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提要在古希腊哲人那里，智慧是高于知识并能够认识和驾驭一切具有普遍理性或终极普遍理性的思想。由于只有神和上帝是具有无限性和完满性的存在，所以，只有神和上帝才拥有真正的智慧。他们用以指称哲学的“爱智慧”一词的本意是人对神和上帝所拥有的普遍理性的追求。亚里士多德强调“智慧是一门关于第一原理的”“唯一自由的科学”。从古希腊哲人们的这些相关思想中我们可以深刻地体悟到哲学学科所具有的一般性质，这就是，哲学是人类追求普遍理性的活动。
关键词爱智哲学追求普遍理性
〔中图分类号〕B5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2-0007-04
“哲学是什么”这一问题，看似简单，然而却远非明晰。在今天的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越来越五花八门了。对于这一问题，我们虽然不能强求所有的人都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但是，只要我们意欲从事哲学研究就有必要对哲学这门学科做出一个相对明确的理解。须知，古今中外形形色色的哲学，无论其理论观点如何纷繁杂乱，都首先立足于其对哲学性质的独特判定。
要回答“哲学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我们首先应当从人类最初对哲学学科性质和哲学问题进行探求和阐释的渊源上予以考察。
一、“φιλοσοφíα”的最初含义是“爱智慧”
古希腊哲学中最早的哲学（philosophy）一词用的是希腊文“φιλοσοφíα”，该词是由“φιλο（热爱）”和“σοφíα（智慧）”组合而成。如此，“φιλοσοφíα”就具有了“爱智慧”的最初含义。据称，最先使用该词的是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前570-约前490）、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约前544-约前483年）和苏格拉底（Sokrates，前469-前399年）等人。除希腊文之外，在西方哲学中，哲学一词的表述还有拉丁语（philosophia）和英语（philosophy）。
受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的影响，很多西方学者，也包括某些中国学者都认为中国古代无哲学。从词源学考证来看，中国古代确未形成“哲学”一词，有的只是“哲”（《尚书·皋陶谟》：“知人则哲”）、“哲人”（《诗·小雅·鸿雁》：“维此哲人，谓我劬劳”），“哲思”（ 晋时陆云《晋故豫章内史夏府君诔》：“澄鉴博映，哲思惟文”）。“哲”指聪明、智慧；“哲人”指善于思辨、学问精深、才智超群之人，类似于“哲学家”“思想家”之谓；“哲思”指思虑精深敏捷。评判中国古代有无哲学的关键，并不在于中国古人有没有使用“哲学”一词，而在于中国古代的学问中有没有符合哲学观点和理论的内容。
1874年，日本启蒙思想家西周（1829-1897年），在《百一新论》中首先用汉文“哲学”来翻译英语中的“philosophy”一词，1896年前后，黄宗宪、康有为等将日本学者的这一译法介绍到中国，后来逐渐通行。
二、“爱智慧”中蕴涵的哲学追求普遍理性的思想
应该说，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在最初用“爱智慧”来指谓哲学时，其作为一门学科的含义还是十分模糊的。但是，其中却蕴涵了两个重要的思想：一是“智慧”并不简单地等于一般性的知识，它是高于知识的东西；二是“智慧”追求的是一种普遍理性或终极普遍理性的思想，它要认识和驾驭一切。这两个思想为后来的古希腊哲学家们，如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年）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前384-前322年）等人对哲学的学科性质的阐释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
这两个重要的思想可以从赫拉克利特的相关观点中体现出来。他认为单单拥有广博学问的人还不能算是已经拥有了智慧，而拥有智慧的关键在于必须去认识那种能够驾驭一切的思想。然而，在赫拉克利特看来这个能够驾驭一切的思想原本不属于人，而属于神，所以，人们要拥有智慧就必须用自己的思想去追求和体悟神所拥有的真理。他说：智慧只在神的心里，而人的心里却没有智慧；和神相比较，最有智慧的人也只能像是一只猴子；“神的法律从心所欲地支配着，满足一切，也超过一切”。他还强调说，智慧不是别的，而是善于说出真理，而要知晓真理就要以自然为尺度，并以自然的方式来行动。②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古希腊罗马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29、148页。
正因为只有神才拥有智慧，所以，苏格拉底才不认为自己有智慧，他只承认自己是一个服从神的意志的，探求智慧的“爱智者”。他说：“只有神才是聪明的；……人的智慧是很少价值和根本没有价值的”。他是这样来描述自己的：有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苏格拉底，他知道自己丝毫也不拥有任何真正的智慧，所以，这样的人才是最聪明的人。所以苏格拉底就按照神的意志在世界上行动，来搜寻并探求任何人的智慧。②
当古希腊学者在谈论神的智慧和人的思想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涉及到了普遍和特殊的关系，当他们声称“爱智慧”就是去探寻神所拥有的真理，就是去认识那善于驾驭一切的思想时，他们就是在寻求某种具有普遍理性或终极普遍理性的东西，而这种普遍理性或终极普遍理性正是哲学研究的首要领域。
三、亚里士多德强调“智慧是一门关于第一原理的”“唯一自由的科学”
对于“爱智慧”和追求智慧的哲学学科所具有的追求普遍理性或终极普遍理性的性质，亚里士多德曾经有过较为详尽地论述，我们可以把他相关的观点概括如下：智慧是一门关于第一原理的科学；我们必须研究什么种类的原因和原理的知识是智慧。首先有必要提出一个假定，这就是有智慧的人应当认识尽可能广泛的事物，尽管他没有关于每一事物的细节的知识。人类科学的学科分有不同的层次，那些追求更为本质认识的科学比较起那些仅仅追求某些表面结论的科学，更具有智慧，而这样的高层次的科学与那些仅仅起到辅助性认识的科学相比，不能不拥有更深刻的智慧的本性。知道所有事物的人必定是那种拥有最高程度的普遍知识的人，因为这样的人知道属于那个普遍知识的所有的事例。而要认识这样的普遍知识一般说来是极为困难的。这样的普遍知识因为它离开感觉十分遥远，所以，描述这样的普遍知识的严格的科学，处理的几乎都是关于“第一原理”的知识。据此而论，我们有必要去探讨那种关于事物的第一原因的知识，只有掌握了这样的关于事物原初原因的知识的时候，才可以说我们已经认识了这些事物。[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李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19、18、21、85～86页。从这些相关观点中，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已经把追求普遍理性的哲学学科和具有具体感性的科学学科加以区分，并且提出了关于“第一原理的科学”的终极普遍理性的哲学性质，而他称这样的哲学为“第一哲学”。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哲学首先“是一门研究第一原理和原因的知识”，这样的研究是为了认识而追求科学，所以，它不具有生产性和实用性。就能力而言，从事哲学研究已经超越了人自身能力的限度，因为哲学作为一门最为神圣的科学其特权是属于神的。哲学研究仅只是那些生活已有保障的哲人们，为了满足无知的困惑所引发的惊奇而从事的思考，所以，哲学是“唯一自由的科学”。
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他所说的一些话中，这些话经常被人们转引来描述哲学家们工作的性质，有人藉此推崇哲学和哲学家的神圣，有人则藉此嘲讽哲学和哲学家的无用。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这些话是：“它不是一门生产的科学，即使从最早的哲学家的历史来看也是很清楚的。因为人们是由于惊奇，才从现在开始并且也从最初开始了哲学思考”；“一个人在困惑和惊奇的时候，认为它自己是无知的（因而即使是神话的爱好者，在一种意义上也是智慧的爱好者，因为神话是由惊奇组成的）”。②③[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李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19、20页。
亚里士多德还进一步强调说：因为研究哲学是为了消除无知，所以，人们进行哲学思考并不是为了达到某种实用性的功利目的，而只能是一种纯粹的对科学认识的追求。他还进一步举例说：只有当生活十分舒适，相应的娱乐享受已经得到满足的时候，人们才有精力和闲暇去从事这样的哲学研究。所以，哲学从事的是一种自由的思考，哲学是一门“唯一自由的科学”。②
四、“爱智慧”是人对神和上帝所拥有的普遍理性的追求
亚里士多德在强调“智慧是一门关于第一原理的科学”，是“唯一自由的科学”的同时又指出：“也由于这个缘故，拥有它可以公正地被认为是超出人类的能力的；因为在许多方面人的本性是受束缚的，所以正如西蒙尼德（Simonides）所说，‘只有神能有此特权’”；“任何其他科学也必定不会被认为比这门科学更为荣誉。因为最神圣的科学也是最荣耀的”；“因为最适合于神具有的科学是一门神圣的科学，因而任何处理神圣对象的科学也是如此”；“所有科学都比这门科学更必需，但是没有任何科学比它更好。”③
正因为从一开始，西方古代的哲学家们就把完满的智慧赋予了神，所以，在古希腊的哲学传统中，只有上帝或神是一种绝对性、完满性的存在，只有在他们那里才拥有最高的具有绝对真理性的智慧，这样的智慧不仅具有普遍性和终极性，而且还具有永恒性和无限性。至于世界上具体存在的万事万物，也包括人，都是由上帝或神创造出来的，因为它们是被创造出来的，所以，这样的存在便不具有完满性和绝对性，它们只能分有创造者的部分内容和性质，只能是一种相对的和有限的、片面的和暂时的存在。这样，上帝或神便成了完满智慧和永恒真理的拥有者，便成了无限性和必然性的存在者，而人则只能从与上帝的联系中分有某些智慧和真理的内容。这就是西方传统中的“天赋观念”学说。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提出了具有客观精神韵味的理念论，他把他所假定的一种具有绝对性存在的普遍理性看作是世界的终极性存在，并认为个体灵魂是普遍理性的不完全而有限的表现形式，灵魂只有轮回，没有死亡，灵魂所拥有的知识也是永恒的。根据这样的认识，他提出了一种关于人的认识的回忆说。这一学说认为，人们只是在认识绝对理念，而这些认识的内容也仅只是这个灵魂早已在投身为人之前就随着神灵游历时所观察到的内容。人们在学习中所获得的知识也仅只是对灵魂早已把握了的知识的一种回忆。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75～76页。
古罗马基督教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年）更是提出了一种关于人的认识发生的“神启性”的学说。这一学说强调 “上帝之光使我认识真理”。他说：“你〔上帝〕指示我反求诸已，我在你引导下进入我的心灵，我所以能如此，是由于‘你已成为我的助力’。我进入心灵后，我用灵魂的眼睛——虽则还是很模糊的——瞻望着在我灵魂的眼睛之上、在我思想之上的永恒之光……这光在我之上，因为它创造了我，我在其下，因为我是它创造的。谁认识真理，即认识这光；谁认识这光，也就认识永恒。”②③④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24，240，472～475，361页。
在中世纪，宗教哲学的神学家们则在认识的神启性特征之外又增加了信仰性特征。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尔谟（Anselmus，1033-1109年）就曾强调指出，“只有信仰上帝，才能理解上帝”。②在安瑟尔谟大主教所处的时代过去了六百多年之后，法国教士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1638-1715年）则同样强调说人只能通过与神的紧密结合来认识神、爱慕神，从而达到神性的纯粹、光辉、强大、恢宏的真理性境界。③
既然神和上帝都是普遍性和永恒性的存在，那么，它们便是最高智慧的拥有者，所谓“爱智慧”便是爱神和上帝，并通过这样的爱去追求和获得神和上帝所拥有的普遍理性或终极普遍理性，而这种普遍理性或终极普遍理性的基本性质则是关于世界和存在的第一原因、终极原理。
显然，人是一种有限性的存在，神和上帝以及他们所拥有的普遍理性或终极普遍理性则是一种无限性的存在，人只能立足于自身的有限性去认识神和上帝所拥有的无限性的普遍理性或终极普遍理性，这实在是一个勉为其难的事情。正因为是这样，哲学才成了少数杰出人物从事的学问，而那些明智的哲学家们，如苏格拉底，才只承认自己是“智慧”的追求者和爱好者，而不认为自己是“智慧”的拥有者，因为，只有神和上帝才能够担当“智慧”拥有者的角色。
这样，在西方的哲学传统中，哲学不仅神圣而高贵，而且它所追寻的普遍理性或终极普遍理性是人通向神和上帝的途径，由于人自身存在的有限性、暂时性、个别性，所以，这种追寻之路永远只能是一个过程，不可能有其终点。这就是我们从“φιλοσοφíα”（爱智）”一词的最初含义中所体悟出的哲学的追求普遍理性或终极普遍理性的韵味。
然而，如果仅仅停留在“爱智慧”的层面来解释哲学，那么，这样的解释还是十分模糊的，这样的解释也根本无法揭示作为一门科学的哲学学科的性质。这也就难怪，后来的黑格尔（G·W·F·Hegel，1770-1831年）对这样的解释表示了不满，并表示要把哲学当作一门“科学的真理体系”来研究。他说：“科学的真理体系，只能是真理实际存在的真面目。出一把力气，使哲学接近科学的模样，终于能够丢掉‘爱智’的称号，成为真正的知识——这就是我所要做的工作。知识就是科学，这有内在的必然性，是出于知识的本性的；要令人满意地说明这一点，就只有陈述哲学本身。”④
作者单位：邬焜，西安交通大学国际信息哲学研究中心；吴小侠，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责任编辑：无语
关键词爱智哲学追求普遍理性
〔中图分类号〕B5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2-0007-04
“哲学是什么”这一问题，看似简单，然而却远非明晰。在今天的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越来越五花八门了。对于这一问题，我们虽然不能强求所有的人都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但是，只要我们意欲从事哲学研究就有必要对哲学这门学科做出一个相对明确的理解。须知，古今中外形形色色的哲学，无论其理论观点如何纷繁杂乱，都首先立足于其对哲学性质的独特判定。
要回答“哲学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我们首先应当从人类最初对哲学学科性质和哲学问题进行探求和阐释的渊源上予以考察。
一、“φιλοσοφíα”的最初含义是“爱智慧”
古希腊哲学中最早的哲学（philosophy）一词用的是希腊文“φιλοσοφíα”，该词是由“φιλο（热爱）”和“σοφíα（智慧）”组合而成。如此，“φιλοσοφíα”就具有了“爱智慧”的最初含义。据称，最先使用该词的是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前570-约前490）、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约前544-约前483年）和苏格拉底（Sokrates，前469-前399年）等人。除希腊文之外，在西方哲学中，哲学一词的表述还有拉丁语（philosophia）和英语（philosophy）。
受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的影响，很多西方学者，也包括某些中国学者都认为中国古代无哲学。从词源学考证来看，中国古代确未形成“哲学”一词，有的只是“哲”（《尚书·皋陶谟》：“知人则哲”）、“哲人”（《诗·小雅·鸿雁》：“维此哲人，谓我劬劳”），“哲思”（ 晋时陆云《晋故豫章内史夏府君诔》：“澄鉴博映，哲思惟文”）。“哲”指聪明、智慧；“哲人”指善于思辨、学问精深、才智超群之人，类似于“哲学家”“思想家”之谓；“哲思”指思虑精深敏捷。评判中国古代有无哲学的关键，并不在于中国古人有没有使用“哲学”一词，而在于中国古代的学问中有没有符合哲学观点和理论的内容。
1874年，日本启蒙思想家西周（1829-1897年），在《百一新论》中首先用汉文“哲学”来翻译英语中的“philosophy”一词，1896年前后，黄宗宪、康有为等将日本学者的这一译法介绍到中国，后来逐渐通行。
二、“爱智慧”中蕴涵的哲学追求普遍理性的思想
应该说，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在最初用“爱智慧”来指谓哲学时，其作为一门学科的含义还是十分模糊的。但是，其中却蕴涵了两个重要的思想：一是“智慧”并不简单地等于一般性的知识，它是高于知识的东西；二是“智慧”追求的是一种普遍理性或终极普遍理性的思想，它要认识和驾驭一切。这两个思想为后来的古希腊哲学家们，如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年）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前384-前322年）等人对哲学的学科性质的阐释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
这两个重要的思想可以从赫拉克利特的相关观点中体现出来。他认为单单拥有广博学问的人还不能算是已经拥有了智慧，而拥有智慧的关键在于必须去认识那种能够驾驭一切的思想。然而，在赫拉克利特看来这个能够驾驭一切的思想原本不属于人，而属于神，所以，人们要拥有智慧就必须用自己的思想去追求和体悟神所拥有的真理。他说：智慧只在神的心里，而人的心里却没有智慧；和神相比较，最有智慧的人也只能像是一只猴子；“神的法律从心所欲地支配着，满足一切，也超过一切”。他还强调说，智慧不是别的，而是善于说出真理，而要知晓真理就要以自然为尺度，并以自然的方式来行动。②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古希腊罗马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29、148页。
正因为只有神才拥有智慧，所以，苏格拉底才不认为自己有智慧，他只承认自己是一个服从神的意志的，探求智慧的“爱智者”。他说：“只有神才是聪明的；……人的智慧是很少价值和根本没有价值的”。他是这样来描述自己的：有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苏格拉底，他知道自己丝毫也不拥有任何真正的智慧，所以，这样的人才是最聪明的人。所以苏格拉底就按照神的意志在世界上行动，来搜寻并探求任何人的智慧。②
当古希腊学者在谈论神的智慧和人的思想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涉及到了普遍和特殊的关系，当他们声称“爱智慧”就是去探寻神所拥有的真理，就是去认识那善于驾驭一切的思想时，他们就是在寻求某种具有普遍理性或终极普遍理性的东西，而这种普遍理性或终极普遍理性正是哲学研究的首要领域。
三、亚里士多德强调“智慧是一门关于第一原理的”“唯一自由的科学”
对于“爱智慧”和追求智慧的哲学学科所具有的追求普遍理性或终极普遍理性的性质，亚里士多德曾经有过较为详尽地论述，我们可以把他相关的观点概括如下：智慧是一门关于第一原理的科学；我们必须研究什么种类的原因和原理的知识是智慧。首先有必要提出一个假定，这就是有智慧的人应当认识尽可能广泛的事物，尽管他没有关于每一事物的细节的知识。人类科学的学科分有不同的层次，那些追求更为本质认识的科学比较起那些仅仅追求某些表面结论的科学，更具有智慧，而这样的高层次的科学与那些仅仅起到辅助性认识的科学相比，不能不拥有更深刻的智慧的本性。知道所有事物的人必定是那种拥有最高程度的普遍知识的人，因为这样的人知道属于那个普遍知识的所有的事例。而要认识这样的普遍知识一般说来是极为困难的。这样的普遍知识因为它离开感觉十分遥远，所以，描述这样的普遍知识的严格的科学，处理的几乎都是关于“第一原理”的知识。据此而论，我们有必要去探讨那种关于事物的第一原因的知识，只有掌握了这样的关于事物原初原因的知识的时候，才可以说我们已经认识了这些事物。[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李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19、18、21、85～86页。从这些相关观点中，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已经把追求普遍理性的哲学学科和具有具体感性的科学学科加以区分，并且提出了关于“第一原理的科学”的终极普遍理性的哲学性质，而他称这样的哲学为“第一哲学”。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哲学首先“是一门研究第一原理和原因的知识”，这样的研究是为了认识而追求科学，所以，它不具有生产性和实用性。就能力而言，从事哲学研究已经超越了人自身能力的限度，因为哲学作为一门最为神圣的科学其特权是属于神的。哲学研究仅只是那些生活已有保障的哲人们，为了满足无知的困惑所引发的惊奇而从事的思考，所以，哲学是“唯一自由的科学”。
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他所说的一些话中，这些话经常被人们转引来描述哲学家们工作的性质，有人藉此推崇哲学和哲学家的神圣，有人则藉此嘲讽哲学和哲学家的无用。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这些话是：“它不是一门生产的科学，即使从最早的哲学家的历史来看也是很清楚的。因为人们是由于惊奇，才从现在开始并且也从最初开始了哲学思考”；“一个人在困惑和惊奇的时候，认为它自己是无知的（因而即使是神话的爱好者，在一种意义上也是智慧的爱好者，因为神话是由惊奇组成的）”。②③[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李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19、20页。
亚里士多德还进一步强调说：因为研究哲学是为了消除无知，所以，人们进行哲学思考并不是为了达到某种实用性的功利目的，而只能是一种纯粹的对科学认识的追求。他还进一步举例说：只有当生活十分舒适，相应的娱乐享受已经得到满足的时候，人们才有精力和闲暇去从事这样的哲学研究。所以，哲学从事的是一种自由的思考，哲学是一门“唯一自由的科学”。②
四、“爱智慧”是人对神和上帝所拥有的普遍理性的追求
亚里士多德在强调“智慧是一门关于第一原理的科学”，是“唯一自由的科学”的同时又指出：“也由于这个缘故，拥有它可以公正地被认为是超出人类的能力的；因为在许多方面人的本性是受束缚的，所以正如西蒙尼德（Simonides）所说，‘只有神能有此特权’”；“任何其他科学也必定不会被认为比这门科学更为荣誉。因为最神圣的科学也是最荣耀的”；“因为最适合于神具有的科学是一门神圣的科学，因而任何处理神圣对象的科学也是如此”；“所有科学都比这门科学更必需，但是没有任何科学比它更好。”③
正因为从一开始，西方古代的哲学家们就把完满的智慧赋予了神，所以，在古希腊的哲学传统中，只有上帝或神是一种绝对性、完满性的存在，只有在他们那里才拥有最高的具有绝对真理性的智慧，这样的智慧不仅具有普遍性和终极性，而且还具有永恒性和无限性。至于世界上具体存在的万事万物，也包括人，都是由上帝或神创造出来的，因为它们是被创造出来的，所以，这样的存在便不具有完满性和绝对性，它们只能分有创造者的部分内容和性质，只能是一种相对的和有限的、片面的和暂时的存在。这样，上帝或神便成了完满智慧和永恒真理的拥有者，便成了无限性和必然性的存在者，而人则只能从与上帝的联系中分有某些智慧和真理的内容。这就是西方传统中的“天赋观念”学说。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提出了具有客观精神韵味的理念论，他把他所假定的一种具有绝对性存在的普遍理性看作是世界的终极性存在，并认为个体灵魂是普遍理性的不完全而有限的表现形式，灵魂只有轮回，没有死亡，灵魂所拥有的知识也是永恒的。根据这样的认识，他提出了一种关于人的认识的回忆说。这一学说认为，人们只是在认识绝对理念，而这些认识的内容也仅只是这个灵魂早已在投身为人之前就随着神灵游历时所观察到的内容。人们在学习中所获得的知识也仅只是对灵魂早已把握了的知识的一种回忆。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75～76页。
古罗马基督教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年）更是提出了一种关于人的认识发生的“神启性”的学说。这一学说强调 “上帝之光使我认识真理”。他说：“你〔上帝〕指示我反求诸已，我在你引导下进入我的心灵，我所以能如此，是由于‘你已成为我的助力’。我进入心灵后，我用灵魂的眼睛——虽则还是很模糊的——瞻望着在我灵魂的眼睛之上、在我思想之上的永恒之光……这光在我之上，因为它创造了我，我在其下，因为我是它创造的。谁认识真理，即认识这光；谁认识这光，也就认识永恒。”②③④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24，240，472～475，361页。
在中世纪，宗教哲学的神学家们则在认识的神启性特征之外又增加了信仰性特征。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尔谟（Anselmus，1033-1109年）就曾强调指出，“只有信仰上帝，才能理解上帝”。②在安瑟尔谟大主教所处的时代过去了六百多年之后，法国教士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1638-1715年）则同样强调说人只能通过与神的紧密结合来认识神、爱慕神，从而达到神性的纯粹、光辉、强大、恢宏的真理性境界。③
既然神和上帝都是普遍性和永恒性的存在，那么，它们便是最高智慧的拥有者，所谓“爱智慧”便是爱神和上帝，并通过这样的爱去追求和获得神和上帝所拥有的普遍理性或终极普遍理性，而这种普遍理性或终极普遍理性的基本性质则是关于世界和存在的第一原因、终极原理。
显然，人是一种有限性的存在，神和上帝以及他们所拥有的普遍理性或终极普遍理性则是一种无限性的存在，人只能立足于自身的有限性去认识神和上帝所拥有的无限性的普遍理性或终极普遍理性，这实在是一个勉为其难的事情。正因为是这样，哲学才成了少数杰出人物从事的学问，而那些明智的哲学家们，如苏格拉底，才只承认自己是“智慧”的追求者和爱好者，而不认为自己是“智慧”的拥有者，因为，只有神和上帝才能够担当“智慧”拥有者的角色。
这样，在西方的哲学传统中，哲学不仅神圣而高贵，而且它所追寻的普遍理性或终极普遍理性是人通向神和上帝的途径，由于人自身存在的有限性、暂时性、个别性，所以，这种追寻之路永远只能是一个过程，不可能有其终点。这就是我们从“φιλοσοφíα”（爱智）”一词的最初含义中所体悟出的哲学的追求普遍理性或终极普遍理性的韵味。
然而，如果仅仅停留在“爱智慧”的层面来解释哲学，那么，这样的解释还是十分模糊的，这样的解释也根本无法揭示作为一门科学的哲学学科的性质。这也就难怪，后来的黑格尔（G·W·F·Hegel，1770-1831年）对这样的解释表示了不满，并表示要把哲学当作一门“科学的真理体系”来研究。他说：“科学的真理体系，只能是真理实际存在的真面目。出一把力气，使哲学接近科学的模样，终于能够丢掉‘爱智’的称号，成为真正的知识——这就是我所要做的工作。知识就是科学，这有内在的必然性，是出于知识的本性的；要令人满意地说明这一点，就只有陈述哲学本身。”④
作者单位：邬焜，西安交通大学国际信息哲学研究中心；吴小侠，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责任编辑：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