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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古代的巴蜀由于农耕条件的优越性，其农业经济发展很快，春秋、战国时期其农业、手工业、林业、渔业进一步提高。战国后期，秦国为统一天下首先对富饶的巴蜀发动了战争，想使其成为自己的后方基地而着力经营。公元前316年秦统一巴蜀，统一后秦政府大举移民巴蜀、修建城市，兴修水利，巩固在巴蜀的封建统治。秦对巴蜀的吞并战争及社会经济改革主观上看破坏了巴蜀人民的生活现状，客观上看它的一系列政策，使闭塞的巴蜀迅速融合到中原文化之中，直至西汉中期，已不再具有原有的民族特征。正是秦在巴蜀成功的经济政策，使巴蜀经济在原来的基础上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不仅在后来有效地支援了秦对六国的统一战争，而且使巴蜀在自身的经济发展中创造了条件。
关键词：巴蜀；战国后期；秦国统一；社会经济改革
中图分类号：K23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8）05－0149－05
公元前316年，秦统一巴、蜀，改置为郡，简称“蜀”，［1］63由于“蜀”耕作条件及耕垦基础较好，秦视其为后方基地，而着力经营，使之成为享有盛誉的天府之国，在人物、物力上有效地支援了秦对六国的战争。
一、巴蜀的自然地理概况
殷、周之际，巴蜀两大民族活动在今四川东部地区，其生活已由原始的渔猎转为农耕。后巴族几经迁徙，在今川东一带以重庆为中心建立了巴国；蜀族则在川西一带以成都为中心建立了蜀国。所谓“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2］华阳国志•巴志
1.优越的农耕条件。古代的巴蜀是农耕、农作的良域，农业则是古代社会经济的基础，《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有一评说：“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全面评论了巴蜀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
从土壤条件看，其境内土壤类型呈多样化，红壤、黄壤、紫色土至潮土、棕壤、褐色土、草甸土、沼泽土等均有分布，适应多种经济作物的生长。其中紫色土与由河流冲积物沉积的潮土所占面积最广，而紫色土则是形成上等黄壤土质的主要来源。 潮土是种植水稻的良壤。这些都是农耕的上等土壤。而且当时这两种土壤的土层，比今天厚得多，可谓“膏腴”之地。
从灌溉条件看，流经和贯穿巴蜀境内的河流有岷江、涪江、嘉陵江、柏条河等。其中“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其“泉源深盛，为四渎之首，而分为九江。”［2］华阳国志•蜀志这些河流资源可促进灌溉、航运、饮水工程等事业的发展。巴蜀特殊的地形所形成的大量降雨也有利于农业的灌溉。四川盆地中部全年降水量一般为1 000毫米，且向四周逐渐增大，其水分蒸发量又小于降水量，巴蜀地区降水条件较好。
2．天然的地势屏障。巴蜀地处四川盆地，东有巫山，南有大娄山、大凉山，西有龙广山、大相岭，但都不高，根本阻挡不住来自东南太平洋、西南印度洋的暖气流，而北面则是高耸的米仓山、大巴山。冬季又能挡住北方冷空气的侵袭，所以形成四季较暖的特点，有利于农业的生产。
巴蜀四周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所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种地形特点一方面决定了巴蜀自我封闭的社会经济，另一方面由于在战国时期，群雄逐鹿，互相争霸，战火纷纭，这种背景下，独特的地形则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它使中原战争的祸水不轻易引入“蜀”中，对其域内百姓的“安居乐业”、“发展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故其“地称海陆之珍，民有沃野之利。”［3］成都府志,卷一
二、巴蜀归秦之前的社会经济
1．巴蜀的社会概况。秦对巴蜀发动战争是建立在对巴蜀社会实际状况认识非常清晰的基础之上，巴蜀当时的社会状况是秦进行战略决策及采取统治政策的基础。
蜀人居住的成都平原系河流冲积而成，水土丰沃，气候温润，对古代文明以及国家的产生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而巴人处于川东、鄂西地区山高水深，天堑纵横，生存空间仅限于河流沿岸台地和山间平坝，常以分散性的渔猎经济和原始锄耕农业为主，对其社会组织形态的发展起了制约作用。所以从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上看巴人的意识形态仍带有强烈的原始性色彩，以“白虎”为号，以人为祠，这样的意识形态不能支持巴迈入真正的国家形式，要说是个国家也只是转型的初级阶段。
《世本》载：“蜀无姓”，徐中舒认为，蜀所以无姓者，是因为它已经跨越了部落组织形态而进入国家形式了。《华阳国志•蜀志》载：“蜀王别封弟葭苴于汉中，号苴侯。”又载：“其相、傅及太子退至逢乡。”王、侯、相、傅这一系列称谓表明蜀已具备了一整套完善的职官制度。而史载巴人有五大姓，板楯蛮有七大姓，依徐中舒言，此一大姓即为一个部落，再加之巴地域内其他民族的部落林立，所以有学者认为巴当时尚处于部落联盟的高级阶段——酋长集权制。宣汉罗家坝33号墓的发掘，以其丰富的大量随葬品证明了在巴国核心区域以外的崇山峻岭间，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些自擅山川、雄霸一方的部落首领。从国家组织结构上看，蜀具完备的国家机器，巴尚无。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大量青铜、玉石礼器到成都羊子山的土台遗址，以及《华阳国志•蜀志》中所载：“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表明蜀人的意识形态在经历了一个丰富发展的过程后，已经形成了具有抽象意义的政治宗教意识形态。这在意识形态上也已具备了国家性质。
2．巴蜀的经济概况。春秋、战国时期，巴蜀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巴地的农作物当以“五谷”为主，兼具“六畜”。《华阳国志•巴志》有云：“土植五谷，牲具六畜。”五谷为麦、菽、稷、麻、黍。《吕氏春秋•审时篇》曾提到农物适时的说法，曰：“得时之禾”，“得时之黍”，“得时之稻”，“得时之麻”，“得时之菽”，“得时之麦”。 由此可见，巴地较适合多种季节性农作物生长。六畜指的是马、牛、羊、鸡、犬、猪。此为周代说法。畜牧业的出现应是农业发展的结果，家畜的饲养是农业生产有了剩余以后的事。这里提到牲具六畜，表明巴地农业已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并有了多余的粮食，以便饲养六畜。
蜀地的农业当以水稻为主。如汉杨雄曾川西曰：“有梗有稻，自系徂畛，居攸温饱。”［3］表明该区的农业已有相当发展。另外除传统的农作物，蜀人还从少数民族处引进诸如胡豆等新品种。《蜀中广记》引《旧志》，“戎菽，蜀人所谓胡豆也。”就是一例。
战国时期，巴蜀除了农业以外，手工业、矿产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手工业中蜀人最富于纺织业，早在原始社会后期蜀地就有养蚕迹象。［4］110《四川通志》还有过当时“蚕市”的记载，说：（蚕市）在（眉）州城内官市。蜀本蚕丛之国，故州人习俗重蚕事。每岁二月十月，相聚鬻蚕器于此……故名蚕市，类似这样的蚕市过去曾是成都各州县农民的传统集会。蜀国的劳动人民把大量的蚕丝织成“绵”造就了蜀国别有特色的丝织业。到了战略时代，其生产已有相当规模。蜀绵则名闻天下。在矿产、经济作物等方面巴蜀就更显丰富。巴地不仅生产桑、蚕、麻、鱼、盐、铜、铁、漆、茶等数十种纳贡之物，还种植荔枝、辛药、芳篛、香茗、橙、葵等珍果经济作物。
蜀地则更出璧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赭等多种稀有矿产，而其“山林泽渔，园囿瓜果，四节代熟，靡不有焉。”［2］华阳国志•蜀志
总之，巴蜀很早就开始农业生产，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林业、渔业等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故昔日：“司马错得以在很短的时间里聚‘巴蜀众十万，大船百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2］华阳国志•蜀志
三、秦对巴蜀的统一及其社会经济改革
1．《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为秦二十等爵中的第四级），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铤。”对于帮助秦平定白虎之祸的巴人，同书又载：“……复夷人倾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倓钱赎锴。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锺。’夷人安之。”说明对秦巴地的并吞是经过多次战争完成的，直到“赧王元年，置巴郡，治江州。”［2］华阳国志•蜀志也就是公元前314年，秦王朝废除了巴国原有机构，设立巴郡，郡下置县，郡治江州（ 今重庆市）。规定了巴人向中央王朝纳贡、负担徭役，并制定了爵位和赏罚等法律制度。巴地才正式归属秦。
蜀地，秦惠王“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6］史记•张仪列传其后三封蜀侯，蜀侯三反而见诛，终罢蜀侯而置郡县，设郡守。从上述看出秦对川西蜀国的统治分为两步：首先废除王位制，实行封侯制，以稳定政局，收服民心。至公元前285年，在制服了蜀人的一系列反秦活动后，改蜀国为蜀郡，实行郡县制，秦王朝委派官员实施管辖统治，最终结束了割据状态。秦在巴蜀地区大力推行《秦田律》，设立盐、铁、市官，稳定了封建统治，建立起正常的封建秩序，促进了四川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秦灭巴蜀后，不管是从意识形态上还是从国家形式上它面对的蜀都像是一台设备完善、运转有序的机器，而巴更像是一堆散置的零件。秦对蜀的统治一方面可以继承和借助其原有的基础，另一方面它又必须面对来自根深蒂固的旧势力强有力的挑战，它的政策从军事上的镇压（三诛蜀侯）到制度上的更建（井田制、郡县制），延伸到文化、意识形态上的荡涤（移秦人入蜀、统一文字、修建与咸阳同制的城邑），苦心经营。而秦所接手的巴，当时已被楚迫至川北一隅，原本松散的组织结构更加破碎，在随后的数十年间，这里又成为秦楚争霸的直接战场。而对于那些散落于山岭之间的大小部落，且不论有无必要，彼时之秦也没有能力对其实施直接统治。秦对他们采取羁縻政策，并以恩惠和优待来换取提供兵源的合作以及战略要道的安全保障，它真正需要和能够直接控制的，只是攻楚的战略要道及其附近地区，所以它的政策从现实局限和服从战争需要出发，较为特殊。从秦的战略目的看，秦挥师南下，并举巴蜀，其目的见《华阳国志•蜀志》载：“蜀有桀纣之乱，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道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又《史记•张仪列传》载，伐蜀“取其地，足以广国；得其财，足以富民。”秦看中的是蜀地的丰沃国土和庞大财富，以及巴地的勇猛战士和战略位置，并以此建立稳固的基地，使其剑锋直对诸侯中最强大的国家-楚国，进而最终实现统一中原。
2．秦民的迁入。秦统一巴蜀后不久，为了在巴蜀巩固其封建统治及确立封建生产方式，公元前310年，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状为相，置巴郡，以张若为蜀国守。且大量徙民：“戎伯尚族，乃移秦民万家实之”。［2］华阳国志•蜀志“称民实之”并不是屯田，它与西汉徙民一样，一是具有“开发”意思，二是从事农业生产［6］68当然也带有强烈的政治性，也就是说，利用中原的生产方式和风俗习惯的影响去加速“蜀地”的变革。所以秦国移民主观上是针对西、北方氏、羌等少数民族，客观上实则开发了巴蜀，使之成为了秦扫灭六国的后方基地。
秦对蜀的首次移民发生在公元前314年，《华阳国志》记载，这次移民规模浩大，按照一家五口计算，大约有5万人之多。移民们大多来到成都，也有一些就在入蜀沿途扎根安居。事实上，这5万人只是先行者，伴随着秦朝军队的南征北伐，一批又一批移民先后迁入巴蜀，到秦始皇时，移民达到高潮，大批六国豪民迁入巴蜀。所谓豪民，多为落难商贾暴富，他们进入巴蜀后，继续其工商本业，推动巴蜀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如卓氏、程郑等，就是在临邛冶铁，倾销于滇、蜀各地，以致“富致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前277年，蜀守若代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5］（《史记•肖相国世家》）等等，都是很好的例证。秦民的移入带去了北方的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生产技术，使中原文化、生产技术得以在巴蜀迅速传播，有利地促进了巴蜀社会经济的发展。
3．封建城市的兴修及封建制度在巴蜀的确立。秦灭巴蜀以前，川东巴地以平都（今重庆市丰都县）、枳（今重庆市涪陵区）、江州（今重庆市渝中区）、垫江（今重庆市合川区）、阆中（今四川省阆中市）为都城，并形成以都城为中心的早期城市体系。川中和川西的蜀地，则以成都为中心，形成辐射于整个四川盆地及盆周边地区的城市网络。这两个城市体系，带动了整个巴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并奠定了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城市体系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秦并巴蜀后，将巴、蜀分别置为巴郡和蜀郡，不久分巴、蜀置汉中郡，在巴、蜀、汉中三郡之下，共置41县（注：此据《汉书•高帝纪》。据《华阳国志》，则为31县），以便更好地实施行政、军事管理和经济开发。
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蜀地城市的修建，有利于其经济的发展，张仪、张若等在巴蜀初定以后，即着手修筑城市，“仪与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回七里，高六丈；临邛城周回六里，高五丈。”［2］华阳国志•蜀志紧接着又提到“置盐铁市宦”，及“修整里闠，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2］华阳国志•蜀志表明封建的工商业经济将在巴蜀城市中出现，这是社会经济史上的一大进步，代表着原蜀以工奴为主的奴隶制经济开始瓦解，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为秦汉时期蜀地工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秦在巴蜀筑城的目的，首先在于加强政治统治，但同时也是将各座城市作为地区的工商业中心来对待的。对此，《华阳国志》说得十分清楚明白：“成都县本治赤里街，（张）若徙置少城内，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将商业集中在少城以内，使得商贾云集，分门别类地开业经商。其他各座城市，情形大致与此相同。如临邛城，“其民工于市、易贾” ［2］，也形成了专门的贸易市场，并有大批行商坐贾在当地经商，或坐列贩卖。成都之外，张仪等人在巴郡也建立了许多城市，“东接江州（重庆）城，西接县城，阆中古城本张仪城也”的记载。这是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的记载。
秦政府在蜀地实行社会改革，是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代替奴隶主土地所有制，是历史的进步，有利封建经济的发展，《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昭王立四年，初为田开阡陌”，确认土地私有制，允许土地买卖，这是秦国改革的重大措施之一，对于巴蜀的土地制度，《汉书•地理志》有“孙昭王开巴蜀”的记载，这里的“开巴蜀”，应该是指昭王将“开阡陌”的制度推广于巴蜀地区。新兴的封建经济在巴蜀的发展为其社会经济的进步创造了条件，而且为后来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可靠的经济基础。所谓“蜀即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5］史记•张仪列传
4．水利工程的兴修。兴修水利是秦对巴蜀经济发展的又一举措。古代的巴蜀由于雨量较大、地面径流丰富。往往导致排泄不畅，造成水灾。洪水侵蚀，严重影响了百姓的生活和当地经济的发展，所以秦统一巴蜀之后，即开始兴修各种水利工程，在这一方面，蜀守李冰的功绩最大，李冰在总结前人治水经验的基础上带领蜀中百姓，兴修了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修整了南安沫水至岷江会流处水道，疏通了岷江宜宾沙滩等等，其中都江堰水利工程最为著名。
都江堰位于成都灌县境内，是岷江上的大型引水枢纽，也是世界上最长的无坝引水工程。在古代谓之都安大堰，亦称之湔堰，其工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首期分水工程，早在春秋时代，蜀国百姓在今灌县城南开凿了人工河，引岷江水流入沱江，以减轻成都平原的水患。李冰则在玉垒山下开凿离堆的创举。第二阶段是作分水堤。《华阳国志•蜀志》曰：“壅江作堋”是在离堆进水口以外作水堤，以分江水为内外二江，外江是正流，内江则过宝瓶口流入成都平原，宝瓶口设有水则，水则是测水位用的，按照水量的需求，以水堤来调节水量，这样则可避免内江灌区洪水的泛滥。第三阶段是灌溉工程，李冰“穿郫江、检江，别古流双述郡下，以行舟船”、“开成都两江，溉田万顷”，并于“湔堰上穿羊摩江”，“灌江西”［2］华阳国志•蜀。此后成都平原水灾大减，又有航运灌溉之利，使整个巴蜀地区经济面貌焕然一新。
都江堰的建成，体现了巴蜀人民战胜自然的勇敢和智慧。从此，居住在岷江流域的人们不再受洪水的侵害，便利了蜀中百姓的稳定生活。同时，又促进了成都平原的运输、灌溉等事业的发展，至此“蜀”沃野千里，号称“陆海”。旱时则引水浸入，雨时则关于水门。故“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2］华阳国志•蜀。
四、小结
两个古老的民族——巴蜀，在秦国封建化改革、文字统一、人口迁移等政策直接统治下，居住巴蜀地区的巴人、蜀人迅速融合到中原文化之中，直至西汉中期，已不再具有原有的民族特征。正是秦在巴蜀成功的经济政策，使巴蜀经济在原来的基础上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不仅在后来有效的支援了秦对六国的统一战争，而且使巴蜀在自身的经济发展中创造了条件。
参考文献：
［1］王云度.秦史编年［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2］ 常璩.华阳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 天启.成都府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4］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
［5］ 史记［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
［6］ 刘光华.论“徙民实边”不是屯田［J］.兰州大学学报，1987(1).
关键词：巴蜀；战国后期；秦国统一；社会经济改革
中图分类号：K23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8）05－0149－05
公元前316年，秦统一巴、蜀，改置为郡，简称“蜀”，［1］63由于“蜀”耕作条件及耕垦基础较好，秦视其为后方基地，而着力经营，使之成为享有盛誉的天府之国，在人物、物力上有效地支援了秦对六国的战争。
一、巴蜀的自然地理概况
殷、周之际，巴蜀两大民族活动在今四川东部地区，其生活已由原始的渔猎转为农耕。后巴族几经迁徙，在今川东一带以重庆为中心建立了巴国；蜀族则在川西一带以成都为中心建立了蜀国。所谓“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2］华阳国志•巴志
1.优越的农耕条件。古代的巴蜀是农耕、农作的良域，农业则是古代社会经济的基础，《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有一评说：“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全面评论了巴蜀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
从土壤条件看，其境内土壤类型呈多样化，红壤、黄壤、紫色土至潮土、棕壤、褐色土、草甸土、沼泽土等均有分布，适应多种经济作物的生长。其中紫色土与由河流冲积物沉积的潮土所占面积最广，而紫色土则是形成上等黄壤土质的主要来源。 潮土是种植水稻的良壤。这些都是农耕的上等土壤。而且当时这两种土壤的土层，比今天厚得多，可谓“膏腴”之地。
从灌溉条件看，流经和贯穿巴蜀境内的河流有岷江、涪江、嘉陵江、柏条河等。其中“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其“泉源深盛，为四渎之首，而分为九江。”［2］华阳国志•蜀志这些河流资源可促进灌溉、航运、饮水工程等事业的发展。巴蜀特殊的地形所形成的大量降雨也有利于农业的灌溉。四川盆地中部全年降水量一般为1 000毫米，且向四周逐渐增大，其水分蒸发量又小于降水量，巴蜀地区降水条件较好。
2．天然的地势屏障。巴蜀地处四川盆地，东有巫山，南有大娄山、大凉山，西有龙广山、大相岭，但都不高，根本阻挡不住来自东南太平洋、西南印度洋的暖气流，而北面则是高耸的米仓山、大巴山。冬季又能挡住北方冷空气的侵袭，所以形成四季较暖的特点，有利于农业的生产。
巴蜀四周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所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种地形特点一方面决定了巴蜀自我封闭的社会经济，另一方面由于在战国时期，群雄逐鹿，互相争霸，战火纷纭，这种背景下，独特的地形则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它使中原战争的祸水不轻易引入“蜀”中，对其域内百姓的“安居乐业”、“发展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故其“地称海陆之珍，民有沃野之利。”［3］成都府志,卷一
二、巴蜀归秦之前的社会经济
1．巴蜀的社会概况。秦对巴蜀发动战争是建立在对巴蜀社会实际状况认识非常清晰的基础之上，巴蜀当时的社会状况是秦进行战略决策及采取统治政策的基础。
蜀人居住的成都平原系河流冲积而成，水土丰沃，气候温润，对古代文明以及国家的产生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而巴人处于川东、鄂西地区山高水深，天堑纵横，生存空间仅限于河流沿岸台地和山间平坝，常以分散性的渔猎经济和原始锄耕农业为主，对其社会组织形态的发展起了制约作用。所以从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上看巴人的意识形态仍带有强烈的原始性色彩，以“白虎”为号，以人为祠，这样的意识形态不能支持巴迈入真正的国家形式，要说是个国家也只是转型的初级阶段。
《世本》载：“蜀无姓”，徐中舒认为，蜀所以无姓者，是因为它已经跨越了部落组织形态而进入国家形式了。《华阳国志•蜀志》载：“蜀王别封弟葭苴于汉中，号苴侯。”又载：“其相、傅及太子退至逢乡。”王、侯、相、傅这一系列称谓表明蜀已具备了一整套完善的职官制度。而史载巴人有五大姓，板楯蛮有七大姓，依徐中舒言，此一大姓即为一个部落，再加之巴地域内其他民族的部落林立，所以有学者认为巴当时尚处于部落联盟的高级阶段——酋长集权制。宣汉罗家坝33号墓的发掘，以其丰富的大量随葬品证明了在巴国核心区域以外的崇山峻岭间，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些自擅山川、雄霸一方的部落首领。从国家组织结构上看，蜀具完备的国家机器，巴尚无。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大量青铜、玉石礼器到成都羊子山的土台遗址，以及《华阳国志•蜀志》中所载：“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表明蜀人的意识形态在经历了一个丰富发展的过程后，已经形成了具有抽象意义的政治宗教意识形态。这在意识形态上也已具备了国家性质。
2．巴蜀的经济概况。春秋、战国时期，巴蜀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巴地的农作物当以“五谷”为主，兼具“六畜”。《华阳国志•巴志》有云：“土植五谷，牲具六畜。”五谷为麦、菽、稷、麻、黍。《吕氏春秋•审时篇》曾提到农物适时的说法，曰：“得时之禾”，“得时之黍”，“得时之稻”，“得时之麻”，“得时之菽”，“得时之麦”。 由此可见，巴地较适合多种季节性农作物生长。六畜指的是马、牛、羊、鸡、犬、猪。此为周代说法。畜牧业的出现应是农业发展的结果，家畜的饲养是农业生产有了剩余以后的事。这里提到牲具六畜，表明巴地农业已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并有了多余的粮食，以便饲养六畜。
蜀地的农业当以水稻为主。如汉杨雄曾川西曰：“有梗有稻，自系徂畛，居攸温饱。”［3］表明该区的农业已有相当发展。另外除传统的农作物，蜀人还从少数民族处引进诸如胡豆等新品种。《蜀中广记》引《旧志》，“戎菽，蜀人所谓胡豆也。”就是一例。
战国时期，巴蜀除了农业以外，手工业、矿产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手工业中蜀人最富于纺织业，早在原始社会后期蜀地就有养蚕迹象。［4］110《四川通志》还有过当时“蚕市”的记载，说：（蚕市）在（眉）州城内官市。蜀本蚕丛之国，故州人习俗重蚕事。每岁二月十月，相聚鬻蚕器于此……故名蚕市，类似这样的蚕市过去曾是成都各州县农民的传统集会。蜀国的劳动人民把大量的蚕丝织成“绵”造就了蜀国别有特色的丝织业。到了战略时代，其生产已有相当规模。蜀绵则名闻天下。在矿产、经济作物等方面巴蜀就更显丰富。巴地不仅生产桑、蚕、麻、鱼、盐、铜、铁、漆、茶等数十种纳贡之物，还种植荔枝、辛药、芳篛、香茗、橙、葵等珍果经济作物。
蜀地则更出璧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赭等多种稀有矿产，而其“山林泽渔，园囿瓜果，四节代熟，靡不有焉。”［2］华阳国志•蜀志
总之，巴蜀很早就开始农业生产，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林业、渔业等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故昔日：“司马错得以在很短的时间里聚‘巴蜀众十万，大船百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2］华阳国志•蜀志
三、秦对巴蜀的统一及其社会经济改革
1．《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为秦二十等爵中的第四级），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铤。”对于帮助秦平定白虎之祸的巴人，同书又载：“……复夷人倾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倓钱赎锴。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锺。’夷人安之。”说明对秦巴地的并吞是经过多次战争完成的，直到“赧王元年，置巴郡，治江州。”［2］华阳国志•蜀志也就是公元前314年，秦王朝废除了巴国原有机构，设立巴郡，郡下置县，郡治江州（ 今重庆市）。规定了巴人向中央王朝纳贡、负担徭役，并制定了爵位和赏罚等法律制度。巴地才正式归属秦。
蜀地，秦惠王“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6］史记•张仪列传其后三封蜀侯，蜀侯三反而见诛，终罢蜀侯而置郡县，设郡守。从上述看出秦对川西蜀国的统治分为两步：首先废除王位制，实行封侯制，以稳定政局，收服民心。至公元前285年，在制服了蜀人的一系列反秦活动后，改蜀国为蜀郡，实行郡县制，秦王朝委派官员实施管辖统治，最终结束了割据状态。秦在巴蜀地区大力推行《秦田律》，设立盐、铁、市官，稳定了封建统治，建立起正常的封建秩序，促进了四川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秦灭巴蜀后，不管是从意识形态上还是从国家形式上它面对的蜀都像是一台设备完善、运转有序的机器，而巴更像是一堆散置的零件。秦对蜀的统治一方面可以继承和借助其原有的基础，另一方面它又必须面对来自根深蒂固的旧势力强有力的挑战，它的政策从军事上的镇压（三诛蜀侯）到制度上的更建（井田制、郡县制），延伸到文化、意识形态上的荡涤（移秦人入蜀、统一文字、修建与咸阳同制的城邑），苦心经营。而秦所接手的巴，当时已被楚迫至川北一隅，原本松散的组织结构更加破碎，在随后的数十年间，这里又成为秦楚争霸的直接战场。而对于那些散落于山岭之间的大小部落，且不论有无必要，彼时之秦也没有能力对其实施直接统治。秦对他们采取羁縻政策，并以恩惠和优待来换取提供兵源的合作以及战略要道的安全保障，它真正需要和能够直接控制的，只是攻楚的战略要道及其附近地区，所以它的政策从现实局限和服从战争需要出发，较为特殊。从秦的战略目的看，秦挥师南下，并举巴蜀，其目的见《华阳国志•蜀志》载：“蜀有桀纣之乱，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道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又《史记•张仪列传》载，伐蜀“取其地，足以广国；得其财，足以富民。”秦看中的是蜀地的丰沃国土和庞大财富，以及巴地的勇猛战士和战略位置，并以此建立稳固的基地，使其剑锋直对诸侯中最强大的国家-楚国，进而最终实现统一中原。
2．秦民的迁入。秦统一巴蜀后不久，为了在巴蜀巩固其封建统治及确立封建生产方式，公元前310年，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状为相，置巴郡，以张若为蜀国守。且大量徙民：“戎伯尚族，乃移秦民万家实之”。［2］华阳国志•蜀志“称民实之”并不是屯田，它与西汉徙民一样，一是具有“开发”意思，二是从事农业生产［6］68当然也带有强烈的政治性，也就是说，利用中原的生产方式和风俗习惯的影响去加速“蜀地”的变革。所以秦国移民主观上是针对西、北方氏、羌等少数民族，客观上实则开发了巴蜀，使之成为了秦扫灭六国的后方基地。
秦对蜀的首次移民发生在公元前314年，《华阳国志》记载，这次移民规模浩大，按照一家五口计算，大约有5万人之多。移民们大多来到成都，也有一些就在入蜀沿途扎根安居。事实上，这5万人只是先行者，伴随着秦朝军队的南征北伐，一批又一批移民先后迁入巴蜀，到秦始皇时，移民达到高潮，大批六国豪民迁入巴蜀。所谓豪民，多为落难商贾暴富，他们进入巴蜀后，继续其工商本业，推动巴蜀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如卓氏、程郑等，就是在临邛冶铁，倾销于滇、蜀各地，以致“富致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前277年，蜀守若代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5］（《史记•肖相国世家》）等等，都是很好的例证。秦民的移入带去了北方的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生产技术，使中原文化、生产技术得以在巴蜀迅速传播，有利地促进了巴蜀社会经济的发展。
3．封建城市的兴修及封建制度在巴蜀的确立。秦灭巴蜀以前，川东巴地以平都（今重庆市丰都县）、枳（今重庆市涪陵区）、江州（今重庆市渝中区）、垫江（今重庆市合川区）、阆中（今四川省阆中市）为都城，并形成以都城为中心的早期城市体系。川中和川西的蜀地，则以成都为中心，形成辐射于整个四川盆地及盆周边地区的城市网络。这两个城市体系，带动了整个巴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并奠定了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城市体系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秦并巴蜀后，将巴、蜀分别置为巴郡和蜀郡，不久分巴、蜀置汉中郡，在巴、蜀、汉中三郡之下，共置41县（注：此据《汉书•高帝纪》。据《华阳国志》，则为31县），以便更好地实施行政、军事管理和经济开发。
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蜀地城市的修建，有利于其经济的发展，张仪、张若等在巴蜀初定以后，即着手修筑城市，“仪与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回七里，高六丈；临邛城周回六里，高五丈。”［2］华阳国志•蜀志紧接着又提到“置盐铁市宦”，及“修整里闠，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2］华阳国志•蜀志表明封建的工商业经济将在巴蜀城市中出现，这是社会经济史上的一大进步，代表着原蜀以工奴为主的奴隶制经济开始瓦解，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为秦汉时期蜀地工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秦在巴蜀筑城的目的，首先在于加强政治统治，但同时也是将各座城市作为地区的工商业中心来对待的。对此，《华阳国志》说得十分清楚明白：“成都县本治赤里街，（张）若徙置少城内，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将商业集中在少城以内，使得商贾云集，分门别类地开业经商。其他各座城市，情形大致与此相同。如临邛城，“其民工于市、易贾” ［2］，也形成了专门的贸易市场，并有大批行商坐贾在当地经商，或坐列贩卖。成都之外，张仪等人在巴郡也建立了许多城市，“东接江州（重庆）城，西接县城，阆中古城本张仪城也”的记载。这是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的记载。
秦政府在蜀地实行社会改革，是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代替奴隶主土地所有制，是历史的进步，有利封建经济的发展，《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昭王立四年，初为田开阡陌”，确认土地私有制，允许土地买卖，这是秦国改革的重大措施之一，对于巴蜀的土地制度，《汉书•地理志》有“孙昭王开巴蜀”的记载，这里的“开巴蜀”，应该是指昭王将“开阡陌”的制度推广于巴蜀地区。新兴的封建经济在巴蜀的发展为其社会经济的进步创造了条件，而且为后来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可靠的经济基础。所谓“蜀即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5］史记•张仪列传
4．水利工程的兴修。兴修水利是秦对巴蜀经济发展的又一举措。古代的巴蜀由于雨量较大、地面径流丰富。往往导致排泄不畅，造成水灾。洪水侵蚀，严重影响了百姓的生活和当地经济的发展，所以秦统一巴蜀之后，即开始兴修各种水利工程，在这一方面，蜀守李冰的功绩最大，李冰在总结前人治水经验的基础上带领蜀中百姓，兴修了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修整了南安沫水至岷江会流处水道，疏通了岷江宜宾沙滩等等，其中都江堰水利工程最为著名。
都江堰位于成都灌县境内，是岷江上的大型引水枢纽，也是世界上最长的无坝引水工程。在古代谓之都安大堰，亦称之湔堰，其工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首期分水工程，早在春秋时代，蜀国百姓在今灌县城南开凿了人工河，引岷江水流入沱江，以减轻成都平原的水患。李冰则在玉垒山下开凿离堆的创举。第二阶段是作分水堤。《华阳国志•蜀志》曰：“壅江作堋”是在离堆进水口以外作水堤，以分江水为内外二江，外江是正流，内江则过宝瓶口流入成都平原，宝瓶口设有水则，水则是测水位用的，按照水量的需求，以水堤来调节水量，这样则可避免内江灌区洪水的泛滥。第三阶段是灌溉工程，李冰“穿郫江、检江，别古流双述郡下，以行舟船”、“开成都两江，溉田万顷”，并于“湔堰上穿羊摩江”，“灌江西”［2］华阳国志•蜀。此后成都平原水灾大减，又有航运灌溉之利，使整个巴蜀地区经济面貌焕然一新。
都江堰的建成，体现了巴蜀人民战胜自然的勇敢和智慧。从此，居住在岷江流域的人们不再受洪水的侵害，便利了蜀中百姓的稳定生活。同时，又促进了成都平原的运输、灌溉等事业的发展，至此“蜀”沃野千里，号称“陆海”。旱时则引水浸入，雨时则关于水门。故“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2］华阳国志•蜀。
四、小结
两个古老的民族——巴蜀，在秦国封建化改革、文字统一、人口迁移等政策直接统治下，居住巴蜀地区的巴人、蜀人迅速融合到中原文化之中，直至西汉中期，已不再具有原有的民族特征。正是秦在巴蜀成功的经济政策，使巴蜀经济在原来的基础上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不仅在后来有效的支援了秦对六国的统一战争，而且使巴蜀在自身的经济发展中创造了条件。
参考文献：
［1］王云度.秦史编年［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2］ 常璩.华阳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 天启.成都府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4］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
［5］ 史记［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
［6］ 刘光华.论“徙民实边”不是屯田［J］.兰州大学学报，19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