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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演员，我最想说的两句话就是：一是珍惜“演员”这两个字；二是用角色和观众交朋友。
演员，在旧社会叫“戏子”，是三教九流中“下九流”的第八流，是社会最底层的人。新中国成立以后，劳动人民翻身当家做了主人，党和人民给了艺人们一个个无上光荣的称号——“艺术家”“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可见演员这个职业不仅可以为社会做贡献，也更多地受到了社会关注。
演员最大的特点是你演了多少个人物，就能像多少个人物那样地去活一把。在活一把的过程中你要去挖掘、体验、体现这些人物身上的真善美、假恶丑，既丰富了你的人生又潜移默化地净化了你的心灵。演戏，让人上瘾！我就是一个受益者。
1964年5月14日，42岁的焦裕禄在郑州病逝。他临终时说：“我们是灾区，我死了，不要花钱。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送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1966年2月26日，焦裕禄的灵柩从郑州迁送回兰考。数万百姓在兰考北关的大堤沙丘上为焦裕禄送行。14年后，“万人送葬”的场面出现在故事片《焦裕禄》的开头。
有一场戏，焦裕禄为了挽留技术员小魏，抱病追赶火车，给我也给观众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空荡荡的站台上，焦裕禄沿着轨道，在碎石上吃力地跑来。小魏迎上去：“焦书记，你怎么在这儿？”焦裕禄面色灰黄，喘息着轻声说：“我听说你要走，我来送送你”。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手帕包着的小沙包：“小魏呀，你走得急，我也没来得及准备。刚刚在泡桐苗圃里抓了把沙土。一呢，就算我送给你的一点小小的礼物；二呢，还希望你今后再帮助我们研究研究这个土质。今后不管到哪里，不要忘了地图上还有兰考这么一个地方。”一列火车徐徐进站。焦裕禄扶着小魏的肩向列车走去，向小魏招手告别。小魏消失在车厢内，焦裕禄顺着列车寻找着。列车缓缓开动，焦裕禄跟着车跑。焦裕禄捂着肝弯腰，又慢慢站起身来，无意中转头，忽然看见空荡荡的站台上，远远站立着小魏。焦裕禄望着小魏，眼含泪花微微地笑了……
拍摄这场戏时，因为是个小火车站，客车少。摄制组怕天黑，抢时间。火车来了，马上开拍，这场戏只拍了一条。我自己也没想到，还能演出来这样的戏。这场戏打动了无数观众，影院里一片唏嘘。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边看边流泪，当银幕上出现焦裕禄临终前拉着女儿的手说：“爸爸没啥留给你，这块表，我戴了十几年，留给你吧！”这一幕时，她猛然从座位上站起，跌跌撞撞地冲出放映间，扶墙失声痛哭。
我演焦裕禄那年36岁，本命年，还扎了条红腰带。王冀邢导演说当时找我并不是我长得有多像，他说我有种忧郁加思索的眼神。巧的是，我的老家山东菏泽和焦裕禄工作的地方紧挨着，一样的黄河古道，一样的大水灾荒。我爹当过公社书记，常骑一辆倒轮闸的自行车带着我下乡，我把焦裕禄当成爹来演。当时我胖，开始很不自信，都想打退堂鼓了，后来王导给我鼓励，说我们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谁也跑不了，让我减肥。那会儿我最怕看组里人吃饭，我只喝白菜汤，饿了嗑瓜子，什么招儿都使上了，《焦裕禄》获得了成功。后来，颁奖会上我想朗诵一首普希金的诗，但念了念，不太像我当时最想表达的，后来有记者朋友问我最想说的是什么，我憋了半天，憋出了：“苦和累，都让一个好人焦裕禄受了；名和利，都让一个傻小子李雪健得了。”这两句话确实是我的心声。我要演活着的时候的焦裕禄，不能去演经过了宣传之后的焦裕禄，也不能演人们仰头瞻望的那个焦裕禄。
未曾想，当岁月的年轮碾过12个春夏秋冬以后，当年那个被掌声和欢呼声捧到天上的傻小子，一下子摔到了地下，饱受疾病的煎熬。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庆时，我随陈国星导演去新疆拍《横空出世》，作为曾经的特种工程兵战士，我打过山洞，挖过坑道，有“军人情结”。40多摄氏度的高温，穿着棉袄，不用化妆嘴唇就全是裂的，还要抓起一捧一捧的沙子往脸上扬，仿佛把一辈子的沙子都吃了。拍完这个戏，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总装备部的科技人员太不容易了，太了不起了，都是民族精英，他们付出的和得到的远远成不了正比。所以就又参加了一部反映航天测控人生活的电视剧。戏拍了一半，我病倒了。当时，演员的本能告诉我，戏是不能停的，剧组只好从西安迁到北京，边治疗边拍戏。我以前演了不少好人，治病中也遇到了许许多多的贵人，给了我极大的关爱和帮助。拍完最后一个镜头，全剧组的同志含泪为我鼓掌，我心里高兴极啦，觉得拍完是美的，撒手不管是丑的，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没有因为我的原因，而让大家学习英雄、宣传英雄的愿望和努力半途而废。尊重艺术，珍惜每一次创作是演员的天职。老前辈们曾说过，戏比天大！现在回想起来，丝毫没有“多么了不起”的感觉，只是觉得欣慰，做戏先做人，咱没有只挂在嘴巴上。
坎坷的生活经历让我懂得了珍惜。戏，拍一个少一个，拍一个就要珍惜一个，就要成一个，这是对观众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面对每一个新角色都没有轻车熟路，要做的是将多年的艺术积累加以丰富，拓宽自己的视野，力求通过每部戏的塑造让遗憾尽量少些，也就知足了。
近些年，因为身体的原因，我参与的电视剧偏多。老天爷还是厚爱我的，让我在力所能及的状况下，接到了像《历史的天空》《搭错车》《新上海滩》《高纬度战栗》《美丽人生》《父爱如山》等电视剧，这些作品受到广大观众的肯定和喜爱，收视率挺高，出品方也有好收成，心里美滋滋的，感到很振奋。
2002年接《历史的天空》，我病后刚恢复，两年没演戏，憋得够呛，演主角咱又拿不下来，正好高希希让我演杨司令员。我接本一看，这个人物没什么戏呀，反倒相中了其他两个比较重要的角色，电话打过去，人家说，别的都有人演，就想让你演这个。别看戏份不多，但是整个戏的一个秤砣。我愿意去还有一个原因，组里好多演员都合作过，大家想的就是 在一起整戏。这部戏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之后，剧作者之一的蒋小勤特地从南京打来长途电话，夸我杨司令员的台词改得好，原剧本这个人物有些单薄，现在丰满有光彩。说得我心里暖呼呼的，不是因为大家夸我我高兴，而是让我觉得我又是一个有用的人了，又是一个有戏演的演员了，又可以进剧组，吃盒饭了。
前些天，有个媒体采访我，问我现在的生活是简单了，还是复杂了。我说，生活越来越简单了，演戏是越来越复杂了。拍《美丽人生》，是我和导演郭靖宇、制片人迟传敏继《高纬度战栗》之后的第二次合作。我就是冲着迟传敏的“义”和郭靖宇的“孝”去的，因为在筹备期间，郭导失去了父亲，很是悲痛。所以戏里面充满了对普通老人的思念，对小人物身上的真善美的张扬。这个戏刚开播时，北京电视台负责人给我发了条信息：“李老师，戏的收视率虽然还没到很高，但您的表演简直是太精彩了，期待着我们的合作。”我回道：“一定要为提高收视率而奋斗。”
作为一个演员，在生活中有很多可学习榜样，比如赵树理，人民作家，山药蛋派代表，为创作长期扎根农村，写出了很多深受百姓喜爱的作品，他的敬业精神、做人做事的态度，现在不管是哪行哪业都应该学习的。
这些年拍了一些让我难忘的作品，比如《台湾1895》，这个戏是在“台独”闹得最厉害的时候创作的，当时陈水扁之流让人憋了一肚子气，正好找我演李鸿章，我想，通过影视的形式告诉观众，特别是告诉台湾的青少年，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主题很有意义，这是我们演员的责任，所以我就接了。表演时，我精心塑造这个复杂的人物，因为这个卖国贼不是贴在脑门子上的，是有血有肉的知耻的卖国贼，比那些以卖国为荣的人强得多。
演员其实是挺脆弱的。有时自以为很不错的作品，自己也花了大力气，偏偏播出效果不是很理想，让人感觉难受与困惑。不过，伤感困惑的同时，我更多的是在检讨自己，比如由于我的疏忽大意，在李鸿章后期配音中，竟把“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配成“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两个字的差别，让时空倒转，这个错是天大的，无法弥补的，会让我永远铭记和警醒。同时，让我深深地认识到素养、学识、认真对一个演员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合格”俩字，好说不好做。
在党和人民的培养哺育下，我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今天，演了几个老百姓喜欢的人物，也得到了一些赞誉，其实那是观众把对剧中人的情感寄托在了演员身上。演员跟着沾了光，但决不可忘了自己姓什么？是干什么的？！
有观众问我，你本人和你演过的角色是个怎样的关系？我说，比演的好人要差些，比演的坏人要好些，要好很多。还有人问我，你是个什么样的演员，我回答说，我是一个有追求的演员，我的追求就是向着一个高度努力，借角色传达一种思想，借角色张扬善良，抵制邪恶。所以，演好人会把善良演到极致；演坏人会独辟蹊径，决不概念化。当角色需要我往中间站的时候，我会当仁不让；需要我当配角，我也会心甘情愿当绿叶托红花。角色无大小，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我在电影《山楂树之恋》和《建党伟业》中就是当了片绿叶。
从一点一滴做起，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演员，为繁荣祖国的文艺事业奋进、向上、努力。认认真真演戏，清清白白做人，是我永远的追求。
演员，在旧社会叫“戏子”，是三教九流中“下九流”的第八流，是社会最底层的人。新中国成立以后，劳动人民翻身当家做了主人，党和人民给了艺人们一个个无上光荣的称号——“艺术家”“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可见演员这个职业不仅可以为社会做贡献，也更多地受到了社会关注。
演员最大的特点是你演了多少个人物，就能像多少个人物那样地去活一把。在活一把的过程中你要去挖掘、体验、体现这些人物身上的真善美、假恶丑，既丰富了你的人生又潜移默化地净化了你的心灵。演戏，让人上瘾！我就是一个受益者。
1964年5月14日，42岁的焦裕禄在郑州病逝。他临终时说：“我们是灾区，我死了，不要花钱。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送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1966年2月26日，焦裕禄的灵柩从郑州迁送回兰考。数万百姓在兰考北关的大堤沙丘上为焦裕禄送行。14年后，“万人送葬”的场面出现在故事片《焦裕禄》的开头。
有一场戏，焦裕禄为了挽留技术员小魏，抱病追赶火车，给我也给观众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空荡荡的站台上，焦裕禄沿着轨道，在碎石上吃力地跑来。小魏迎上去：“焦书记，你怎么在这儿？”焦裕禄面色灰黄，喘息着轻声说：“我听说你要走，我来送送你”。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手帕包着的小沙包：“小魏呀，你走得急，我也没来得及准备。刚刚在泡桐苗圃里抓了把沙土。一呢，就算我送给你的一点小小的礼物；二呢，还希望你今后再帮助我们研究研究这个土质。今后不管到哪里，不要忘了地图上还有兰考这么一个地方。”一列火车徐徐进站。焦裕禄扶着小魏的肩向列车走去，向小魏招手告别。小魏消失在车厢内，焦裕禄顺着列车寻找着。列车缓缓开动，焦裕禄跟着车跑。焦裕禄捂着肝弯腰，又慢慢站起身来，无意中转头，忽然看见空荡荡的站台上，远远站立着小魏。焦裕禄望着小魏，眼含泪花微微地笑了……
拍摄这场戏时，因为是个小火车站，客车少。摄制组怕天黑，抢时间。火车来了，马上开拍，这场戏只拍了一条。我自己也没想到，还能演出来这样的戏。这场戏打动了无数观众，影院里一片唏嘘。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边看边流泪，当银幕上出现焦裕禄临终前拉着女儿的手说：“爸爸没啥留给你，这块表，我戴了十几年，留给你吧！”这一幕时，她猛然从座位上站起，跌跌撞撞地冲出放映间，扶墙失声痛哭。
我演焦裕禄那年36岁，本命年，还扎了条红腰带。王冀邢导演说当时找我并不是我长得有多像，他说我有种忧郁加思索的眼神。巧的是，我的老家山东菏泽和焦裕禄工作的地方紧挨着，一样的黄河古道，一样的大水灾荒。我爹当过公社书记，常骑一辆倒轮闸的自行车带着我下乡，我把焦裕禄当成爹来演。当时我胖，开始很不自信，都想打退堂鼓了，后来王导给我鼓励，说我们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谁也跑不了，让我减肥。那会儿我最怕看组里人吃饭，我只喝白菜汤，饿了嗑瓜子，什么招儿都使上了，《焦裕禄》获得了成功。后来，颁奖会上我想朗诵一首普希金的诗，但念了念，不太像我当时最想表达的，后来有记者朋友问我最想说的是什么，我憋了半天，憋出了：“苦和累，都让一个好人焦裕禄受了；名和利，都让一个傻小子李雪健得了。”这两句话确实是我的心声。我要演活着的时候的焦裕禄，不能去演经过了宣传之后的焦裕禄，也不能演人们仰头瞻望的那个焦裕禄。
未曾想，当岁月的年轮碾过12个春夏秋冬以后，当年那个被掌声和欢呼声捧到天上的傻小子，一下子摔到了地下，饱受疾病的煎熬。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庆时，我随陈国星导演去新疆拍《横空出世》，作为曾经的特种工程兵战士，我打过山洞，挖过坑道，有“军人情结”。40多摄氏度的高温，穿着棉袄，不用化妆嘴唇就全是裂的，还要抓起一捧一捧的沙子往脸上扬，仿佛把一辈子的沙子都吃了。拍完这个戏，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总装备部的科技人员太不容易了，太了不起了，都是民族精英，他们付出的和得到的远远成不了正比。所以就又参加了一部反映航天测控人生活的电视剧。戏拍了一半，我病倒了。当时，演员的本能告诉我，戏是不能停的，剧组只好从西安迁到北京，边治疗边拍戏。我以前演了不少好人，治病中也遇到了许许多多的贵人，给了我极大的关爱和帮助。拍完最后一个镜头，全剧组的同志含泪为我鼓掌，我心里高兴极啦，觉得拍完是美的，撒手不管是丑的，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没有因为我的原因，而让大家学习英雄、宣传英雄的愿望和努力半途而废。尊重艺术，珍惜每一次创作是演员的天职。老前辈们曾说过，戏比天大！现在回想起来，丝毫没有“多么了不起”的感觉，只是觉得欣慰，做戏先做人，咱没有只挂在嘴巴上。
坎坷的生活经历让我懂得了珍惜。戏，拍一个少一个，拍一个就要珍惜一个，就要成一个，这是对观众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面对每一个新角色都没有轻车熟路，要做的是将多年的艺术积累加以丰富，拓宽自己的视野，力求通过每部戏的塑造让遗憾尽量少些，也就知足了。
近些年，因为身体的原因，我参与的电视剧偏多。老天爷还是厚爱我的，让我在力所能及的状况下，接到了像《历史的天空》《搭错车》《新上海滩》《高纬度战栗》《美丽人生》《父爱如山》等电视剧，这些作品受到广大观众的肯定和喜爱，收视率挺高，出品方也有好收成，心里美滋滋的，感到很振奋。
2002年接《历史的天空》，我病后刚恢复，两年没演戏，憋得够呛，演主角咱又拿不下来，正好高希希让我演杨司令员。我接本一看，这个人物没什么戏呀，反倒相中了其他两个比较重要的角色，电话打过去，人家说，别的都有人演，就想让你演这个。别看戏份不多，但是整个戏的一个秤砣。我愿意去还有一个原因，组里好多演员都合作过，大家想的就是 在一起整戏。这部戏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之后，剧作者之一的蒋小勤特地从南京打来长途电话，夸我杨司令员的台词改得好，原剧本这个人物有些单薄，现在丰满有光彩。说得我心里暖呼呼的，不是因为大家夸我我高兴，而是让我觉得我又是一个有用的人了，又是一个有戏演的演员了，又可以进剧组，吃盒饭了。
前些天，有个媒体采访我，问我现在的生活是简单了，还是复杂了。我说，生活越来越简单了，演戏是越来越复杂了。拍《美丽人生》，是我和导演郭靖宇、制片人迟传敏继《高纬度战栗》之后的第二次合作。我就是冲着迟传敏的“义”和郭靖宇的“孝”去的，因为在筹备期间，郭导失去了父亲，很是悲痛。所以戏里面充满了对普通老人的思念，对小人物身上的真善美的张扬。这个戏刚开播时，北京电视台负责人给我发了条信息：“李老师，戏的收视率虽然还没到很高，但您的表演简直是太精彩了，期待着我们的合作。”我回道：“一定要为提高收视率而奋斗。”
作为一个演员，在生活中有很多可学习榜样，比如赵树理，人民作家，山药蛋派代表，为创作长期扎根农村，写出了很多深受百姓喜爱的作品，他的敬业精神、做人做事的态度，现在不管是哪行哪业都应该学习的。
这些年拍了一些让我难忘的作品，比如《台湾1895》，这个戏是在“台独”闹得最厉害的时候创作的，当时陈水扁之流让人憋了一肚子气，正好找我演李鸿章，我想，通过影视的形式告诉观众，特别是告诉台湾的青少年，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主题很有意义，这是我们演员的责任，所以我就接了。表演时，我精心塑造这个复杂的人物，因为这个卖国贼不是贴在脑门子上的，是有血有肉的知耻的卖国贼，比那些以卖国为荣的人强得多。
演员其实是挺脆弱的。有时自以为很不错的作品，自己也花了大力气，偏偏播出效果不是很理想，让人感觉难受与困惑。不过，伤感困惑的同时，我更多的是在检讨自己，比如由于我的疏忽大意，在李鸿章后期配音中，竟把“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配成“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两个字的差别，让时空倒转，这个错是天大的，无法弥补的，会让我永远铭记和警醒。同时，让我深深地认识到素养、学识、认真对一个演员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合格”俩字，好说不好做。
在党和人民的培养哺育下，我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今天，演了几个老百姓喜欢的人物，也得到了一些赞誉，其实那是观众把对剧中人的情感寄托在了演员身上。演员跟着沾了光，但决不可忘了自己姓什么？是干什么的？！
有观众问我，你本人和你演过的角色是个怎样的关系？我说，比演的好人要差些，比演的坏人要好些，要好很多。还有人问我，你是个什么样的演员，我回答说，我是一个有追求的演员，我的追求就是向着一个高度努力，借角色传达一种思想，借角色张扬善良，抵制邪恶。所以，演好人会把善良演到极致；演坏人会独辟蹊径，决不概念化。当角色需要我往中间站的时候，我会当仁不让；需要我当配角，我也会心甘情愿当绿叶托红花。角色无大小，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我在电影《山楂树之恋》和《建党伟业》中就是当了片绿叶。
从一点一滴做起，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演员，为繁荣祖国的文艺事业奋进、向上、努力。认认真真演戏，清清白白做人，是我永远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