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未满二千字的短文，叙议经历千多年并有变化、有国际影响的复杂、有机的文化现象——禅宗，显而易见：难！这里对《我观禅宗》(《读书》一九八七年六月号)能作点补遗，原因抑在于此吧？因于此，笔者能生拉硬扯说一通，想来是能得到《我观禅宗》的作者原谅的。
　　千真万确，我国佛教最大教派的禅宗，在岛国日本，至今蒸蒸不衰。归宗论祖，日本的佛教禅宗固然以中土禅宗为蓝本，但经历漫长历史阶段后，两者并非完全是一回事，这是可以想见的，统而论之，就简单化了一点，也不尽对头了。现今，我们几乎都谈日本的铃木大拙向西方介绍禅学的“独创型”功绩，其实比较起来，更早向西方介绍我国和日本禅宗的是冈仓天心(一八六二——一九一三)，他的也同样用英文撰写的长篇论文《东洋之理想》(一九○二)、《品茗篇》(一九○六)，是使西方一些学者对我国和日本文化的内涵开过眼界的。这笔陈账，看来在我们这儿还有强调一番的价值。“由于铃木大拙的介绍传播，禅学又引起国际性的广泛兴趣”。铃木介绍的是日本禅宗或他眼中(何况还夹着个“因僧看经”)的我国禅宗。本世纪五十年代，铃木同我国的胡适有一场关于禅宗史方法论的论争，依笔者看，这场论争有一个“旁白”：别人介绍我们的东西同我们介绍自己的东西，毕竟两样。
　　据日本学者花山信胜统计，截止一九三二年，欧美关于佛教的文献著作已有五千余种，论文万余篇；日本山口益编的《法兰西佛教五千年》(自一九二八年始)，收一千五百余篇论文的目录索引。罗列这般数字，倒不尽是为勾勒禅学西渐的背景，或竟敢侈言学术讨论应有多维视野，顾及上下古今，顾及前后左右。而是想说，论及宗教人物，学术界泰斗，艺苑精英，他们的出现或存在，总该有其历史社会方面的原因吧？这方面也是不应忽略的。
　　“禅宗不乏开放思想和积极的行动……。这种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后来成为日本镰仓、室町武士‘刚气’的道德源泉。”让我们看看日本永田广志《日本哲学思想史》里的一段话吧：“但是禅宗的主观主义即说教‘即心是佛’，把可以叫做知的直观那种恣意而空洞的真理感看作至高无上，和以灭绝人性使人心似木石为特点的克己主义确实适合武士阶级的心理。在镰仓时代以来开始形成的武士道中可以发现不少禅宗的影响，这决不是偶然的。”(中译本，第18页)日本镰仓、室町时代武士的“刚气”，是由各个将军“影响”禅僧后，培训出来的，目的相当清楚：使武士们更好地为他们的主子效劳。
　　禅宗“……夫然亦可以诱掖人心，辅助王化。”(白居易：《议释教谓》)；禅宗“……所谓生成之外，别有陶冶，刑政不及，曲为调揉。”(《刘梦得集·袁州萍乡县杨歧故广禅师碑》)稽之日本各朝史实，多数禅宗名僧或身兼幕府“情报官”，或是将军的外交“联络官”(这类“美差”，我们也有过，明代朱元璋登基不久，就派宁波天宁禅寺住持仲猷祖阐，出使日本)，比较起来，日本禅宗名僧与当权者的“有效合作”，既多且好。时至今日，谈两国禅宗，这些史实看来忽略不得。
　　再拉扯上禅僧的绘画谈谈。说他们绘画风格是“粗俗漫漶”、“剑拔弩张”，并且这种绘画样式，在日本尊称为禅宗画。恐怕这也未必尽然。且不说历代中国禅僧画并非如此，就说日本禅宗画的代表之一，如拙禅师的《瓢鲇图》，就深得我国南画之神髓。曾来我国“留学”、擅长我国泼墨山水画的日本禅僧雪舟(一四二○——一五○六)的风格雄浑的作品，前些年曾在我国展出过，凡参观了的，很难同意将这些画定为“漫漶”、“粗俗”的。还有一类，日本江户后期的禅僧画，例如禅僧松平的自画像，墨笔画一鹅蛋形“0”，赞曰：大圆镜中，独乐自在，背后面前，灵光不昧。本世纪六十年代初，日本的禅宗画在瑞士、丹麦、瑞典等西欧六国展出，颇使西方文艺界一部分人士热闹了一阵。展览中有雪舟的画，也有江户末期禅僧白隐和仙的画。白隐的一幅墨笔画《达摩面壁图》，一笔而成；仙的一幅墨笔画从右到左画了“○△□”，右下方直书“扶桑最初禅窟”六个汉字。日本禅僧画与我国宋以后画坛占主导地位的画风，同日本的文化传统，同佛教教义等的关系，确有可供深入探讨的内容。不过，仅以上所举绘画，与“漫漶”、“粗俗”是不相及的。
　　以上乃补遗，因此，《我观禅宗》对《禅宗与中国文化》一书的失误和不足，提出剀切中理的意见，笔者是完全同意的。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陈嘉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