴奋得不得了，站在高处举着大喇叭，放声喊着：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此后不久，在冀晋军区司令员赵尔陆的统一指挥下，部队对盂县城敌据点发起进攻。我随部队活动。这时日伪军已土崩瓦解，没怎么打就逃走了，盂县全境在8月25日获得解放。27日，地委决定恢复盂县建制，张德胜任县委书记，郝光任县长。我们着手清查那些没有跑掉的汉奸、坏人，整顿社会秩序。几天后，地委敌工部和康瑞华为部长的地委城工部决定继续向前开进，我们到了寿阳，两个部的机关住在寿阳县坪头镇，就近开展对太原和正太、同蒲铁路沿线的情报工作和瓦解敌伪军的工作。11月我调任冀晋区二地委组织部部长。
（全文完）
（责编 孟红）
1941年7月，北岳区党委分配我去盂县任县委副书记。8月5日，我到盂县就任。到盂县没几天，就赶上了日军的“大扫荡”。
从抗战开始到1941年，日军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过5次较大规模的“扫荡”。第一次是在1938 年秋。第二次是在1939年。1940年百团大战后，日军在这年秋冬进行过两次报复性“扫荡”。1941年秋的第五次“扫荡”，规模最大。这年8月13日到10月16日，华北日军及伪军7万多人，分十几路出动，在日本华北军司令长官冈村宁次的指挥下，采取“铁壁合围”“篦梳清剿”等战术，对晋察冀根据地北岳区、平西区进行“大扫荡”。敌人所到之处杀光、抢光、烧光，制造无人区，非常残酷。
8月13日，县委刚开完传达区党委7月间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精神的各区及县机关干部会，敌人就袭击了县委所在地石家塔村。县委紧急转移，但被敌人堵在山沟里（敌不知道）。时值秋季，苞米已经成熟，尚未收割，我们把苞米弄熟了，就是一顿晚饭。趁着夜色我们突围翻到另一个山沟，没想到这里也布满敌人，只得退回来。第二天天亮后我和县委书记吕健东、县长康瑞华，通信员、组织干事六七人，一直藏在苞米地里到午后才突围出去。进了另一个山沟，躲在这里的乡亲们给我们拿来锅和米，让我们做点饭吃。米刚下锅，山头上又响起敌枪声。那时我们每人腰上系个包袱装些换洗的衣服。一位同志腾出包袱布，顾不上是否干净，把米饭倒进包袱里，扎紧了找一根木棍抬着，就马上转移。实在走不动了，看敌人没追来，大家狼吞虎咽地吃掉了半生不熟的米饭。走到另一个山头的小村子，老百姓给我们腾出地方歇息。天黑后敌人在村边打枪了，我们又转移，雨雾交加、伸手不见五指中带着草帽在雨里蹲着。这样几经反复，我们终于摆脱了敌人的围追。
在这次“扫荡”中，敌人把盂县沿滹沱河北岸以及山西、河北交界一带的146个大小村子全部烧光，片瓦不留，制造“无人区”。我的家乡五台县18万居民中有9200人被杀。敌人毁坏耕地3万余亩，烧毁房屋19800余间，抢走粮食9600余石。还强迫老百姓集中到据点和交通线上能绝对控制的地方，实行“并村”，使得五台县沿河北省一带真的是无人区了。“扫荡”五台县的是同蒲路上的日军，他们没烧房屋但把人都赶到敌占区去了。所以，县委在五台县开展工作非常困难，只能在平山县一个村子办公，几道封锁线以外较远的几个区只能临时由邻县领导。
针对敌人的“扫荡”，北岳区党委在8月24日发出《为彻底粉碎敌寇秋季大“扫荡”的指示信》，要求普遍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展开麻雀战，困扰、袭击与疲惫敌人，破坏交通线，肃清敌探、特务，武装保卫秋收，彻底坚壁清野，使敌人食无粮、饮无水、用无物。根据区党委的指示，我们在日伪军制造的无人区内，在异常艰苦的生存条件下，依靠群众开展对敌斗争，整整坚持了一年。
在古石铺，县政府的同志们在残垣断壁上垒起石头，立上几个木头桩子，再搭着苞米杆子，把废墟改造成了办公地。古石铺北边的山坡上，斜挖着几口小土窑洞，这是群众团体的办公地。平常大家都在乡下开展工作，只有开会时才回来碰头。县委和上级的联系仅靠通信员。往来信件县委的签名常常是“吕李康”，分别指县委书记吕健东、副书记李力安、县长康瑞华。县委的主要工作是组织民兵开展游击战，配合分区部队、县大队进行反“扫荡”，组织群众转移，在敌据点附近开展工作。提出的口号是：“军民团结一致，开展劳武自救，坚持‘无人区’斗争，粉碎敌人‘扫荡’。”敌人把房子烧光、粮食抢光，我们没饭吃就派出干部到各村，领导人民进行劳武结合，生产自救。盂县坚持无人区的工作做得很好。除极少数地主跑到敌占区外，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顽强地坚持了下来。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广大群众和我们同仇敌忾，患难与共。我们每到一个村庄，每逢危难时刻，都能得到乡亲们的全力支持和掩护，一次次化险为夷。
在无人区工作，由于条件艰苦恶劣，吃、住都没有保障。干部几乎全部得病。我认识的两个女同志就是在反“扫荡”中去世的，想起来就感到痛惜。一位是盂县妇联主任芦醒，在山沟窝棚里生完孩子后没经验，喝了河里的凉水不久就得病死了，孩子也没保住。大家很难过，借了老百姓的一个大木箱子埋葬了母子俩。另一名宋自奋跟我同岁，东冶镇人，丈夫叫李希庚，是牺盟中心区的负责人。有一天，敌人来“扫荡”，她和大家一起转移，挺着大肚子跑了二三里路。近黄昏时敌人回到据点，我们缓过口气开始查点人数，没看见她。有个同志说，最初看见她在山沟边靠着一棵树坐着哩。我们赶紧派人去找，见她正靠树坐着，人已经死了。
在敌人残酷的“扫荡”中，盂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损失。146个大大小小的村庄被日军烧毁，粮食、牛、羊等财物被抢光，2万多群众无家可归。盂县无人区有个大峪村，群众都逃到山沟里，从1941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村子就没出生过孩子。敌人来“扫荡”时有个母亲怕孩子的哭声把敌人引来，把孩子给捂死了。
1942年，北岳区根据地的形势更加严峻。敌人的“大扫荡”把根据地分割、封锁得面积大大缩小。日伪军采取“蚕食”政策，搞“治安强化”运动，手段毒辣，大量修筑公路网、碉堡群、封锁沟墙，割断游击区和根据地的联系；扶持汉奸伪组织，逐村瓦解我们。
在盂县，敌人的“蚕食”和封锁，给党的基层组织带来很大损失。1942年上半年发生的两件事，可以说明当时对敌斗争的复杂和残酷。第一件是“红枪会”的暴动。1941年12月，盂县反动会道门道首谢嘉岱、李铁柱等趁日军“扫荡”、人民生活极其困苦之际，与日军及伪政权相勾结，在盂县城敌据点附近村子秘密设堂，点传道首、道徒，拼凑反动会道门组织“红枪会”，逐步向周围发展到40余村，蒙骗万余名会员。日军及伪政权强令各村设堂，胁迫群众入会，勒索百姓钱财，抢夺公粮财物，杀害抗日干部战士，大肆破坏抗日活动。红枪会搞起后“蚕食”了我们的大片村子。我们地方上没有武装力量，几个区小队也难以和他们抗衡。县委将红枪会的情况报告地委请求支援。从1942年5月22日起，北岳二分区政委赵尔陆亲自带领二分区十九团、三十四团，到盂县东北部镇压红枪会。一周时间内先后击毙首领李铁柱及骨干分子100余人，摧垮了全部村庄的红枪会组织，收缴了全部凶器。随后，这两个团又与军区抗敌剧社、二分区七月剧社，当地县区干部、区小队、民兵共1000余人组成工作团，分赴各村召开群众大会，揭露红枪会愚弄群众的骗局和破坏抗战的汉奸本质。在部队的帮助下，我们的工作局面得到扭转。第二件是敌人发动的“自首”运动。1942年4月19日，由于盂县党的七区区委委员王林叛变投敌告密，盂县进圭社据点之敌抓捕了附近28个村庄的300多名共产党员。在进圭社一个大庙里，敌人召开所谓“清党大会”。在叛徒王林、陈志中主持下这批党员被迫向敌人集体自首，使第十区、六区的基层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8月，县委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讨论进圭社一带党员集体自首事件，决定派专人进行调查。后经严格审查，按照不同情况对这批党员分别给予恢复党籍、除名、开除党籍等不同处理，并在各村重建党支部。 经过敌人的“扫荡”和“蚕食”，晋东北根据地的面积缩小，人口减少，原抗日游击区大部分变成敌占区，原根据地一部分也变为游击区，二分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曾一度被迫迁到河北省境内。在盂县，据点增加到近20个，县委也退到盂县最东边的马圈村，领导全县的工作要经过好几道封锁线，困难重重。1942年8月，地委决定取消盂县建制，分别与周围县组成盂平、盂阳、盂寿等县，还有一个区划给定襄县，两个区划给平定县，原来盂县的主要干部调到盂阳县。吕健东被任命为盂阳县县委书记，我被任命为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原阳曲县委书记李振江被任命为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
向敌后之敌后挺进
吕健东同李振江等原阳曲县的干部取得联系后，在离西烟镇敌据点十几里路的王伏庄村外山沟的窑洞里开了两天会，盂阳县委就算正式组成了。会后，李振江等人分散离去下乡了，只有吕健东因患疟疾还未离开。我和县委社会部长兼公安局长戴涛同两名公安战士于9月1日动身去盂阳县。10天后到王伏庄村外窑洞与吕健东会合。我们商量在此休息一夜，第二天再分散转移到各村进行工作。但由于汉奸密报，第二天我们还没来得及做早饭吃，周围几个据点的敌人即来包围袭击我们，大家赶忙向山沟里撤退转移。吕健东疟疾发作，跑了几里路即走不动了，趴在一处深草丛里隐蔽。我们往对面山上跑。大家分散躲在又高又深的草里。敌人到山梁上边喊话边乱打枪，到黄昏时方才撤去。我们有7位同志被捕，戴涛被敌人乱枪打伤也被捕了，所幸吕健东没被敌人发现。当晚，剩下的同志分散到附近的村子，白天藏在野外，晚上才能向群众做些工作。盂阳县委成立之初两次遭敌袭击。那个时候，县委没有力量打击敌人，主要是把党组织和县区村干部队伍巩固住，把村子里的工作坚持下来，保存力量。
1942年9月以后，晋察冀分局对反“蚕食”斗争进行了新的部署，我们的对敌斗争策略也随之发生较大的转变。
一是“向敌后之敌后”挺进。 它由1942年9月11日“寨北会议”提出。该会议即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在平山寨北村召开的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在总结前一阶段反“蚕食”斗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定了以武装斗争为核心配合各种斗争，向敌人开展全面攻势，变根据地为游击区，也变敌占区为游击区，敌进我进，向敌后之敌后伸展的方针。晋察冀本来就处在敌后，到“敌后之敌后”，即到根据地周围敌人统治的地区去活动。会后，北岳区主力部队以1/3至1/2的兵力执行“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任务。把大团缩小，取消营，一个团直接管辖六七个连，便于分散活动。二地委也在封锁线外建立两个地委分委，领导线外几个县的工作，逐渐恢复和扩大根据地。盂阳县委也积极到敌据点附近开展工作，并配合部队的活动。当时军用物资缺乏，游击队也难以保证人手一支枪，地方干部就更难奢望有什么武器了。我们每人发有一颗手榴弹，大家随身带着以防万一。我的这颗是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无柄球形。这年我们县里有不少干部被捕、牺牲。
二是利用两面村政权应付敌人。这是为粉碎敌人不断分割封锁和突击“蚕食”而采取的一项措施。1942年9月4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作出《关于目前游击区政权组织及工作的决定》，指出：游击地区的村级政权可以利用敌伪政权的形式或把抗日政权加以伪装，作为暂时应变的措施。两面村政权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以能迷惑敌伪视线、掩护抗日工作为准，不求形式一致。这项措施在实际斗争中是很有成效的。过去敌人来“扫荡”，我们动员群众及时转移到山里，坚壁清野，将粮食、牲口藏起来。有时敌来后一些村长不得不向敌送交少量粮食，我们知道后对他们进行严厉批评。这样，有些村长就不敢来见我们了。敌人的“蚕食”使我们的地盘越缩越小，开展工作非常困难。这就需要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更多地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除了对死心塌地的汉奸进行镇压外，加强对伪政权的工作，引导他们在适当范围内为我们服务。两面村是指敌占区和根据地之间的中间地带，它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抗日的两面村。这种村子一般离敌人据点较远，敌人来得不太频繁。这些“村长”“会长”是我们指定的假村长、假会长，他们不领导村里的工作，是专门应付敌人的可靠干部。敌人要村公所报情况、摊派粮食时，都由“村长”应付。有时实在无奈也得给敌人送点粮食。他们经常去敌据点，报点假情报，还成了我们的情报员。敌来村子后，除了暴露的干部外出躲避外老百姓一般不再往外跑了，否则难以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第二类是中间的两面村。村长既支应敌人，也支应我们，我们在这里的控制力量较弱。第三类是向日的两面村，村公所基本上由日伪军控制。我们到这些村子，他也得保护、应付，让村长到区政府开会，他也得来。我们向这些村派粮食和钱，他也得给我们。但这些村子不可靠，常有敌人、汉奸出入，我们只能依靠少数的党员、积极分子掩护在夜间活动。1942年到1944年，我常到这些村子活动，跟村里的党员秘密接头，询问敌人据点的情况。敌人来了，我们就藏在地洞、柜子里。通过两面村政权，我们运用各种方法迷惑、欺骗敌人，同时逐步开展了群众工作、组织工作，也保证了生产、保卫了粮食，扩大了第一种游击区，缩小了第三种游击区。
三是党实行一元化领导。面对敌人残酷的“扫荡”和“蚕食”，我们党认识到，要战胜敌人，必须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在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展开斗争，避免单纯在军事上同敌人硬拼。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统一部署各方面的工作。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即“九一决定”），明确提出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规定：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为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是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党委书记兼同级部队的政治委员，统一领导各地区党政军民的工作；中央代表机关及区党委、地委的决议、决定和指示，同级政府的党团、军队的军政委员会、政治部和民众团体的党团及党员，均须无条件执行；各级党委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根据“九一决定”精神，北岳区党委在11月初相继发出《关于党的领导一元化的决定》《关于北岳区群众团体领导一元化的决定》，全区党委作为全区党、政、军、民统一的领导机关；将工、农、青、妇、文各群众团体合并，组成统一的“北岳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抗联会”），下分设农、工、妇、青等部门。不久，北岳区各地委全部实行一元化领导，随后，各县也先后实行一元化领导。在一元化领导以前，各县的县政府和县委是各司其职。县政府主要负责民、财、教、实（业）、司法，县长不参加县委，有的县长还不是共产党员（如五台县是阎锡山的老家，为了照顾统一战线关系，就没有委派共产党员去当县长）。县委主要负责党的建设（如发展党员、建设支部）、对敌斗争、战争动员、合理负担等。实行一元化领导后，县长、县人民武装委员会的主任、抗联会的主任等都参加县委，成为委员，负责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武装部、民运部等各部门的工作，这样就集中了力量，加强了对敌斗争。 在盂阳工作几个月后，我的疟疾、疥疮再度发作，来势凶猛，几乎要了命。1943年3月，地委见盂平县委都是平山的干部，没有原盂县县委的干部，对工作不利，又知道我病重，决定调我回盂平县任县委副书记。我经过五台县的无人区，绕了很大的弯子才到地委报了到。
盂平对敌斗争的回忆
我到盂平后，北岳区的大生产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
大生产运动是我们党为克服经济困难、减轻人民负担而倡导的一项重要举措。早在 1939年2月2日，毛主席在延安的生产动员大会上就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在北岳区，军队和地方都规定有生产任务，除开荒种地外还纺毛线，织毛衣、毛袜子，搞一点运销、运输。那时运销主要是秘密地到敌据点买点东西如肥皂、牙粉、牙刷、线袜子，再运到根据地卖掉。按规定，我们盂平县委的干部，每人一年要上交100斤小米或相当于100斤小米的款项。我自己参加过县委的开荒种地，种苞米、谷子，还搞过一次运输。得知贸易公司、供销合作社从后方购进一批铁锹后，我背着20多把铁锹走了90多里路运到前方的区里，挣回一点运费，完成了上交的任务。其他人也一样，只要有机会都参加生产劳动。
1943年9月，敌人对盂平进行过一次“扫荡”。这时，我们的对敌斗争经验就比较丰富了。在开展反“扫荡”的两个月内，盂平县一、二、三区民兵先后爆炸地雷155颗，毙伤俘日伪军377人，同时缴获了大量武器物品，《晋察冀日报》对此进行了报道。长期艰苦的对敌斗争，对每一位党员干部都是严峻的考验和磨炼。在盂平县的这次反“扫荡”中，绝大多数同志的革命意志是非常坚定的。一位叫余芹的女同志，湖南人，是区委组织委员。她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出入敌人据点，很勇敢。但也有一些同志没能坚持下来。
在反“扫荡”的空隙，我们县委按照党的指示，领导群众减租减息、组织生产，较好地完成了征收公粮、往根据地后方和延安运送粮食的任务。运送粮食的工作不好做，成本也高，只有一部分粮食能够送达。到了冬天，运输更加困难。雪深路滑，老百姓的毛驴子滚到山沟里，还得赔偿。以后，我们就在沿途设站，指定专人负责，保证任务的完成。
1943年盂平县的对敌斗争开展得不错。l944年2月，地委召开会议，对反“扫荡”斗争以及“一元化”开展以来党的领导工作进行总结。总结会上大家都很坦率，有啥意见都直说。我和几位同志提了意见，有的没讲到点子上，表达方式也不太好，赵尔陆严厉地批评一通。我们紧张得不得了。8月晋察冀分局开会传达中央精神：军队和地方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后，搞好团结关系，军队应该负主要责任。根据中央精神，赵尔陆及时检查自己的思想和作风，感到2月份地委会上的批评重了。由于他在9月份调任冀晋军区司令员，一次回二地委来，还特意委托地委书记张连奎说：你回去以后，代我向于林、李力安、刘子英道歉，那次会上批评他们重了。他很有自我批评的精神。
2月那次地委会后，盂平县的整风开始了。因县委书记刘昂到晋察冀分局党校学习，县委的工作和整风学习便由我主持。因地委驻在我们县内，故我也参加地委的整风。大家认真地学习、讨论整风的22个文件，对照文件检查自己的思想、工作和作风，重点解决对党的忠诚老实和团结问题。我们七八个县委委员集中在一起，对个人历史、家庭状况、入党后的经历、工作中犯过什么错误等都敞开来谈，毫无保留地检查。县委的整风没发生过抢救运动。我认为，通过整风对增强团结、增强同志们间的了解起了很好的作用，大家的工作热情更加高涨了。
1944年8月，县委书记刘昂调到别处工作，许多干部相继被上级调走，组织上正式任命我为盂平县委书记。县委班子的干部严重缺乏。我们经地委批准把全县7个区的区委书记都提拔为县委委员，包括青年诗人田间任县委宣传部长。新的县委班子很团结，干起工作来劲头十足。
胜利喜讯忽传来
1944年9月，北岳区的组织机构发生很大变化。早在7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晋察冀边区划分为四个区党委和军区的指示》，称因冀中形势好转，冀东已大开展，同时，军区、分局直属单位太多，指挥不便，建议在分局、军区下划四个区党委和军区，即冀晋区（军区）、冀察区（军区）、冀中区（军区）、冀热辽区（军区）。分局、军区机关应精干短小，各种工作执行主要放在下划区（军区），加强各区（军区）同志的责任。根据中央指示，9月下旬，原北岳区被划分为冀晋、冀察两个区。冀晋区党委书记王平，军区司令员赵尔陆；冀察区党委书记刘道生，军区司令员郭天民。冀晋区党委下辖二、三、四、五地委。其中，二地委下辖五台、盂平、盂寿（寿东）、忻定、盂阳、寿榆、代县、崞县（东）8个县委。二地委书记张连奎，副书记张何明，组织部长智生元，宣传部长朱卫华，二地委驻地也由河北平山移回五台县境内。由于建制变更和干部调动频繁，五台县委书记一职空缺。12月，我调任五台县委书记。
当时，北岳区的对敌斗争形势已发生很大变化。1941、1942年敌人“大扫荡”和蚕食把我们逼到山沟里。现在，我们的工作一直开展到铁路沿线和敌人的据点内。敌人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我在五台几个月的主要工作还是开展对敌斗争。五台台北、台南支队已合编为五台支队，秦永寿任支队长，李开任政委，下辖4个中队，部队战斗力相当强。虽然日伪军在这里还有十四五个据点，有时候小规模地出来活动，但他们已是强弩之末。如，五台县河边村，日本人住在火车站，伪军住在原村公所。晚上我们在附近开群众大会、请剧团演戏，日伪军都不敢出来。敌人白天出来常会踩上我们的地雷。不仅五台县，别的县如定襄县工作也开展得很好。寿阳县的县支队4个连也很有战斗力。
在五台我主持召开过一次全县英雄模范代表大会，参会代表500人。会上县委表彰了1943年冬反“扫荡”以来的一大批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我记得有个50多岁的女党员村干部刘三妮，表现很突出。1944年秋反“扫荡”中，区委转移到别处与村支部失去联系。她讨饭到处去探寻，终于找到区委恢复了联系。她让村里的妇女躲到山里，宁愿自己到据点给敌人洗衣服、挨打受辱，也不愿让姐妹们受害。还有许许多多的英模，为了保护群众牺牲自己，他们的事迹可歌可泣。
1945年3月，地委通知我回地委工作，任敌工部部长。这时，冀晋区党委和军区按照晋察冀分局和军区的要求正在组织、开展扩大解放区的战役。冀晋军区下辖二、三、四、五军分区。二军分区的任务主要是拔除、逼退深入根据地内部和边缘区的敌据点，打击和牵制本区域的敌人。从3月到7月底，我一直跟随二分区的部队行动，开展对敌工作，掌握敌人状况，提供情报，配合军队作战。
8月中旬的一个晚上，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我们兴奋得不得了，站在高处举着大喇叭，放声喊着：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此后不久，在冀晋军区司令员赵尔陆的统一指挥下，部队对盂县城敌据点发起进攻。我随部队活动。这时日伪军已土崩瓦解，没怎么打就逃走了，盂县全境在8月25日获得解放。27日，地委决定恢复盂县建制，张德胜任县委书记，郝光任县长。我们着手清查那些没有跑掉的汉奸、坏人，整顿社会秩序。几天后，地委敌工部和康瑞华为部长的地委城工部决定继续向前开进，我们到了寿阳，两个部的机关住在寿阳县坪头镇，就近开展对太原和正太、同蒲铁路沿线的情报工作和瓦解敌伪军的工作。11月我调任冀晋区二地委组织部部长。
（全文完）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