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蕴与外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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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内蕴与外现是文学创作中两个不可缺少的环节,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道、气、辞对文学创作有深远的影响。道和气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元范畴影响着整个传统文化的发展,是文学创作的两个内在的重要的因素。从“养气”到“知言”是文学创作由内向外的转化。道、气、辞三者的结合体现着内蕴与外现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道、气、辞三者结合才能达到文如其人的效果。
  关键词道和气 养气 知言 文如其人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在文学创作中内蕴与外现是两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内蕴是指文学创作内在的因素,外现是指文学创作由内而外的表现。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道、气是创作中的两个内在的重要因素,气和辞是文学创作中由内向外的转化。因此道、气、辞三者的结合体现了文学创作中内蕴与外现两个不可缺少的关键环节。
  1 道和气是文学创作的两个内在的重要因素
  道与气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元范畴影响着整个传统文化的发展,其对文学创作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文心雕龙·原道》中刘勰认为文学原于道。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解释说“案彦和之意,以为文章本由自然,故篇中数言自然,一则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也就是说“人文”本于自然,人们从自然界的美中受到启发,有了感受或产生了感情,这样才转化为文章。
  道和气均为万物之源。作为孕育万物的元气,对文学创作也有影响。钟嵘的《诗品序》论述了诗歌创作过程中写作动机的激发,有赖于客观事物的感召“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这里所谓“气”,亦即“元气”。 意思是说,气候使景物发生变化,景物又感动着人,所以被激发的感情,便表现在舞蹈和歌吟之中。于是“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气是万物之源,且有阴阳之分,生命个体也禀受阴阳二气,从而形成先天的个性、气质上的差别。正如王充《率性》中所言“人之善恶,共一元气,气有多少,故性有贤愚。”因此元气论是文学创作主体个性气质形成的根源所在。综上,道和气两个元范畴对文学创作影响深远。
  道作为儒家之道以及由其体现出的气即人格力量对文学创作也有一定的影响。先秦时期的孟子在《孟子·公孙丑上》中提出了“养气”说,“‘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之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是与“道”相结合的,缺乏道,则气馁。孟子在这里强调为人要有正义感和道德感,一个人具备了内在的道德修养才能达到至大至刚的效果。因此气是一种道德力量的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创作者首先应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以正人品,端正了人品,具有了内在的气质,作品自然就具有了自己的文品。
  通过外在的学、习,可以达到养气的效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刘勰提出了外在因素的学、习对气的培养的重要性。他在《文心雕龙·体性》中谈到:“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性情所烁,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诡,文苑波诡者矣。”行仁义之事也是养气的重要途径,唐代的古文论家韩愈在《答李诩书》明确指出:“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经过“道”的修养后创作主体便会得到内在的精神和人格力量,从而形成了创作的气质和个性。由此古人强调作文应先做人,人品决定文品。学、习和行善能提高创作主体的自身修养,外境的阅历,也可培养创作个性。见多而识广,可以扩大创作者的视野,开阔创作者的胸襟。自然的景色可以陶冶人的情操,社会的阅历可以充实自身的学识。在广泛的实践中能辨别是非、区分善恶,自然就具有了内在的气质力量。宋人苏辙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奇气”就是司马迁创作的独到之处。
  总之,道和气是文学创作中两个内在的重要因素,也是文学创作中必备的创作素质。有道才能有人品,有气才能有创作的风格即文品。因此,创作者先天的因素固不可少,但后天所养,即自觉追求和努力培养自己的文学创作素质也至关重要。
  2 从“养气”到“知言”是文学创作由内向外的转化
  道和气是文学创作中两个内在的重要因素,从“养气”到“知言也是不可缺少的环节。《孟子·公孙丑上》云:“‘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又云“‘……何为知言?’曰:‘诡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在孟子看来,人的精神气概与其语言格调密切相关,从一个人的言语中便可洞察出他的精神实质。同样,读者对文章的阅读便可了解作者的个性、气质。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并且曹丕认为创作个性是先天的禀赋,这种本质的内在的东西是不可以传授的,即“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认为先天的才气和后天的学习对作品的风格都有一定的影响。他们都强调内在的气对作品风格的影响,那么创作中在占有了气的情况下,要表现出创作风格那必然要借助于辞,如果说气是创作风格得以展现的内部条件的话,那么辞则是创作风格得以外现的条件。因此气向辞的转化是由内而外的倾泻的过程,是成就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环节。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篇有生动的描述:“缀虑成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其为文用,譬征鸟之使翼也。”气对作品的作用就像鸟的翅膀。鸟儿有了翅膀才有飞翔的可能。言辞只有在气的作用下,才能体现出其文采。可见,气是辞的统帅。韩愈在《答李翊书》中也有精辟的论述“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也。”韩愈把气与言的关系比作水与浮物的关系,更加明确的指明了“气”是根本的东西,气是驾驭言的。达到气盛,语言的运用才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辞必须有气的统帅,文章才能有壮势之美。明代文论家许学夷在《诗源辨体》中更明确的把气与辞理解为诗的本与末,他认为体气为本,字句末为。这样气与辞二者的关系更加明朗了。字句为末,并不是说字句不重要,只是字句受气的统帅而已,应该本末兼备。气固然重要,字句是气的外在形式的表现,字句运用得当才能从字里行间体会出所蕴含的气的存在。明代文论家谢臻《四溟诗话》中有,“徐伯传问诗法于康对山,曰:‘熟读太白长篇,则胸次含宏,神思超越,下笔殊有气也。’”李太白的诗句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读者从中可看出作者的政治态度,个性气质。
  在文学创作中,气统帅着辞,而气和辞两者都是至关重要的。从“养气”到“知言”是文学创作中由内而外的转化。创作者要将这两者相互结合,在创作时由内而外言为心声的这一环节才能够把握好,展现读者面前的文本才能与作者创作目的相吻合。
  3 文如其人:道、气、辞三者密不可分
  上面已经论述了道与气,气与辞和文学创作的关系。道、气、辞体现在文学创作中,三者是相互关联的,气是道和辞的桥梁,而道与气又属于创作内在的必备的两个因素,而气与辞为由内而外的表现,三者的统一就会达到里表一致。唐代古文论家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中说:“故文本于道,失道则博之以气,气不足则饰致以辞,盖道能兼气,气能兼辞,辞不当则文斯败矣。”他将道、气、辞三者结合起来,道是文之本,气能补道、辞能补气,故而道能兼气,气能兼辞,三者环环相扣,内外兼修,才能做到文如其人。就文品而言,做人、正人品是十分重要的,正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把立德、立功、立言,作为人生之三不朽。这三者是中国古人实现人生目标的不可或缺的三部分,是人的生命价值得以体现的价值取向和准则。将“立德”奉为太上,足见德对人的重要性。早在先秦时期,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里的“文质论”虽然属于道德伦理的范畴,但君子的“文质彬彬”与文学的“文质彬彬”有相同之处。君子不仅要有内在的美,也应有外在的美,而内在的美是通过君子的人格力量将其外化的。文学也是这样的,文学不仅要求讲究内容,也要讲究形式,内容是通过形式表现出来的,内容包含创作主体的道和气两个方面,而形式则是言辞的运用和组织。在“文质彬彬”的基础上,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也论述了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情”即“质”,“采”即“文”分别指内容和形式而言。情采结合,文质相符,文学创作才能有血有肉。
  就创作主体而言,进行文学创作就是“言志”或“缘情”。《毛诗大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陆机《文赋》曰:“诗缘情而绮靡”,作者能够将自己的“志”或“情”表现在文本中,从而能令创作者自身满意,那么创作便取得了一半的成功。就读者而言,读者能够通过文本揣摩出作者的创作意图,并能观其文,明气志或观其文如见其人,也就是读者能探索到作者的内心,也是人生的一大乐趣。作者与读者的这种默契配合便是伯牙子期之知音效果。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曰:“所以读君诗,亦知君为人。”可见道、气、辞三者达到统一,文学创作也就达到了文如其人的效果。
  总之,道能兼气,气能兼辞,道通过气而表现于辞,而从言辞中又能洞察出内在的道和气的本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道、气、辞体现着文学创作中的内蕴与外现,对文学的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创作主体注重道的修养则会提高自身的素质,注重先天禀赋的气和后天培养的气,能让创作者形成自己独立的创作风格,注重辞又能使作者的“志”或“情”得以展现。因此,在创作中把握好这三方面的关系创作出的作品才能让读者身临其境,并引起读者的共鸣,达到“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之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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