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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鱼胡同 5号。金鱼胡同和校尉胡同相交的东北角。昔日台湾饭店的所在地。如今，这儿已经被这座刚刚落成的全铜建筑所取代 ——北京的第一家华尔道夫酒店。
探访金鱼胡同是在一个初冬的下午。自东向西溜达进金鱼胡同，一座铜色的立方体矗立在校尉胡同的尽头，在夕阳的折射下透出一股内敛的霸气。
这种铜色的韵味和厚重感，并非土豪金所能及。
这里曾是李鸿章的故居
1988年，王府井一带的大杂院民宅经历拆迁改造，金鱼胡同在原址的基础上拓宽，沿街建起了王府半岛饭店、和平宾馆、台湾饭店等豪华酒店。清末大学士那桐的府第那家花园已难寻踪影。曾经的贤良寺也只现于校尉小学的一隅院墙。
北京城的规划建设已经让原先的八臂哪吒城沧海桑田。但城市的街道却如同血脉，延续了曾经的功能与风格。比如 100年来繁华如故的王府井，又比如近邻王府井的这条小小的金鱼胡同。虽然历经拆迁已经面目全非，但其“高端驿站 ”的区域功能却未曾改变。
你眼瞅着处于浮华喧嚣的王府井身后的金鱼胡同，集聚着各种“高大上 ”的歇宿场所。事实上，这里在 100年前，亦是如此。
王府井地区得名于明代的“十王府”，清朝时也曾是和硕怡亲王胤祥，也就是热门清宫剧里淡泊富贵、乐善好施的十三阿哥的府邸。清雍正八年（1730），胤祥死后，雍正在其府邸建立贤良寺。到了清乾隆二十年，贤良寺迁址于冰碴胡同路北。此时已成为外省重臣进京朝见的驿站。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晚清地方督抚进京都曾寄住于此。说到贤良寺一带的典故轶事，不得不提到李中堂李鸿章。
相传李鸿章第一次进京时就住在了贤良寺的东一跨院，与当时的诸多外省官吏一样，之后的多次进京，李鸿章也居于贤良寺。1900年“庚子事变 ”之后，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从广州被调回北京与八国联军议和，又住在贤良寺的西三跨院，并在此度过了最后的晚年时光。
华尔道夫的来头
“把北京的华尔道夫选在曾经的贤良寺区域，也是基于这家酒店的历史渊源。 ”北京华尔道夫酒店总经理彭美琳 （Marlene Poynder）讲述了李鸿章和华尔道夫的渊源：这位“洋务运动 ”的发起人也是第一位下榻纽约华尔道夫酒店的中国人。
对任何酒店来说，取得成功的三个最重要因素是地点、地点和地点（Location、Location、Location）。这是美国酒店大师沃思 ·斯塔特勒的经典理论，这种美国范儿的酒店开发理论也根植于华尔道夫的设计思维之中。 “我们要打造一个地标性的奢华酒店，提供一脉相承的服务体验。而所谓的地标性就体现在我们的选址上。 ”希尔顿全球大中华及蒙古区营运高级副总裁麦金信 （Bruce McKenzie）解释道。
除了考虑到城市中心的便利性，商业核心的商务需求，以及临近故宫等传统景点的地理位置，历史渊源也是酒店的重要的选址动因。贤良寺和李鸿章的故事，对于这家曾经接待了一世纪世界各国首脑和要人的政治任务的酒店来说，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
1896年 8月，李鸿章在出访沙俄、英法期间，应美国国务卿约翰 ·福斯特邀请访问美国，当时下榻于位于第五大道上的华尔道夫酒店（华尔道夫酒店最早位于现在的帝国大厦位置，后迁址于美国纽约曼哈顿派克大道 49-50街），而这一年是这家年轻而高贵的酒店开业的第三个年头。
根据当时《纽约时报》的报道，李鸿章的到访引发了全城的轰动。74岁高龄的李鸿章，由两个儿子及属僚约 40多人陪同，包括：随员 18人，仆人 22位。还有箱子 300件，金轿 1顶，珍贵奇鸟8笼。他们在纽约停留了五天。美国民众对这位来自亚洲身穿黄马褂的大官无比好奇。而他随行携带的鲍鱼、鱼翅等山珍海味和中国独有的“干货 ”则让华尔道夫的厨师们大开眼界。当年的纽约城，一道名为杂碎（Chop Suey，即用芹菜，豆芽，和肉与酱料混在一起）的菜风靡一时，相传正是李鸿章宴请美国人的一道中式风格的菜肴。
李鸿章访美后的第二年（1897年），一位女婴在上海诞生，她的名字叫做宋美龄。46年后（194 3年），旅居纽约的宋美龄也曾入住纽约华尔道夫饭店。这一年，她成为了第一个在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的中国人，并且走上《时代周刊》封面。第三个入住的中国要人是1979年访美的邓小平。
在麦金信看来，华尔道夫和中国渊源至深。 100多年后，华尔道夫落址于中国。中国人日益增长的消费实力，已经显示出中国在亚太市场非常重要的地位。
50年后，历久弥新
日落时分，站在华尔道夫酒店的落地窗前，近处的紫禁城和远处的西山在难得的好天气下一目了然。和周边其他现代建筑不同，华尔道夫的建筑设计考虑到了北京传统的人居环境哲学和北京的古城风格。中国历史元素的融入是必不可少的，而在历史与现代的融合之中，分区分明，不事张扬，至少，你看不到土洋结合的怪物。
“为了更好地和整个王府井地区协调，在设计和建设中严格地控制了建筑的高度，保持了天际线的一致。”酒店开发商中粮置地的副总经理兼酒店管理部总经理、酒店事业部总经理姚长林如是说。而古铜色的建筑背后，是几套依循传统格局建成的四合院院落。
为什么要在贤良寺一代建立一座铜的建筑？
对中国有一定了解的彭美琳告诉我，全铜材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黄，最终变成绿色。这将意味着这家富有历史韵味的酒店也能够随着时间的推进弥久历新。“50年后当你看到北京华尔道夫酒店的时候，你仍然能够感到它的特质。历史即永恒。”
酒店门前有两棵两三百岁的国槐，它们在冬日的斜阳中嶙峋挺拔。你可以想象它们在春夏时节亭亭如盖的茂盛。在彭美琳看来，生生不息的古树是贤良寺和李鸿章的故事的延续。惟有它们见证了曾经贤良寺的兴衰没落，以及金鱼胡同的车水马龙和似水光阴。
探访金鱼胡同是在一个初冬的下午。自东向西溜达进金鱼胡同，一座铜色的立方体矗立在校尉胡同的尽头，在夕阳的折射下透出一股内敛的霸气。
这种铜色的韵味和厚重感，并非土豪金所能及。
这里曾是李鸿章的故居
1988年，王府井一带的大杂院民宅经历拆迁改造，金鱼胡同在原址的基础上拓宽，沿街建起了王府半岛饭店、和平宾馆、台湾饭店等豪华酒店。清末大学士那桐的府第那家花园已难寻踪影。曾经的贤良寺也只现于校尉小学的一隅院墙。
北京城的规划建设已经让原先的八臂哪吒城沧海桑田。但城市的街道却如同血脉，延续了曾经的功能与风格。比如 100年来繁华如故的王府井，又比如近邻王府井的这条小小的金鱼胡同。虽然历经拆迁已经面目全非，但其“高端驿站 ”的区域功能却未曾改变。
你眼瞅着处于浮华喧嚣的王府井身后的金鱼胡同，集聚着各种“高大上 ”的歇宿场所。事实上，这里在 100年前，亦是如此。
王府井地区得名于明代的“十王府”，清朝时也曾是和硕怡亲王胤祥，也就是热门清宫剧里淡泊富贵、乐善好施的十三阿哥的府邸。清雍正八年（1730），胤祥死后，雍正在其府邸建立贤良寺。到了清乾隆二十年，贤良寺迁址于冰碴胡同路北。此时已成为外省重臣进京朝见的驿站。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晚清地方督抚进京都曾寄住于此。说到贤良寺一带的典故轶事，不得不提到李中堂李鸿章。
相传李鸿章第一次进京时就住在了贤良寺的东一跨院，与当时的诸多外省官吏一样，之后的多次进京，李鸿章也居于贤良寺。1900年“庚子事变 ”之后，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从广州被调回北京与八国联军议和，又住在贤良寺的西三跨院，并在此度过了最后的晚年时光。
华尔道夫的来头
“把北京的华尔道夫选在曾经的贤良寺区域，也是基于这家酒店的历史渊源。 ”北京华尔道夫酒店总经理彭美琳 （Marlene Poynder）讲述了李鸿章和华尔道夫的渊源：这位“洋务运动 ”的发起人也是第一位下榻纽约华尔道夫酒店的中国人。
对任何酒店来说，取得成功的三个最重要因素是地点、地点和地点（Location、Location、Location）。这是美国酒店大师沃思 ·斯塔特勒的经典理论，这种美国范儿的酒店开发理论也根植于华尔道夫的设计思维之中。 “我们要打造一个地标性的奢华酒店，提供一脉相承的服务体验。而所谓的地标性就体现在我们的选址上。 ”希尔顿全球大中华及蒙古区营运高级副总裁麦金信 （Bruce McKenzie）解释道。
除了考虑到城市中心的便利性，商业核心的商务需求，以及临近故宫等传统景点的地理位置，历史渊源也是酒店的重要的选址动因。贤良寺和李鸿章的故事，对于这家曾经接待了一世纪世界各国首脑和要人的政治任务的酒店来说，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
1896年 8月，李鸿章在出访沙俄、英法期间，应美国国务卿约翰 ·福斯特邀请访问美国，当时下榻于位于第五大道上的华尔道夫酒店（华尔道夫酒店最早位于现在的帝国大厦位置，后迁址于美国纽约曼哈顿派克大道 49-50街），而这一年是这家年轻而高贵的酒店开业的第三个年头。
根据当时《纽约时报》的报道，李鸿章的到访引发了全城的轰动。74岁高龄的李鸿章，由两个儿子及属僚约 40多人陪同，包括：随员 18人，仆人 22位。还有箱子 300件，金轿 1顶，珍贵奇鸟8笼。他们在纽约停留了五天。美国民众对这位来自亚洲身穿黄马褂的大官无比好奇。而他随行携带的鲍鱼、鱼翅等山珍海味和中国独有的“干货 ”则让华尔道夫的厨师们大开眼界。当年的纽约城，一道名为杂碎（Chop Suey，即用芹菜，豆芽，和肉与酱料混在一起）的菜风靡一时，相传正是李鸿章宴请美国人的一道中式风格的菜肴。
李鸿章访美后的第二年（1897年），一位女婴在上海诞生，她的名字叫做宋美龄。46年后（194 3年），旅居纽约的宋美龄也曾入住纽约华尔道夫饭店。这一年，她成为了第一个在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的中国人，并且走上《时代周刊》封面。第三个入住的中国要人是1979年访美的邓小平。
在麦金信看来，华尔道夫和中国渊源至深。 100多年后，华尔道夫落址于中国。中国人日益增长的消费实力，已经显示出中国在亚太市场非常重要的地位。
50年后，历久弥新
日落时分，站在华尔道夫酒店的落地窗前，近处的紫禁城和远处的西山在难得的好天气下一目了然。和周边其他现代建筑不同，华尔道夫的建筑设计考虑到了北京传统的人居环境哲学和北京的古城风格。中国历史元素的融入是必不可少的，而在历史与现代的融合之中，分区分明，不事张扬，至少，你看不到土洋结合的怪物。
“为了更好地和整个王府井地区协调，在设计和建设中严格地控制了建筑的高度，保持了天际线的一致。”酒店开发商中粮置地的副总经理兼酒店管理部总经理、酒店事业部总经理姚长林如是说。而古铜色的建筑背后，是几套依循传统格局建成的四合院院落。
为什么要在贤良寺一代建立一座铜的建筑？
对中国有一定了解的彭美琳告诉我，全铜材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黄，最终变成绿色。这将意味着这家富有历史韵味的酒店也能够随着时间的推进弥久历新。“50年后当你看到北京华尔道夫酒店的时候，你仍然能够感到它的特质。历史即永恒。”
酒店门前有两棵两三百岁的国槐，它们在冬日的斜阳中嶙峋挺拔。你可以想象它们在春夏时节亭亭如盖的茂盛。在彭美琳看来，生生不息的古树是贤良寺和李鸿章的故事的延续。惟有它们见证了曾经贤良寺的兴衰没落，以及金鱼胡同的车水马龙和似水光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