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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眼的一小时
3年前春夏之交的某日，一个17岁的农民工在东莞打工时，中暑身亡。这个叫做陈果的少年于抢救后第四十九小时去世，他的家人险些得不到企业的工伤赔偿。因为按照现行《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按照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也就是说你在工作期间突发疾病，在被送诊48小时之内，如果你没有死去，抱歉，你的死亡极有可能不被视为工伤。民间的说法就是你“白”死了，你的家属得不到相应的工伤赔偿。
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工伤赔偿包括以下三个部分：（1）丧葬补助金： 6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2） 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20 倍。（3） 供养亲属抚恤金： 依据其最高标准，为死亡职工生前工资。（4） 抢救产生相关的医疗费用。按照我国 2015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31195 元，如果被认定为工伤，那么仅仅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就将达到623900元。
其实，在陈果死亡的前一年，51岁的建筑工人尹广安，在工作期间因脑溢血送医院，6个小时后，他被宣布脑死亡，但劳务公司要求医院维持其生命超过48小时，48小时之后，责任被甩给了职工家庭。
对于尹广安“非工伤”的判定，同样是依据48小时的标准，至于脑溢血是否与他的工作存在相关性，是否为长期工作导致，或者是在其工作之前便有相关病史，这些统统没有被考虑在内。法律写得很明确：只有48小时内死亡，才能被认定为工伤。
一年后再看，陈果一家遭遇的是同样的法律困境，那超出法律规定的1小时，格外刺眼。有人发问，难道比48小时多1分钟也难以被判定为工伤吗？
生与死的抉择
在随后的几年里亦有类似的案例见于媒体之上。
2013年，安徽人龚廷开和妻子在深圳市“赛格日立旧工业区改造项目”A座9层砌砖时，突发脑溢血，入院两小时后，被医生宣布脑死亡，并于8天后去世。龚廷开的儿子不想为获得高额赔偿而轻易放弃父亲生命，在明知超过48小时便不能视为工伤的情况下，坚持不拔父亲的呼吸机，最后只得到了企业所谓8万元的“人道主义”赔偿。如果被认定为工伤，其赔偿金将比之多40余万。这一事件被南方某媒体报道后，曾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
龚廷开工伤事件后一年，他的故事快要被人忘记的时候，同样的悲剧发生在北京阜外医院麻醉科医师昌克勤身上。昌克勤于2014年12月2日去世，那时距离他晕倒在手术室已经一个月零8天。显然，根据48小时的判定标准，他的家属也无法获得相应的工伤赔偿。这一事件在当时的医务工作者圈子和全社会被热烈地讨论。现在打开网易新闻关于此事的专题，评论里依然有最新留言。
早前有一条“工作饭局喝酒当场喝死可当烈士”的评论备受追捧。这种戏谑的支持，反映了许多人对“48小时规定”的基本态度：不合理，一刀切。可立法者当初真的是“一拍脑袋”就制定了这么一条法律吗？
在48小时这个看似不合理的规定之前，我国法律中，判断工伤的前提条件为是否由于工作紧张引发的，以其发病是否处于工作时间和是否在工作场所为标准，对死亡时间并没有限制。这极易造成与工作无关的疾病闯入工伤范畴。
法律工作者蒋桥生就曾发文表示，“48小时这个规定避免了将所有突发疾病无限制地纳入到工伤范围，也考虑了证明突发疾病与工作相关性的困难，不要求是由于工作紧张突发疾病，只要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即可，这样更容易操作。”
法律学者及律师对这一问题的规范性解答，与媒体的报道之间，形成了一种隐性冲突。当人们带着常识观念进入问题核心的时候，问题容易从一个专业的讨论变成道德的谩骂和舆论的指责。虽然问题的关注正是由这种指责而来。
即使那些从法律制定本意上解释这一条文的法律工作者也都承认，“48小时”确有不合理之处。它良好的初衷并不能为其实施和操作中的矛盾辩解。因为它不仅引发了“死的慢不算工伤”的质疑，也引起了“家属拼命埋活人，单位使劲救死人”的奇特现象。
冲突中最激烈的莫过于伦理和法律之间的难题。龚廷开之所以没被拔掉呼吸机，很大程度上是他的儿子害怕背负“不孝”的名声，并对父亲存活抱有一丝微茫的期望。他显然知道，超过48小时的坚持可能毫无意义，还会损失几十万的赔偿，但他仍旧坚持了自己的决定。结果的不尽如人意，有人说“不人道”，却符合法律。
也许会有人不得已选择“48小时之内”结束亲人生命，这种“残忍”源自生活的无奈，他们往往是这个社会的底层弱者。对于逝者的“愧疚”可能伴随他们的余生，并给社会埋下了小小的裂痕。
道阻且長
上世纪40年代起，美国几乎所有的州都制定了《工伤赔偿法》。美国人对工伤有着严格的定义：即在工作过程中发生的伤害或由于工作原因所导致的伤害。它倾向于将“工作过程”作为判断能否被视为工伤的主要标准，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这两个严格标准也被适当宽松理解，甚至不是必要条件。
与我们隔海相望的日本，在工伤认定中，对因工作原因长期疲劳和紧张而引发疾病，设定了具体的考察指标，如：劳动者在死前最后6个月内，每月加班是否超过60小时，以这些来判断死亡是否属于过劳死；还把工作时间的连续长度、出差的频率、办公场所的环境状况作为过劳死认定的考察指标。
在我们看来，这些标准有着难以认定的风险，这当然不是为现有制度开脱，而是说这不是一个法律条文所能解决的问题。在中国，无偿加班的现象非常普遍，当职工猝死或者突然事件后，家属如何证明职工加班时限超过了60个小时？如果连最基本的权益都无法保证，建立在这些基本权益之上，对于生命权的保障恐怕更难实现。
法律终会得到修改，可社会的进步却不能仅仅依靠舆论对体制的倒逼。况且很多时候，我们的舆论常常流于“过眼云烟”的热闹。
陈果一家是幸运的，因为东莞市社会保障局最终将其认定为工伤，但不是每个人都像他那么幸运。
麻醉师昌克勤的事情已经过去近两年了，曾经的舆论熙熙攘攘。两年后的今天，48小时的判定标准依然存在，却是被遗忘的存在。也许我们这个社会只有在下一个悲剧到来的时候，媒体才会重新将话筒放在那些微弱声音之上，也许只有再次经历伦理和法律冲突的讨论，才会让人记起我们还有这个48小时的规定呢。
3年前春夏之交的某日，一个17岁的农民工在东莞打工时，中暑身亡。这个叫做陈果的少年于抢救后第四十九小时去世，他的家人险些得不到企业的工伤赔偿。因为按照现行《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按照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也就是说你在工作期间突发疾病，在被送诊48小时之内，如果你没有死去，抱歉，你的死亡极有可能不被视为工伤。民间的说法就是你“白”死了，你的家属得不到相应的工伤赔偿。
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工伤赔偿包括以下三个部分：（1）丧葬补助金： 6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2） 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20 倍。（3） 供养亲属抚恤金： 依据其最高标准，为死亡职工生前工资。（4） 抢救产生相关的医疗费用。按照我国 2015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31195 元，如果被认定为工伤，那么仅仅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就将达到623900元。
其实，在陈果死亡的前一年，51岁的建筑工人尹广安，在工作期间因脑溢血送医院，6个小时后，他被宣布脑死亡，但劳务公司要求医院维持其生命超过48小时，48小时之后，责任被甩给了职工家庭。
对于尹广安“非工伤”的判定，同样是依据48小时的标准，至于脑溢血是否与他的工作存在相关性，是否为长期工作导致，或者是在其工作之前便有相关病史，这些统统没有被考虑在内。法律写得很明确：只有48小时内死亡，才能被认定为工伤。
一年后再看，陈果一家遭遇的是同样的法律困境，那超出法律规定的1小时，格外刺眼。有人发问，难道比48小时多1分钟也难以被判定为工伤吗？
生与死的抉择
在随后的几年里亦有类似的案例见于媒体之上。
2013年，安徽人龚廷开和妻子在深圳市“赛格日立旧工业区改造项目”A座9层砌砖时，突发脑溢血，入院两小时后，被医生宣布脑死亡，并于8天后去世。龚廷开的儿子不想为获得高额赔偿而轻易放弃父亲生命，在明知超过48小时便不能视为工伤的情况下，坚持不拔父亲的呼吸机，最后只得到了企业所谓8万元的“人道主义”赔偿。如果被认定为工伤，其赔偿金将比之多40余万。这一事件被南方某媒体报道后，曾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
龚廷开工伤事件后一年，他的故事快要被人忘记的时候，同样的悲剧发生在北京阜外医院麻醉科医师昌克勤身上。昌克勤于2014年12月2日去世，那时距离他晕倒在手术室已经一个月零8天。显然，根据48小时的判定标准，他的家属也无法获得相应的工伤赔偿。这一事件在当时的医务工作者圈子和全社会被热烈地讨论。现在打开网易新闻关于此事的专题，评论里依然有最新留言。
早前有一条“工作饭局喝酒当场喝死可当烈士”的评论备受追捧。这种戏谑的支持，反映了许多人对“48小时规定”的基本态度：不合理，一刀切。可立法者当初真的是“一拍脑袋”就制定了这么一条法律吗？
在48小时这个看似不合理的规定之前，我国法律中，判断工伤的前提条件为是否由于工作紧张引发的，以其发病是否处于工作时间和是否在工作场所为标准，对死亡时间并没有限制。这极易造成与工作无关的疾病闯入工伤范畴。
法律工作者蒋桥生就曾发文表示，“48小时这个规定避免了将所有突发疾病无限制地纳入到工伤范围，也考虑了证明突发疾病与工作相关性的困难，不要求是由于工作紧张突发疾病，只要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即可，这样更容易操作。”
法律学者及律师对这一问题的规范性解答，与媒体的报道之间，形成了一种隐性冲突。当人们带着常识观念进入问题核心的时候，问题容易从一个专业的讨论变成道德的谩骂和舆论的指责。虽然问题的关注正是由这种指责而来。
即使那些从法律制定本意上解释这一条文的法律工作者也都承认，“48小时”确有不合理之处。它良好的初衷并不能为其实施和操作中的矛盾辩解。因为它不仅引发了“死的慢不算工伤”的质疑，也引起了“家属拼命埋活人，单位使劲救死人”的奇特现象。
冲突中最激烈的莫过于伦理和法律之间的难题。龚廷开之所以没被拔掉呼吸机，很大程度上是他的儿子害怕背负“不孝”的名声，并对父亲存活抱有一丝微茫的期望。他显然知道，超过48小时的坚持可能毫无意义，还会损失几十万的赔偿，但他仍旧坚持了自己的决定。结果的不尽如人意，有人说“不人道”，却符合法律。
也许会有人不得已选择“48小时之内”结束亲人生命，这种“残忍”源自生活的无奈，他们往往是这个社会的底层弱者。对于逝者的“愧疚”可能伴随他们的余生，并给社会埋下了小小的裂痕。
道阻且長
上世纪40年代起，美国几乎所有的州都制定了《工伤赔偿法》。美国人对工伤有着严格的定义：即在工作过程中发生的伤害或由于工作原因所导致的伤害。它倾向于将“工作过程”作为判断能否被视为工伤的主要标准，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这两个严格标准也被适当宽松理解，甚至不是必要条件。
与我们隔海相望的日本，在工伤认定中，对因工作原因长期疲劳和紧张而引发疾病，设定了具体的考察指标，如：劳动者在死前最后6个月内，每月加班是否超过60小时，以这些来判断死亡是否属于过劳死；还把工作时间的连续长度、出差的频率、办公场所的环境状况作为过劳死认定的考察指标。
在我们看来，这些标准有着难以认定的风险，这当然不是为现有制度开脱，而是说这不是一个法律条文所能解决的问题。在中国，无偿加班的现象非常普遍，当职工猝死或者突然事件后，家属如何证明职工加班时限超过了60个小时？如果连最基本的权益都无法保证，建立在这些基本权益之上，对于生命权的保障恐怕更难实现。
法律终会得到修改，可社会的进步却不能仅仅依靠舆论对体制的倒逼。况且很多时候，我们的舆论常常流于“过眼云烟”的热闹。
陈果一家是幸运的，因为东莞市社会保障局最终将其认定为工伤，但不是每个人都像他那么幸运。
麻醉师昌克勤的事情已经过去近两年了，曾经的舆论熙熙攘攘。两年后的今天，48小时的判定标准依然存在，却是被遗忘的存在。也许我们这个社会只有在下一个悲剧到来的时候，媒体才会重新将话筒放在那些微弱声音之上，也许只有再次经历伦理和法律冲突的讨论，才会让人记起我们还有这个48小时的规定呢。