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把仁政安放在人先天所固有的仁心的基础上，认为君王应该或者能够以怜悯同情和爱护他人之心来处理国事民生，即所谓的“发仁施政”。
　　在孟子关于仁政的学说中，仁政思想的哲学基础与出发点就是人的“不忍人之心”，也就是“仁心”，是指人所具有的一种同情、怜悯他人之心，是人的内在的本性。
　　孟子说，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古代的那些圣王因为具有不忍人之心，所以就有了不忍人之政。努力去推行自己固有的仁心，用仁爱之心去施政，那么治理天下就易如反掌。
　　在孟子看来，如果统治者率“天下以仁”，“发仁施政”，那么，老百姓归之于仁，就会像水向下流一样自然而然，在这样的条件下，老百姓就能够各得其所，各安其生，这就是王道政治了。在孟子看来，做到这一点并无难处，仅仅依赖于统治者的一念之仁，依赖于统治者仁心之发动。孟子认为，尧舜就是有仁爱之心，他们以德行仁而王，老百姓心悦诚服。再如，文王“发仁施政”，以“鳏寡孤独”四者为优先，实际上就是在施仁政，以这四者为优先，不是仅仅限于这四者，而是以天下百姓为对象，因为以德行仁的仁政，由于出自于人的怜悯同情、爱护他人之心，当然是要施之于天下百姓的。
　　孟子从人的“仁心”直接推出仁政，强调仁政的人性论依据，认为仁政是仁固有的仁心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的结果。基于这样的认识，孟子苦口婆心地去劝诫那些当权者，要他们去“发仁心，施仁政”。
　　所谓“四端”，是指“仁”、“义”、“礼”与“智”这四种道德观念，更具体地说，是指这四种道德观念的端绪或者萌芽，它们在孟子思想体系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孟子的“仁政”思想的内在基础是人与生俱来的“仁心”，即所谓的恻隐同情他人之心，而恻隐同情他人之心，在孟子那里只是“四端”之一，除此之外，“四端”还有更广泛的内容，包括：“羞恶之心”、“辞让之心，”也称之为“恭敬之心”、“是非之心”。
　　孟子通过“四端”，来建构他的内圣外王之道：
　　其一，人之所以为人，其内在的依据，就在于有恻隐、羞恶、辞让与是非之心。在孟子的观念中，人与禽兽的区别是很小的，即人人与生俱来“四端”之心，而禽兽恰恰是没有的。
　　其二，孟子的“四端”说，主要在于它把人人与生俱来的这四种道德观念，仅仅是作为端绪或者萌芽，而不是这四种观念本身，理解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尽管孟子认为这“四端”如同人有四肢一样，与生俱来，但孟子真正在倡导的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提倡通过存养工夫对于“四端”去扩而充之，而成为君子。
　　其三，“四端”是孟子性善论的基础，他是从心善处论性善，人性本善，固然是因为像仁、义、礼、智这样一些道德观念是天所赋予，与生俱来。更重要的在于通过存养工夫，扩而充之，顺着自我反省的功夫，去发现自身固有的“四端”之心，进而顺着这“四端”之心而行动，则人就能够外在地表现出美善的行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